不仅通铁路还要扒铁轨，揭秘1944年豫湘桂战役，鲜为人知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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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3日，也就是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四天，日本统帅部颁发了大陆指第575号文件，说明未来在中国作战的指导原则。该份文件承认，由于战局僵持，中国派遣军内部普遍存在士气低落现象。因而它指示，避免策划任何针对重庆政府的大规模攻势作战，强调今后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巩固华北占领区，包括提升治安强化运动，恢复经济和争取占领区民众的支持。

日本这一决策非常符合当时世界局势。太平洋开战初，日本在远东地区集中全力向英国、美国和荷兰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日本战略指导者决定利用中国华北地区各地方实力派与外交管道，一方面寻求能够诱使重庆政府接受的和平条件，另一方面创造有利军事态势，迫使重庆政府主动乞和。

1942年，日本对华新战略被纳入两项战役计划，分别代号为“51号”和“5号”作战计划。日本统帅部认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力昭显之时，假如能在中国赢得几场重要胜利，彻底摧毁国军斗志，那么就能够迫使重庆政府更积极地回应日本的和平条件。对日本统帅部而言，如果可以在中国终结战斗，就可以让日军得以另辟新的交通线，经由印度直达印度洋，与德、意两国会师，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情势，加速轴心国胜利。

1942年6月的“51号作战”计划的起草，是日方将其新战略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尝试。该计划设想运用中国派遣军的主力部队由西安方面进攻，辅佐以一部兵力由武汉方面助攻，合力进犯四川。日方预计动用16个师团兵力，力求在5个月内完成任务，主要目的是歼灭重庆政府的中央军。

不过，该作战计划遭遇了诸多困难，一直停留在纸上作业阶段。同年8月底，日本统帅部又开始考虑一个替代方案，称之为“5号作战”计划。这个新计划预想派遣军彻底绕开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而是由湖北、河南和山西方面直接西进，发动对重庆攻击。然而，太平洋战争的不利形势迫使日军从中国战场调离了部分空中和地面部队，因此耽误了5号作战计划的实施。直到1942年底，这一预想的作战行动都未能实现。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退居守势，他们在开战初期的乐观情绪也逐渐消失。1942年6月初，美国海军舰队在中途岛战役中重创日本海军，标志着美国海军力量已经从初期的困顿中走出，恢复其原有实力。在随后两次所罗门海战（1942年10月和11月）与南太平洋海战（1943年3月）中，日本海军再次受到严重打击。

与此同时，美国陆军已经开始准备实施跳岛战略。1943年6月，麦克亚瑟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并指挥盟军在所罗门群岛的新乔治亚岛成功登陆。至当年12月，美军已推进至马绍尔群岛与新不列颠岛。

从这个简略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美军是从1942年夏季开始由守转攻，而日本海军显然无力阻挡美军锐利攻势。太平洋战争伊始，日军后勤就高度依赖它本土和菲律宾之间的海上运输线，一方面把战略物资运回日本，一方面把武器装备分配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泰国和法属印支等地的中转站支持海外日军。

只要日军能够把美国海军势力摒阻于中部太平洋地区之外，它就能够继续享受其海外攻略的成果，无需寻求新补给线。但是1942-1943年间，随着日军越来越难以招架美国海军猛攻，情况开始恶化。

依照日本原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预测，在战争最初2年中，它可能被盟军击伤击沉的船舶大约可以控制在180万吨之内。然而事实上，开战21个月内，船舶损耗已经达到380万吨，超过预想两倍以上。其中由盟军飞机袭击造成的损失仅占总损失的24%，而高达55%的船舶损失是被盟军潜艇袭击的。

因此，尽管1943年开春以来，盟军驻华空军加紧了对日本本土空袭，并且给在华作战的日军造成了相当程度困扰，但与盟军的海军攻击相比，空袭对日本运输补给造成的威胁并不严重。数以百万吨船舶的损失，迫使日本政府决定强征民间船只用于军事运输，但是仍然不能解脱困境。同盟国海军越是向西太平洋挺进，日本运输补给的损失便会越为惨重。

回顾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的运输能力约为550万吨。尽管日本造船工业极力建造新船只，但到1943年底它的运输能力仍然降至珍珠港事变前的77%。仅仅是1943年一年之内便减少了16%，而且前途只会更趋黯淡。这些损失不仅能够削弱日本维持它在东南亚据点的能力，而且可能动摇整个日本民族的根本，使它难以长期坚持作战。因为日本依赖海上运输线，不仅是为向驻扎海外的部队提供补给，也是为了攫取东南亚丰富的战略资源去支援整个日本的战争能力。

石油补给对日本来说尤其重要，石油资源在引导日本与美国开战中曾经占据过绝对重要地位。1941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曾估计东南亚的石油输出会稳步增长，到1944年将满足战争需求的84%。但是开战之后，大量油船被击毁，使得石油补给困难日显。1943年，日本不得不使用多达76万公升的“人造石油”来弥补天然石油短缺。但到1944年2月，被摧毁的油船总吨数已达111000吨。燃料短缺必然影响到诸如钢铁、飞机、炮弹、舰船、商船和汽车等重要军需品的生产。这些军需品的产量从1944年年中开始急剧下滑。当太平洋战争进入第3年时，日本战略指导者面临巨大压力，急需开辟新的海上补给线。

日本方面并不是没有预见到盟军进展的速度和随之而来的补给困难。早在1942年12月，大本营作战课就已经开始着手起草一份长期作战计划，开始考虑构建大陆走廊去补给东南亚的占领军。随着日本海军在太平洋的颓势日益显著，海上交通线也日益岌岌可危。最终，1943年11月22日，日军作战课不得不起草了一份正式计划，旨在打通中国大陆南北，把中国与印支用铁路连接起来，以抵消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获得的优势。

3天后（1943年11月25日），美空军轰炸机从江西遂川基地出发，首次轰炸台湾新竹机场，日本政府大为震惊，也迫使它必须想办法对付大陆的空军基地。

在参谋总长杉山元敦促下，“大陆作战”计划很快成形。该计划设想占领平汉铁路与粤汉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并进攻广西和贵州，使用柳州和独山间的黔桂铁路拆下来的铁轨，去铺设从柳州至中越边境谅山的铁路。

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则日本估计可以获取中国内地省份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铁路器材。如果再投入约200辆火车头和2500节货车车厢，就可以保证从北平到河内之间3000公里铁路的通畅运行。

最后，日军还设想在打通大陆运输线的同时，集中力度彻底消灭重庆政府的中央军主力部队，摧毁衡阳、柳州和桂林的空军基地。日军战略制定者坚信，这一作战计划如能成功执行，则日本不但能保有中国大陆的60万派遣军和在东南亚的50万南方军，而且还能吸引美军支援中国而减轻它对南洋日军的压力，达到和美国长期作战效果。

上述战略考量反映出1942年底、1943年初日本在逆境中应战方针的转变。1942年9月，日本不再指望无条件的胜利，转而强调 “确立不败态势”。1943年，大本营不得不接受残酷现实，即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无法扭转日本海军在西南太平洋的劣势。因此，他们开始考虑在何处迎击英美的反攻。

1943年9月25日，日本政府最终确定了“绝对国防圈”。该地域圈北起千岛列岛，南至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诸岛和加罗林群岛，西至西部新几内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马来半岛，北至泰国、缅甸、印支、中国与日本本土。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日本能接受的它在亚洲的最小势力范围。

确立“绝对国防圈”的目的是保护“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资源地域，确保本土与国防圈内各地区之间陆海空运输的通畅，争取在和同盟国战斗中拥有内线作战和资源支援的优势。如果单纯从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的作战命令的表面文字来看，不难让人把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解释为只是摧毁重庆政府的空军基地而已。

但是在一份作战命令中，上级参谋单位很少需要向下属作战单位详尽地阐述该项作战完整的战略背景和目的。它只需要说明下一步军事目标即可。但是必须把作战行动放到更广阔和特定的背景下予以考察，才能充分了解该次作战的宏观用意。

即便是在日美两国开战之初，日本政府也不曾幻想靠一己之力去击败美国。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因为它推测偷袭的破坏程度将使美国海军在几年之内难以恢复，无法反击。而日本则可以在这争取到手的数年空档时间内，在东南亚占领区站稳脚步，甚至与德意两国军队在中东地带建立直接联系，扭转世界大势。日本的失着，是美国海军复苏速度之快大出意表，到1942年底，日本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因为它修复创伤的能力显然无法弥补战争损失，而美国却似乎拥有无尽资源，不但能补足损失还能增强战斗力。

到了1942年下半年，日军显然已经无法阻挡美军向日本本土海域进犯的步伐。在日方看来，只要美国战略决策者仍决意进攻日本本土，威胁其国防生命线，则日本就必须建立起大陆走廊。因此，即便是重庆陆军当时并不对在华日军构成任何威胁，也不能让日本改变心意。更何况，美国驻华空军也的确越来越频繁地袭击日本的战略要地和破坏日本海军近海补给线，这就更坚定了日本尽快实施打通大陆作战计划的决心。

1943年12月，日本大本营将这次即将发动的作战称为“一号作战”，并命令中国派遣军做好准备。一号作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连接黄河北岸日本占领区至河南信阳一带，打通平汉线；第二阶段是占领湖南岳阳至越南谅山一带地域。

尽管日军在1944年面临多重困难，它仍旧调集了50万士兵（约20个师团），10万匹马，15000辆汽车，和1500门火炮。成为日本陆军史上投入最大规模的战争。1944年4月18日，日军14万兵力在豫中地区渡过黄河，打响了第一阶段的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方面的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了解。

第一是战前的无知，第二是战争初期的误判，第三是战争实际过程中的无能。

首先是在战役前，中国政府完全缺乏警惕。根据看到的中方资料，无论是高层领袖们的日记和来往公文，或是军事情报单位的报告，都一致显示他们对于日本军方紧锣密鼓地筹备了超大型攻击计划毫无警觉。在此时期重庆政府固然收到大量来自华北的情报，但是多属零碎，没有被绘帜成为一个洞观大局的图像。

比如说，中方情报在1944年3月份已经显示，日军增加驻汉口飞机超过200架；增兵湖北西部；同时在修复平汉铁路黄河大桥使之可以通车。这些迹象让中方感觉日军或许有所企图，但是对于传闻日本要打通平汉铁路之说，则军令部长徐永昌完全不予置信，认为不过是眩惑的宣传伎俩而已。

当然蒋介石本人的态度最值得注意。他在3月5日看到军事汇报，首次得知日军在急修黄河大桥，他立即的反应是“打通平汉路之计益显矣”。但是他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因为他认为大桥至少需要到5月下旬才能修复，而届时美国空军当可加以破坏。

换言之，以事后诸葛亮观之，重庆政府当时即便有正确情报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误认为国军可以从容应付。而蒋介石需要等到5月底才从军事情报得知，原来日军从3月初就陆续从东北运送了45-50万士兵进入华北准备攻势。

1944年3月下旬，重庆政府陆续收到各方面谍报和战区报告，显示日军在华北各地活动频繁，似乎将要发动大型战役。这些突然增加的情报包括日军调动铁路车皮、军队集中、粮秣囤积、军官行踪等等，都显示将有大动作。

但是仍然没有推测日军的真正意图为何。到了4月初，重庆政府接到的军情报告，逐渐让领袖们开始猜测日军可能先打通大东亚铁路线。但是徐永昌仍然认为日军可能希望在与英美两国决战之前先打通粤汉铁路线，集中火力打击中国的生力军（野战部队，中央军）防止后者反攻，准备将来在中南半岛撤军时可以经过广西而后北运，也可能借占据粤汉线去隔绝此线以东的国军飞机场，便于打击西南的飞机场。

虽然他也考虑到日本可能想打通平汉铁路线，但是不认为它是首要目标。这个推测表示战役的开端更可能是华南地区，而不是华北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前线中方最高战地指挥官也缺乏警觉。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报告日军在3月间大幅调动，似乎有大动作，但是并没有确切判断攻击目标。即便是在4月上中旬，军令部继续收到各方谍报，日军大量集中和移动，火车运兵，后勤繁忙，日军似将有大动作。

但是重庆政府对于日军真正意图仍搞不清楚。

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个人健康又产生严重危机。他由于过去长期操劳过度，对延绵不断的小病小痛又勉强硬撑不予治疗，终于使他在3月底开始重伤风咳嗽，严重到被迫停止正常活动必须在家中静养，“病体沉滞”、“四肢无力”、“心神消沉”，无法处理公事，一直拖到4月底才见好转。这场漫长而严重的疾病必然影响到重庆军事机构的应变能力。因为蒋介石历来密切关注和指导中国的战事，一旦他卧病在床，重庆政府就群龙无首。也可能因此而使军令部和徐永昌的判断扮演了主导角色。

1944年4月17日谜底终于揭晓，第一战区向中央报告，敌军在中牟渡河开始攻击。换言之，中国军事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成为一大败笔，导致最高指挥部丧失了宝贵时间去做出相应措施。但是在华北实际战斗已经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方最高当局的持续误判，则尤为不幸。

比如说，战斗已经持续十多天，而军令部长徐永昌依然无法看清楚状况，以致他在四月底还写道，“敌传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殊无理由。余以为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或抢麦，亦可能为掩护换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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