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适绝交，跟鲁迅反目，怼遍半个文化圈，他是民国最温柔的男人

傅斯年：不合时宜的大人物

要说人这一辈子，最难的是什么？有人讲是“做自己的主人”，可真撞到风口浪尖上，能稳稳坐住的没几个。你要是能在一屋子权力人物面前，烟斗叼着，腿翘着，跟谁都平起平坐，别人说你那是“有种”。这样的人少得可怜，傅斯年算一个。那天下午，就在老蒋和麦帅前头，贵宾室里黑压压一圈人，个个显得缩手缩脚；偏偏傅老坐在沙发里头，自顾自地抽着烟，仿佛外头风雨都与他无关。第二天的报纸，记者还专门写了一行：“机场贵宾室，敢于总统与麦帅同坐者，唯傅斯年一人。”老傅是谁？大家都想知道。

其实你可以说他是个学者，但说到底，他这个学者也实在稀罕。哪有这样的人？既不凑国民党热闹，也不进政府做官，却偏偏处处有能量、有胆气，学问跟人也不搭界。他在史语所当头，也就是领一群学人琢磨点中国自己的事。别看“所长”听起来像官，其实就是个带头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

那时候中国混得可不像现在，外面不但有枪炮，还有文化上的掠夺和侮辱。老傅小时候肯定看过那些新闻——什么斯坦因啊、什么鸟居龙藏，都仗着身份跑到中国东边西边、装做科学家，结果明着就抢东西。敦煌、旅顺，那些地方好好地，突然就被挖了个稀巴烂，一箱箱古卷、绢画给人拿走了。就跟乡下老田里被人扒地一样，吃亏吃大了。你说中国的文化到哪儿去了？这口气，光看自家宝贝被人抢，那可不是摆几句口号能咽下去的。

有意思的是，老傅不是那种只会义愤填膺的学者。年轻时就跟蔡元培、胡适那些人混，北大出来的嘛，脾气大、话也冲。可他一看自家学问总让洋人“调查”，自己人在旁边陪跑，他就憋不住了。我们常说“内行看门道”，傅斯年是真的看明白：中国得自己搞学问，自己研究自家土地、自家人、自己的风俗与语言。史语所那三组，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真是操刀见血。那个年代，哪有那么多设备、资料，几乎全靠人一脚一脚地跑出来。你去问老一辈学者，他可是第一个用“科学方法”把明清档案、各种方言和殷墟考古都重新整理了一遍。中国学问算是翻了篇，终于没人能笑话我们不懂自己家底。

也有说，傅斯年之所以能抗住蒋介石那股子威风，是因为成就大。我觉得这话只说了一半。其实他的底气，还是因为性格本身就不吃人情。这人张扬，倔，也自负。山东出生的人嘛，大个子，说话直，没什么官腔，谁不顺眼就得怼几句。比方宋子文那事，蒋把孔祥熙撤了，宋子文又上台，还是整天折腾贪污，老傅一看“怎么能这样”，气得连抡几篇文章就把宋子文骂得狗血淋头，硬是让这位财阀下了台。你想想，多少人敢点着宋子文名字炮轰？他一出手，记者直接蹭热点，出了个《傅斯年要闹革命》的劲爆标题。人家有的是胆量。

有时候他骂人，不看对象。九一八之后，东北丢了。国民党怂，没扛住，胡适那时候居然说“满洲自治没有什么不对”。老傅听了，简直气到浑身发抖。你说这曾经是北大的老师、知心朋友，怎么能帮着外头说话？不怕得罪人，傅斯年公开开炮，跟胡适绝交。对“伪满洲国”、日本人的种种谎言，他那套抗战的稿子，不光是骂，还真有点“催人奋进”的力气。他说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说我们不是能被灭亡的民族。胡适也只得收声，知趣地少谈对日问题了。

其实傅斯年做这么多，不光是因为脾气火爆，还因为他心里有股“我若不发声，谁来管咱们事”的公正劲头。不是所有学者都肯冒这个风头的，也不是只会做学问不管外头事的读书种子。从北大到史语所，他总是在激烈与温柔之间挣扎。国民党腐败，他看不下去。日本人侵占东北，他日日带人修写《东北史纲》，硬用考古、民族学和历史正史，把东北所有的地、人的来龙去脉都查了个透。最后连“国际联盟”都认了中国说的理，可书生的功劳，在风暴年代总显得单薄。大东北还是丢了，傅斯年也没灰心，他连儿子的名字都取成“仁轨”，偏偏希望下回真能有人像刘仁轨守住中国的边界。

讲到这，你可能会觉得傅斯年好像永远都在“憋一股劳动气”，但眼下这世道，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抗战胜利，他上街喝酒，帽子飞了，棍子丢了，第二天笑着跟朋友说，帽子找不回，棍子没钱买。大家哭笑不得。别看他常常当“傅大炮”，其实私底下也有点“傅大猫”的意思。有时和同仁闹不痛快，脾气过了又后悔，叫工友老裴喝两口酒赔罪。有的人说话不过脑，跟他吵翻了，他真想比试一下，转头一看对方年纪大身子骨弱，马上一边“认怂”一边自嘲——“我这体积乘速度，动量巨大，可以压倒一切。”别人听了，忍不住乐。

他还不是只会和外人作对，和自己人也能翻脸。鲁迅那边，多少年老朋友也有反目。史语所的年轻人“怕傅如虎”，晒个太阳都要偷偷摸摸。有天他看见院里疏散得像见了猫的老鼠，自己敲脑门：“怎么我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自己这些年，有时候热情太旺，让人有点受不了。可是转念一想，他温柔的时候又像猫，跟人在一起也有点“小家子气”的可爱。

再说傅斯年的命运，可不是一路顺风的。他的“有力量”，更多时候是硬撑出来的。五四运动那年，还是个风头正劲的学生，带头扛旗示威，学生一片跟着走。可运动后阵营分裂，北大蔡元培走了，陈独秀也搞别的事了，胡适又一门心思搞古文，他一时陷入茫然，最后照胡适建议出国深造，走了别样路。

抗战时期，外头炮火连天，傅斯年算是抗战的一面旗，可私下里，也有低落的时候。跟陈独秀闲聊，说“法西斯黑暗铺天盖地，人类到了大运底了”，真有点绝望。后来倒是陈独秀安慰，气儿又提上来了。

最煎熬的时候，是去台湾的那阵。抗战胜了，可国共又内战。傅斯年身边死了不少好友，剩下的也不怎么热络。他收拾东西准备走，竟然连安眠药都随身带着，实在受不了时就要“撒手人寰”。幸亏傅夫人看得紧，这才把命拦住。

这些年强撑着，老傅活得越来越像个“病猫”。高血压，重病一茬接一茬，却还要带队把史语所从南京搬到长沙、昆明、宜宾，最后再到台湾，每一件都得亲力亲为。你说他什么时候能养养病、好好喘口气呢？没有机会。北大被日军折腾刚重建，请他当代理校长，他不忍拒绝。去了台湾，台大的牌子还挂着日本殖民历史，教学乱成锅粥，又是傅斯年撑着一身病，把校务大刀阔斧清理了一回。到最后，身体实在扛不住了，终于，那年离世，台大新钟为他敲响了55下，纪念他活过的年龄。

人这一条命，怎么就走到头了？傅斯年当年坐在贵宾室那架子，或许不是给外人看的，也不是想炫耀。当权势、毁誉、病痛一起涌来的时候，他一边喉咙里咆哮，一边心里喊着“做点事，总比白活一场强”。有些人是只属于历史的，有些人，叫傅斯年，是我们希望有一天能遇见的那种“疯先生”。有力量，也有脆弱。世界变了，他早早地走了。这个世上，还会有第二个傅斯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