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回忆（11）：吴四宝算是孤岛上一个枭雄，致死之因传说纷纭

我们在上海沦陷区的生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讲。

第一个阶段，是在傅筱庵当市长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对租界上的人民，丝毫没有影响。第二个阶段是汪精卫登场之后的一个时期，租界上就受到枪杀绑票的威胁。第三个阶段是日本人向英美宣战，日军开进租界后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就想到汪派的势力会跟着伸展到租界，但是实际上，日本占领了公共租界之后，除了币制和报纸的言论方面受到控制之外，日本人认为公共租界是日本军人所占，政治与汪政府无关，仍然沿用着旧时公董局制度，不过总董却换了一个日本人，副总董名义上由中国人袁履登担任。

英美势力 扫除一空

八一三战事初起，国军退到南京之后，日本军人的每一种细小事情，大家传得很快，我记得有三件事。一件是乡民进出租界，日本宪兵一定要他们脱帽鞠躬致敬，同时还要略略搜查一下，搜到香烟，要他们拿出来看一看，如果是英美香烟，便会被掴一下耳光，如拿出来是大联珠，或金鼠牌中国香烟，他们就大喝一声，让来人过去。因此有许多乡下人，为了免除麻烦，特地买一包中国香烟，作为护身符。有些人就在鞠躬之后，出示香烟，简直像是通行证一般。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初时大家都想不出理由来。

第二件事，是市民经过北四川路桥堍，都要下车向站岗的日本宪兵鞠躬致敬，有一个西侨，昂昂然地走过桥面，略略向日本宪兵点头致意，这种情况中国人也有的，日本宪兵倒并不重视，而对这个西人却大肆咆哮，要他立正脱帽鞠躬，鞠躬之后，还伸出巨灵之掌，啪啪地连打了好几下耳光，而且命令这西人匍伏地上，日本人骑在他的身上片时，才放他走。

第三件事，北四川路桥渐渐放松了，市民坐人力车都可以通过，不过在车子上仍然要脱帽致敬。有一名西人，也坐了一辆人力车，行礼如仪，本来应该无事，谁知道宪兵竟勒令停车，命令车夫坐上车子，反让那个西人拉车。这件事使当时围观的中国人感到十分痛快，因为租界上的西人，一向轻视华人，所以宪兵这一个措施，竟然有人叫好。

后来我们才明白日军的这种行动，都是含有反英意义的。

珍珠港事变前夕，报纸上的反英美的消息越来越显著，只知道日本的来栖大使与美国总统谈判，这时期，朋友相聚，无非谈些报纸不登载的时局推测。有人说日本人这次对中国作战，是陆军部单独主张"南进政策"，而海军部事事掣肘，认为"南进政策"是错误的，他们重大的任务是要采取"北进政策"，扫除英美势力，这样可以轻松地实行大东亚主义，将东南亚所有小国家并吞殆尽。

我对朋友间的推测，总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不过几个有资格的朋友说，中日战争，日军曾到过独山，再要打进重庆，时间越来越缩短了，而且看来国军有若干地方，脚步大乱，一切部署都落在事实之后，这个时候真是危险到了极点。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出路，希望英美加入战争，才可以解围。这不过是渺茫的希望，谁都不信会成为事实。

料不到日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大队日舰突然侵入珍珠港，对美国军舰大肆轰炸，美国的海军损失之大，是他们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又隔了几小时之后，日皇诏告天下，向英美宣战。

不久，日本人居然把一批英美人关进集中营，原来集中营早已布置好了。

这天报纸被抢购一空，因为报纸上刊有同盟社的电讯，说日军已攻打香港，怎样怎样顺利，又有一则电讯说英国最大一艘威尔斯号母舰，被日军炸沉。

后来，报纸上的电讯，只是说今日日军占领某地，明天占领某地，真是势如破竹，进展之速，出人意料。

当时上海人都敏感得很，形势究竟要坏到什么地步，任何人不敢想下去。汪精卫在这个时候，忽然和日本人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内容要点有"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话，而且隐约说这是大东亚战争的开始，南京政府必全力支持。这个联合宣言，我看了六七次，心想说不定连我都会被征兵役，那可就不敢想象了。

汪精卫这篇联合宣言，仅是制造一些气氛，实际上，汪精卫所属的和平救国军及杂牌军队为数五六十万，这时逃役的人不计其数，因为这种军人志在领饷，混一口饭吃，而且还可以掳人勒赎，坐收当地烟赌的黑钱，现在既真的要参战，他们就开小差，溜之大吉了。

个中秘密 丑态百出

日本军队进占租界之后，起初还有抗日分子暗中在重要地方放几个炸弹，日军就用结绳而治的办法挨户搜查，过了一个短时期，这种情况也就消失了。七十六号也接到命令，再也不准在租界上开一枪，而且暗中制止几个绑票头子，不准再有绑票行为，因此租界上的一般市民，反觉得安定下来。这是日本人的一贯作风，凡是占领了一个地区，就用这种手段来安定人心，我们一般居民的恐惧感也逐渐消失了。

起初，日军在太平洋作战，打一处胜一处，后来麦克阿瑟采取"跳岛战术"，一步一步反攻跳回，那时节，日本方面在租界上有两种措置：一种是要市民把短波无线电交出，一种是实行宵禁，对我们做医生的，发给夜间通行证。这种通行证检查很严格，中医一共发了二百张，西医发了四百张，所以一到晚上，全市灯光暗淡，人人觉得气闷非常。

战事新闻封锁得越厉害，谣言越是多，日本人接收了租界，含有抗日倾向的报纸即时停办，大家都感觉到心理压迫，有说不出的难过。

四郊的乡民到上海来，传出的消息比我们住在租界的人来得快，而且多数确有一些根据。

我们一般同等阶层中人，反而因为在家的时间多，出外的时间少，好像蒙在鼓中一般，要是利用电话探询，又怕闹出事来。有一个传说：四个人打牌，一个人大输而回，于是赢者打电话给输者说："你高兴不高兴来反攻呀？如果想反攻，还有机会。"这原是打牌者的口头禅，不料电话有人窃听，竟闹出一场大祸来，所以我们打电话时，措词十分小心。

那时节，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因为公司被毁于炮火，无事可为，他就对我说："你的诊所二楼地方宽阔，交通便利，何不用作朋友聚集之所，大家交换交换新闻。"我说："好的。"从此每天下午五六时，总有七八个甚至十多个朋友到我这里来茶叙，我便备一些家常点心供客，大家谈上一二小时才散。

有一个朋友，对汪派伪府的情形相当熟，他说："汪派以开枪杀人取得政权，但是他们自己人却也用手枪打来打去，派别之多，纠纷之多，是大家想象不到的。罗君强时常想打死李士群，李士群又派了许多特工，天天候着罗君强。梅思平又和丁默邨形同水火，而丁默邨又和李士群极不相容。周佛海和陈公博势不两立（将要胜利时，两人几乎要召集各方部队决一死战），后大椿被枪毙，耿绩之用手枪自杀，至于熊剑东屡次遭遇危险，林柏生因为分润不到，常在汪精卫面前挑拨是非，因此内部又常有许多自相残杀的事件发生，此外双方或三方还常利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毒毙吴四宝是李士群的杰作，最后李士群被毒死，又是罗君强的杰作。

"至于第二流角色，只要大家心里有不痛快，就引诱引起事端者到一个地方，砰然一声解决了这个人，然后在郊外掘一个坑埋了就算了事。七十六号里面埋掉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在税警团本部，也动辄打死自己人，用埋葬的手法掩饰事实，外界一点也不知道。"

一位朋友听了这些消息，连声叹息，认为汪派以暗杀起家，由于手枪多子弹多，后来就将这些变成他们自相残杀的工具。

又有一位来自北方的朋友说："汪精卫到北平，他本来以统一政府首领自居，但是一到那边连碰了无数钉子，吴佩孚拒不接见，王克敏原是他幼年时的同学，到这时不谈政治，专门谈汪精卫与袁世凯交往的一些旧事，而且说：'你的拜把子兄弟袁克定（袁世凯长子）住在颐和园内，现在老病缠身，穷得不堪设想，你何不去探访一下？'"

汪精卫听了这些话，明知是王瞎子在揭自己的疮疤，连面孔都红了起来。

日本人又逼他要到"满洲国"去会见康德皇帝（溥仪），这是一种更大的侮辱，溥仪本来是汪精卫革命的对象，现在要去向敌人表示友好，这是任何人所不愿意的，但是汪精卫处境如此，也不得不忍辱含羞地去了一次。

又有一位朋友说："日本这一场战事，他们国内的钢铁已罗掘俱空，因此要汪精卫供应钢铁若干若千万吨。汪精卫则说：'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钢铁？'日本人说：'单上海一处，所有电车路轨以及钢窗铁门，只要你下令全部拆下来，数量已很可观，你说过同甘共苦，同生共死，这是义不容辞的。'汪精卫当即下令要拆路轨、钢窗以及英美人留下来的铜像。"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接到命令，家家户户都要拆铁窗铁门。我记得南市的电车路轨首先拆除，运到汇山码头，整整堆满了一个码头，连日军的行动出入都受到阻碍。虹口区的钢窗先拆，也搬到汇山码头。日军方面又说，目前船只缺少，拆钢窗的事，只能一步一步地来，后来形势日非，运输几乎停顿，所以租界上许多地方的钢窗得以保留，然而这件事已经震动全上海，上海市民无不切齿痛恨。

一个南京来的人说："上海毕竟是福地，每户每月还有七度电可用，南京民间每户限用三度电，而且还要分区停电，常常一个区中连街灯都全部熄灭，洋烛早已被抢购一空，好多人家一到晚上只好乖乖地睡觉，本来夜夜笙歌的夫子庙，到了晚上也寂静无声了，所有舞女歌女都已变成暗娼。"那时节人人都穷，只有少数新贵才嫖得起。

一位朋友说：此时贪污成风，特别是汪派官员们，一掷万金，阔天阔地，但是币值天天在跌，小部分公务人员也活不下去，尤其是若干清闲的官署中人，如考试院、审计处、印铸局等都无公可办，也无粮可出，真是苦不堪言。

诸如此类的谈话，虽说是形容绝倒，但是都与实际情况差不了多少。

股票狂潮 由盛而衰

在抗战极激烈的时候，上海的币值一泻千里，大家都忙着囤货，但这是要有实力才能做到的。我和各界各行的人都有接触，有人劝我早作准备，保持币值，我就依了他们的话，最初每天诊金收入，除了开支，多余下来的钱，可以买白报纸两令，这时白报纸的价格，一天天直线上升，渐渐地我只能买一令，再过几天连一令都买不到了。又曾改囤阴丹士林布、糖精、奶粉之类，这些东西也天天暴涨，后来每天诊金收入，只能买三包洋烛，或仅能买英美香烟一罐。

再后来，多余的一些钱，什么也不能囤，只能买一两个银元。市民在这个时期，开口不讲别的，只问"你囤什么？"似乎除囤货之外，大家没有其他生计。

有钱的人以及新贵钞票太多，为了避免黄金美钞价格日益高涨，于是经济当局就导引这种泛滥货币到三家交易所去。本来上海有纱布交易所、金银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开战之后，交易清淡得很，此时，大家都从事于这项买卖，每天出入数字极大，因为币值跌得快，所以大家都赚了钱，钱越赚得多，参加人也越来越多，当时连伪府的新贵也混入其中做买卖。记得有一件事实，有一回纱布飞涨，七十六号的吴四宝做的是空头，有一位潮州巨商做的是多头。吴四宝这一次蚀本蚀得很多，他便亲自带了许多佩枪的人，到纱布交易所去，口口声声说要取缔投机，捉拿捣乱金融分子，这样一来，市价就在一天之中跌去了一半。其实这是吴四宝为了保持自己财产玩的把戏，那位潮州巨商竟在这次风潮中逃得不知去向。

从前上海上市的股票，大约只有一百种以内，对象有限，币值的泛滥无限，于是股票的飞涨也一天一天不同，一小时和一小时不同，股市中最火的是永安纱厂和新光内衣厂的股票。

新光内衣厂老板傅良骏，在厂子开业时我就认识他，该厂最初的规模仅是小本经济，设在吕班路三德坊弄堂口，占据着一个弄堂的几间房，只有三架缝衣机，他的太太亲自坐在机旁工作，专为法租界一批穿西装的人修改衬衫（当时上海的原装衬衫衣袖太长，一定要经过修改），所以这个档口生意很好。傅君脑筋动得很快，就向外国订了裁衣机、缝衣机以及衣料等，在三德坊租了一幢楼，专门制造内衣，牌子叫做"司麦脱"，因为司麦脱三字是洋泾浜英语最流行的"时髦"。

不久，生意源源不断，货如轮转，连南洋及东南亚一带都向他订货，又因为宣传得力，于是他就迁出三德坊，开了一家很大的新光内衣厂。待到股票风潮来临，傅君的股票上市很早，他也相当有魄力，在虹口大连湾路购买一块空地，开始建厂，于是其股票列为小型实力股的第一位。他在很短时期内，便把这块地皮造成一个大厂，于是开始大量生产，而股票越发越多。

傅君办事能力极强，在与女性交际方面的发展也很大，差不多著名的交际花都和他有相当的关系。老西门方浜路（今方浜中路）有一个姓牛的人家，他的家人有病都由我看。他家有一位小姐，长得好似天仙化人，仪态万千，竟然也是傅君的朋友。傅君的品格和谈吐，实在很粗鲁，料不到所交的女朋友，个个都温柔出众，真叫人艳羡。

后来股票市场停业，无数人手中都拿着一沓废纸。傅君也到过香港，但是他的手法在香港却打不开，最后移居台湾，郁郁不得志而逝，这是后话了。

向导新兴 形势大变

在沦陷时期，忽然出现了一种"向导社"，我第一次见到社中人，是在新雅酒楼吃饭时，邻座有四个朋友，呆坐着并不点菜，我问他们约了些什么客人，他们笑嘻嘻地说："我们用电话叫了四个向导社的女子，她们答应即刻就来。"我就想到在报纸上也曾见到一家向导社开幕的广告，据说在外国也有这种组织，是专供陪伴旅客游览的，在上海这还是一种新兴事业。所以我也在隔座留意着，想看看来的人究竟是怎样的女性。隔了大约十分钟，果然见到四个女子走到他们的座位边来，穿的衣衫，一律是蓝色的布旗袍，看上去好似制服一般，她们入座之后，和客人有说有笑，有一个还大发议论，说导游也是一种正当职业，不过初次出来做这一行，有许多地方不熟悉，希望客人原谅。我听到她们谈吐很斯文，脸上并不涂得花花绿绿，一点也没有妖冶的姿态。

不到三个月，报纸上向导社的小广告，有如雨后春笋，总有百余家之多，这时就完全变质了，许多客人在吃饭之后，就把她们带到旅馆中去了。

当时向导员的收费是每小时一元，到这个时候，客人如果不作非分之想的话，坐满了一小时，她们拿了一元就走，如果客人另有企图的话，就要另给酬金十元二十元，那么客人也得偿所欲了。

从这时起，一般人对向导社的看法就不同了，都把这种组织当做变相的妓院，而且不问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电话，向导女郎马上应召到来，旧时没有"应召女郎"的名目，实际上倒是开了应召女郎之先例。

向导社营业的进展快得很，顿使各家旅馆都客满起来，而且还有几家向导社便开设在旅馆中，随时有一种刊有向导女郎相片的宣传品塞进房中，有兴的话，就可以与来人接洽，片刻之间，便可达到某种目的。当时上海人将这种女子称做"向大人"，其时干这行的女子，已有几千人了。

不久，便有进一步的招徕，有一家"陶陶向导社"，他们觅到一个畸形生理的女郎，胸前有三个乳头，经小报一发表，居然门庭若市，营业鼎盛，该社的老板大发其财，而这个畸形女子也得到一个外号，叫做"三潭印月"。

又过了一个很短的时期，陶陶社扩充营业，径自在社中辟了几十个房间，让客人可以就地解决。后来好多向导社都响应起来，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这是沦陷时期发生的怪现象。

话剧风行 卖座甚盛

在沦陷时期，外国电影中断，国产电影产量甚少，我记得有一部外国电影叫做《碧血黄沙》，还有《出水芙蓉》等三五部电影，各头轮电影院，因为无片可换竟把这几部片子反反复复重映不已，但卖座依然不衰。

从前上海有一个由唐槐秋领导组织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卡尔登电影院演出话剧，因为剧本好，演员好，以及音响效果好，所以把大批电影观众都吸引了去，生意好到要几日之前订座，否则就有向隅之势。

接着就有许多具有表演天才的人，也纷纷起来组织剧团，分别在各电影院中演出，卖座也很好，后来连歇业的辣斐舞厅也改演话剧了。

本人有一种观念，中国老百姓都有抗日性，凡是卖座的戏剧，必定要派人去暗中察看，遇到台上演出稍有抗日意义时，就要召集团主谈话，甚至勒令停演。但是编剧都乖巧得很，有一出《桃花扇》，故事虽是明代的人和事，但这种人物的言行，一望即知是在影射当时某些降日的人物。这出戏当时卖座最盛，日军一度勒令停演，但是经编剧稍加修改，换了一个戏名，改称《李香君》，依然场场客满。

我友秦瘦鸥写过一部小说《秋海棠》，这时被改编为话剧演出，担任秋海棠一角的就是石挥，演罗湘绮的是沈敏，演得真是有声有色，一时卖座之盛，打破一切话剧纪录。日本人认为这种戏能这样卖座，一定与抗日有关，由日本文化部派了几个专员去观看，认为戏中的军阀袁宝藩，有影射日本军阀之嫌。经过了一场解释，才得以续演下去，一连演了几个月之久。

当时上海演艺界中，以张善琨最是长袖善舞，他拍摄电影，网罗全上海的电影明星，隶属他的旗下，他见到话剧如此发达，也斥资组织话剧团演出话剧。他的手面一向很阔，所以布景道具都不惜工本。其实，张善琨和后方倒有些联络，他对特工分子，往往供给匿藏之所，并借用汽车等。后来日本人泥足愈陷愈深，重庆分子希望张善琨演出一出爱国话剧来鼓励人心，张善琨就请人编了一出《文天祥》，由张伐主演，场面之大，人才之盛，耗费之巨，又打破了一般话剧的纪录。

张善琨口齿伶俐，任何事情能说得人动心，这出戏的上演，他知道会闯祸，就运用一种机智，在演出的第一晚就邀请日本方面的高级人员二三十名，临场观看，并事先举行一次招待会，说东亚人民爱国性都很浓厚，日本人爱国家，中国人在文天祥的时代，也爱自己的国家，所以这出戏是鼓励人民要有爱国心。这些日本人经他一讲，竟然也大点其头，等到入座观剧，居然也不断地拍手叫好。所以只有这出《文天祥》没有遭到日本人干涉，听说后方还有密电来嘉奖他。在将近天亮时节，张善琨到屯溪报到归队，万不料屯溪有吴绍澍、冯有真两个派系，极不相容，吴绍澍奉命邀请张善琨，冯有真却利用许多报纸，对张善琨大肆攻击，认为张善琨是文化汉奸，有不可宽恕的罪名。终于张善琨、童月娟吃了一场冤枉官司，但是监禁的时日并不长，经过了大家的保释，不久就出狱了。

在话剧界，爱国分子不在少数，我记得清清楚楚，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二十日，报纸上登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说著名话剧女演员英茵，在十九日开了国际饭店七 O 八号房吞鸦片自杀，她以演《武则天》一剧出名。还有一出《海上春秋》，她饰演的角色是唐有壬夫人，该剧影射痛骂陈壁君，剧词痛快淋漓，致使日本人对英茵极注意。

后来在英茵住所，捉到一位担任秘密工作的平祖仁，于是日本人假手七十六号将平拘捕，百般拷打，将其打得死去活来。英茵多方设法营救，七十六号起初索贿二万元，英茵凑足了数目前去，岂知又变化了，加到四万，最后几天，又由八万起递加到一百万，英茵认为这个数目无法凑成，一月八日平祖仁便死在七十六号狱中，英茵在愤怒忧郁交集之下服毒自杀。

英茵是拥有无数观众的，出殡之日很多人捐款，在虹桥公墓买了一块坟地，足见当时的中国人尽管是在敌伪势力之下，具有爱国心的还是不在少数。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日本军队侵入中国内地，战争越来越激烈，报纸上天天在显著位置刊出战事电讯，中国军队的确尽了抗敌的力量，每一场战争，死伤的士兵都不计其数。看来最激烈的一场战争，就是台儿庄一役，日本人几度惨败，死伤无算，有若干地方，报纸上连地图都划不出，一般市民只是暗暗推测到国军作战的情况越来越困难。

战况如此的恶劣，跑马厅中的日本驻军几乎每隔几天就升起一个大气球，气球下面拖着一条布带，带上面写着"日军攻占 x 地确保治安"字样。这样一来，市民都有些泄气，但是就当时上海市而论，因为各处的富翁以及难民纷纷逃来，房屋挤迫得了不得，而游乐、饮食事业都呈畸形的繁荣，当时市民口头常有一句感慨的话，叫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些人鉴于跳舞场的热闹情形，把这句话改成"前方抗战，后方跳舞"。说起来真是感慨系之！

晨舞开始 跳到天光

从前上海的舞场，规模都相当大，一流舞厅，都是自己购地或租地建造的，最著名的如百乐门、圣爱娜、仙乐斯、丽都、大都会、米高梅、维也纳等，皆有富丽堂皇的装饰，尤其是百乐门，舞池的地板是有弹性的，舞客跳舞的时候，更觉得轻松有趣，这种规模在香港是从未有过的。二流舞厅，数目更多，为大沪、国际、云裳、大东、大华、新大华等，至于三流舞厅，多到不计其数。

以上所说的舞厅，都聘有七至十余人的大乐队，只有三间小型的舞厅是用唱片伴奏的，一个是南京路上的"小都会"，一个是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的"小舞场"（租谢葆生住宅改的），还有一个是北京路的"胜利舞厅"。

当时各舞厅的票价，一流的都是一元三跳，二流的也是三跳，三流的是一元六跳，至于"小都会"和"胜利舞厅"的舞票，一元可跳十二跳或十六跳，唯有同样用唱片的"小舞场"舞票，竟然同一流舞厅一样是一元三跳。那时舞厅里的舞女，一流舞厅总有六十至一百二十名，二流亦相仿，三流的不过三五十人。

在这个时期，多数舞客是商人，因为当时经营五洋杂货的人，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夜夜欢乐通宵，挥霍无度，但是论舞客的品性来说，都是斯文有理，从来没有客人敢胡作非为。

即使客人看中某一个舞女，想追求她，也不容易，有人一天连捧几次场（当时舞女连做午餐舞、茶舞、晚舞），除了给正常的舞票之外，舞票中还夹带现钞，数字都不在小数。

我记得有一个煤业大老板，连捧一个红舞女达半年以上，结果得到的是口头上的谈情说爱，其他什么都谈不上。有人讥笑这个大老板，而大老板说："越是这样，越是有趣。"类似这种情况，不一而足。

当时上海若干舞厅当局，为了争取有利时间，创行了"晨舞"（早八时至中午十一时），舞客接下去一场连一场，一直可以跳到大天光。

我别的也不多写，舞女之中，竟有做爱国工作的，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百乐门舞厅的舞女陈曼丽。她亭亭玉立，非常美丽，在上海舞女之中，已红透半边天，每晚去捧场的是一些富翁和官绅名流、汪派新贵以及高层的日本人。

谁知道一天晚上，突然之间在她坐台时间，被人用手枪砰然一声击倒在地上，血洒舞池，当场玉殒香消。后来有人说，这件事是七十六号的人干的，因为百乐门和七十六号相距甚近，租界当局对这件事，也含含糊糊地不加追究。

妓院冷落 名花转业

抗战前上海租界上，妓院的"淫"业最是发达，三马路四马路小花园，做这行的人说少些总有二三百家，到这种场所去的人是一些大商家、大阔佬和富家公子。

后来八一三炮声一起，当时全上海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去逛妓院，因此，各妓院的营业便一落千丈。更糟的是许多负有盛誉的妓女，纷纷转入舞场去当舞女，这时妓院已有不能支持的趋势。

妓院的开销很大，做鸨母的人，早已感到难以维持，待到大世界一个炸弹爆炸，死伤枕藉，鸨母们见到这种情况，已无意再支撑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妓院的房屋分别出租，按月收取租金度日。

因为那时节，空的房屋很少，风声一传出去，四面八方的人都来租借，也不问这住所前身是什么，这些人一住进这间屋，再也不肯搬出，因此妓院就无形消灭，只有极少数鸨母，硬撑住不肯出租房屋，仍想继续干这一行，但是一切供应已大非昔比。仅就香烟而言，茄力克已变为三五牌，不久，又由三五牌变为白锡包，这样一来，派头就越来越小。本来妓院的收费是论三节账的，而此时货币贬值，什么账都不能拖，一拖便贬值，所以妓院也就难以存在了。

乱世枭雄 突然死亡

在沦陷时期，吴四宝真可以算是孤岛上的一个枭雄，大家常常说："真不知这种人怎样死法。"可是咒骂归咒骂，他的势力还是大得很，成百成千的人，要设法走门路，向他投门生帖子，有些则走他太太佘爱珍的路线，拜他们做干爹干妈，这使他的声势越来越大。

一天，忽然全上海的人，交头接耳地说："吴四宝已经在苏州被日本军人毒死了。"说得绘声绘色，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

大约隔了三四天之后，有人来告诉我，今天北火车站，运来一口棺材，这棺材里面的死人，就是作恶多端的枭雄吴四宝。大家认为消息真实，一时人心大快，都说"眼前报真快"。

万不料这口棺材运到上海"上天殡仪馆"时，有二三百辆汽车护送，送殡仪仗长得很。后来上海人对吴四宝致死之因传说纷纭，多数说是日本人毒死他的，后来我在上海看到各项书报的记载，说法也不统一，只是存疑而已。

我有买旧书的癖好，隔十余年在日本买到一本胡兰成著的《今生今世》，全书有上下两厚册。胡兰成原是汪派《中华日报》主笔，又当过伪宣传部副部长等伪职，他这部著作写得很坦白，把当时一切故事，写得有声有色，其中对吴四宝致死之因，也有长长的一段记述：

那一日，吴四宝正在家里，忽然外面日本宪兵二百人到来包围，四宝却机警地逃走了，这就使全上海变得风声鹤唳，到处皆是捉人，李士群则先一日避往南京，且要汪先生也下了通缉令。我在家接到电话，一听是吴太太的声音，才知她亦避匿在外面，七十六号的人不是乐祸即惧祸，她只能联络我去向李士群求援，当时都还不知是李士群要借刀杀人。是日傍晚李士群来到，我去北站接着他，只觉李士群的随身卫士及来接的七十六号部下，以至李士群本人，皆寂寞冷落。及至李家，李太太在苏州，隔壁吴家出事，竟连这里李家亦感觉一股薄暮的荒愁。……

我不疑李士群，还责以大义，"由日本宪兵来捉人，国体何存，这件事你必得出来挺"。李要我联络吴太太出来见面，翌日我陪同吴太太到李家。唐生明亦在场，唐生明是靠他哥哥唐生智的牌头，与李士群、吴四宝仿照桃园三结义，拜为兄弟。当下士群说："此事非四宝哥到日本宪兵队自首不能了，我与兰成兄及老四陪四宝哥同去，我以我的纱帽及身家性命当场保释四宝哥回来，日本人怕我反，亦不能不答应。"我与吴太太到隔壁小房间里商量了一下又出来，还是不放心。士群说："你们三位都在此，灯光菩萨为证见，我李士群若出卖弟兄，日后一定不得好死！"焉知此誓后来当真应在他身上。当下是我与吴太太信了他，吴太太才去四宝隐匿的地方把他带了出来，交与士群。翌晨士群与唐生明陪同四宝到宪兵队，吴太太就注意到士群没有叫我也同去。及至士群老四回来，却说是要扣留调查几天，就可去保释的。但士群从此就又避往南京苏州，推说调查统计部与江苏省政府的公事忙，两个月不到上海。

四宝的学生子张国震为救先生，自己投到日本宪兵队，宪兵队把他交给李士群，李士群当即把他绑赴刑场枪毙，监斩官是杨杰。但因李士群推说是日本人必要这样做，我还没有深悟其奸。

我只是觉得对不起吴太太，几次去南京苏州催迫李士群，末一次正值汪先生到苏州巡视，在李士群家驻跸，一干人都在楼上，我只上去见了见林柏生与陈春圃。是晚我在楼下与士群交涉，必要他回上海践约，士群被迫得不能过门，就借酒说胡话，他说，吴四宝无恶不作，吴四宝有的是钱，你胡兰成死了困楠棺材，我李士群死了困铜棺材，吴四宝让他困金棺材去罢。我听了大怒，发话说："你是真醉还是假醉，还是酒醉出真言？别人也许可以说吴四宝不好，但是你不应当，且你为什么早不说，到现在才说？你既对不起人，我亦不做你的朋友了！"士群笑道："我是与你说玩话，你就发老极。"他随即正色道："我与吴先生比你与他还关系深，我当然去。"于是去睡，我睡在士群夫妇的邻室，卫士在火盆里加了炭掩门出去，半夜里我差一点被炭气窒死，梦魇中挣扎着起来打开了窗门又睡。翌晨汪先生回南京，诸人送上火车后，就在苏州车站，我对李士群说："现在你就同我去上海！"真是"禽之制在气"，他只得依了。

士群倒果然去日本宪兵队领了四宝回来，但是要移到苏州看管，士群说："交给我看管不过是一句话，就请四宝哥在苏州玩一个时期。"当下我与吴太太听了亦无二话。是日四宝回家，沐浴理发更衣，到正厅拜祖先，转身又向士群下跪，谢他拯救之恩，我在一旁，见四宝忽然流下泪来，心里感觉不吉。第二天清晨我又去吴家，因为今天他就要跟士群去苏州，吴太太也陪同去。我一径到楼上卧房里，见吴太太一面帮四宝穿衣，一面吩咐四宝几句话，一种患难夫妻的亲情，我看着心里好不难受。

他们去到苏州之后，第二天下午，我接到吴家的电话，说吴先生已经去世了，我一呆，当即赶到苏州，那时已经傍晚，只见孝堂如雪，吴太太哭成一个泪人。我在灵前行礼毕，还揭开孝帏看了一看遗体，脸上倒是安详干净，不知原曾七窍流血，已经抹去了。好好的一个人，死得这样蹊跷，大家都心头有数，而那李士群，却又避到南京去了。吴太太见我来到，她只与我说起汪先生的通缉令，又伤心痛哭，我就搭后半夜的火车赶到南京去。

天未亮我到南京，先在汪曼云家写了请求取消通缉令的联名签呈，带了去找李士群，士群在家刚吃过早粥，我什么亦不与他多说，只要他签字，他还想推诿说别人签了他再签，我说我没有工夫再找你，把笔递在他手里："你现在就签字！"他只得第一个签字，当即我去找褚民谊、陈春圃等都签了，然后我自己也签了，并催春圃面呈汪先生批准。我得了汪先生批准的字条，当天下午又赶回苏州，给了吴夫人，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因为要取消通缉令，丧事才可以铺张。

翌日，专包一节火车，护送灵柩回上海，苏州车站上李士群的部下竟没有一个来送，他们是无论乐祸或避嫌，皆自觉不能见人，连苏州的街道与车站亦为他们惭愧，灵柩先在火车里安置好了，然后众妇女搀扶吴太太上车，吴太太身穿重孝，一进车厢就坐在我身边，叫了一声"胡次长"，头伏在我肩上又哭泣起来。

汪派伪府，看来气势渐尽，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派系之斗，越来越严重，而且渐渐表面化。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还有一段记述李士群的死亡经过，这一段写得比较短，而且对致死的情况也略而不详，原文说：

李士群也是给日本人毒杀的，日本人在筵席间，向李士群敬酒时，另外请他吃一个饼，这个饼，日方主人吃了一半，其余一半迫着要李士群吃，表示友好。李士群本来对一切食物，都推说胃不好皆不吃，但是这一次他看见日方主人已吃了一半，未便当众拒绝，只好吃了。

日本人吃过一半饼之后，立刻推说要大便就此一走了事。其实这个饼是含有高度毒素的，一发起来什么药都救不了，日本人退出之后，就由医务人员立刻为他洗胃洗肠，当然就保存了性命。李士群吃了另一半之后，许多人还缠着他不许走，一方面由艺妓唱歌，军人则跳舞，李士群就在这种热闹气氛中毒发倒地，当时日军立即派车子把他送回家去，虽然由他家人请了许多医生，但是中毒已深，挽救乏术了。

根据另一段描述，李士群的死因是这样的：

那时熊剑东和李士群的斗争相持未下，熊剑东又向我问计，我教他先断绝李士群与日本的勾结。如此又是数月，果然李士群在江苏放纵部下劫掠民间，民间益恨日本人，这事实渐渐促起了东京方面的注意，但对李士群还是无法。剑东只好对我叹气又笑道："这个李士群倒果然厉害，竟是怎么也弄他不倒。"我教他去找周佛海，要周佛海与陈公博请李士群吃饭，即在筵席上杀了他，数以殃民之罪，然后向汪先生自请处分，汪先生见李已死，亦不能把周如何的。剑东果与周、陈商量了，回说周、陈不敢。我道：那么你用什么法子都可以，只要把李士群杀却。我这样说过后，由剑东去与日本宪兵商量，我亦不问。

如此又过了两个月，我在南京，忽一日到罗君强家里去玩，进得客厅，卫士说："部长在楼上，熊先生与冈村宪兵中佐亦在。"就要去通报。我说："没有事情，不必，我自己坐一会就走的。"却见熊剑东已下来，说正要问我一件事。他告诉我："东京方面的复示已到，李事就地处置，唯须避免引致严重后果，现在就是这点不决，你是汪先生的亲信，所以要问你，若杀李士群，汪先生会不会一怒说不干了？"我答不会，政府非可如此随便拆散，且人已死，汪先生亦唯有追悼而已。剑东道："你敢这样判断？"我说当然，他又匆匆上楼去了。我一人在客厅里看了看水仙花，亦随即回家，心知事变即在目前，但是对熊剑东我什么亦不问，此后过得五六天，就听闻李士群从上海回苏州死了，与吴四宝一样，也是被毒杀。他在上海是日本宪兵出面调停，与熊会面，双方讲条件，熊做李的副手，李给熊三千万元，便一道吃夜饭。

这些记载，闻者不多，与外传者似乎不一样，因作者胡兰成亦是当事人之一，可见此中人尔虞我诈，见利忘义，早已不知人间何世了！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