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位被刺的校长：刘湛恩枪击事件

1938年4月7日，时针指向上午8点。和往常一样，刘湛恩准时从临时租住的安乐坊81号家中出来，带着儿子和妹妹穿过静安寺，来到大华路口的公交车站排队候车，准备前往外滩方向的沪江大学。

刘湛恩

刘湛恩腋下夹着一张当天的晨报，时不时与刘明珍说说报上的新闻，白求恩的援华医疗队刚刚到达延安；八路军主力正势如破竹地把袭扰晋东南的日军赶出太行山区。几个人有说有笑，与往昔无异。

但是惊天之变就在几分钟之后电光火石之间突然发生——两个黄道会的刺客就混在刘湛恩身后的人群中，藏在衣袖中的手中握着短枪，紧紧盯着刘湛恩的一举一动。

靠站的公车是辆双层的巴士，刘湛恩等妹妹刘明珍踏进车厢后，嘴里叼着报纸两只手把刚刚12岁的儿子刘光华举起来往车厢踏板上送。刘光华刚刚踩牢踏脚、手抓住车厢扶手，刘湛恩也松开一只手去抓车厢扶手，一条腿已经抬起来准备上车之际，曾寿庚和岳培芝两名黄道会杀手同时开枪。曾寿庚的枪弹卡壳没有打响，岳培芝的手枪则近距离命中刘湛恩胸背处。

在一片惊呼之中，刘湛恩立即被送往医院，但是还未进急救室，已被宣告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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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会是一个以上海黑帮为主要成员的由日本军方扶持的专职刺杀有抗日影响力人士的组织，其组建者是上海宝山县县长常玉清。1938年2月成立，刚刚成立一个月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人头案”，以《社会晚报》投资人蔡钓徒为代表的五位反日义士接连被刺，头被砍下悬于高杆，第二个月便刺杀了上海各界救国会主席、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

日本人刺杀刘湛恩策划了很久，实施刺杀行动不下五次，在刺杀计划按步就班进行的同时，他们曾图拉拢利诱刘湛恩，派出的说客就是刘湛恩的旧相识温宗尧。后者曾是一个外交家，退休后寓居上海，并曾与刘湛恩一道在民间组织“国际问题研究会”中相处很久，私下里关系很好。

上海沦陷后，逃到南京的温宗尧参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筹备，并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他在日本人的授意下游说刘湛恩，说维新政府是为了“拯救民众”、“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力邀刘湛恩出任教育部长。刘湛恩当即驳斥了他的无耻言论，并忠告他不要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不齿勾当。

温宗尧将这一切都汇报给日军方面，说刘湛恩是个“有社会影响力的硬骨头”，日本人意识到，刘湛恩“越硬”，就越不应该任由他的社会影响力变成“抗日影响力”，要么为我所用，要么就除掉。日本人的“锄恶名单”中，刘湛恩的名字赫然在列，刘湛恩也经常接到恐吓信和恫吓电话，在他寓所周围也不时发现形迹可疑的人。

刘湛恩也知道危险已笼罩在自已身上，他不止一次跟家人和朋友提起过日本当局开了一份包括大学校长在内的200多名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的“黑名单”，说日伪“很可能对这些支持中国(抗日)事业的人们采取行动”。他还曾特地致电邹韬奋，劝他“稳健一些”，提防暗算。但对于自己，他淡然一笑：“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和一个中国公民，我永远不会屈服!”朋友家人都劝他或去香港或去国外暂避，他仍泰然处之：“区区肉身，任何情况都已准备停当，愿意为国际正义和永久和平付出代价”。

威逼利诱统统无效后，日本占领军便指使常玉清开始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2月15日傍晚，刘湛恩家的院中突然飞进来两颗手榴弹，把卧室的窗玻璃震得粉碎，院中的餐桌也炸得不知所踪。幸好当时刘湛恩临时有事没有按照习惯的时间回家吃饭，家人也没坐在餐桌前等，这才躲过一劫。

当晚，刘夫人又一次劝他离开，刘湛恩还是一口回绝了：“我想他们最恨我的还是我拒绝参加伪政府，对他们每次派代表来见我时，无论是谁，我都是一番痛骂。但我要主持沪江校政，还不能走，身为校长，我平时总是讲学生要以家国为重，怎么看见点危险便自己先走呢？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早就做好了上十字架的准备。”

3月27日，南京“维新政府”粉墨登场的前一天，刘湛恩突然收到落款为一位英国朋友的果篮，还附有英文书写的短信一封，并对其爱国情怀“殊堪钦佩”，“特奉上花篮，尚祈笑纳，并盼继续努力”。刘夫人心细如发，提醒丈夫这位英国朋友不是两年前就已作古，怎么会突然送来果篮？刘湛恩觉得蹊跷，经送警化验，水果内被注入毒药汁。

就在同一天，《文汇报》社也收到一只同款花篮，社内员工细细询问送水果的小工，称是爵禄饭店的茶房，果篮是两个日本浪人出了小费叫他送来的。之所以社员警惕性高，是因为当时《文汇报》创刊不久，因发了篇社论，警告民族败类温宗尧、梁鸿志等不要筹组傀儡政府，创刊仅17天，就被人往一楼营业部扔了枚炸弹，一死二伤，陈桐轩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新闻战线殉职第一人。

随后几天，刘湛恩家附近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东张西望鬼鬼祟祟，某日刘湛恩出去发电报，三名枪手突然加快脚步冲过来。刘湛恩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拎在手中的短枪了，于是大声呼救，幸好邻街有两个巡捕闻声吹着哨子赶过来，几名枪手才悻悻作罢。

夫人王立明再次苦劝刘湛恩，刘湛恩还是不肯：“偷生不如为国而死，吾虽不才，决不临难苟避。”

几乎所有与其相识的人都万分担心他的安危。4月初，上海国际救济会决定委派刘湛恩去国外募捐救济基金，一是继续工作，二是让他暂离危险之境。至此，刘湛恩才决定出国，随即在中国旅行社预订了4月13日去香港的船票，并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安排好一切事项，在临时召开的沪江大学师生见面会上再三叮嘱同学要坚持信念爱国到底，沪江英文专科学校被强制改为日文专科学校一事，刘湛恩则斩钉截铁地要求校方“宁可停办，也决不委曲求全。”

一介儒生如此强硬，更让日本人坐立不安，强令常玉清在刘出国之前一定要解决好这件事。于是4月7日的那个早上，一颗子弹“背入胸出”，一身长衫的刘湛恩终于实现了他“死亦亢言”的遗愿，年仅43岁。

刘湛恩遇刺位置地图

据被当场捕获的凶手供认，黄道会是奉日本驻军的命令，早在一个月前已经派十多名黄道会成员化装成柴贩、报童和车夫，把短枪利刃藏于柴爿中和车座下，不分昼夜在安乐坊刘宅附近游荡监视伺机行动，甚至还在江宁路溥益里15号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成员换班休息、存放枪支和指挥谋杀刘湛恩的大本营。但由于刘湛恩早知危险，无事很少出门，出门也常是三五人同行，且专找大路行走，沿路行人多，岗警巡捕也多，这些人始终不敢贸然动手。直到4月7日，刘湛恩出国日期迫近，常玉清被逼无奈，只好命人在光天华日之下公然开枪射杀。

刚刚占领上海的日军为何在处心积虑迫不急待地刺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学校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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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抗战名将薛岳以及西北王胡宗南同生于1896年，但刘湛恩走的却是与这两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完全不同的教育救国之路。与鲁迅孙中山一样，他最初也是本着救国先救人的思想主攻医学，当他发觉其实救国先要解放思想之后，就与鲁迅孙中山一样，毅然放弃医学，转而以开发民智为已任。

笃信基督教的刘湛恩自幼生活在一个传教士家庭。湖北阳新白沙镇上那三间老宅他住到了六岁，父亲去世后，族人为了霸占他家的宅基地，逼其母罗芬清改嫁。按乡里的旧俗，寡妇再嫁时只能带两身换洗衣服，其余的全都要留给夫家，甚至连孩子也不能带走，再嫁的人家还得付原来的丈夫家一笔财礼。刚毅的母亲舍不得两个亲生骨肉，誓死不从，再嫁前夜带着刘湛恩和尚在襁褓的妹妹逃婚到了百里之外的汉阳。

当时汉阳兵工厂正在招工，母亲本以为可以谋个工作，却因为带着两个孩子，被工厂拒收，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之际，妹妹又染病入院。在汉阳医院的外籍传教士医生白桃（Dr. Emilie Bretthauer，1874-1940）的救治下转危为安。白桃见母子几人孤苦，就介绍罗芬清在汉阳医院当佣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小年纪的刘湛恩每天临街叫卖烧饼油条贴补家用，晚上就在白桃的教导下认字读书，也开始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母亲罗芬清吃苦耐劳又心灵手巧，护理技术进步飞快，通过考试从一个打扫卫生的杂役佣工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最后升为护士长，刘湛恩也得以被送进当地教会小学读书。1918年，刘湛恩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医科，在白桃博士的推荐下，获芝加哥鲁丝医学院留学奖学金。

从封闭的中国走向西方，从眼界到视界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刘湛恩渐渐感觉，只像自己的“白桃妈妈”那样成为一个治人身体的医者显然无力救国，教育救国才是兴国根本。在美国他转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顺利地拿到了教育学硕士学位，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继续深造，于1922年获哲学博士。

自幼多厄的刘湛恩家国破碎，时时不忘救国，求学时也节衣缩食，从不伸手向家里要钱，而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他当过家庭教师、佣工、饭店侍役，乃至农场季节工，洗衣擦鞋，即使这样依然学业精进成绩优异，在七八个留学生组织里任职，每天工作、学习两不误，还多次自掏腰包为受欺负和霸凌的中国留学生主持正义，在留学生中威望很高。

学生时代的刘湛恩

1919年，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赔偿问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胜利成果瓜分会。在巴黎和会上，被德国非法强占的中国胶东半岛所有权益转归日本，一石激起千层浪，巴黎和会还未结束，总统威尔逊在华盛顿发布公众演说大力称赞美国在此次会议上的“公正无私”。刘湛恩站在台下围观的人群中用英语厉声质问：“你所谓的公平无私，就是牺牲掉我们的山东省吗？你有没有问过中国人会不会同意？”

仅此一句，他就被法警从人群里带走，直到半个月之后才在留美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全力周旋下恢复自由，为此还特地举行了几次游行，这也是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第一次因为一个学生的言论举行的游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捕，也第一次真实地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报国之心。

1921年，即将毕业的刘湛恩因其在中国留学生组织中的核心影响力和出色表现，有幸以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和中国学生团体的代表身份，出席关于裁军和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并在会议上据理力争仗义直言，表现十分抢眼。

1922年，顶着博士桂冠的刘湛恩应东南大学的筹建者和首任校长郭秉文之邀，出任东南大学教授，次年，东南大学扩建了上海商科大学（即今上海财经大学），刘湛恩随即驻留上海，并与夫人王立明喜结连理。一时间上海教育界别开生面形势日隆，刘湛恩也身兼多职，还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总干事、上海职业指导所主任，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教育救国、公民普通教育”的理念深得上海教育界的欢心。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上海最大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举行集会，降半旗哀悼在该事件中的遇难者。美籍校长卜舫济恼羞成怒，为阻止学生集会，竟当众扯下中国国旗，6月3日，553名学生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亦声明不接受圣约翰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全体师生另行组建光华大学，6月3日也成为光华大学的校庆日。

刘湛恩当时是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领导成员，本着教会宗旨，理应站在圣约翰大学一边，但他却全然不顾基督教会的层层压力，全力支持离校师生创建新校，并出任光华大学校董兼教授。也正是在刘湛恩的大力扶持下，使得上海光华大学能跻身上海六所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当时中国有不少教会大学，但时大革命后，反帝爱国运动在全中国展开，中国境内的各个教会学校都不得不改革体制，撤换外籍校长，改由国人出任。时年32岁的刘湛恩接受上海沪江大学校董会聘书，接替美籍校长魏馥兰（F. J. White），全面负责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的日常工作。

1928年2月25日，刘湛恩的就职典礼上，国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工商部长孔祥熙、上海市长张定璠、卫戍司令熊式辉等国民政府要员及郭秉文、李登辉、潘序伦等中外社会名流纷纷出席。典礼上，刘湛恩作了题为《大学的使命》就职演说，树立了沪江大学“培养人才、研究学术和改造社会”三项使命，铺陈了“学术化、人格化、平民化及职业化”的沪江大学办学模式和理念。

就是在沪江任上，刘湛恩完成了一介儒生的杀身取义，舍已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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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但我首先是中国人。”刘湛恩就任后，立即对这所长久以来一直深浸于美国基督教气息浓郁的大学进行国民化改革，他发现这种教会学校总是会为了宗教之外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对中国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民族分裂思想的渗透，这对于刚刚完成了新文化运动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学学生而言，有着不可言说的政治和种族乃至意识形态的“非中国化影响”。

对此，他远见卓识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竭力削弱宗教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他将必修的宗教课程改为选修，并不计入年度学分；每周的礼拜活动由强制改为自愿参加，将宗教为主的教学内容转向自然科学和专业课程，增设了工商管理、国际贸易、银行、会计等专业，不仅成立了化学系还新设生物系，并在他最初的医学救国的理论上与协和医学院结成实习关系，协和医院在沪江学生通过医学体系考试后即可进入协和医学院，使沪江大学成为中国最早实现“毕业即分配”、“带岗实习”的学校之一。

由于沪江大学是教会学校的性质，所有拨款都必须经教会批准，刘湛恩因用款问题多次与校董会发生激烈争执，数次以辞职相逼，并四处化缘，求索经费；当时的学生经常参加爱国集会活动，毕业证就成为学校遏制学生运动的砝码。刘湛恩极力说服校董，让这些学生得以顺利毕业。

刘湛恩的办学思路与陶行之的“知行合一”理论不谋而合，十分重视课堂学习和实际工作的结合，完善了从幼稚园到高中的一整套教学实验体系，并设立社会服务和调查中心，便于学生在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随时接触社会实际和进行社会调查。

他创办的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鼓励沪江大学的各学科学生进行“第二学历”的培训，为了保证与第一学历的课程时间上不冲突，独树一帜地将商学院的授课时间改在晚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开创了中国业（夜）大学的先河，也是中国直到今天仍然实行的“（业）夜大”的真正开端。

所有这些现在看起来并不如何出众的举措，在当时的上海也是十分超前的，通过这些改革，沪江大学以学风纯朴、所学致用闻名上海，虽然脱胎于教会学校，但却较少教会气，更多中国本土化，工商系和化学系的教学水平和学生能力居上海各大学之首。

但是九一八事变后，锐意进取的刘湛恩不得不面对教育之外的各种飞来横祸和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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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舰开到上海之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人深知控制一个国家首先要控制其文化和教育，对上海文化艺术教育各界的知名人士采取拉拢恐吓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希望在枪炮之外开辟另一条短平快的文化奴役之路。但以刘湛恩为首的上海各界立即识破的日本人的企图并积极应对，为此，不仅刘湛恩，包括李公朴陶行知等人，都曾被日方重点提名，被列为危险分子。

刘湛恩留学照

但这些人不以为惧，依旧为中国存亡不遗余力地奔走。刘湛恩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带头号召上海各界以课堂教育、演讲、募捐、游行等方式，大声疾呼救亡图存，还邀请力主抗日的冯玉祥、陶行知、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校演讲，并参与声援东北义勇军、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等活动，刘湛恩加入了上海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还作为上海地区代表赴洛阳出席“国难议会”，日本人在把他定义为危险分子的备注里标明“所学甚柔，骨头却硬”。

一·二八事变时，上海日本驻屯军的司令部和机场就设在校园隔壁，还控制了通往市区的道路，他本人和沪江大学的学生每天早晚经过时都要接受盘查，为此他组织了数次抗议游行，并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厉声质问日本宪兵“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的街上，为什么要接受外国人的盘查？”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刘湛恩立即组织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明抗日立场，同时组织以沪江大学学生代表为主的请愿团到上海市政府请愿。当他意识到以学校和学生为主的反日力量相比于枪杆子，处于绝对的劣势之后，还联合黄炎培、夏丏尊致电国府，强烈要求国府立即制定对日策略总体方针，不能一味忍让单纯等待国际支持。

见国府迟迟不给答复，1936年夏，刘湛恩指示政治系教授余日宣成立18名师生代表组成“沪江大学西北考察团”，赴西安向张学良将军面陈主张，为最终促成抗日同盟战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上海局势愈见紧张，刘湛恩已经把抗日宣传从上海文化界上升到直面国府和蒋介石，也愈发赢得上海各界的重视，当然更让日本人如坐针毡，在黑名单上的排名不断前移。1937年8月间，本还遮遮掩掩的日本军方单方面制造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把中日之间武装对峙转变成刺刀见红的战争。刘湛恩意识到与日军司令部仅一墙之隔的沪江大学难逃战火，当即决定把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安全转移到市中心区。

当时很多教授认为，处于特殊时期，应解散学校，学生应回到自己亲人身边以保证安全，被刘湛恩否决：“正是因为特殊时期，才更应该团结一心。学生大多出身贫寒，且很多学生归途遥远，根本无力回乡，即便回去，也必沦为难民。国难当前，更应以学校之影响力保学生周全。战争不停，教育就不能停，否则那才真的是国将不国了。”他把位于公共租界的城中区商学院改作临时校舍，坚持“战火中的课堂”，办“没有校园的大学”。

于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边是实枪荷弹的日本兵向校园里搬运行李和文件，一边是刘湛恩一袭长袍，手握茶杯端坐在校门口，指挥学生教师搬运教具书桌；一边是宪兵队长虎目圆睁地冲着学生跃跃欲试，一边是刘校长怒目而视，那些凶神恶煞的日本兵就真的在一介文人的刘校长面前不敢造次。

2000学子平安转移之后，刘湛恩才带着儿子光华、光坤离开，随最后一车教具离开沪江。第二天早上，沪江大学的牌子就被摘下，校门口画出了军事警戒线。

到10月1日，沪江各院系、沪江附中、沪东公社等沪江大学所属分部都平安迁到圆明园路沪江城中区商学院大楼内复课，在一片隆隆炮声中，商学院的大楼内书声朗朗弦歌不辍。

经此一事，刘湛恩就成了日本驻屯军的“重点关照对象”，称其“凛然风范，威信极重，若有文教之草动风吹，必为煽鼓之首。”张伯苓劝他低调一些，免得太过危险，他不以为意，不仅联合蔡元培、、胡适发表长篇英文声明，痛斥日本侵略，蓄意破坏中国文化机构的罪行，呼吁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并参与制裁，还发起组织“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开办“复兴难民收容所”，为600多名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食宿，并取难民中年青者“上午工艺，下午教育”，在不遗余力地展开战时公益活动之外，还组织师生施医送药支援前线，并编排话剧歌舞等文娱活动。

刘湛恩的义举赢得了上海各界的尊重，也使得沪江大学很快成为上海各大学术机构和教育机构关注的焦点和榜样，各大文化教育学校和组织纷纷效仿，喊出了“跟着沪江去救国”的口号，刘湛恩也因此被推为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基督教救济总会主席、国际红十字会副会长。当然了，刘湛恩在日本人黑名单上的排名也急剧上升。

最初日本军方并不想正面与文化教育界的人冲突，多次以请教学术、讨论历史等名义约谈，刘湛恩不卑不亢，谈到兴起，还在宪兵队旁若无人地唱起了《千忠戮》：“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征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见我一瓢一笠已安详。”

种种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的手段用尽之后，日本人见刘校长软硬不吃不为所动，更视刘湛恩为眼中钉，一直寻找机会，要对刘湛恩下毒手。

刘湛恩是抗战时期最早遭日伪暗杀的文化界著名人士，也是抗战中第一位被暗杀的大学校长。一介文人被当街刺杀，引发了全国各界的巨大反响，也连续多日成为全国各大报刊的头条，冯玉祥、陶行知、邹韬奋、郑振铎、罗家伦等老友先后发表悼念文章，称赞其至死不受伪命的伟大人格，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值得我们最高的崇敬”；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给他的评价是“思想丰富、勇敢果决、爱国情绪热烈”，是“忠实诚挚之君子”。

在谴责日伪勾结侵华卖国的卑劣行为的同时，高度评价刘湛恩“宁死不愿在妖魔鬼怪面前屈膝”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他的被害“于教育及社会事业前途，殊为重大损失”。

两天后，贝当路（今衡山路）53号上海国际礼拜堂举行刘湛恩送行会，灵堂中间是“为国牺牲”四个大字，挽联幛左右分别是“长校十年，苦辛备历；成仁一旦，中外同悲”，各界知名人士和教育界代表、沪江师生3000余人执绋送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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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刘湛恩纪念馆，你会读到当年一位美国友人在刘湛恩追悼会上曾说过的一段话：“若干年后，当一个新兴的、可贵的中华必将从黑暗与祸患中跃升起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我们烈士的精神所贡献于新生的可贵的国家之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