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网友提问：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叛徒和汉奸？

他们问：中国怎么会出那么多汉奸？这问题看着扎心，仔细一想，还真扎实。抗战八年，伪军、伪警、线人、翻译、带路党，整整超300万人。

不是个把败类，是排着队叛国。日军打进城门前，灯早就被汉奸点好了；将军没上前线，消息先被自家人送出去了。可问题真是中国人“天生叛”？还真不是。

这些人，很多受过教育、穿过长袍马褂、念过“天下为公”，最后却在敌人肩膀上搂出个笑脸。这片土地，到底出了什么事，才让背叛变成门生意？

1938年，安徽滁县，夜色刚落，县城全亮了灯，灯光不是点错了，而是“点对了”。谁点的？自己人。汉奸早早埋伏，把油灯挂在要害处，指给日军看。

炸药精准落下，兵站成了火堆，弹药库变废墟。日军只需按图轰炸，守军抵抗全废。

这一夜只是开始。抗战八年，中国死伤千万，可战火中不全是敌人杀人，更多的，是中国人递刀。

抗战结束，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境内却还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伪满军警加起来又有24万，加上地方团练、线人，总数突破300万。

这些人全是明码标价地帮敌人办事。汪伪政府那套公报，摞起来有一人高，光是官职任命数都数不清。

职位不是摆设，他们有实权，发号施令，带队进村，抓人办事，烧房砍树，自己不流血，却站在日军身后吆喝。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溥仪上位当“执政”，关东军撑腰，满街贴的是“亲日、制华”口号。中国人被派去当宪兵、警察、通译员，每月有工资，还有军装穿，住的是缴来的百姓房子。这些人不打仗，但杀人杀得不比日军少。

赵登禹和佟麟阁两位将军，是因为汉奸出卖行军计划才被日军伏击牺牲的。他们不是死在战场，而是死在身后。敌人拿着详图，堵在山口，子弹不等他们喊口号就飞过来。

1940年，汪精卫“另起炉灶”，和日本合作，在南京设立“国民政府”。表面是和平建国，实则是配合“以华治华”。

这个政权有行政机构，有外交文件，有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宣传部门”和“情报系统”。他们的职责就是稳住中国人，为日本人清除障碍。

这一切不是个别人干的，是一群人连着干。58名国民党将级军官投敌成建制叛变，至少五六十万原正规军改穿日本军服，为日军镇压抗日力量服务。

这些人不是走投无路才投敌，而是奔着“稳定、升职、安逸”来的。日本人出资出人，他们出名出力。没有他们的“内应体系”，日军在华推进不可能这么顺利。

这不是单个人的道德问题，是一个结构化的卖国操作。从基层到高层，从县城到省府，从情报员到政府首脑，全有人干、全有人护。

背叛变成一门技术。背后站着刀的人，前面说的是国事。抗战史册写满了流血，却也写满了“被引路”。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人怎么走到这一步？谁在让他们做梦成真？

汪精卫1910年在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时候，清廷抓他，他宁死不屈。可到了1940年，他在南京宣誓就职，“愿为大东亚和平尽心尽力”。二十年时间，从民族志士变成傀儡头子。谁说历史没有讽刺。

周佛海，留学日本，曾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了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专管“内务与特工”，对付共产党游击队格外卖力。他设计过“新警察体系”，目标是将特务制度全面覆盖长江流域。

这些人不是天生反骨，他们读过书，受过训练，讲的是民族、民主，但一旦发现能“以和为贵”，就觉得与其死守，不如合作。他们把“现实主义”挂在嘴边，把“保存实力”当遮羞布。

日本人的办法也高，“以华治华”不是口号，是战略。伪政权官员、教育官、警察局长，大量从原有地方政权中直接拉拢，身份合法、待遇优厚。

同时，宣传部门重点洗脑“和平主义”“民族融合”，把投敌包装成“政治智慧”。

更有意思的是，汪伪的军校课程有“国学”“新伦理”“大东亚思想”三门主修课。学期结束还有考试，及格者可晋升。

这些学生来自沦陷区中产家庭，家人盼他们“上岸”，他们自认是“国家改造者”。

伪军也不全是地痞流氓，有不少是原正规军编制投降，被强制吸收入伍，也有的人是看在薪水高、生活稳定才主动报名。

他们的军饷固定，粮草充足，任务主要是“稳民、剿共、保粮”，实际是“背后戳刀”。

文化战线也没闲着。汪伪政权发放大量“和平传单”，播放“统一大义”广播，甚至拍宣传片洗白日军“建设东亚新秩序”。不少文化人入戏太深，把“合作”当成“进步”，在笔下美化占领者，掩盖屠杀。

这些人不是一朝变汉奸。他们经历了从“犹豫”到“尝试”，从“妥协”到“投靠”的全过程。他们当中很多人内心并非彻底变节，但一步一步走到深处，谁也拉不回来。

汉奸不是只在战场存在。讲堂、广播、军营、官邸，都是他们表演的地方。他们有辞令、有官服、有文书，还有话术。

最难对付的敌人，从来不是喊打的敌人，而是坐你旁边还劝你“和平解决”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土地怎么养出了这种人？是谁把他们当“人才”用起来的？接下来要说的，是更大的问题——这片土怎么松了口子。

1840年之后，中国人越打越输，从英法联军打到甲午中日，再打到日俄大战。一个多世纪，几乎没赢过一仗。民族自信全丢了，骨头也软了。到了1930年代，很多人真心觉得：中国就是打不过。

这种“民族失败主义”心态在上层流传得最快。文人开始写“认命”，官员开始讲“和解”。有人说：“日本打来是天命，我们识时务。”于是，敌人没开枪，思想先崩塌。

还有一个病根——中国长期“内斗成瘾”，从军阀混战到党派倾轧，内部斗争大过外敌侵略。敌人一来，第一反应不是联手抵抗，而是“借刀杀人”。汪精卫当汉奸的直接诱因，就是与蒋介石政争失败。

这种政治格局造成一个后果：个人不归属于国家，归属于派系。只要派系能保命，国家可卖。只要家族能得利，民族可抛。

小农文化扎根几千年，重田产、轻血性，讲顺从、讲忍让。“忍一时风平浪静”，成了处世哲学。出事先保命，不问是非。汉奸的心理根子就长在这上面。

日本人看得明白，他们制定汉奸政策时，把封建伦理、宗族利益、经济诱惑全绑一起，奖励“顺民”，奖励“维稳”，奖励“识时务”。抵抗是“叛乱”，合作是“政治远见”。

相对之下，共产党这边，组织纪律一条鞭。“永不叛党”是红军入伍第一课。全战期无一高级将领投敌，连地方基层干部也罕有叛逃记录。

汉奸多，不是民族问题，是体制裂缝暴露。谁给了他们操作空间，谁就该背账。一块土地没有统一意志，就会开裂；一个社会没有价值底线，就会失守。

金一南：抗战期间，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汉奸.国防参考.2015-11-23

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中国军网.2015-07-13

林治波：抗战期间何来那么多汉奸？.环球时报.2015-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