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上海前，汤恩伯亲自送我党一名特工离开上海，此人是谁？

“老汤，当真要送我走？”1949年4月的一个深夜，上海枫林桥官邸的雕花玻璃映出两个对峙的身影。陆久之放下茶盏，目光如炬地盯着汤恩伯。这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手指在作战地图上敲了三下，最终颓然跌坐在红木椅中：“走吧，再不走委员长要起疑了。”

这个被汤恩伯礼送出沪的神秘人物，正是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二十余年的红色特工陆久之。他的身份堪称传奇——既是蒋介石的“驸马爷”，又是陈赓的救命恩人；既能在日军监狱里全身而退，又敢在汤公馆里当面劝降国军上将。当上海战役的硝烟即将燃起时，这个游走于多方势力间的“八面玲珑”人物，为何能让铁杆反共的汤恩伯网开一面？

1902年生于官僚世家的陆久之，骨子里却流淌着叛逆的血液。当父亲陆翰在五省联军司令部签发剿共令时，18岁的他正躲在阁楼里偷看《新青年》。1924年与蔡叔厚合办绍敦电机公司，表面是租界里不起眼的商行，暗地里却藏着上海滩最早的地下电台。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爷，硬是把父亲的人脉网织成了红色交通线。

要说陆久之最惊险的掩护行动，当属1933年陈赓遇险。当时这位红军名将因腿伤秘密来沪治疗，行踪暴露后全城悬赏十万大洋。陆久之直接把陈赓安置在自家洋房二楼，每天照常带着日本女友出入舞场，连巡捕房上门搜查时，他还能翘着二郎腿用流利日语训斥：“宪兵队都没查我，你们倒来添乱！”这种胆色，连后来接应陈赓离沪的董健吾都感叹：“这小子天生是干特工的料。”

抗战时期的上海滩，陆久之的“多重身份”玩得更溜。他打着“中日亲善”旗号创办《华美晨报》，却把编辑部变成了情报中转站。有次日军要查报社账目，他竟提前三天在头版连发《大东亚共荣赋》，气得日本顾问反倒送来两百袋面粉“劳军”。更绝的是他利用日本海军关系搞运输通行证，将药品、电台藏在成吨的棉纱里，堂而皇之运往苏北根据地。

要说陆久之最得意的身份伪装，还得数1946年与陈瑶光的婚姻。作为蒋介石养女，陈瑶光对这位风度翩翩的接收大员一见倾心。婚礼当天，京沪警备司令部送来的鎏金喜匾还带着火药味——那是汤恩伯刚从苏中战场缴获的战利品。洞房花烛夜，陆久之却在密写情报：“已获第三方面军编制表，速转邯郸局。”

当1949年中共中央将策反汤恩伯的重任交给陆久之时，这个任务堪称刀尖跳舞。且不说汤恩伯刚出卖过恩师陈仪，单看他在上海修筑的永备工事，就知道此人死硬程度。但陆久之抓住两点要害：一是二十年前东京振武学堂的同窗之谊，二是汤部实际已陷入三面被围的绝境。

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密谈发生在清明夜。陆久之故意选在汤公馆佛堂见面，香案上还供着汤母灵位。“听说傅宜生（傅作义）在北平过得滋润，每月还能领五斤龙井。”陆久之一边拨动念珠，突然话锋一转：“要是上海变成四平街…”话音未落，汤恩伯手中的《金刚经》“啪”地掉在青砖上。这个细节被陆久之写进当夜密报：“汤部士气已堕，唯蒋氏父子尚在沪，需防狗急跳墙。”

有意思的是，当蒋介石乘“太康号”军舰抵沪督战时，陆久之正陪着陈瑶光在霞飞路买旗袍。侍从室送来紧急召见令，他竟慢悠悠吃完凯司令的栗子蛋糕才赴约。这种“驸马爷”的派头，反而让生性多疑的老蒋放松警惕。据后来毛人凤回忆，戴笠生前早就怀疑陆久之通共，但每次调查都被宋美龄拦下：“瑶光的丈夫怎么可能有问题？”

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当汤恩伯最终选择死守上海时，他给陆久之的送行理由竟是“免得瑶光守寡”。这个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却对救命恩人留了最后的情面。离沪轮渡鸣笛瞬间，陆久之望着外滩要塞的探照灯，突然想起1927年那个雨夜——他护送周恩来躲过青帮追杀时，周副部长曾说：“我们这样的人，注定要活在影子里。”

1995年台北“陆久之特展”引发轰动，展柜里既有日军颁发的“大东亚勋章”，也有周恩来亲笔签发的嘉奖令。当记者问这位93岁老人如何看待汤恩伯的结局，他摩挲着陈瑶光送的怀表，只说了一句：“他本该有更好的选择。”表盖内侧刻着1949年4月23日的日期，正是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