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井武夫回忆录-1

自 序

在整个中国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军队以卢沟桥事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对此，日本帝国主义最初称之为“北支事变”，不久改称“支那事变”，即“中国事变”。）时期，我作为一名陆军军人，除短时期外，大部分时间参与了中国问题的工作。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正在事变爆发地点北平工作，大东亚战争（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自称为“大东亚战争）结束时，我又恰好在中国事变的闭幕地点南京。

在事变爆发的当时，我抱着不扩大事态的信念，曾致力于与中国方面的接触，直到发展成战争后，我仍不遗余力地为早期实现和平而努力。然而事与愿违，终归失败。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宣告战争结束时，我竟在敌国旧都南京参加了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为和平奔走连遭失败的结果，使我深深体会到：仅凭渺小的个人努力要去扭转怒涛般的民族激愤是徒劳的。

“二虎相争，两败俱伤”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处于绝对主权国家相对立的时代，很难轻易中止斗争而挡住历史的演变，在激战中杯水难以扑灭熊熊烈火。

其结果是：日本遭到亡国，胜利的中国国民政府也被其宿敌共产党赶出大陆，不得不逃亡台湾。

战后，为了防止核武器出现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正致力于不再遭受战争之苦。尽管如此，将来是否能赢得永久和平，一方面当然取决于人类的智慧与努力如何，而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在当前尚未确立超国家的世界秩序和法规的情况下，有时就难保明智不被掩盖起来。况且，由于邻国各民族奉行的主义和主张各异，互相对立，彼此的政策和利害关系当然不能经常保持平等。现在追记一下中日和解失败的往事，或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四分之一世纪业已过去，在人们记忆中逐渐淡薄了的中国事变，如今再来谈论它失败的经过，这好象给亡儿计算岁数一样。然而，我敢于这样做的目的，是期望借此能够促使毗邻民族之间相互反省，处理争端要坚持和解的精神，不要诉诸武力。

在中国事变的中途爆发了大东亚战争，这彻底影响了日本一贯执行的大陆政策，从而促使处理中国事变的方针在根本上起了变化。在这一段时期内，我一度离开处理中国问题的工作，奔驰在南方（东南亚）战场的枪林弹雨之中。

在记述中国事变的回忆中，插叙一些在菲律宾战场的从军记，似欠协调。但是为了使读者理解这是处理中国事变的必然结果，以及阐明当时著者的环境变化，所以把从军记加了进去。

关于中国事变及大东亚战争，彼我双方已有很多权威人士的战记出版，但是由于各人所处环境不同，敌、我观察的角度和记录的范围也不一样，因而多有误解和遗漏之处。我力求把在与战场隔绝的后方和在硝烟弥漫的前线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赤裸裸地加以记述。至于其他一般情况，仅按时间顺序将有关事项简略加以记叙。请读者鉴谅。

著者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

注释：

1、本书原名《中国事变之回忆》，作者今井武夫，曾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新编步兵第一四一联队长、大东亚省参事、中国派遣军总部主管情报和政务的第二课课长兼第四课课长、派遣军报道部部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及派遣军总参谋副长等职，是日本军方的高级特务。他自始至终地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从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直到日本投降为止的侵华活动，特别侧重于策动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的叛逃、扶植南京傀儡政权、对蒋介石进行诱降以及为摆脱日 军的困境而进行的秘密求和活动等等。

今井武夫由于积极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受到日本参谋本部的重用，一再委以重大的秘密使命，直至最后代表派遣军总司令部向中国政府接洽投降事宜，并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作者在这本回忆录里所记述的史实，多系本人亲历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在书末又附录了若干有关的原始函电、记录及文件，提供了许多内幕资料。故此书对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扶植汪伪政权的罪恶活动以及向蒋介石进行的所谓谋略工作的经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由于作者过去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基于他的立场观点，书中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不少歪曲，甚至是非颠倒。如把日本军国主义为扩大对华侵略而精心策划的七七事变，诬蔑为中共挑起和我国爱国军民的阴谋，另一方面，书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则多方加以粉饰和辩解，对被国际法庭判处的战争罪犯寄予同情，对汪伪政权的叛国附敌行为及蒋介石的妥协乞和活动，都有所美化。作者还在自序中标榜他撰写回忆录的目的是“期望借此能够促使邻国民族之间相互反省，处理争端要坚持和解的精神，不要诉诸武力。”完全抹煞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界限。对此，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审慎地思考及辨正。

2、原著均用日本的昭和纪年，为读者方便，译文均改为公元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