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回忆：盛文颐常靠东拉西扯来度日，多年不见竟成了烟土大王

驴场邂逅 识盛文颐

我在失恋之后，常在新世界游乐场骑驴子，认识了好多朋友，第一个朋友是盛文颐，他是后来沦陷区的"烟土大王"。他的销行区域，包括"满洲国"、华北政权、南京政权管辖的全部地区，只有广东一省他不曾管到。由于财源广进，声势煊赫，各省军、政、党、警都要伸手向他要钱。

盛文颐是清朝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杏荪）的侄儿。盛杏荪的财富，包括招商局、汉冶萍煤矿公司，以及在各地的地产和中国通商银行等，真是富可敌国。清朝倒了之后，许多宫廷大臣作鸟兽散，唯有盛杏荪有大量地产，因为在上海租界中心地区，所以盛家仍旧是当时上海数一数二的大富翁。

上海租界上的地皮拥有，以英籍犹太人哈同及沙逊名列前茅，但是中国人在公共租界拥有大批地产的却以盛家为第一，他家就住在静安寺路的中心成都路口的一幢老式花园洋房中，房产由成都路到同孚路（今石门一路）几乎全是他的，所以有人估计哈同有半条南京路，而盛杏荪则有半条静安寺路。

盛杏荪的几个儿子，如盛恩颐（行四）、盛昇颐（行七）等，借先人余荫，还有宋子文（初自美国返抵上海，曾一度进入盛家事业圈的汉冶萍煤矿公司任职，兼任盛家的英文家庭教师，因追求盛七小姐，被阻于庄太夫人，但宋不念旧恶），在抗战以前，均在财政部所属税务机关中出任要职。那时在上海的汽车号码，盛家一共占了两个七、三个七、三个九、四个四这四个出名的号码，分属于盛恩颐、盛昇颐及盛毓常叔侄，而盛文颐虽然大家称他盛老三，却是属于别一房的。

我初识盛文颐时年十九岁，他比我大得多，但是人很瘦小，看起来他和我差不多大，不过盛文颐有一些偏才，所以我和他相交数载，没有看见他做过一件正当的职业，但是有钱时阔绰得很，没有钱时还是到处借钱，充得很阔气。

盛文颐号幼鑫，我虽然和他成为朋友，但看他的经济情况，并不见佳，也不像一位富家子弟。原来他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大少爷，要用钱，只有伸手向亲友方面要，所以有时很宽裕，有时却囊无分文。他对吃、穿、嫖、赌，样样都很精，要吃的时候，到菜馆去点他们的拿手菜，吃罢之后，签了单就走，积下来的账项，总是逢时逢节照付清讫的。至于吃鸦片，他说在十八岁时，已经吸上瘾，所以他对烟土的鉴别确有一套。想不到他的这一套，竟是他后来飞黄腾达的一个主要因素。

至于衣着方面，上海天气冷，他有时穿的是珍贵的裘皮，有时却穿得很平常，竟然只穿一件"阴丹士林"的长布衫，或是一件印度绸长衫，但是衣襟上的纽子，总是嵌上一粒黄豆大的钻石。这是从前阔爷的打扮，他虽经常欠债，可是这颗金刚钻的纽扣，始终要保持着。

谈到嫖，他还是一个嫖精。从前嫖堂子（即妓院），进门不必带钱，局票账都是每届时节计算的，所以他越是混不下去的日子，越是要到堂子里去度生活。

至于赌，他又有一套，不论牌九、麻将、扑克与番摊，件件皆精，输的时候少，赢的时候多。据他自己说，曾经拜过师傅，别人想赢他的钱是不容易的，可惜不是天天有赌局。

他对我很客气，但是我看他总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而且常常有三五个酒肉朋友跟着他。有时候他邀我嫖堂子，我总是推托不去。记得有一次，是中秋节前一天，他很早就派人送来一张"请客条子"，还打来一个电话说："今晚我请客，你非到不可，届时我介绍几个重要的朋友给你认识。"我当时回答说："好，好，好。"到了群玉坊一家堂子，只见一室之中，尽是莺莺燕燕，既没有打牌，又不见有什么贵宾，只见他躺在烟榻上抽大烟，一见我到来，就叫我也躺下来香两筒。他从怀中取出一个自备的烟斗，十分精致，我虽向不吸鸦片，但是一看这个烟斗，就知道是"雌斗"。所谓雌斗，斗上的口子是凹陷进去的，因为我早年服侍过几位吸鸦片的老师，知道雌斗的好处是容量大，吸起来又轻松耐吸。他就把雌斗装在烟枪上，抽了一个烟泡，但是吸不了几口，烟泡就脱落了，他心有不怿，只怪老板娘的烟膏收得不好，我在旁便插嘴说："这不是烟膏收得不好，而是用的川土，收膏时膏少灰多。"他听了这几句话，竟然哈哈大笑说："你竟然也懂得吃鸦片的道理。"接着我就说："我不仅懂烟膏的成分，而且还会在雌斗上装烟。"他听了更是得意："好，请你装一简，试试你的功夫。"我就很迅速地装了一个红枣般大的烟泡，他见到我的手法娴熟，大为惊奇地说："雌斗装烟，没有三五年经验是装不上的，你不吸烟而能装烟，真出人意外。"我说："我从前服侍姚公鹤老师，他就是用雌斗的，所以我有此一手。"他大为得意。

正在谈笑风生时，堂子中的鸨母前来百般奉承，他忽然很轻松地说："中秋的节账，你们结算清楚了没有？"那鸨母说："慢慢叫好哉，急点啥。"实际上中秋一定要结账的。他指着鸨母说："这笔账，你明天到陈医生处去收好了。"我迫于形势，实在不便说什么推托的话，只是苦笑，原来他邀我的目的，就是如此。（从前堂子里的规矩，鸨母除了请客买票收到一些现钱之外，从不当众收钱的。)

这一晚，我回家，倒担起心来了，不知道他这一节要付多少钱。等到次日堂子里的相帮来收账，一节共计六百余元，我既默许在先，只能设法应付，但是只隔了一天，盛文颐就来了，说："这次中秋，真是窘极了，昨天要不是你解围，我便要大失面子了。"我只是笑笑而已，但不到十天，他又来把钱还清了。

这一时期，我看盛文颐的经济情况，常是靠东拉西扯来度日，既没有正当职业，当然没有固定的收入，虽然是姓"盛"，但是与盛老四、盛老七，及一切门中的人相比，简直是望尘莫及。

不过有时在谈话中，他常常会说出许多近乎幻想的话，要办这个，要办那个，每一个计划都是大而无当之谈。他说要开赌台，又说要贩私盐，一定要赚三五百万，才能发挥他的天才，我觉得他只是痴人说梦，是说得出而做不到的空言而已。这些都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十九年（1930年）间的事情，可以说是我和盛文颐交往比较密切的一个时期。

多年不见 飞黄腾达

民国十九年（1930年）底，我和他在湖南菜馆梁园吃了饭之后，他拉着我要上"燕子窝"去抽鸦片。我说："到处可以陪你，唯有燕子窝我是不去的。"于是他就一个人去了，从此就和他没有见过面了。

抗战开始之后，我担任了仁济善堂的董事，仁济善堂是上海最大的一个慈善机构，产业之大，和此间的东华三院差不多，收到的房租，都拨作慈善用途。开战之后，房租大部分收不到，善堂的开支，大为拮据，忽然有人说："这个仁济善堂，要办不下去了，现在出现了一个'宏济善堂'。听说这个善堂，徒有其名，实际上是日本人做后台，包销七省鸦片，财富多得了不得！"几位董事听了皱起眉来，认为善堂原是行善的，现在竟被人利用这名义来毒害同胞，大家愤恨非常。当时就有人说，主持这个善堂的是盛氏后裔，叫盛幼盦。究竟盛幼盦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心中知道这就是人称盛老三的盛文颐。

一天，我在诊病时间，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熟，他说："仁兄，多年不见了，我是幼盦。"我听不清楚就问："你是谁？"他接着便说："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吗？我就是盛文颐。"因为常州话"文颐"两字，咬音不准确，我还是听不清。最后他说了是盛老三，我才恍然大悟，接着说："啊，老朋友老朋友，有什么事情见教？"他说："六点钟开车子来接你，有重要的事和你谈，总之对你是有利的。"

到了六点钟，只见有个人拿了盛文颐的名片来，说："有车子在外面恭候。"我一看来人面孔很熟，就问他："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他说："陈先生，你怎么不认识我，我是盛先生的老朋友阿吴，绰号跟屁头小吴。"我才明白他原是当年常常跟在盛文颐后面的酒肉朋友之一，不免大家拉拉手，他就要我上车。

一出慈安里门口，见到停着一辆又长又大的房车，牌子是派克，扯着一面太阳旗，车中前排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司机，旁边坐着一个穿草绿色军服的日本宪兵。我见到这个情形，就不肯登车，阿吴说："老盛现在蹿起了，对你很有好感，你尽管去，对你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我被他半拖半拉地登上车，车子一开，直趋北四川路桥。我想，这事情就大了，因为中国人过桥，一定要下车向岗位上的宪兵作九十度鞠躬，这是我最不愿意的。岂知这辆车子行得很快，车中人不但不要下车，那站岗的宪兵，反而对车中人持枪行军礼，这么一来，我更惊骇起来。阿吴说："现在我们就是到宏济善堂去，一会儿就到了。"

我问宏济善堂究竟在哪里，阿吴说："宏济善堂是没有招牌的，占据了整个中国银行虹口分行原址。"（北四川路向来是虹口广东人居住的区域，除了邮政总局之外，最高一幢房子，就是中国银行虹口分行。)

这座大楼有七层高，因为是深黄色的面砖，望上去很是富丽堂皇，本来下面二三层是银行，上层是高等公寓，最高层是一个俱乐部，战前我曾到这俱乐部饮过咖啡。

一会儿，车子已开到这座大楼门前，门前站着两个日本宪兵，顿时使我心中感到不安。谁知这两个宪兵突然大喝一声，举枪致敬，这样一来，更使我觉得战战兢兢，有深入虎穴之感。

下车后，阿吴就和两个日本军人抢前引导我，进入一架电梯，见到又有好多彪形大汉在周围保护着。电梯直上七楼，举目一望，就是那俱乐部原址，只是完全换了日本式的装饰，地上铺的是"榻榻米"，来宾要脱鞋才可以入内。我脱鞋进入玄关（日本式大门），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客厅，中央放着一只矮几，几上置有一个红漆木架，架上横放着两把极精致的日本军刀，看上去军刀的柄是用珠钻玉石镶成的，比普通军刀短，实在可以说是两把剑。

两个军人进入客厅，向着这两把剑肃立致敬，并且两度鞠躬而退。我见了这种情况，心中在想，普通人家无非供的是神像佛像或祖宗神位，才要鞠躬致敬，何以这两个军人见了这两把剑，要作此状态？后来从别人口中才知道，这剑是日本皇室所赐，所以有此隆重仪式。

那时这个俱乐部，已经改为一间间的日本式雅室，阿吴领我走进一间雅室坐下，不一会儿，盛文颐就传令请见。他的办公室是最大的一间，在最里面的一角，室中一切陈设极为雅致，不过，有一点很不顺眼的，就是在中央放着一张红木做的大烟榻，盛文颐正在抽烟，见了我就放下烟枪和我握手，说："仁兄，好多年不见了。"说罢，便拉着我横卧在他的对面。他抽完一筒烟，对我说："仁兄，你难道还在做医生摸小铜钿吗？这种职业，吃不饱饿不煞，一生一世不会出头的，要不要来帮帮我的忙，发财的机会，人家抢都抢不到，我因为和你是老朋友，特地照顾你，已经替你考虑好了。"

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除了看病之外，做生意一窍不通，恐怕有负雅意。"盛文颐又说："你不要说这种寒酸的话，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包销全国烟土，常在北平，到上海来不过耽搁几天。上海区有三个分销站，沪西区成绩最好，南市区也不差，唯有闸北区没有人负责，生意打不开。我想来想去，该交给一个老朋友去做监督，因此想到你，你只要看看账，应酬应酬，一切实际工作，都有人替你去办。"

我听了他这话，顿时觉得周身战栗，我家虽不能夸称书香门第，但总算是清白人家，而且我立定宗旨，一生行医。料不到他竟然要我做一个烟土贩子，这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我虽然这样想，但要考虑用什么适当的措辞来推托他，因为怕说话不得体，得罪了他，也下不了台的。我差不多踌躇了十多分钟，还是无言相对。

盛文颐鉴貌辨色，已看出我不愿意接受，就说："从前你讲过，你有一个堂房姐姐嫁给郑洽记的大儿子，现在此人还在世吗？"我答："早已过世了。"他接着问："那么他的后人呢？"我说："只得一个孙子，吃白粉倒毙在街头。"

盛文颐听了我的话，面无笑容，只是猛抽烟，我看他的面色，很不自然，似乎很不高兴。

我一想，这句话讲得大错特错，似乎暗示贩毒的人没有好下场。只见他深深地呷了一口茶，两眼对我一白，说："你这种人真是书呆子，一点不识时务，一世也不会有出头的日子。"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了六个字："硬到底，苦到死。"

在这种尴尬局面之下，只能转移话题来平平他的气，我说："好了，好了，我们是老朋友，你现在飞黄腾达，我只托你三件事，你能替我办到，总算一场老朋友没有白做。"盛文颐才展颜微笑说："不要讲三件事，三十件也能替你办到，你先说说看。"

我说："第一件，日本有一部金瓶梅画谱，是七彩木版水印的，我希望你替我买一部。"他听到了"金瓶梅"三字，已开口笑了。我又说："第二件，日本神田区有许多旧书铺，请你派人替我买几幅手绘的春画。"他听得不耐烦，问第三件是什么。我说："第三件是日本大阪有二三十种春药出售，你能不能替我买一些。"这三件事情一讲，我俩间的气氛转变轻松，盛文颐竟然哈哈大笑说："你这人真是胸无大志。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我总归想法子替你去办就是了。"当时有几个人听着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笑起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向他告别了。（绘图本金瓶梅，中国初版失传已久，刘半农在日本购到一部清代的复刻本，带回北平，影印二百部，当时每部派认银元五十元，一时称为盛事。但日本大地震之前，另外有一部"金瓶梅画谱"，是百多年前一位日本画家绘的，更暴露更精细，用七彩木版水印，名贵之至。后来这一套木版，在大地震时全部焚毁。所以这部画谱，我只闻其名，明知是买不到的，只是为了打开当时谈话的僵局，特地提出这个要求，因为他本来喜欢搜购这种东西，我投其所好，才能脱身。)

贩毒内幕 惊心动魄

阿吴等陪同我坐原车回到公共租界，这辆汽车很大，前面仍然是坐着一名司机和一个宪兵，我和阿吴及另外一个姓郑的三个人坐在后面，前座与后座之中，翻出两个椅子来，坐着两个不知姓名的潮州人。

在车中阿吴说："陈先生你怎么还是老脾气，我们老板现在成为一等红人，普通人想见都见不到，你一进去，他就请你横卧在烟榻上，这是极少见的款客姿态。他想'挑你发财'，而你竟然拒财神于千里之外，而且你讲话不知轻重，随随便便地说出郑洽记小开死在马路上，这话是我们老板最忌讳的。我当时看他的面色，真是替你担心，说不定他拿出尚方宝剑来刺你一刀。"

我说："我向来知道他喜欢玩手枪，从前他在租界上领过执照，他有一把镶金的小手枪，怎么现在玩起宝剑来呢？"阿吴说："喏，厅堂上供着的两把剑，是他带了许多古玩字画到东京去进贡，因他与日本首相是从前在上海同文书院同学，首相知道他姓盛，是盛宫保的后裔，家私千万，又曾经在清朝时帮着日本人做很大的生意，所以由首相陪着他去觐见皇室中最高人物，说出他在北平与热河之间，对皇军慷慨输财，因此得到皇室敕赐宝剑一对，特许他在占领区经营特殊商业。回来之后，他就由兴亚院保荐做这一行生意，早已发了大财，现在难得到上海几天，部署上海区推销事务，因而亲自打电话给你。这是他念老友之情，财神菩萨送到你面前，你怎么竟然推得一干二净呢？"阿吴一路上唠唠叨叨说不完。

不知不觉，汽车却开到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一家潮州菜馆门口，阿吴说："今晚这两位潮州客人要请你吃一餐丰盛的潮州菜。"我明知这两个客人，或有所求，但是上海菜馆虽多，潮州菜馆却只有一家，相传菜肴做得十分好，因为我不会讲潮州话，所以从未去过。车子既已到达，我也只好跟着进去，看他们有什么话讲。

坐定之后，阿吴先介绍一个姓郑的，他说："这是郑洽记的小小开，叫郑芬煦。"我和郑寒暄了一番，他说："陈先生，你是上海人，何以令姐会嫁给潮州人？"我说："你们郑洽记共有四兄弟，老大就是我的堂姐夫，二房三房的人我不认识，四房的小开就是郑正秋。那时节郑洽记开在大东门外大码头，我家住在大东门，算是大族，所以结上了这一门亲。"郑芬煦说："我是三房的儿子，说起来，我们非但是亲戚，而且还要叫你一声爷叔。"

接着他又讲出关于全国运土的情况，说："从前上海吃的烟土，是从四方八面运来的，大宗是由长江而来的'川土'，次之是从暹罗运来的'云土'，再次之是由热河运来的'红土'。自开战之后，长江水路已断，云土久已没有货到，靠的是热河土，热河土的牌子，印上一个硬印'一三八'三个字。但是上海的瘾君子们吃热河土，认为最起码，高等人家是不吃的。我和盛老板的交往已有十多年，他虽吃烟，但早已靠买卖鸦片为生，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

我说："我和盛文颐，有一个时期天天混在一起，从没有听他提到买卖鸦片的事，而且看他当时的经济情况，也没有什么本钱来做这行当的。"

郑芬煦说："陈先生，你毕竟是一个读书人，不知道世务，当时盛文颐并没有贩运拆卖的资本，他只是一个掮客性的人物，譬如刘翰怡一死，家藏云土三五百两，遗属对烟土的处理，毫无办法，于是就由盛文颐代他们负责卖出，买进的人就是我。当时清代遗老极多，每一个遗老过世，都遗下烟土，全由盛老板掮来，交给我替他们变了钱。后来周湘云、张澹如、程霖生死后的存烟，都是由他想办法卖出的，所以盛文颐对烟土的买卖很有一手。好几年前他就到北平去摸热河土的路子，因为他是同文书院出身，日文说得很好，人头又熟，所以在华北早已发了财，现在爽性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宏济善堂，包销热河土。热河虽然是东北的省份，但是热河省以外所有出产烟土的烟田，都为他一人经销。从此以后，日军打到哪里，他的热河土就跟到哪里。老实说日本人这一次打仗，一方面是要侵吞中国，一方面也是鸦片烟的争霸战。"他这番话，倒是闻所未闻。他又说："从前印度鸦片烟到中国，林则徐在广州焚烧鸦片，结果英军打进中国本土，签订南京条约，我们称之为'鸦片战争'，这一场战争，似乎已成历史陈迹。可是后来民国成立，军阀各据一方，大家打来打去，争夺地盘，在北方也不知打了多少仗，江浙几省在孙传芳统治之下，也打了不少仗，为的是什么呢？表面上夺政权，实际上仍是争夺推销鸦片的地盘。又云南、广西、广东几省各式各样的战乱，是为了什么呢？说穿了还是为了鸦片。"

我想，一切的政权，当督军，当总司令，当省主席，是一件事，政务的收入，最多占到一半，而很大的收入，却是鸦片。所以百年前对外的鸦片战争虽已结束，而百年来对内的鸦片争夺战，始终还存在着。

全国有好几个省都遍植罂粟花，但是产量最丰裕的却在热河省，名为"热河土"，俗名叫"北口土"。抗战一起，各省交通断绝，川土不能由长江运到上海，云土更是无法运销江南各地，唯有热河，是日本人首先占领的地区，所以热河土，是日本占领区的一大资源，不但可以供给华北各省，连华中各地都可以得到源源不绝的供应。

我们在上海，当时买米要排队轮购，或是要长途跋涉到周家桥去购买，可是要买鸦片，就比买米方便得多，因为暗地里有一个大市场，不过要想吃所谓上品的云土，就吃不到了。

名为善堂 实害人民

大家在潮州菜馆中谈得很高兴，而且对方几个人都很爽直，讲出来的话头头是道，什么都不隐瞒，因此我就问他们，宏济善堂到底是怎样的组织。

他们一个个侃侃而谈，说："宏济善堂只是对外的一个名目，并不挂招牌，各地办公处，也没有招牌。华北分十二个单位，华中分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五区，他们的工作，是把热河烟土运销到各地，每一个装烟土的箱子上，交叉贴上两张封条，封条是由日本印就运来，用特制的美浓纸印成的，上面写着'宏济善堂封'。这种烟土箱子运来运去，不但由各地军警保护，而且连日本军队，也诚惶诚恐地看守着，'满洲国'的行政费用，大部分来自宏济善堂，华北临时政府的收入来源也以此为大宗，从前维新政府一切经费，也是由宏济善堂拨付的。

"汪政府对盛老板极不原谅，盛老板也小心得很，所以他到上海只是住在虹口，要请客也只是在虹口范围内的'六三花园'。周佛海、丁默邨等常是他的座上客。但是他从不到愚园路赴宴，也不到南京去拜访汪精卫，所以屡次有谣言，说七十六号要想办法对付他。但是盛老板有日本军人撑腰，只要日本人开一声口，李士群动也不敢动。"

盛文颐除了津贴军政警三方面经费之外，个人拿到他的钱最多的是陈彬龢，许多事都由陈彬龢去干。后来陈彬龢仗着日本海军部的势力接收了《中报》，声势更大，但在《申报》拿到的钱并不多，一切应酬开支，都是盛文颐接济的。接着我又问："上海方面推销烟土的情形如何？"他们说："沪西方面由三个人负责，一个是潘达，还有两个人，都是直接向盛老板取货的。南市方面由一个潮州人负责，闸北方面向来由常玉清的徒弟负责，但是现在常玉清已经失势了，所以他要换一个人，目的就想挑挑你。你不要以为闸北是一片瓦砾，其实还有一个远大的计划，要你去周旋一下。"我听了就哈哈大笑说："我是一个书生，有什么力量去做这种事。"

他们说："上海方面，唯有公共租界当局不接受盛老板的指挥，因为租界上吸烟的人，吸的都是好土，只有比较穷苦的烟民才肯吃'北口货'，此刻的租界上还剩有各种上好烟土，大约吃三年都吃不完。盛老板向来知道你和某先生交好，现在此公虽然远走香港，但是他有一个重要的人员还留在上海，你是有资格和他说话的，所以盛老板希望你出来做这件事。"谈话至此，我才明白他们请我吃饭，是阿吴等想拉我入局，我决意不上他们的当。于是我就随便和他们东拉西扯，嘻嘻哈哈地饮醉了酒而散。临走时，一个姓翁的潮州人说了几句很公道的话，他说："做过这一行的人，即使坐过牢，出来还是做这行，没有做过这行的人，即使给他发财，也不会沾手的。"我点头称是。接着他又说："我家太太常年多病，以后会常来麻烦你。"我说："应当效劳，这是我的本分。"

毒雾弥漫 鬼哭神号

我现在再来讲讲一般烟民的情况。

本来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之前，一般殷实的富商，或是文人雅士以及家中富有的二世祖，都有这个癖好。有钱的人吃上好的烟土，称做"福寿膏"，意思是只要吃好土，既享福而又长寿。

文人雅士吸鸦片，认为可以助长文思，至于二世祖吸鸦片，可以免得出外寻花问柳，狂嫖滥赌，吃烟花费不多，而可以保守家产，况且民国十五年前的法律是不禁止的，许多出售鸦片的店铺，是堂而皇之挂了招牌营业的。到了民国十五年，禁烟的声浪渐渐兴起，新派的学生们，都不喜欢家中有吸鸦片的人，常常劝父母叔伯快快把它戒掉。

民国十七年（1928年），禁烟的法令开始执行，租界上虽然鞭长莫及，但是国际间已经有各种禁烟的组织，指责公共租界当局毒害人民。记得国际联盟会来过一个调查团，于是租界表面上也下了一个禁烟令，捉到烟民，就要判罪的。有一个宗教团体叫"拒毒会"，专门搜集贩毒资料，宣布于世，而且将这些资料供给警局，租界当局碍于面子，一个月之间，总有几次案件发表。实际上富商巨绅，还是有私人烟室，一般人也仍然偷偷地吸。这时候，吸烟的人才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对外都不肯承认自己是瘾君子了。

八一三之战起，跟着宏济善堂就有大量烟土运到，一条愚园路除了"好莱坞"、"秋园"等几家大赌场之外，三步一楼，五步一阁，几乎全是鸦片烟馆，门口虽然不挂招牌，但是瘾君子自然会按图索骥，联袂而至。

至于南市，虽然经过一场大火，但是沿民国路的房屋都没有烧掉，后面有一条马路，叫做老天主堂街，房屋鳞次栉比，都是从前古老的宅子，由九亩地起，一直到荷花池为止，里面开设的烟窟，总有数百家之多，家家都有红绿灯挂出，名称都很好听，如"一线天"、"雾中趣"、"神仙宫"、"快乐园"，以及许许多多很有趣的名目。这些烟窟，走进去一看，都是三开间或五开间的二三进大宅，里面不知从哪里搜集到的红木大炕床，一个宅子起码有十几只烟榻，后来连大天井内都搭棚设炕，还有下等的只有一张席，就有人席地而吸了。

有一类烟窟，是商店改建的，店面全部拆光，一进门就是烟榻，吸烟的人，比挤米还要厉害，榻位是要守候着时机抢的。这条大街，我曾经去观光过一次，我心想，不要说别的地方，只是这一条街，从午到晚，出出入入已经有几十万人，足见当时上海毒雾弥漫，已到了鬼哭神号的地步。

隔了半年，一天晚上又和几个朋友走过这条街，情形也不同了，除了这条街光管照耀如同白昼外，其他的横街小巷也加添了无数大小烟窟，最有趣的，那处有一个很大的天主教堂，或说有一天来了三千名安徽难民，难民不问许可入住与否，推开教堂大门一拥而入，上上下下席地而卧，神甫也奈何他们不得。起初神甫们还设法加以照料，谁知道这班人并不是难民，而全是烟民，一俟占领成功，摊开席铺，就地吸毒，弄得整个教堂全是鸦片、吗啡、红丸和白面的气息，神甫只得望天兴叹，束手无策。

上海人吸毒的情况，既达到这般地步，各条里弄间，虽然不能公开看到，但是偷偷地吸毒，已不算是犯禁了。

究竟上海烟民的数字有多少，我也无从统计，不过，觉得毒雾弥漫，更是变本加厉，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吸毒的人，饭可以不吃，毒却不可不吸，即使把家中的东西当光卖净，也在所不顾。这样，跟着惨事就发生了，冬令的上海天气很寒冷，北风一起，这种人就冻僵了，只要冻上几个小时，就会死去。所以到了冬令，每天早晨，每两三条马路上总可以见到几个被冻死的瘾君子。各条马路总结起来，数目很惊人，弄得租界当局也无法处理，只好拨出款项交由普善山庄办理，南市华界交由同仁辅元堂办理收尸工作，这两家善堂都有几辆巨大的黑厢大卡车，每天早上就分区巡视，见到这种尸首，骨瘦如柴，一束束塞进车厢，一辆车子可以塞七八十具尸体，运到郊外埋在掘好的大坑中。这个地方，俗称"化人滩"，就是说把人化为乌有，报纸上的名字称为"万人冢"，实际何止一万人！

蛇鼠一窝 你争我夺

我和他们分手之后，盛文颐每星期都有一两次召宴，地点都在虹口。我总是推托不去，经过几次之后，他再也不派请帖来了。不过，那位潮州人翁某却常常带着他的太太来看病，他说："你不肯入局，我们有几个小兄弟都感到失望，明知你做医生还过得去，但是医生的收入能有几何？俗语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发，你何苦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我说："这件事情，将来吃手枪有份，后果不堪设想。老实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种横财，对我是不宜的。"

翁某也很爽直地说："现在盛老板的处境更加危险，他对七十六号虽有大量津贴，但是李士群、丁默邨等人，还是蓄意要把贩毒的专利权争夺到手中，所以盛老板非不得已难得到上海来，即使来也小心得很，连到南京去，也有大批宪兵陪他。"

翁某又透露一个消息说，盛文颐第一次从北平回到上海的时候，周佛海表面上要请他到南京去做官，实际上也隐伏着杀机。

在这一段时期内，天天听说打死人。盛文颐本来就是一个多病而瘦削的人，自从办了这件事，气恼更多，体重减到九十八磅，所以在上海稍稍部署一下，就急速要离开，因为当时上海的环境，没有北平来得安全。

隔了一段时间，盛文颐又到上海，我碰到翁某，他对我说："盛老板还提起过你，听说你在办仁济育婴堂，他想捐十万元给你。"（初时币制还没有"动摇"，十万元的数字是很大的。）我对翁某说："仁济育婴堂接收的弃婴日多，开支几繁，但是现在由国际救济会捐助了大批奶粉，情形就好转了。如果接受了盛先生的捐款，一定引起仁济善堂董事会的反对，我反而要受到各方面的指责，但他的好意我很感激。"

不久，果然有人送来一张十万元的支票，票面不具名，只要我们写"无名氏"就算了，别人都可遮瞒，但我心知肚明这是盛文颐的钱，总觉得忐忑不安。

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入租界，盛文颐的居处，由虹口迁入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三井洋行买办的旧宅，这是一个有名的私人花园，内有樱花很多株，盛文颐迁入之时，正是樱花盛放，文颐给我一张酒会的请柬，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后来知道，这一天到的来宾有一两千人，但是盛文颐始终未露面，托词有病。从这件事情来，盛文颐还是怕有人乘机会暗杀他。

过了不久，翁某又来看病，他开口就说："大事不好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盛文颐的后台是兴亚院，鸦片和其他毒品，都是由'蒙疆政府'供应的，最近日本皇室秩父宫派了一个贵族院的议员团来考察占领区情况，他们回国之后报告说，兴亚院委托盛文颐包销烟土，这是日本政府的耻辱，这种贩毒的事情，应该让中国各地地方政府自行办理，如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的汪政府等，这样，这种耻辱才不会连累到日本人的面子。此项建议果然为日本首相所采纳，所以现在日本方面来了一道命令，宏济善堂要从速关张，这件事情来势汹汹，连兴亚院都没有办法，看来盛老板只好放手不干了。"

翁某又偷偷地说："这件事最大的因由，还是有人在捣鬼，但是他们还要利用盛老板原有的推销组织，听说要请他到南京去当盐务总署署长，那就有一个落场了。"

我听了，也不置可否，心想，"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是意料中的事。

在这个时节，我的诊所里附设了一个小型药铺，由药商岑君承办，我看他的三个配药的职员，面色都不好，一望即知已染有毒癖，我偷偷地告诉岑君说："这三个职员情况不对，你要加以注意。"他说："我早已知道了，他们吃不起鸦片，以红丸替代，其中一个人靠打吗啡针度日。但是现在一般药材铺的职员，十有八九染上这种嗜好，换不换都是一样的。"

我对有毒癖的人观察力很强，后来我又看到我那位挂号先生的面色也不对，又有两个学生，竟然也堕入此道中。从此我的诊所中，常有偷窃事情发生，起初只偷一些零星摆设、衣服、杂物，后来竟然连风扇电炉也不见了。最使我伤心的，有两部名贵的书籍，也被他们盗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把挂号先生辞去，两个学生也不许他们上门，这样一来，虽然平定了一时，但是后来他们竟厚着面皮来借钱，身上穿的衣服也越来越不像样。这种年轻人，有了这种癖好，死期就不会远，那位挂号先生，死在满庭坊一个陋巷中，两个学生也沦为街头乞丐。我的诊所如此，当然全市情况就更严重了。

害人害己 因果不爽

隔了若干时日，翁某又带了一个人来看病，在我处方之后，彼此又开始聊天。他说："现在华中承销烟土的权力，已经移交掉了，照理盛老板应该不再有心理上的威胁，可是近来却变成一副深度神经衰弱的模样，鸦片时常吃到醉的程度，逢到有日本人来，他还要饮上几杯酒，酒后常会流泪，自言自语地说：'鸦片的生意，真不好做，对外有杀身之祸，对内妻子儿女吃上了瘾，个个成为废物，真是自食其果。'"

他又告诉我说："白粉一共分为三等，甲等是六六六，乙等是六七 O ，丙等是七 O 七。其中以七 O 七为最毒，不抽鸦片的人，只要吸上五分，就能死亡；有毒癖的人吸了，虽然不会即时死亡，但生命也会缩到极短，从此死亡的人数，要比从前多得多了。职是之故，南京政府虽接收了贩毒权力，但因来源缺乏，利益就要比盛老板时代差得远了。"

最有趣的是林柏生，因为沾不到鸦片烟的光，所以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领导一群青年，在上海等地发动所谓"除三害"运动。哪三害呢？就是烟、赌、舞。一天，他们发起扫毒运动，二三千人开进九亩地烟窟区，搜出了一批烟枪、烟灯、烟土、烟榻等，堆起来当街焚毁，表面上看来，他简直成为林则徐第二了，实际上还是争权夺利的内讧而已。

我和翁某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已觉得因果之说，并不是迷信，倒是符合科学的因果率。之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翁某，关于盛文颐的消息也就中断了。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