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关露:背负汉奸骂名43年,被挚爱抛弃,平反后服药自杀
发布时间:2025-06-02 21:20 浏览量:4
1939年深秋,上海一间阁楼里,32岁的关露收到一封密电:“速去香港。”她烧掉正在修改的小说手稿,对妹妹胡绣枫留下一句“我要出远门”,便消失在夜色中。
在香港旅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与潘汉年向她下达指令:打入汪伪特务机关“76号”,接近汉奸头目李士群。潘汉年注视着她:“今后若被骂作汉奸,绝不能辩解。”关露只答了三个字:“我不辩。”
这三个字让她从上海滩的才女诗人沦为千夫所指的汉奸,半生沉浮于误解与冤狱,至死方休。
1907年,山西右玉县举人胡元陔家诞下一女,取名胡寿楣。7岁丧父,15岁丧母,她和妹妹胡绣枫被守旧的二姨收养。当二姨逼她嫁给银行经理时,她带着妹妹连夜逃往上海,留下一句:“女人不是货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无数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
在进步人士刘道衡资助下,她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她聪明,有才华,尤其热爱文学,以笔名“关露”闯入文坛。
她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她的文字,带着女性的细腻和知识分子的敏锐,很快在文坛崭露头角。她是“左联”的成员,和丁玲、张天翼等人并肩战斗。她为女工写作,为底层呐喊。她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对光明的渴望。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轰炸闸北的焦土刺痛了她的眼睛。她写下《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言响彻文学界:“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让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赞誉。
那时的关露,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是进步阵营里一颗耀眼的新星,与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并称“民国四大才女”。如果人生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她或许会成为另一个冰心,另一个丁玲,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命运在1939年秋天,给了她一封无法拒绝、却注定将她拖入深渊的“任务书”。
那一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上海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成为恐怖的“孤岛”。汪伪政权那些小鬼在日本的扶持下粉墨登场,其特务机关“76号”(极司菲尔路76号)更是臭名昭著,由李士群、丁默邨等汉奸把持,血腥镇压抗日志士。就在这片阴霾密布的土地上,一个极其特殊且危险的任务,落到了关露的肩上。
潘汉年
下达任务的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潘汉年。这个任务的目标是利用关露她妹妹胡绣枫早年对李士群妻子叶吉卿有恩的关系(李士群夫妇曾视胡绣枫为救命恩人),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接近并策反李士群。
这是一步险棋,更是一步“死棋”。打入魔窟,与魔鬼周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亡!
潘汉年严肃地告诉她:“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沉默了。她懂文学,懂诗歌,但她更懂革命理想,更懂这个任务的份量——她决定亲手埋葬自己珍视的一切:名誉、清白、甚至作为作家的生命。
她选择了接受。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无声的承担。从此,那个在进步刊物上挥斥方遒的女作家关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频繁出入于极司菲尔路76号魔窟的“关小姐”。
她梳着时髦的发髻,穿着华丽的旗袍,周旋于李士群、丁默邨等汉奸头目之间,甚至成为汪伪政权某些文化活动中的“座上宾”。昔日的文坛好友、左翼同仁,在报纸上、在街头巷尾,看到她与汉奸们“谈笑风生”的照片和报道,震惊、不解,继而转化为深深的鄙夷和愤怒。
“关露投敌了!”“关露成了文化汉奸!” 骂声像冰冷的潮水,瞬间将她淹没。她不能解释,一个字都不能。她只能默默承受着昔日战友的唾弃和国人最恶毒的诅咒,将所有的委屈、痛苦和恐惧,死死地压在心底。每一次踏入76号那阴森的大门,她都在刀尖上跳舞;每一次听到别人骂她“汉奸”,心都像被凌迟。
她的工作成效很大。凭借智慧和妹妹的关系,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76号”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疯狂捕杀,传递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为策反李士群(虽然后来李因与日本人矛盾被毒杀,策反未完全成功)创造了条件,甚至促成了潘汉年与李士群的秘密会面。
然而,这份“功劳”是隐秘的,无法示人的。她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公开世界的彻底崩塌。她的名字,被钉在了“文化汉奸”的耻辱柱上,被自己深爱的文学界彻底除名。“左联”将她排除在外,曾经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连她的母亲都不愿见她。
第一个任务还没有结束。1942年,新的指令下达:打入日本人主办的《女声》杂志社担任编辑。这个任务更深一层:通过杂志社内的日本左翼人士,设法恢复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系。
关露再次深入虎穴。在《女声》,她巧妙地刊登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进步青年,小心翼翼地执行着秘密使命。
1943年夏天。《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作为代表,赴日本东京参加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个大会是日本军国主义粉饰“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工具。一旦参加,关露的“汉奸”身份将在世人眼中彻底坐实,再无回旋余地。
关露内心不是很愿意去,就在关露极度痛苦和犹豫之际,潘汉年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求她利用这次机会,将一封密信转交给日本的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联系。
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次选择了忍辱负重。她出席了大会,忍受着内心的巨大煎熬,成功地将密信转交,最终恢复了延安的日共和日军反战同盟与日本本土日共中断多年的联系。
然而,当她出席大会的照片和新闻传回国内,舆论彻底沸腾。1943年的《时事新报》刊登文章痛斥:“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关露依然坚守着“我不辩护”的承诺,将苦水独自咽下。关露的“污名”达到了顶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举国欢腾。
人们涌上街头,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清算汉奸的怒潮席卷全国。关露,这个在敌营深处忍辱负重六年的女子,以为终于等到了重见天日、洗刷污名的时刻。她激动地跑到街头,想融入那欢庆的人流。
然而,迎接她的,依旧是冰冷的眼神和“女汉奸”的指指点点。报纸上,关于“文化汉奸”的名单里,她的名字赫然在列。巨大的委屈和绝望瞬间将她击垮。她病倒了,身心俱疲。
她给组织写信,寻求证明。得到的回复依然是:暂时还不能公开身份,继续“沉默”。
为了安全(国民党“锄奸队”已将之列为目标),她不得不离开上海,避居苏北解放区。即使到了解放区,那段“汉奸”的历史阴影依然如影随形。审查、怀疑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她。她努力想重新开始,用笔继续为革命写作。但她的文章,因为那段无法言说的历史,常常受到冷遇或审查。
她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左翼作家,她成了一个需要不断“交代”历史问题的边缘人。署名“关露”的作品,几乎无处发表。
就在她身心俱疲、渴望一丝温暖和依靠的时候,爱情似乎向她伸出了手。
她遇到了王炳南,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两人相知相惜,感情日渐深厚,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关露以为,这是命运对她多年苦难的补偿。然而,现实再次给了她致命一击。组织上找到了王炳南。理由很“充分”:关露的历史问题太复杂,社会影响太坏,作为即将在新中国外交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王炳南,他的妻子不能是一个背负着“汉奸”名声的女人。为了王炳南的前途,为了“大局”,这段感情终止了。
王炳南他痛苦地找到关露,传达了组织的意见,结束了这段感情。对关露而言,这不仅仅是失去爱人,更是对她整个人生价值的彻底否定。
她为之付出一切(包括爱情可能)的事业,最终连她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也剥夺了。挚爱的离去,抽走了她精神世界最后一根支柱。她的世界,彻底灰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一度让她住进了精神病院。
新中国成立后,关露的处境并未改善。
她先后在华北大学、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但“汉奸”的帽子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套在她头上。她满怀热情投入创作,写出了电影剧本《苹果园》,却依然难以摆脱历史的阴影。
1955年,更大的灾难降临。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捕,此案牵连甚广。作为潘汉年当年直接派遣打入“76号”的关键人物,关露自然无法幸免。她被卷入“潘汉年案”,锒铛入狱,一关就是两年。牢狱之灾,进一步摧残了她的身心。
出狱后不久,1967年,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她再次成为“叛徒”、“汉奸”、“特务”的靶子,被反复批斗、关押,受尽折磨。这一次,她被判处了长达八年的监禁。十年浩劫(两次牢狱相加实际超过十年),耗尽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光热。
1975年,68岁的关露终于出狱,但已是风烛残年,名誉扫地,孑然一身,居住在朝内大街一座破旧的筒子楼里。
时间终于走到了1982年。这一年,潘汉年得到平反昭雪。同年3月23日,一份迟到了整整43年的平反文件,终于送到了关露手中。文件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上面清晰地写着:
“关露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受党组织派遣,打入敌伪情报机关,为党收集情报,是有贡献的。她的‘汉奸’问题,是历史错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43年了。从风华正茂的才女,到垂垂老矣的妇人。从文坛新星,到人人唾弃的“汉奸”。从满怀憧憬的革命者,到两度入狱的囚徒。
她等这份证明,等了整整43年。所有的委屈、痛苦、牺牲,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官方的承认。然而,这迟来的正义,还能抚平那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灵吗?
平反后,她拖着病体,完成了回忆录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似乎是想为历史留下最后的证言。
1982年12月5日,在北京朝内大街203号那座简陋的筒子楼里,75岁的关露,在整理好衣物,留下遗书后,平静地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桌上,放着一张王炳南年轻时的照片,照片背面是她写下的诗句,诉说着无尽的情思与人生的苍凉。她选择了离开,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告别了这个给过她才华与理想,也给过她无尽屈辱与痛苦的世界。
王炳南
12月18日,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为关露举行了追悼座谈会。老朋友们来了。丁玲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夏衍说:“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周扬说:“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但直到她生命结束,方被人提起,才受到表扬。这也是一个教训。”……
关露的一生,是一曲壮烈而悲怆的挽歌。她拥有耀眼的才华,本可在文坛璀璨夺目;她怀抱坚定的信仰,甘愿为理想付出一切。
然而,历史的巨轮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质,将她推入了一个无法言说的深渊。她背负着“汉奸”的十字架,忍受着至亲的误解、爱人的离去、战友的鄙夷、漫长的牢狱,在孤独与冤屈中煎熬了43年。
当正义姗姗来迟,她的生命之火已然燃尽。她以生命践行了“宁为祖国战斗死”的誓言,但倒在了胜利之后的漫长寒冬里。
1. 人民网 / 永州新闻网:《关露:忍辱入狼穴 义胆何壮哉》(202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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