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磊宁 | 从中文打印机开启历史想象力

继本书之后，我下一本书将研究中文计算机的历史。它发端于战后早期，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计算机科学家迅速成长，中文计算机领域迎来全面发展时期。这段历史涵盖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课题，例如机器翻译、计算机制图、计算机编程的兴起、软件革命、女性脑力劳动者的增多，以及个人电脑的发展等。这段故事的中心是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人物，包括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麻省理工学院（MIT）、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美国空军、美国陆军、美国国防部、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英国电信巨头大东电报局（Cable and Wireless）、硅谷、图形技术研究基金会（Graphic Arts Research Foundation）、苏联军方、日本工业界，以及中国的知识、工业和军事领域高层。

在考察这段历史时，我们仍然要从机械式中文打字机的实验说起，因为进入信息技术领域的门槛就是文字处理和早期计算机。借助各种输入设备，包括定制型键盘、QWERTY键盘、压感触控面板，甚至早期的数位板，中国、美国、西欧和苏联的发明家和公司投入到一场更为复杂的对中文技术语言现代性的探索当中。随着中文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常用字法、拼合法和代码法这些曾经相对独立的模式之间本已松动的边界如今完全消融了，各种以其为基础的策略和实体也开始走向融合，汇聚成为新的技术语言形态。更重要的是，长期存在于书写与检索之间的边界——对它的首次跨越还是林语堂研发明快打字机时——现在完全消失了。与中文打字、活版排版、字典编排、电报技术及其他领域有关的方法和操作，也开始以各种组合形式出现在单个设备中。

最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将首次出现关于输入的探讨。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语言环境，它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人、机器和语言的关系——不仅在中国，也在全世界。输入构成了中文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核心技术语言情境，且该情境不再依附于一个多世纪前作为字母文字世界想象力坍缩之产物的种种假想——那些随处可见的虚构的“嗒记”及其巨型中文键盘。这些虚构曾向全世界宣称，每个符号都有对应的按键，因此字母文字在技术语言方面具有内在的高效率和即时性，这是基于汉字的中文书写永远无法企及的。

如果说“嗒记”的出现标志着这种虚构的形成，那么明快打字机和输入的出现则宣告了它的灭亡，同时也打破了那些顽固的神话（所谓的某些书写系统比其他书写系统更高效，或者所有文字都是即时性的），拯救了中文，或许也拯救了文字本身。因此，如果说我们的故事始于“中文键盘”还被视为笑话的时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键盘在中国无所不在的时代，此时单纯的“打字”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便QWERTY键盘在中国随处可见，但它已徒有其表。不仅是对于语言，对于键盘来说也是一样：想要一切保持不变，就必须改变一切。

输入的兴起绝非顺水推舟，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沉重。输入的诞生，源自一段长达150多年辗转反侧、忍辱负重，当时，生活在中文信息环境中的人们从不被允许溜入即时性的美梦中，就像生活在字母文字世界的人们那样。当字母文字世界沉湎于QWERTY式、AZERTY式键盘等提供的便利和安逸时，中文世界的警报声却响个不停：莫尔斯电码、盲文、机械打字、整行铸排、单字铸排、穿孔卡片存储、文本编码、点阵打印、文字处理、个人电脑处理、光学字符识别，以及奥运会上按照字母顺序编排的各国代表团的入场顺序，汉字一次又一次地被排斥在“普遍性”之外。每一次排斥的发生，都促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一个基本事实：中文，以及所有文字具有内在的任意性。这是对符号学基础原理的重现，即我们使用的能指与我们想指出的概念之间不存在固有的、一成不变的或自然的关联。从总体上看，中文在技术语言方面的这种不安状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此期间，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语言学家、电报员、教育改革者、电话簿编制者、图书馆学家和打字员做出了各种尝试，最终只得无奈地放弃“即时性”神话，将非同一性作为键盘与显示屏之关系的出发点。由此，解决这一难题才变得可能。

输入的兴起可能不太容易被理解和把握，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所打即所得”框架下的西方人而言。在我们置身的这个新时代，有三种可资类比的事物有助于认识“输入”与“打字”的区别：速记、远程通信和乐器数字化接口（MIDI）。在一台速记机的键盘上，例如用于法庭速录或其他事务的机器，只有一小部分拉丁字母。如果要打出缺少的字母，例如“b”“d”“f”“g”等字母，速记员必须用现有的字母来表示。例如，键盘上没有“f”，只能通过按下两个键——“t”和“p”来加以表示。而“b”是通过按下由“p”和“w”组成的“和弦”来表示的。当速记员回过头来阅读文本记录时，当他看到单独出现的“p”，他就知道这里的“p”代表“p”，而当“p”与“w”连在一起，速记员就知道这两个字母不再是其本身，而是在表示另一个字母。看到特定的字母组合，速记员就能知道其表示的是什么字母，进而将这些带编码的初级文本转译为易读的二级文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计算机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速记员的国度。人们想在纸面或屏幕上看到的符号并没有被直观地呈现在键盘上；相反，在“初级文本”上打出的所有内容只是一种临时性指令，需要根据一套协议转译为二级“明文”文本。在输入的情形下，出现在纸面上的是“二级文本”，也是人们的目标文本，而对于那些初级文本，也就是被输入法编辑器所捕获的按键记录，一旦转译完成，便用后即弃，永远不会被人看到。

另一种类比是远程通信。在中国，所有的文本输入（甚至包括用看起来“非传输性”的微软Word软件实现的文本输入）实际上都是一种“与远处的自己通信”的活动，也被称为“自我远程通信”（auto-telecommunication）。虽说这种人机交互似乎完全发生在“本地”，仅介于人与其使用的机器之间，但其模式却属于经典的远程通信：操作者虽然不是给其他人发电报，也不是从船上向岸上发信号，但他是在向输入法编辑器发送加密传输信息，输入法编辑器将其转译为中文“明文”后，再发回操作者。其中包含了一个检索过程：中文文本被从其他地方调用。由此可见，中文输入是一种检索—组合过程，而非打字的打字—组合过程。

第三种，也是最为生动的类比，来自电子音乐领域。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MIDI的出现，一种全新的演奏和乐谱编曲形式成为现实。虽然钢琴、吉他、鼓和木管乐器等形式的MIDI设备从外观上看起来与常规乐器没有太大区别，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一种无关器材的控制器，演奏者可以用其中一种设备的演奏形式（例如钢琴）来演奏另一种乐器（例如小提琴）。钢琴形式的MIDI可以演奏大提琴乐，木管乐器形式的MIDI可以演奏打击乐，吉他形式的MIDI可以演奏钢琴乐，等等。实际上，MIDI控制器与输出信息之间的关系非常具有可塑性，它根本就不需要体现出任何传统乐器的形制。通过将促动器植入各种物品，人们可以演奏任何声音。比如，植入衣服（例如编舞师格里·吉鲁阿尔［Gerry Girouard］的《带电人体之歌》［Songs for the Body Electric］）、香蕉（例如音频香蕉［Sonic Banana］设计），甚至整座大楼（例如大卫·伯恩［David Byrne］在斯德哥尔摩、纽约、伦敦和明尼阿波利斯建造的《演奏建筑》［Playing the Building］装置作品）。

不论我们选择何种类比，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在中国，我们熟知的QWERTY键盘和打字已死，而且它们在一种全新造物上重生了，那就是输入。在中文环境下，QWERTY键盘早就被转化为一种“智能的”计算机外围设备，随着个人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在处理能力、算法复杂度和存储容量上的不断提升，它们发展出了与之相适应的速度、性能和准确度。同时，在字母文字世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计算机的设计者可以庆幸不必费心去改进基于文本的输入和输出设备”，所以QWERTY键盘从打字时代至今基本上没有变化。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文输入技术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在预测文本、自动完成（autocompletion）和新近出现的联网输入系统（“云输入”）等方面稳步发展。在云输入模式下，输入法编辑器会将用户的输入情况同网络中其他用户的输入情况进行在线比较，通过云计算的方式为当前用户提供越来越智能化的“建议”。它类似于我们在谷歌搜索栏中见到的自动提示（autosuggestion），但另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这种联网过程并不局限于网络，而正在成为所有文本输入的核心部件——即使是发生在表面看起来“本地的”或“非传输性”程序里的输入。不论是使用百度搜索，还是在编辑Word文档，用户的键盘输入情况都被实时捕获后传入第三方的云服务器，并回传选词建议。随着中文输入向云计算方向深入发展，仅存于用户个人电脑或设备中的所谓“完全本地”的文本已经越来越少了。

当我们深入挖掘中文输入实践的历史时，我们还需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想象力还将受到假想的中文巨兽——“嗒记”的袭扰。中文打字机被中文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技术取代之后，在很长时间里，那种巨大的、反现代的机器仍旧时隐时现。1973年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中文打字机在西方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笑话，它几乎等同于‘自相矛盾’或‘不可能之事’。”人们把中文打字机的字盘比喻成辽阔、奇异的月球表面（虽然实际上字盘的“陆地”面积只有18×9英寸［约45.7×22.9厘米］），而把中文打字的过程形容成“堪比登月”。还有一个英国记者在1978年将中文打字机比作一种“费时费力的微型‘俯冲轰炸’作业，即使最熟练的打字员在一分钟里也只能打出10个汉字”。牛津的科学历史博物馆甚至还举办了一场名为《古怪：意外之物与非常行为》（“Eccentricity: Unexpected Objects and Irregular Behavior”）的特别展览，中文打字机赫然在列。此外，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家科学技术博物馆里也长期展览着一台中文打字机，它似乎享有特殊地位，被摆放在印刷及其他书写技术展区起始位置的展柜中。不过，附带的描述却完全是另一番口吻：

象形文字属于图形文字、象形图。……当今的交通标志就属于象形图。中文文字是象形文字，包含上万个汉字。……与象形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只有几个字符，也被称为“字母”。采用字母文字书写系统是非常易于研发印刷技术的。

甚至连《辛普森一家》也在2001年加入了这场讨论。剧中的霍默·辛普森有了一份新工作，是为幸运签饼店抄写幸运签。他即兴创作精炼的箴言警句，再由其女儿用一台中文打字机打印出来。“你将发明一个有趣的马桶盖”“你将在国旗纪念日这天找到真爱”“你的店铺正在被抢劫，阿普”……说了几条之后，他停下来确认女儿是否跟得上。“你都记下来了吗，莉萨？”画面切换到莉萨，她正站在一台极其复杂的机器前，小心翼翼地按着键盘，显得非常犹豫不决。她拉着长音回答道：“我不知道——”

巨型中文打字机的形象不仅阴魂不散，还被强化而成为假想的巨型中文计算机。在1995年的一次网络问答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文打字领域里的很多比喻会被人们不知不觉地从一个信息技术领域移植到另一个信息技术领域：

——亲爱的塞西尔（Cecil），中国人和日本人要用数千个不同的字符写字，那他们到底是怎么使用电脑的？电脑键盘肯定不比沃利策（Wurlitzer）管风琴小。

——亲爱的诺拉（Nora），不是的，它看起来和其他键盘一样，使用起来也非常容易。你只需严格按照以下600个步骤做就是了。你可能需要先备一份午饭。

因此，当我们继续探讨计算机和新媒体时代下中国和全球的信息技术时，我们仍然面临着一项巨大的挑战：把我们的想象力从一段从未发生过的历史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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