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返家，进城求生——老校长郝甦生自传体回忆录连载之十八

历史就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莎士比亚

（接上期）十八 出狱返家，进城求生

从狱中出来，已是1946年底。当时我已病得不成人样，亲友见了都不认识了，瘦的皮包骨头，两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

家人团聚，悲喜交集，如同隔世。年迈残废的老母亲，患半身不遂已几年了，看到儿子活着归来，涕泪交流，谈及往事真是痛心极了。我被捕后，妻子小儿更是为我担尽了忧愁，受了很大的刺激。听说我被捕后家中成了嫌疑户，经常被人监视。

听说那年冬天，有敌人的一个狙击队，段长姓李，就住在我家院内。这个狙击队一路不知杀害了多少人。这时这个李段长有些良心发现，表示不再杀人了。在我们院内他和附近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成为战地鸳鸯。这人看到我家老母妻儿都愁眉不展，就知道家中一定有事，又看到我家墙上贴着我的晋祠风景照，上面题写着诗，知道我是一个多情多才之人，还费心帮助打听我的消息，并安慰我的老母和妻儿。这人以后还来太原看过我。后来听说他也被杀害了，罪名是“有同情共产党的嫌疑”。

在家养了两个月病，我的身体才慢慢恢复了。我在家养病行动不便，也得不到任何消息。敌人县政府还来过信，叫我出去当教员，我知道生命没有保障，害怕再出事，也不敢去。便写了回信说因病不能去工作。

一天，牛乐道来看我，说敌人的县长要我们进城给他们做事。他想暂时进城，看机会再说。他告诉我，你可以去太原，就说去看病，千万不要在家呆着，恐怕有再被捕的危险。我进城去就对他们说你有病不能来，已经到太原看病去了。

就这样我在家过了阴历年，于1947年二三月间就到了太原，一面看病，一面找工作。正发愁没有出路，恰好遇到了我的武术老师穆修易，这时他在一家私人砖商陈贵德家中当家庭教师，便介绍我去了陈家，和穆老师住在一起。

陈贵德是寿阳县人，住在天地坛正街，在东门外开有裕和砖厂。他弟兄三人，幼时家境贫寒，地方荒瘠，无法生活，初来太原时租赁了一辆水车，每天靠人拉车给居民送水度日。由于辛辛苦苦勤俭节约，逐步自己买下了水车，后又改为驴拉，以后又养下马车，在火车站拉运邮包，日积月累扩大到好几辆马车，并在大东关开了裕和砖厂，有雇工百余人。

他利用次砖在天地坛盖起了一座里外院，楼房约有八九十间。除自己全家人使用外，大部分出租。据说日寇侵入南下时，曾把陈贵德的90多辆马车拉走，全部损失。现在家中聘请了文武教师，教育他的侄儿辈，文教师是一位老先生，武教师就是穆修易先生。

我到了陈家以后，每天早起，和他一起练武，又教他的侄儿们学习。陈贵德本人生活简朴，但热情好客，每天有酒有肉待人。他的砖厂在大东关一带的私人砖场中规模最大，有两座砖窑。

砖窑。网图。

那时在日伪统治下，居民都有身份证，还得编组服役，实行兵农合一。因为建筑工人可以免服兵役，陈贵德便把我的名字编在砖厂的工人中，我从此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在市内存身。

不久，太原市的私人砖商要成立砖瓦业联合社，开始进行筹备工作，陈贵德就介绍我去代表他参加筹备。

夏天，砖瓦业联合社正式成立，我便进去当了一个业务员，地址在城坊街。联合社选出的经理叫聂木龙，副经理叫李杰，都是私人砖商。

后来，阎锡山伪军也派人进来把持业务，所有私人砖厂生产的砖瓦，通通由联合社来经营，全部交给阎锡山的伪军去修了炮台和碉堡。阎匪为了统治经济，把太原市私人砖厂都联合起来，所有砖瓦都由公家统一收购和销售给敌人器材处，供他们修碉堡造炮楼，只有少数是零售给民用。私商是不许私自卖砖的。

联合社经过改组，还派进了一部分公方人士，一部分为私商介绍，其组织人事如下：监理白庆春（字子和），是阎匪基干，曾任阎匪岚县县长。解放后在天津工作。协理韩烈，是阎匪派进来的。经理李杰（士俊）是私人砖商中选的（最初成立时经理是聂书龙，也是私人专商，后因病改选）住旱西门街，养有马车，开有砖厂。解放后在大东关器材厂工作。协理赵兴隆，私人砖商选出来的，兼公务股长。业务股负责人张德先，是私人专商介绍的。干事郝甦生，管开砖瓦出入库通知单和转账本。工务股负责人由赵兴隆兼任。干事刘子才（私），郭圣才（私），张动（公），总务股冯巨庭（公派，管公章人事），王子华（公派，管事务）。会计刘肇煜（公），郭振铎（私），郑良珠（公）。

以后又安装了电磨，经营面粉，有掌柜姓田，还有工人五六名都是商业性质。

在阎锡山“兵农合一”暴政下，所有青壮年都要编组，六人一组，一人服兵役（常备兵），五人负担粮花（称国民兵），所有青壮年都叫苦连天，无处躲逃。砖厂属于建材部门，砖厂工人是建材工人，所生产的砖瓦均供给阎锡山修了碉堡和炮楼，所以砖厂工人不再编“兵农合一“组，也不用去服兵役。

我被编进建材工人，也就免去当兵和出粮的灾难，我的身份成了砖联社业务员，由工人成了商人，也隐藏了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没人再追问我的历史和被敌人捕过的事。虽然也经过敌人所谓残酷的“三自传训“，但我在建筑工人中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同时我也说自己已通过了特种警宪处审查，是清白的，所以才没有被列入重点斗争。

当时敌人大肆宣传共产党可怕，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有些人是被蒙蔽，很害怕。但我心中却是坦然的，我暗暗希望共产党早日打入太原。

在这期间，我还介绍过我们村的几个青壮年到砖厂做工，如任根海、任四海、张有恒、张悟真等。他们在村里实在被敌人剥削压迫的无法生活，到了砖厂做工，免去了灾难。曾有一个在我方工作过的人，被敌人捕进城来，找我保他，我毫不犹豫为他作保，当时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到对自己有什么危害。后来听说他趁机逃走了。

这一年中我得不到我方工作人员的任何消息，思想上苦闷极了，只是每天盼望太原城早日解放。这时敌人已到了穷途末路，饥饿和恐怖笼罩着整个城市，城内粮价飞涨，粮荒成了市民的严重威胁。有的全家服毒自杀，有的抢机场上抛下的米粒被敌人打死，最骇人听闻的，是听说碗里发现了小孩的指头，有黑心的小贩竟然摆着叫卖卤煮人肉。人民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再加上敌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自传训“，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被打死活埋。

当时解放军已包围了太原。城内居民每天吃红大米，都是面目浮肿。我那时曾想过冒险逃出去，但又怕妻子小儿受到牵连，不敢轻举妄动。我的表姐一家因实在无法生活，连夜出城，我的姐夫许三娃就在战壕中被流弹打死了。

我在太原砖瓦联合社当业务员期间，妻子玉仙在家中却被逼迫到晋源县城内参加了小学教师的”三自传训“，撇下了残废的老母和七岁的孩子，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每个小学教师都经过了所谓”自白转生“，遭受了严刑拷打，被逼供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所谓“有关系，交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

特别因为我曾被特警处逮捕过，住过监狱，所以妻子是嫌疑犯的家属，更是几次三番向她逼问关于我的问题。在几天几夜的拷问中，她的眼泪不知流了多少，又怀念着家中的老母和儿子无人奉养，也不知自己的命运将落到什么境况，眼见几个女老师自己打自己的脸，耳边听着哭声喊冤声，整夜不能睡觉，听说有的女教师已经绝望轻生跳了茅坑，所以她想，也不知自己能不能再活着回去见到老母和儿子，还能不能再见到在太原的爱人？也不知他们是否也同样在被敌人严刑拷打住了监狱？

好容易熬过了一个星期，总算把她放了回来，也是如同大病一场，回家后抱着老母小儿，泣不成声。在阎锡山匪军的统治下，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当个小学教师是十分可怜的，一个月几十斤高粱的待遇，有时也要不回来。

1948年，敌人已到了日暮途穷、最后的挣扎阶段。他们连七八岁的小学生也不放过，逼着背上砖头往30里外的地方送，供他们修碉堡。幼小的孩子如何能经得起这种折磨？家里没办法，只好把儿子一鸣送来太原，随我一起生活。

到了夏天，因为小孩拉肚子很严重，不得已爱人玉仙也来到太原，家中只留下残废的老母亲托给邻居照料。

这时太原城已被八路军包围了，城门也不开，好容易找了保人才将妻子带进城内。无处安身，只好住到父亲在世时曾经住过的商号，大南门街的德裕丰内。

商店早已不开了，只有两个旧人在守着房子。这两位旧日的掌柜，能念旧情把我的家人收留下，住在这里的一间小房子里也很不容易。

每天都能听到炮弹落在城内的轰隆隆的声音，我们住的院内也落下了两颗炮弹，砸坏了一间屋顶和一个过道。就这样我们在枪林弹雨中苦苦熬过了一段日子，等到了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

（未完待续。此自传文稿由珍尔根据传主本人亲笔写的手稿整理而成。请继续关注下一章节：太原解放，入山西公学，去商业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