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回忆（17）：安亭乡民传言我替大汉奸看病，竟要掘我家祖坟

乡人误会 要掘祖坟

汪伪组织最初成立时，南京有一个中医公会的首长郭受天，到上海来和我们会面，上海中医界设席宴请他。他说："民国十八年（1929年），汪精卫、褚民谊借着国民政府的力量，召开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决废止中医，后来大家一致反对，汪褚二人的建议都被推翻。现在汪精卫当了伪府主席，会不会再提出这个政策？"当时上海一般医生大家在租界上行医，认为汪精卫是不会重行提出此议的，况且华北政府表面上算是属于南京政府，实际上一件事都不睬他，汪的实际势力，只不过沿京沪、沪杭两条铁路，江苏只占半省，苏北都是游击队，浙江一过严子陵钓鱼台就是三不管地带。毗连着浙江淳安县，就是重庆政府的哨站，所以汪政府空有其架子，他绝不会贸然发出一个毫无效果的法令，取消中医。我们用这话安慰郭受天，郭也认为是对的。

果然，汪的伪府成立多年，对中医问题从未提到过，而且南京传来消息说，陈璧君常常吃中药，又有一阵汪精卫病势严重，由陈璧君做主，延请一个姓陈的中医诊治，居然有相当效果。汪精卫半个月不能入睡，吃麻醉药情况越来越坏，服中药后忽转好，竟能安然入睡。这个消息秘密得很，不知怎的，京沪路一带腾传众口，都说汪精卫请了一个姓陈的中医诊病。

一天，我家在京沪线上安亭乡下祖坟的"坟亲"，突然到家中来，当时我有应酬在外，他有些不信，认为我一定到南京去看病了。直到深夜，我施施然回家，见到了坟亲，他欢喜得很，说："安亭一带乡下人，都说你替汪精卫看病，他们敲锣打鼓地号召几百乡下人，在安亭镇上开会，议决要掘你家的祖坟。当时我就对乡下人说，陈家祖坟已葬了五代，祭田百亩，几十年来不曾叫我们纳一点粮，现在究竟是否陈存仁去看病还有问题，由我亲自到上海问个明白，再行举动不迟。乡下人总算看我老面子，限我在两天之内回去报告，而且还要带些证据回去，否则就要对你不客气了。"我听了坟亲这番话，心想上海没有这个传说，何以安亭镇会有这种谣言，又想到乡下人的感情冲动得很，有时确会不问情由乱来一通的。

我想了好久，就发了一份电报给南京中医公会的郭受天，向他查问谁替汪精卫看病，姓陈的中医叫什么名字。同时我又想到南京名医张简斋已到了重庆，名气比较大些的有陈逊斋，还有一个陈宝华，我也各发一份电报，请他们立刻复电。

到第二天中午，我约同那位坟亲，两人合摄了一张照片，证明我在上海。坟亲在午餐时表示，京沪路一带的乡民，因为清乡委员会以公价收买白米，所以对汪精卫等恨之入骨，既然现在汪病重，应该由他去死，他们得到陈某为汪看病的消息之后，都把积郁在心头的愤恨出在陈某头上，足见当时各地乡人对汪伪政府是恨极了。

中午过后，南京的回电来了，说："替汪精卫看病的是一位粤籍中医陈汉怀。"我当即将这个电报交给坟亲，他拿了电报和照片就搭车回安亭，当夜鸣锣开会，把照片和电报给乡人传观，才将掘坟之议取消了。这一场误会，总算有惊无险。照从前人的观念，祖坟被掘，是不得了的一桩大事，这样一来，也算化险为夷了。

不料五天之后，有一个粤籍人士到我诊所来，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这名片，原来他就是陈汉怀。他说："我现在在南京站不住脚，要到上海来开业，要求你介绍加入公会。"我说："现在敌伪时期，公会已无形停顿，你要开业尽管开好了。"接着他说："上海有一个广肇公所施诊所，想必你一定认识他们的董事，可否为我介绍？"我说："我正忙着看病，最好你六点钟来，我请你吃晚饭。"他说："好，好。"

到了六点钟他果然又来了，我陪他上一家小馆子去小酌。坐定之后，我就说："广肇公所是在闸北日军占领区，施诊所早已停办。"我又点穿他："你曾给汪精卫治病，何以会在南京站不住脚？"

他说："我是广东人，向来为陈璧君诊病，汪精卫虽然病深，初时并没有请我诊病，后来许多人主张要他请中医，经过陈璧君同意，就由我去诊治。我见到汪精卫时，他已经憔悴不堪，瘦得失去往昔那般风采，旧时人称汪为美男子，这时却判若两人。诊脉之后，我说出他的病情是'肝火旺盛，夜不成寐'。汪精卫就说：'对是对的，但是你没有诊到我背部痛、胸口痛、脊骨痛。'我说：'这种痛都是肝气痛，是到处行走的。'旁边就有人问：'什么叫肝气痛？'我说：'中医所谓肝气痛，就是西医所谓神经痛。'问者又问：'这个病是否与以前汪先生体内留着的一颗子弹有关系？'我说：'子弹压住某处神经部位，应该只是局部沿着这条神经线痛成一条线，而不会行走到其他神经的。'汪微微点头，叫我处方，初时服药，稍有功效，并且能入睡。我劝他不能动肝火，汪听了我的话，眼眶中盈盈有泪，大家停着不说话。我看了五六天之后，汪的疼痛仍然未见稍减，只是晚间还能一阵阵地小睡。到了第七天，汪旁边的看护去告诉日本人，说那个汉医用的朱砂很重，红得可怕，担心会有毒性。日本人向专家请示之后，说朱砂虽能起镇静作用，但是如果炼起来会成为水银，这可能有问题。这消息传到我耳中，我深恐汪突然死亡，会惹出一场大祸，所以我对陈璧君说：'诊治以来，未能达到止痛的效果，我认为还要请西医去处理。'陈璧君皱着眉头。当时南京的中医界，对我很是不满，所以我在南京站不住脚，要到上海来就是这个缘故。"

陈汉怀说完这番话，我已略知梗概。我说："日本人对于医生看病，往往扯到政治问题，他们对医生，往往认为是特务，而且他们知道从前华佗为曹操看病的故事，知道华佗因此下狱。所以你为汪诊病，必然凶多吉少，未必能见功，惹出祸来倒有份，我想你还是在上海待一个时期，看看情形再作打算。"小宴之后，我们握手而别。

后来，有许多关于汪病重的传言。汪精卫天天恼怒，又哭又笑，痛起来更令他一点也抵受不住，任何止痛的西药，只有短暂的功效。日本也来了许多专家，后来秘密地把汪载往日本，在名古屋一座医院里，有好多位名医为他治疗，结果还是死在日本。初时秘不发表，后来由日本人把政治方面安排好，才发表汪去世的消息。

不过，日本人最初以为汪精卫一到南京，会有国民党军队十多个师倒过去，可以对重庆政府产生拆台的作用。但是汪登台之后，并没有动摇中国人的抗战精神，所以日本人对汪甚为失望，等到他临死的时候，只剩一点点政治上的残余价值，所以面子上倒做得似模似样，实际上对汪已看成可有可无。（日本政坛名人重光葵写过一部大东亚战争回忆录，厚厚的一本有数十万言，其中提到汪精卫的部分只有两页，足见他们认为汪的投降对战事不发生什么作用。)

又有人说，汪精卫从昆明逃到河内，的确想避到法国，认为中国战胜日本是绝无可能，将来一败涂地是必然的。他很想在战败之后回来收拾残局，但是陈璧君不赞成，早已在香港和上海安排了几个人，所以借着曾仲鸣被击毙，决心落水做汉奸。汪精卫精神很不正常，刚一清醒，受到陈璧君的压力，就会把自己原来的想法全部推翻，这是他极度神经衰弱之故。后来在河内，甚至有再次被刺的可能，因此他把心一横，不顾一切，转变了他的意念。再碰到日本特务劝他坐船到上海，他便无可无不可地搭上了那艘日本船，于是就改变了汪一生的历史。汪死之后，葬在南京，胜利之后，坟墓被炸毁，连一点骨灰都不留。

军票祸患 甚于洪水

这时上海居民受到的困扰已如上述，四乡的人受到的压迫如何，我们还不甚了了，大家自己顾自己，谁也顾不了别人。我们从前只知道李士群办的"清乡委员会"在四乡变成"清箱运动"，究竟实情如何，因为我们没有身受其害，所以个中情况并不清楚。但是江苏省各县的乡民，到上海总是说汪伪政府的政治腐败。我家在沪杭路安亭，乡间有一个祖坟，葬下了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及同自身一辈已过世的兄弟等，坟地大约一百亩，但是十分之九是祭田。所谓祭田，就是由我们祖先委托当地的农夫代为耕种，一方面可以照料坟墓，一方面把祭田所产的米，一部分运到上海作为合族在清明祭扫之用，一部分用作春秋二祭和耕农的报酬。这些农夫，我们称做坟亲，他们每年到上海来玩一次，由我们请吃饭，请看戏，请坐马车周游全市，春季纯粹是来玩的，秋季则来交租米。但是到了我们的上一代，祭田的米早已不缴了，而春季他们仍然拖儿带女前来，我们总是在泥城桥附近开了旅馆房间，让他们留宿，日间则伴游各地。这件事向来由我嗣父负责，嗣父去世之后，各房推我来负责这件事。但是来的乡下人，姓张姓李我也搅不清，而且每逢秋令，总有几个乡人来说情，说是今年收成不好，无米可缴，但是还免不了招待一番，免得开罪了这班管坟的叔叔伯伯。

抗战一开始，交通受阻，我们族中的人，没有人到安亭去上坟，然而这班坟亲却专做跑单帮生意，不断有人找上门来，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在我诊所中住上一宿。我觉得这件事不胜其烦，于是在抗战第二年秋季，召集各个坟亲一共十四家人，一齐到上海，由我联络了叔叔伯伯，建议将祭田的地契一齐分给坟亲，让他们得到一些意外的财产，而我们可省掉缴税和招待应酬的麻烦，各位叔伯竟然大为赞成。

本来"田"是"富"字之基，也是"累"字之头，我们何必负勒收租米的恶名，况且几年来也不曾收到过什么租米。乡下人都重情感而又厚道，这样分妥了地，我家的祖坟当然家家都会照顾。那年中秋节，十四家坟亲以及他们的后人都赶到上海，连当地的地保也来了。我就将一箱地契拿了出来，一家一户我都分清楚，由我和堂兄弟们签据为凭，保长也收到乡下人许多过户费。同时，我声明以后我再没有闲空来招待他们，请他们勿怪。

这一天，乡下人都高高兴兴，认为是一件大喜事，本来预备再到三和楼去请他们吃一餐，不料正在事情即将结束之时，突然有一个高龄的乡亲向我下跪，说他们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要我帮忙。我急忙说："起来起来，有话好讲。"这时，乡下人每人拿出一个很大的蓝布包，打开来，里面都是"日本军票"。军票的数目我也懒得看，不过容积都有三四尺见方，一包一包堆满了我的客堂。那长者说："我们种出来的米，三分之一归自己所有，三分之二是归清乡委员会米粮统制局所收购，收购的时候不付老法币，不付储备票，完全付日本军票。可是这种军票，名义上是日本军部发行，任何人不能拒绝使用，如果有人敢反抗拒用的话，就有杀头之虞，可是民间对军票总是推三阻四，谁也不肯接受，因此军票大为贬值。米统局仗着日本人的势力，还带着一个日本人押着一车车的军票，挨户收米。所以我们卖出的米，因为军票不通用，等于送给他们。眼见他们按着田亩的数量，把米几十担几百担地拉去，心头好似刀割一样，但是谁都敢怒不敢言。我们一年汗血所得，完全是这些军票，现在带一部分军票来。推想起来，你们陈家一定有办法使用，所以希望你能为我们换一些钱，多少是不论的。"我说："在上海，老法币和储备票到处皆是，但是军票在上海租界中我连见都没有见过，叫我怎能用去？"那位长者听了我的话，泪如雨下，许多乡人都跪下来，硬要我想办法。我的叔伯们见到这种僵局，横劝竖劝，这班乡下人总不肯起身，弄得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的军票一齐包起来，我自掏腰包每户送五元美金。"那时一美金已值到几十万储备票，乡下人也算不出五美金究竟值多少，所以一听见这话，大家都呆了，那位长者就起身作谢，大家也跟着起来，各人将军票包好带回，同到三和楼进餐，皆大欢喜而散。

日本军票，在中国究竟发行了多少，谁也不知道，战后全部成为废纸。我到了香港之后，听说当时香港人个个都用军票，后来香港有过一次索赔运动，无数人拿出几百万上千万军票，准备向日本政府交涉收回，但是这个运动不知道受到了什么阻力，后来就无声无息地消沉下去。

我幸亏住在上海租界，没有受到军票之累，但是在上海租界之外的乡下人，却受到无穷的祸害。这段记载，可以说明日军打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遭殃，而汪伪政府，只是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伪军滋扰 民不聊生

这时，日本大军已开到前方，上海驻军越来越少，汪派的特务组织和"和平救国军"不能到租界区来滋扰，所以民间情形尚称安谧。

一天，汪政府与日军忽然宣布一个新协定，准许有限度的"和平救国军"分驻租界南北各区。初时市民并不觉得怎样，某日与新成区保长一同吃饭，那保长就对我说起这件事。他感到将来必有麻烦，会枝节横生，而且说出就在我诊所斜对面，驻有一个"和平救国军"某旅旅本部。我听了之后，就在当天下午，走过去察看了一下。

我诊所对面的一块地皮很大，一面是马霍路（今黄陂北路），一面是跑马厅路，占地约数十亩。本来当局想在这块地皮上建跑狗场，因为跑马厅反对，一直搁置着，业主只能借给煤炭行作堆栈，建屋只限二层，业主还规定，如果跑狗场计划批准之后，这些租借的人立刻就要迁去。不过在这块地上，有一幢极旧的洋楼，向来我不大注意，那天去察看的时候，发现挂有蓝底白字的和平救国军区部队的招牌，里面还有一根旗杆，居然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旗，可是这时候已没有那条黄色的尾巴。这屋子的门前有"和平军"站岗，他们穿着灰布的棉制服，我心想这种军队，安民不足，日后扰民有余。

察看的次日，保长又到我家来吃午餐，他告诉我两件事。一件是他们一共有四十名士兵，早晨举行升旗礼，吹着军号。哪知道这个区部对面是日本正金银行华人买办周某的住宅，每天周家人都被号角声惊醒，这个买办和日本军方很有交情，便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日军，从此早晨的号角声听不到了。可见得这些"和平军"是绝对怕日军的，又可见得所谓"和平军"竟然敌不过日本人手下的银行买办。

第二件事，是那个旅长传令新成区保长到旅部谈话，要求保长把新成区户口名单抄一份呈上。保长当时就拒绝说："户口名单只有两份，一份存新成区警局，一份存在我办公处，你们军队只管军事，民间的事都由警局管理，所以我们不能抄给你。"当时旅长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大有非听命令不可的神情。保长轻轻地说："你一定要的话，我要通过警局日本籍副局长（当时的警局，都是中国人当虚有其名的正局长，实际权力都在是日本人的副局长手中）。"那个旅长听到要通过日本人，面色当堂为之一变，显然软了下来，而且很客气地送保长出门。

保长说："户口名册决不能让旅部拿去，否则，区中的市民就从此多事了。"

果然，隔了十几天，我收到一个红色的帖子，下面具名是"和平救国军 x 师 x 旅旅长"，还有" xxx 六十大庆，敬备菲酌恭候光临"等字样，这分明是打秋风的帖子。我想送礼也不好，不送礼也不好，正在彷徨，张姓邻居来访问我："刚才有两名和平救国军来敲门，问我家主人姓什么，开门的人说我们姓张，他们就当场拿出一张红帖子，写上"张先生"三个字，扬长而去。"问我如何办。我说："这种礼送了一次之后，以后将如雪片飞来，如何应付得了，只有向保长请示。"

好在保长办公处就在我的对面。保长说："这件事我已知道了，我现在以保长办公处的名义发出通告，对任何军政机关发来的帖子，一概不得私自送礼。"他一面收集了二三百张帖子，送到警局，请示日本副局长，副局长看了之后，当场拿起电话，把那个旅长痛骂了一顿，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过了三个月，一天我正在看病，我的桌子对面坐的是写药方的王姓学生，桌子的两端是两个病人的座位，右边的病家诊了病之后，接着看左边的一个，以免浪费起坐时间。这时突然来了一个病家，穿得破破烂烂，很不像样。他坐定之后，就对我说："你且慢看病，我有事和你商量。"因此，左边的一个女病家，也只好暂时等候。

那个穿破烂衣衫的人，拿出一个青布包来，慢慢地打开来，里面赫然一支"莲蓬头"手枪。我一看这枪，心中一惊，只见左边的女病家已吓晕了，我还竭力镇静，语气平和地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现在穷得很，实在无以为生，想把这支枪卖给你，随便你给我多少钱。"我心想这分明是来敲竹杠，幸亏我座位后面挂着嗣父的照片，我这时只能扯谎，指着那张照片说："我只是代诊的学生，这张照片才是真的陈医生，所以我不能做主。"那人听见我这句话，觉得事不凑巧，乖乖地把枪包好，连说了两声"对不起"，拿了就走。

这时，我的学生已目瞪口呆，惊惶得不知所措，见我很轻松地把这人送走，那位女病家才安定下来。我说，所谓通权达变，这时候是不得不扯一次谎了。

又过了十几天，那位姓王的学生来告诉我说："那天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就是对面'和平救国军'中的人，今天正在门前站岗，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说："算了，算了，事已过去，千万不能再去惹祸上身。"

我写这段文字，就是说明沦陷区中的乡民和市民过的生活便是如此。

伪造鸦片 害人害己

以前我讲过盛幼盦主持宏济善堂，包销沦陷区鸦片烟，历有年所。后来经汪伪政府再三交涉，将经销鸦片的权益转移到汪政府手中，岂知这时已经接近八年抗战的末期。

向来所有的烟土都由华北热河运来，由军人押运。天津到浦口的一条极长的津浦铁路，中段让游击队把铁轨掘了起来丢在江里，工兵在白天修好，晚间就又会让游击队拆了，几乎有一里长的路轨完全拆掉。因此，津浦路的客货车中断，客人还可以步行一段，军人只是抢运军火，而所有的鸦片烟，本来是军方委托盛幼盦主理，此时既已转给了汪政府，他们也不再热心去管，因此，苏、浙、皖三省的鸦片烟来源中断。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知道上海的烟民，白饭可以不吃，但是"黑饭"是一天也少不了的。这时不但烟价飞涨，而且到处买不到。

沦陷期中，烟馆公开设立，鸦片可以在家中冠冕堂皇地吸，因此，烟民的数目增添了十倍以上。鸦片中断之后，这班人叫苦连天，惶惶然不可终日，而且所有吗啡、白粉、红丸之类，都要用热河土来提炼，于是无论想吸什么毒品，到了这时都已濒于绝境。

有钱的人家吸鸦片，往往还要考究鸦片的质地，贮存数十两或百余两烟膏的，还是不乏其人的。穷苦的吸毒者，往往买一天吸一天，或是当，或是借，或是抢，非过瘾不可，否则的话，吊起瘾来比死都难受。而且还有不少吸毒者，居无定所，冬天蜷缩在陋巷中或破楼中，特别是五马路（今广东路）满庭坊一区中旧屋最多，成为这班烟民的集中地。但是烟民最怕寒风冷雨，不要说大雪纷飞的日子，只要一到冬天，经过几个小时的寒冻，烟民便会冻死，这种路倒尸，一天总有一百数十具。

上海有两个专门运尸的善团，一个叫做普善山庄，一个叫做同仁辅元堂，工部局出了钱，限定这两个善团要在上午九时之前，将所有的尸体运至郊外。

有一部分人还买得到鸦片烟。本来鸦片烟都有一种香味，但到了这时，烧出来的烟泡，却是一种臭味，臭得令人掩鼻，因为这样的鸦片已变了质。

有一帮南方人，专门贩卖烟土，范围很广，几乎世世代代操此业，这帮人只有两种本领，一种是开小押当，一种是制假鸦片。

因为诊务的关系，我时常出诊到这帮人家中。有一天，我到一户人家去看病，只觉得满屋奇臭，臭得我恶心欲吐，从这种臭味之中辨别出来，有一些鸦片气息，我诊完了病之后说："这间屋子里的空气，对病人极不相宜。"那位主人同我本来就很熟，他说："这也瞒不了你，我们一向以制作鸦片烟膏为业，现在烟土来源断绝，因此改制鸦片烟的代用品，制成之后，一包一包一样可以出售，要的人还是你抢我夺。"

我就问："这种代用品的成分是什么？"他就带我到下面去看，只见有几十只铜锅，都在炉子上收膏，我一看旁边堆着许多石块，原来完全是"红砒石"。所谓红砒石，磨粉之后，就是砒霜（砒石分为两种，一种是白砒，吃几分就会送命，一种是红砒，其毒更甚）。我很惊惶地问主人："这作什么用？"主人就说出来："所谓鸦片的代用品，就是红砒石加一些红枣肉和一点烟灰，经过煎熬之后，就凝结成和鸦片一样的东西，可以冒充鸦片。"我讶然地对主人说："这种红砒毒得很，普通人吃了就会死的，何以你制成的代用品不会闯祸？"

他说："吸毒的人，吸得年份越久，抗毒能力越强，所以我们是一钱为一包，有人在外推销。吸毒的人吸后不但不会毒死，反而还觉通体舒畅，有些人一包不足，要吸两包才能过瘾。红砒最大的力量，就是一吃之后，通体温暖。所以这种代用品，也很受烟民的欢迎。"谈到这里，我不敢再多问，不过想到旧时马路上一部分乞丐，在大雪纷飞之下，居然赤膊不怕冻，原来他们是常吃红砒的。然而吃过这种代用品，死得更快，每天早晨，黑色大卡车拉到郊外的死尸，达到几百人之多。

回家之后，我逢到吃烟的人，就告诉他们现在的假鸦片烟内有红砒，不可再吃。但是言者谆谆，听者当做耳边风，他们只求过瘾，大有饮鸩止渴之意。

物资交换 换来川土

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沦陷区的物质缺乏，战区的物质也缺乏，其间不断有人出来想讲和。有一个日军的"嘱托"姓徐，所谓嘱托，近似顾问性质，也类似特务的参谋。这个姓徐的嘱托，本来与重庆很有关系，亦为日军所重视，他提议组织一家公司，专门为双方交换物资，借以打开"谋和"的途径，日本人深以为然。

徐姓嘱托与重庆方面一接洽，居然得到上峰的同意，凡是非军用品都可用来交换，以界首这个地方作为交换物资的中心站。

这种物资的交换，起初我们上海人都不相信，后来居然上海也有分公司，果然后方的物资会运到沦陷区来。徐姓嘱托本来是金融界名人，表面上办事公正，实际上他靠这个物物交换的手法，得到无数的财富。

交换的物资之中，大都是木材、纸张、面粉，以及五洋杂货，不知道是徐姓的主张，或是手下人的偷运，居然把川土夹杂在货物之中运到沦陷区来。但是这种川土并不出售，只供少数新贵作为孝敬上司的礼物之用。

因此，徐姓嘱托家中亦有这种川土供应，徐姓的朋友们都是信佛的，大家劝他说："样样东西都可以交换，运土有伤道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徐姓嘱托也怕重庆方面不谅解，所以偷运川土的事情只做过一个极短的时期。

抗战终了之后，徐姓嘱托避居香港，此时他年事已高，已有些精神失常。他孑然一身，独居铜锣湾一座楼宇中，雇用了一个女佣。这个女佣年仅二十岁，其貌说丑不丑，说美不美，孤男寡女，免不了有些闲言闲语，岂料有一个章姓朋友常去和徐聊天，同时搭上了这个女佣，没有两三个月，这个女佣的肚子大了，那女佣一口咬定腹中块肉是东家徐某的骨肉，于是大大地敲了一笔竹杠，花了不少钱，徐某因此精神病发得更厉害。事后不久，徐某服生鸦片烟自杀不成，竟成精神分裂症，后辟室于跑马地旧百乐门旅馆上吊而死，惨得很！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