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图利、不好色的汪精卫，为什么坚决选择背叛投敌，成了头号汉奸

1909年，28岁的汪精卫正在北京谋划一件大事，他要刺杀摄政王载沣。

当时他跟着几个革命党人，在银锭桥附近偷偷埋炸弹，想趁载沣路过时动手，结果被巡逻的清兵发现，汪精卫当场就被捕了。

关在牢里的时候，他没怎么慌，还写了首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首诗很快传开，不少人都说这小伙子有种，是不怕死的革命英雄。

他那时候信无政府主义，总觉得暗杀最直接，能快点把这社会改了，这种想着用死来证明自己的“烈士情结”，后来也一直影响着他早年的选择。

转眼到了1925年，孙中山去世了，国民党一下子没了主心骨。

于是就让他当了广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了国民党内的“一哥”。

可这“一哥”的位置还没坐热乎，几个月后，廖仲恺就被人刺杀了。

汪精卫心里也清楚，这背后肯定牵扯到权力斗争，他便联合蒋介石，把胡汉民给流放了，这下算是把主要的竞争对手都除掉了。

不过，他没料到的是，蒋介石借着这个机会，势力越来越大，在国民党二大之后，蒋介石就成了仅次于他的二号人物，两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也越来越多。

国民党二大之后，蒋介石手里的兵权越来越重，两个人表面上还客客气气，背地里却谁也不服谁，矛盾早就藏不住了。

1926年春天，中山舰突然开到黄埔军校附近。

蒋介石一口咬定是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兵变”，借着这个由头，他不仅抓了不少共产党人，还把矛头对准了汪精卫，说他这个主席“偏袒共党”，闹得政府里人心惶惶。

汪精卫本来就没多少实权，一看蒋介石又是调兵又是抓人，自己说话根本没人听，气得不行，干脆辞了职，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法国，眼不见心不烦。

在法国待了不到一年，1927年夏天，国内形势又变了，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武汉这边的人就请汪精卫回去主持大局。

汪精卫一回国，立马在武汉也成立了国民政府，跟南京的蒋介石唱起了对台戏，两边互相骂对方“反革命”，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倒是当了阵子“一把手”。

没多久蒋介石又回来了，兵权还是在人家手里。1931年，汪精卫干脆跑到广州，联合一些反蒋的人又成立了个国民政府，说南京那个不算数。

结果“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日本人打进来了，全国都骂他们“内斗误国”，

蒋介石这才主动找汪精卫讲和，让他当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算是给了个面子，可明眼人都知道，汪精卫早就不是当年的“一哥”了，真正说了算的还是蒋介石。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一响，日本关东军、华北驻屯军一股脑往中国内地冲.

没几个月就打下了北平、天津，接着又在上海打了三个多月，把南京也占了，城里火光冲天，到处是逃难的老百姓。

国民政府没办法，先搬到武汉，后来武汉也待不住，又撤到重庆，大后方天天拉警报，人心惶惶。

日本那边看国民党退守西南，就开始放话，说只要“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就能“和平谈判”，还能让汪精卫出来主持局面。

蒋介石在庐山说要“抗战到底”，可汪精卫坐在重庆的办公室里，看着前线送来的战报，手心里全是汗——他总觉得中国打不过日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再打下去整个国家都得毁了。

这时候，周佛海、陶希圣这些人也老往汪精卫家里跑，几个人凑在一块儿，关起门来说悄悄话，后来干脆弄了个“低调俱乐部”，意思是别喊什么“全面抗战”的高调，得“低调”点看形势。

他们在俱乐部里天天说，“中国的工业、军队根本经不起日本打，再打就是亡国”“蒋介石那套硬扛是赌气，咱们得为老百姓想想，早点议和少死人”。

汪精卫越听越觉得对，心里早就活动开了——反正跟蒋介石斗也斗不过，要是能借着日本人的力，把权力拿回来，说不定还能“救”中国呢？他嘴上没明说，可暗地里已经开始让人跟日本那边搭线，打听“和平条件”了。

汪精卫心里早就憋着一股气——蒋介石总压他一头，现在抗战打得这么惨，正好是他翻身的机会。

陈璧君也天天在他耳边念叨：“老蒋靠不住，日本人说了，只要你出来，他们就支持你主持大局。”

1938年12月18日，天还没亮，他带着老婆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偷偷坐上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先飞到昆明，又转道去了越南河内，一路躲躲闪闪，连家里佣人都没敢告诉。

12月29日，他让曾仲鸣发了份电报，就是后来人骂的“艳电”，说要“响应日本近卫首相的声明”，跟日本人“和平谈判”，还说这是“为了救中国”。

这下全国炸开了锅，国民党立马开除他的党籍，报纸上天天骂他“汉奸”“卖国贼”，连他以前的朋友都跟他划清界限。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弄了个“国民政府”的牌子，自己当主席，可日本人派来的“顾问”就坐在他办公室隔壁，大小事都得日本人点头。

1940年3月30日那天，南京城里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汪精卫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站在考试院的台阶上，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可台下站着的，除了几个点头哈腰的伪官员，就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老百姓远远看着，没人敢靠近。

这个新政府，从里到外都透着日本人的影子——财政部的“顾问”是日本银行的人，军政部的“指导官”是日本陆军少佐，连开会用的文件，都得先送日本领事馆过目。

为了讨好日本人，他又搞起“反共清乡”，派伪军跟着日本兵下乡，把抗日游击队待过的村子烧光抢光，老百姓恨得直骂“二鬼子”。

城里的学校也被改了课本，天天讲“中日同文同种”“大东亚共荣”，孩子们背着“友邦日本”的课文，一个个吓得不敢出声。

当年在北平牢里写“引刀成一快”的热血青年，如今成了日本人手里的木偶。

每次见日本“大使”，他都得弯腰鞠躬，说话小心翼翼，生怕哪句惹对方不高兴。

有回日本报纸登了张他跟日本军官握手的照片，标题写着“日中亲善的典范”，底下配的小字却是“汪政权协助圣战进展”。

他自己看着报纸，半天没说话，只是把当年那首绝命诗的手稿，悄悄锁进了抽屉最底层。

南京那几年，汪精卫天天活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签字的时候手都抖，可他还是没回头——说到底，是权力欲望害了他。

抗战一打起来，他总觉得中国打不过日本，骨子里那点自卑全冒出来了，“低调俱乐部”的人一撺掇，就觉得投靠日本能把权力夺回来。

他以为是“曲线救国”，其实就是拿国家当赌注，赌自己能赢回面子和位子。

结果呢？伪政权就是个空架子，日本人说啥他就得干啥，老百姓背地里骂他“汉奸”，连以前的革命同志都跟他划清界限。

这事也给后人提了个醒：民族大义比啥都重要，为了个人那点野心背叛国家，最后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