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回忆1：叔父常常夸耀我们家的财富，店铺由城内开到了城外

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

"银元"早期在上海，叫做"银饼"，这是咸丰六年（1857）上海富商私家所铸造的。这些富商都是经营"沙船"生意的。所谓沙船，是十丈有余的木杆大帆船，由北方运盐到上海，由南方运黄沙到北方。这种黄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做三合土，是建筑物的主要材料。这种沙船厂，雇用员工数以百计，每月发工资时，免得称量碎银引起争执，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义沙船厂）、郁深盛（即郁子丰沙船厂）等自铸银饼，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银饼是用手工打成的。这种银饼，是咸丰五年（1856）所铸，我也见过。

后来墨西哥的银元（俗称墨银）流入中国，这是用机器铸造的，分量更准确。外国人到中国来购买物品，都使用这种银元。

一块银元 七钱三分

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因是外洋运来的，文人笔下称为"番饼"，民间称做"洋钿"。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块钱称做"番佛一尊"。足见当时一般人对银元的重视和膜拜。

鹰洋在清朝时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多种银元，上面有一条龙，称为"龙洋"。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秉政，又铸造了一种银元，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袁大头"，简称"大头"。上述数种银元，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

银元之下，还有两种辅币，第一级是"银角子"，南方称为"毫子"，第二级是"铜元"，俗称"铜板"。这两种辅币，并不是十进制，是要跟着银价、铜价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称"小洋"，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一元能换铜板多少？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银元一枚，可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

白银七钱三分的银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银元的交易，重量即达七十三两，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钱庄的庄票，后来钞票也通行起来了。

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一切用银元作为流通品，往来结算只是使用银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银行、钱庄汇集之区，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钞票就没有这种麻烦。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须两人才抬得动，抢劫是不可能的，况且那时治安良好，在银行和钱庄区的警卫也极严密，盗劫绝少发生，抢笆斗的事十数年中偶或有之，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见过。

银元放在身边，锵锵有声，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所以旧时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俗语所谓"财不露白"，"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

钞票轻而易于携带，不会惹人注目，于是钞票的通行越来越旺，使用大量银元的机会日渐减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来，都用银元，十元以上的则用钞票。钞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种，百元钞票我没有见过。

现在已不容易见到从前的银元，目下香港的一元硬币，轮廓比旧时的银元小上一圈，厚度也薄一些。因为银元是九八纯银铸成，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属，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纯银还要硬。当时银元也有假的，是掺和铜质或铅质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锵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

还有一种含铜质极少的假银元，只要以两手指夹在银元中心，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就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在年少学业时，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以及辨别响声。银元越出越多，版样名称有二十多种，辨别大批银元的真假，要敏捷。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就会吃进"夹铜洋钿"，令人懊丧不已。

银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规格，有一块木板叫做"银元板"，是一块板上雕出十行半圆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这是银行、钱庄和大商行中所必备的工具。

点数银元又有一种方法，是凭两只手，右手只拿一块银元，左手拿成叠银元。左手指陆陆续续把银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块一块地响银元的边，一面敲一面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块钱剔出，于是再敲再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着数下去，一百块钱，不到一分钟，就把鉴别的工作做好了。

小商店，出入较少，凡是逢到一块钱交易，伙计们首先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掷，声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声音有一些木木然的，就要请客人换一块，所以辨别银元的真假，也是一般人生活上的常识。

银元时代的生活，讲起来，真有一番沧桑史。我就依据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往事作为出发点，写成本文，借以反映近六十年来物价的变迁。

在我稚龄时期，一切都不甚了了，每天只知道向父母要一个铜元。当时一个铜元，用处极大，可以买糖十粒八粒，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买生梨一二枚、马蹄二串。记得小时候，到城隍庙去游玩，一个铜元可以买一块百草梨膏糖，孩子们一面吃，一面听卖糖的人（俗呼小热昏）唱着各种各样的歌词。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是每碗铜元二枚，吃一碗肉面是四个铜元，一块肉又大又厚。汽水称为"荷兰水"，每瓶二个铜元。鸡蛋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五十余只，已经算是很贵的了。

我六岁前，绝少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块银元，新年中到九姑母处拜年，姑丈号称巨富，开设典当七家，姑母见到我非常高兴，给我一块钱作为"拜年钱"，我拿着银元回来，觉得飘飘然已成为有钱人了。我拿到的那块钱，又由我姑母剪了一个红纸"嘉"字，牢牢地贴在上面。我明知这一块钱可以兑到一百多枚铜元使用，但这是我最初得到的财富，无论如何不肯兑换，常常放在袋中，玩弄不已，有时还拿出来炫耀于人，自鸣得意。

我的家庭环境，在幼年时代，是上海县城内的世家。我父亲子晋公合了五房弟兄，在县城大东门大街开设一家陈大亨衣庄、一家陈锦章衣庄，又开了陈荣茂、陈大升两家绸缎局。

早年租界尚未十分繁荣，上海的县城，以大东门为第一条马路，最大的商店是裘天宝银楼、祥大布庄、程裕新茶栈等。我们的店铺除陈大升绸缎局开设在大东门外，其余都开在大东门内，当时上海城里的商业大机构大致是如此而已。

我的叔父常常夸耀我们家的财富，他说："郭半城，朱一角，陈家两头摸"，意思是说姓郭的地产占到半个城，姓朱的占一只角，姓陈的家宅与店铺由城内开到城外，两面可以摸到钱财。那时我们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这个时期，我家已濒临破产边缘，叔父还蒙在鼓里，我那时年纪小更不知道。

我们绸缎局的总店，除了铺面之外，里面还有很大的住宅，占地约二亩半，我就是出生在这里。我有同胞兄弟三人，大哥承淇（小名阿兴），我名承沅（小字阿沅），弟弟其时还没有出世，只有我常常在绸缎铺中玩耍，我和店中一个姓章的学徒最为相得。一天，我口袋里揣着一块钱，抓在手中反复把玩，对他不时卖弄。那学徒看得呆了，因为他没有工资，每月只领月规钱小洋二角，这种月规钱是包括学徒洗浴理发以及购置鞋袜之用。他见了我的一块钱，也拿去放在手中把玩不已，他讲出绸缎铺中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每月的薪水不过八元，普通的职员，不过六元、四元，刚满师的学徒每月只有一元。你拜一个年，就拿到一块钱，真令人艳羡，你要好好地保存起来。

我听了他的话，隐隐然流露出一种骄傲的姿态。姓章的学徒有些看不上眼，就反唇相讥地说："小开！你不要得意，我满师之后，努力做事，也会发达，到时我的钱一定比你多，而且要买一辆包车（即私家两轮人力车），那时节我高高地坐在包车上。你这种小开没有一些用处，可能已做乞丐，只能帮我推车，向我伸手要一个铜板呢！"我听了他的话，气得了不得，但是他这几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心坎上，知道一个人没有本领，将来是会成为乞丐的。所以要赚一块钱，也不知道要流几多汗血，所谓"汗血铜钿"即是说当时一块钱的来之不易。这个章姓的学徒，名荣初，果然在三十年后开了两家织布厂，又和刘鸿生合设章华呢绒厂，是国产呢绒第一家，成为上海有数的大实业家。

惨遭逆境 幼年失怙

民国三年（1914)，我六岁，南市县城商业日益衰落，裘天宝银楼搬到小东门，我们也跟着在小东门开设了一家很大的绸缎铺，其实这是孤注一掷之计，我家的命运就靠此一着，不料只开了一个短时期，就宣告破产。从前的商业机构最重信用，虽已破产，一切欠债，仍要全数还清，只有倒出，没有倒进，所以在还清欠债之后，每一房的家中，便一无所有了。

从前没有幼稚园，我初时在绪纶公所的学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请的一位塾师是秀才，月薪十二元。继而进大东门育才小学，这家小学开设在王家祠堂中，老师都是知名之士，其中职员有史量才、曹汝霖、黄炎培等（按：现在留在香港的银行家徐大统兄，制衣业巨子朱敬文兄说起来都和我是先后同学）。一天，我从学校中放学回家，见到父亲与母亲都在流泪，说是不久我们就要迁出这个大宅，将来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读书，因为育才小学每学期学费三元，以后负担不起了。我很天真地说："我还有一块钱，你们拿去用好了。"我的父母听了，破涕为笑说："我们尽管穷，不会用你这一块钱的。"

我家店铺倒闭后，父亲郁郁寡欢，认为来日大难，于是不做老板做伙计，到一家大绸缎铺去当总账房，月薪十元，他觉得环境大非昔比。有一天，他叫着我的小名说："阿沅，我带你到夷场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乐一下。"（上海县城中人称租界为夷场）我就跟着父亲搭电车到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注，以下同），在石路口一家很简陋的粤式西餐馆进餐，我记得电车到法租界是收费铜元一枚，由法租界进入英租界的电车又是铜元一枚，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猪排。父亲告诉我，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钱的，我就吃了很多，觉得涂了牛油滑润异常，极为可口，吃完之后，父亲又带我到一家时髦儿戏馆去看戏，每客收铜元十枚，儿童是不要钱的。那时节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戏、坐马车，成为三部曲。我嚷着要坐马车，父亲说马车是私家设备，出租的马车，要到跑马厅旁马车行去租，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费了，于是仍然坐电车回家。

这般的欢乐时光，只过了一天，次日父亲以铜元二枚，购酱猪肉两块，吃了之后，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来势凶险，一日数变，请西医治理，医生一味摇头，病势日益严重，经过了七天，他老人家竟然长逝。临终时，有气无力地说："阿兴要出洋，阿沅要做医生。"断断续续地重复说了几次，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兄弟俩的期望，其时我父亲只得三十七岁。

我的父亲虽有这样的期望，可是那时我们家中尽其所有只得三十六枚银元，连后事都无法料理，兴哥拿出了他的积蓄五块钱交给母亲，我也把一块压岁钱拿了出来，母亲号啕大哭起来，大家也跟着泪如雨下。

我的一块钱，母亲没有接过去，一边哭，一边将我的手推开。我手中的一块钱，本来上面贴有一个红纸的喜字，受到泪水的浸润，成为血液般的红色，母亲以为我流了血，哭到晕厥过去，我却以为家中又死了一人，痛哭失声。待她醒了之后，她嘱我将银元藏好，免得引起更多伤感。这些情况，以后我每逢发寒热做噩梦时，总是呈现出这一幕悲剧。

接着，我的四伯父匆匆赶到，进门便大哭，哭到嘶不成声。这时我的大姐年仅十六岁，兴哥十岁，我六岁，大妹四岁，幼妹二岁，都在童年，而且母亲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就是后来遗腹而生的士范弟弟。

四伯父看了这般凄凉情景，他安慰我母亲说："一切身后的事，由我来安排。"这天，大家只是哭，但是我母亲意志坚强，她说："天下事无不了之局，我也会负起这个重任。"亲友们都暗暗着急，如何料理善后，谁都知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困难大事。

母亲在送四伯父出门时说了几句话，就如何处理的办法，表达了她的意见。

从前南市世家的风气，办丧事都有一个经办各家红白大事的人叫做"账房"，还有一种专管派送讣告或报丧条的人，叫做"执事"。这种职务是对许多世家常年而流动性的服务，往往世袭二代三代地传下来，对各家亲友关系熟识得很。四伯父一出门，立刻去请他们来帮忙，由一个执事星夜分派报丧条，大部分的名单都由四伯父开出，执事对各家的地址了然于胸。四伯父对这个执事暗示：此次丧事经济拮据，非同往日，希望你口头上通知大家要送现钱。

当时上海的习俗，丧事送礼，都是白蜡烛一对，清香两股，锡箔一块，或是长锭两串，代价不过小洋三四角，比较接近的亲友，加送一副白竹布的挽联，代价也不超过二角钱。这次丧仪，亲友因得到暗示，纷纷改送则仪，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几家豪富的竟送十元，这数目在的当时算是很惊人的了。这次收到的钱总数有一百多元，殡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那位临时的账房先生，和我家有数代交谊，他说："陈家如今虽然情况不好，但是世家的丧仪不能显得太寒酸，可以把已闭歇的绸缎铺中全部陈设搬在一边，由贯器店布置灵堂，要有三道灵门，才够气派。"贯器店也是三代相熟，讲定租赁器材全尽义务，只花工料两块钱就够了。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办理，这一场殡仪，总算做得还很体面。

从前旧家，都是大家庭，逢到红白大事，无论你做得怎样好，必然有人说长道短，妄加批评，特别是一些长辈老太太闲话最多。我母亲因为这次父亲的突然死亡离定要焚化一份"六斤四两"。

所谓六斤四两，即是锡箔总重分量一百两，是代表白银一百两的象征物。当时上海的锡箔都由绍兴运来，用纯锡打成，价值不菲，通常人家焚化锡箔，不过用一刀两刀，每刀重约半两，大约小洋二角，可以折成纸锭一大篓。六斤四两就可以折成数十篓，由亲戚女眷们，日以继夜地帮忙折成。这种焚化锡箔的习俗，意思是使身故的人在九泉之下不至于经济困难，也表示活着的人对死者身后的关怀。

在各亲友帮忙折锡箔时，有位老太太说："子晋公生前吃惯用惯，六斤四两是省不来的。"也有一位老伯母认为："现在家境如此困难，可省即省，不应这般浪费，花这么多钱，买这些锡箔有什么用。"众说纷纭，十分刺耳。我的大姐那时已很懂事，听了闲言闲语，一时气恼，便到后房箱底中取出一串"康熙铜钱"，这种铜钱，既厚且重，每一百个制钱，用红线扎成一条，每十条名为一串，这是我母亲嫁时的"压箱钱"，一向不肯花用。大姐把康熙铜钱给大家看，并说："这六斤四两锡箔是用我母亲的压箱钱买的，现在还有多余的几串，请大家看看。我母亲不会浪费银钱，花无用之物以表哀思，这是应该的。"一位妯娌又插一句嘴说："这真所谓穷归穷，家里还有三担铜。"这句俗语，是含有讽刺性的，我的大姐听了就哭起来，母亲不出一声，只是暗暗拭泪而已。

殡仪分三天举行，外面的事情都由叔叔伯伯们照料，"知宾酒席"每席二元，有四大盘六大碗之多，一切都办得很得体。当时南市的民风淳朴，在开吊日，有一位方老伯（即后来上海商界闻人方椒伯之尊翁），他亲自来祭，临行时对我四伯父诚诚恳恳地说："你们这一次受到经济上的大灾祸，最主要的就是你们有一块地产押给我，我催促着你们来赎，料不到你们始终没有力量来赎，消息一传开来，存户纷纷来提款（按：日时商店，都接受亲友存款收息的），存户一挤提，店铺周转不灵便站不住了，所以子晋公的早亡，我不无内疚。"说罢之后，拿出庄票一张，数目达八百四十两。他说："这笔款子是我历年计算你们利息太厚，现在我就拿这笔钱来作为赙仪，以赎前愆。"四伯父深深作揖，接受了他的厚赙仪，等方老先生走了之后，就把庄票移交给我母亲。

丧事完毕后，我们一家人扶柩到安亭祖坟下葬。安亭距离上海一百里左右，火车可以直达，我家祖坟地区广大，穴位排列五级，能葬五代子孙。有一个祠堂，相当宏伟。堂外有祭田百亩，租与农家耕耘，将租米作为祭祀及修葺祠堂之用。在安亭墓祠时，我的叔叔说："你们一家七口，应迁入祠堂居住，以维永久，而省开支。"我母亲坚持不允说："孩子们居住乡间，将来的教育，便不堪想象。"我的叔叔是一个读书人，他说：安亭是一代宗儒顾亭林的故里，读书是不成问题的。"我母亲认为这种见解太不合时宜，所以在葬仪完毕，就毅然决然地拖了儿女回到上海，集合亲友说："我决计在上海教养儿女，将姓方的八百多银两分存三家绸缎铺，以十五年为期，取本又收息，十五年中子女们的教育与生活就不成问题了。"亲友们对我母亲的主张都认为有见解，要是我母亲没有这种决心和毅力，那么我们弟兄姐妹，都成了乡下人，我们日后每人的历史也要重写了。

不久，家中又发生一件悲惨的事，就是大姐体素羸弱，突遭家难，一病即倒，与世永诀，下葬安亭，耗银元二十余元。这一事又使我母亲伤心不已。这许多事情，我当时年纪还小，不甚了了，母亲在我长大之后，总是叨叨不绝地讲个不休，令我深印心坎，永远难忘。

迁出旧宅 生活艰辛

父亲丧事完毕后，我们搬离绸缎庄后面的旧宅，但要找一个新居，问题极大。当时各处的房租，小宅一处月租都要十元、八元，到处托人代觅，幸亏有一个老亲戚说："我在薛家浜有一个巨宅，内有四间大屋，假使你们去住，每月只收租金二元。"我母亲就欣然携带我们人住。

哪知道，这座房屋虽然很雄伟，后面却有一条其臭不堪的河浜，浜的另一面有七八十家猪棚，上海大部分的猪肉都取给于是。我们住在那里，一天到晚，鼻子闻到的都是猪只的臭味，听到的都是猪只的叫声，推开后窗一望，见到的都是夸猪的情景，不但满地是血腥，而且叫声凄厉。还加上苍蝇蚊子，成群结队地向人袭击，有时苍蝇的脚上还带着细小的猪血渍。这般情况，怎样也住不下去，但是我母亲为了节省开支，只有咬紧牙关忍着住下去，也住了三年之久。

这三年中，我家的伙食，老是粗茶淡饭，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以一个铜元煮青菜一大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二个铜元购"东洋鱼"一块。所谓东洋鱼，是红色的海产鱼干，又称萨门鱼，由日本运来，价廉味咸而耐食。这般的膳食，常年不变，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难得吃到一次"炒肉丝"，即使有肉，肉丝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十几条。如此清寒生活，就养成了我后来见到青菜就厌，见到鱼坚决不吃，一心只想吃猪肉。

当时我们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的，三年五年从不添一件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长衫，脚上是布鞋布袜，都是我母亲一针一针做成的。

搬到薛家浜之后，因为距离育才小学远，学费贵，所以就改进马家厂浦东小学附属小学继续攻读。从前小学校中，读的课本只有国文、修身、英文、东小学附属小学继续攻读。从前小学校中，读的课本只有国文、修身、英文、算术、地理、历史六本书，名为"共和国小学教科"，每册售八分钱，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那时读书，着重国文和算术，这两科成绩在九十分以上的，就可以跳班。我因为在私塾中读过一个时期，所以国文不成问题，算术考试时，只有四题，只要算得对，总是一百分，所以我每一学期都能跳一次班，只有四个学期，小学就毕业了。

在初进浦东小学时，我和母亲有一个争执，就是不肯穿布袜，布袜土里土气，难看极了，一定要改穿洋袜，洋袜是洋纱织成的，比较好看。母亲勉强地答应了，其实那时节的洋袜不过五个铜元一双，但是穿不到半个月就破了。鞋子是布鞋，布鞋也不过穿半个月。同学之中，只有一个人穿皮鞋，他是校主杨斯盛的孙子，简直令全校同学羡慕不已。那时一双儿童皮鞋，最贵的达一元左右。我在毕业礼的前夕，一定要母亲买一双皮鞋，母亲坚持不肯，我盈盈流泪，想把自己的私蓄一块钱拿去买，但是考虑了几天，还是作罢。诚如俗语所谓"一块银元像圆台面一样大。"

小学毕业典礼举行前一周，母亲为我在箱底取出"熟罗"牌绸裁做长衫一件，并且向亲戚家借到一双皮鞋，到了毕业典礼那天早晨，先到理发店理发，那时理发一次，只收铜元八枚，理好了发，我回去穿了新长衫和皮鞋，囊中带了一块钱，欣欣然到学校接受证书，同学们见到我周身焕然一新，都对我刮目相看。

到了下午三时典礼完毕，国文老师送了我一张戏票，令我到陆家浜中华职业教育社大礼堂看钱剑秋女士主演的爱美剧《少奶奶的扇子》，这出戏是根据英国文学家王尔德的名著改编的，这是话剧运动早期演出的一出名剧。

散戏后，中华职业教育社散发传单，招收半工半读学生，同时还有人领导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实习工场，有一个炉灶，是专门制造珐琅招牌的，所谓珐琅，即是现在的搪瓷。人学的人不但不收学费，每月还可以领到两块钱津贴，我看了很是心动。

那天下午七时，四伯父要我到他家吃饭，我穿了那双皮鞋，来来往往都是步行，很不习惯，好像脚上钉了马蹄铁一般。四伯父见到我拿了毕业证书，极为高兴。吃饭时，我表达自己的意思说："想投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珐琅班，可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四伯父不以为然，说："我家世代读书和经商，你却要去做工，须知做工的同伴不良，往往染上赌博习气，你千万不可参加，你如果遵从父亲的遗命学医，一切由负担，但是也要中学毕业之后，才能进入医学院。"四伯父的话我只有遵从。（按：现在香港的搪瓷工业的厂主，多数是由这个珐琅班出身的，有些成了厂主，在非洲开厂，每年有极大盈余。)

我小学毕业后，即考人民立中学，学费每学期十六元，校长是苏颖杰（绰号苏白眼）。学校办理得很好，有学生一千人，每年都有盈余，我真不懂，当时每人十六元的学费如何能支持下去？我写这篇文稿时见到报载，香港的私立学校今年学费是每学期三百元至一千五百元，而且今年还有九十多家学校宣告倒闭，足见从前的十六块钱，价值是很高的。

民立中学的学制是四年，只要成绩好，一样可以"跳班"，我得到国文教师澹鑫先生（即是擅长编剧、力捧"绿牡丹"黄玉麟的人）的帮助，只读了三年即告毕业。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