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爱玲齐名的才女，卧底敌营6年立下大功，却背负汉奸骂名43年

1939年，一位与张爱玲齐名的才女，悄然潜伏在敌营中。

卧底6年，她多次立下大功，可也因此背负了43年的汉奸骂名。

她到底是谁？她的结局又如何？

1907年，山西右玉，一个落魄官宦人家的后院里，婴儿的啼哭划破冬夜的沉寂。

她便是关露，原名胡寿楣，日后民国文坛的“四大才女”之一。

关露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她没钱上学，但在母亲的教导下自学完了中学课程。

她十六岁那年，母亲却因操劳过度过世，她带着年幼的妹妹胡绣枫投奔二姨，寄人篱下。

生活苦涩，但她咬牙坚持，哪怕吃一顿饱饭都难，也要在油灯下抄满十页诗文。

192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

她不只是在课堂上沉默读书，更在文艺领域悄然发芽。

她的处女作《她的故乡》刚一登上报刊，便引来文坛关注。

那是一篇描写普通女子内心觉醒的短篇小说，语言清新却锋芒毕露，隐忍中透着不甘。

紧接着，《逃亡者的夜歌》《悲剧之夜》等小说和诗歌接连问世。

上海文坛很快传来惊叹，她被称为“红色才女”，风头一时无两，与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并称为“四大才女”。

正值抗战烽火初起，她以文为刀，用自己的诗与词参与战斗。

《春天里》这首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由她作词，旋律轻快、歌词直白，却有一股不容小觑的热血在其中。

“春天里来百花香，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这首歌在街头巷尾广为传唱，像一剂温柔的战鼓，让无数人心里泛起涟漪。

而她那句“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更是在沉默中掷地有声，成为当时青年人最燃的座右铭。

在文艺沙龙和革命讲坛之间，她游走自如。

她用自己的青春在文坛上点燃炬火，也在国家危亡之际，默默点起一盏不熄的灯。

1939年冬夜的上海，关露正坐在自家昏暗的书房里，案头摊开的小说手稿才写了一半。

门铃却突然响起，一位衣着普通的男子，递给她一封电文。

纸上寥寥几字：“速往香港，找小廖。”

电文的署名是叶剑英，她没有犹豫，关掉油灯，把稿纸一页页塞进抽屉里，披上大衣，踏上前往香港的路。

抵达香港后，她在一间简陋的小旅馆里见到了中共情报线上的两位关键人物，廖承志与潘汉年。

寒暄未毕，潘汉年沉声说道：“我们需要你，进入‘76号’，靠近李士群。”

“76号”是日伪政权最黑暗的魔窟，是李士群一手打造的血腥据点。

这个人，曾是共产党的一员，却因被捕而叛变投敌，以残忍著称。

他发明了三十八种酷刑，在短短数年间制造了三千多起血案，是上海滩让人闻风丧胆的魔头。

关露不是不怕，但她更明白，此刻国家危亡，退一步便是沦陷。

潘汉年目光深沉地补上一句：“今后无论谁说你是汉奸，你都不能为自己辩护。”

关露没有犹豫，只轻轻点了点头，低声回应：“我不辩护。”

为了接近李士群，关露利用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旧情。

多年前，李士群被捕入狱之时，他的妻子叶吉卿怀有身孕，孤苦无依。

当时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接济了她母子，那段雪中送炭的恩情，成为今日得以靠近的钥匙。

她拨通了李家电话，自称关露，想拜访旧友。

李士群毫无防备，亲自派车接她入府，叶吉卿更是热情异常，亲自下厨设家宴相迎。

她强作镇定，谎称自己失业，想在李士群手下谋个差事。

李士群沉吟片刻，答道：“关小姐这样有名气，怎么会缺工作？若真缺钱，我直接给你一笔便是。”

他的话里尽是试探和怀疑，关露却不动声色，轻描淡写地说：

“其实，我更想和叶太太多亲近些，一起去美容、逛街，多舒服。”

这一句话，成功化解了李士群的疑虑。

自此，关露以一个“无事可做的名媛”身份频繁出入李家，与叶吉卿朝夕相处，谈笑风生。

日子一久，李士群不但放下戒心，还亲自批给她“76号”的特别通行证。

从此，她可以在这座魔窟中自由穿梭，而每一次进出“76号”，她都带回珍贵的情报。

日本军队的部署、扫荡计划、清乡动向，一条条直送延安，成为八路军制敌的重要依据。

但与此同时，关露频繁出入76号的事也在上海流传开。

昔日的文友开始疏远，甚至有人在街头当众辱骂她“投敌”、“不知羞耻”。

她回家后，抱着衣物痛哭不止，却仍咬牙将情报整理清楚，贴身藏好。

她知道，一切苦楚都要自己吞下，因为她答应过：“不辩护。”

1943年盛夏，关露在日本海军情报部驻办的《女声》编辑部，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公函。

她被选为“中华文化代表”，即将前往东京，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这场会议打着文学的幌子，实则是一场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宣传集会，是日本人为巩固“共荣圈”而精心编排的政治舞台。

她的名字，被印在赴日代表名单的第一栏，照片将随新闻一起刊登。

届时，整个中国文坛乃至民众都将看见她的身影，坐在敌人的主场，面带微笑。

那些积蓄已久的谩骂与指责，将彻底将她埋葬，可她依然收拾了行囊。

因为就在前几日，她收到了潘汉年从延安派人秘密送来的密信，信中只有一句话：

“你此行，将是我党恢复与日共联络的唯一机会，请务必转交秋田教授。”

她想过拒绝，但终究还是将那封密信藏进了贴身衣物，面无表情地坐上了去往东京的船。

在东京的宴会上，她克制着身体的反应，在会议的空隙里，悄悄见到了秋田教授，将那封密信交到他手中。

她完成了任务，心里却空落落的，东京之行带来的，不止是羞辱，更是灭顶之灾。

回到上海的那一刻，她看到了街头巷尾贴着的报纸，印着自己的名字与照片。

“中华文化女作家，关露女士，代表出席大东亚文学大会。”

一夜之间，千夫所指，她不是不想解释，而是早已许诺了“我不辩护”。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关露结束了6年卧底生涯，谁料迎来的却是更深一层的质疑。

国民政府列出一份“文化汉奸”黑名单，她的名字赫然在列。

就在这时，潘汉年出面递交了一沓密件，证明她的真实身份。

周恩来得知此事，特批：“将她接到新四军根据地，好好保护。”

可即便组织认可了她，社会却未曾还她一份清白。

她给恋人王炳南写信，两人从1937年相识相知，情意深重。

可上级却找来王炳南，严正地告诉他：

“她虽是好同志，但在群众眼里，她是汉奸，你若与她结合，会影响你在外事系统的仕途。”

王炳南听完，沉默良久，最终含泪写下一封分手信，他说：

“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肩上有更大的责任，不能只为儿女私情。”

当信送到关露手中，她没有哭，只是坐在屋里，一动不动看了一整夜。

她失去了声誉，失去了爱情，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能再用，可她仍没有说一句解释。

她不知道的是，她因为汉奸骂名而受的苦远远没有结束。

1955年春，受潘汉年案影响，关露也被捕入狱。

功德林监狱的冬天冷得刺骨，她蜷缩在地铺上，一边咳嗽，一边翻来覆去地背诵诗句。

两年后，她获释，回到北京的旧居，她变得沉默，不再写诗，不再参与任何活动。

但命运并未放过她，那个动荡的年代，她被当作“文化汉奸”再次投入牢狱。

这一次，她在狱中整整待了八年，1975年，她终于获释，被允许“回家养病”。

那年她已经67岁，脊背佝偻，眼窝深陷，牙齿脱落，双腿关节已变形，几乎无法行走。

可她仍想写点什么，她尝试握笔，却因为长年疾病和营养不良，手指早已僵硬无法控制，墨迹洇成一团。

她苦笑，用颤抖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旧打字机，声音断断续续，如同她凋零的生命。

1982年3月23日，一群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来到她家，宣读了平反决定。

她在背负了43年的汉奸骂名后，终于彻底清白了。

9个月后，她完成了回忆录《我在潘汉年领导下为新四军做了一点李士群的工作》。

那是她生命中最后的文字，割开尘封的真相，但在这些文字中，她依旧没有一丝怨言。

可那些年背负骂名的生活，终究让她不堪重负。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支走了照顾她的青年小金，吞下了整整两瓶安眠药。

她用一生守口如瓶，守护信仰，也守护秘密。

她不争名，不求功，但她的一生却被太多人忘记，也被太多人误解。

关露，这个名字曾是战火中燃起希望的诗人，也曾是夜幕下独行无名的谍影。

她以血肉之躯走进魔窟，以沉默之力扛下辱骂，她不是汉奸，从来不是。

她是赤诚的女战士，是时代的牺牲者，更是被历史迟到铭记的无名英雄。

她走了，但她留在世间的，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名字，一段不该被尘封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