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制、物价与经营：货币多元下的民国出版业

摘要：民国时期多种货币并存，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作用，出版业亦深受其影响。文章即以多元货币流通为切入点和线索，讨论货币纷乱对出版从业者生活的影响，对出版业原料供应、价格厘定、账目往来等运营的影响，并讨论若干出版机构的钞票印刷业务。对这些个人、机构、行业和事件的讨论，既呈现了民国时期出版业面对的复杂社会因素，凸显了货币稳定的重要性，也展现了中国近代出版业发展的多样面相。、

关键词：货币流通 日常用度 出版业态 薪酬 钞票印制

一、引言

1921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要往河北老家汇款，致信二弟“请其指定天津总款之家”[1]。10月中旬赵南公又写信给二弟，言“款已拨天津义信和转拨”[2]。表面上看，这只是当时在外工作之人接济家人的普通小事，但“总款”“义信和”“转拨”这些与银钱密切相关的词语，却向我们透漏出彼时钱款流转的曲折：先是确定好接收汇款的票号或银行，义信和接到款项后再行转拨。相较于后来的直接汇款到家，此等手续可谓不简。烦琐的不止于此，赵南公日记中涉及钱款的记录，就有“两”“分”“番”和“银”“洋”“券”“票”“钞”等货币信息。这些信息既向我们展示了民国时期金融流转及币制多元的状况，也提供了管窥出版业与彼时币制互动的切口。

民国政府实行过银圆、“废两改元”、法币、金圆券等货币政策，仅图书价格计量就出现过“现银五两”“实洋一元”“国币三角”等标识，现存实物资料中更有大量的“订正实价”“照加一成”等标记。显见的是，兼具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的出版行业深受币制之影响。但稍显遗憾的是，不同币制对于出版业的影响及表现尚未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基于此，本文利用日记、档案、回忆录等材料，关注出版从业者个体和众多出版机构组成的行业群体，展示不同货币变动对这些个体及群体的影响，并管窥若干出版机构承制钞币的活动，进而更为立体地呈现币制不稳多变下的民国时期出版业之多重面相。

二、“吃穿用度”：纷杂货币影响下的民国出版业者之日常

民国时期大出版机构的从业者整体收入普遍较高，职业地位相对较高[3]，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在展示出版业较强的盈利和获益能力的同时，也为我们指引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财富相对分散的出版业中，人数众多的出版业者薪资所得显然是不同的，不同时期的货币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怎样的呢？

（一）兑换与折扣：银钱共用期的收支生活

北洋政府实行银圆制度后，全国依然存在着上海归元、天津行化银、汉口洋例银、广东毫洋等货币，银圆银两并用，各种钞券同存。[4]不同区域间的银圆、银两、钞券不能直接等用流通，需要经过汇兑，因此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天津、青岛、西安、汉口、广州、宁波等地为重要汇兑节点的兑换体系和网络。[5]这就意味着在地理上分属两省的相邻区域，如果没有在同一个汇兑区域内，必须通过不同区域的银钱行市汇兑，才能实现钱款流通。

赵南公原籍河北曲阳，身为经理的他要经常处理钱款往来，收款、借款、押款、划汇，其日记中透露出的钱款往来相当丰富。1921年九十月间向家里汇款的事情，虽然读起来不过寥寥数言，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币制环境，其间的曲折复杂也是不少的。

1920年代初，上海在全国有93个直接汇兑地点，天津有44个直接汇兑地点。[6]赵南公家乡之曲阳隶属保定，是天津的直接汇兑点，但并不在上海的汇兑点之列。所以，赵南公若想汇款到曲阳，必须先将款项从上海汇至天津，把上海归元变成天津行化银，然后经由天津汇至保定曲阳，最后钱款到达家人手中。彼时天津上海之间的汇兑相当繁忙，日成交量在30万至50万两之间。[7]电汇和见票照付的票汇是最常见的汇款方式[8]，手续费则随市面上的银根张弛而波动。每年秋冬时节，天津市面的银洋需求大[9]，申汇市价有利于汇款方，上海归元兑换天津行化银的数量就会高一些。这大概也是赵南公此时汇款的重要原因。

张元济1918年两次北京差旅费用的支出也展现了彼时的币制混乱。他的旅程分别用到了京平票、交通京钞、交通票、铜元和大洋等钱币。第一次出行，在北京期间，还发生过“付饭店沪币50元，以须贴水退还”，还需要“在分馆借票洋五十元”[10]。返程回沪前，又需要将在京使用的京平市票兑换成现币，并向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借了二十元，“后以均系现洋，不便携带，退回十元”[11]。回程火车票，“均用交通票”[12]。第二次北京之行，购买从浦口到北京的火车票，用了“京钞一百八元零角”[13]，洗衣零用花费的是交通京钞，饮食则有时付铜元，“十五千八百文”[14]。

赵张两人当属出版业的中上层群体，其人脉关系网络更庞大，掌握的经济金融信息更丰富，尚且需要考虑银钱之流通汇兑，普通出版从业者考虑的不只是不便，还关注折扣损失。银两铜元共用时期，图书装订工人们就发现，“支薪有小洋作大洋，或不按期支付”，“至小洋找零及克扣班钱，皆使工人暗中亏蚀”。[15]简单来说，工人们领取的工资是铜元，但是受兑换比率影响，兑换成银圆的数量会下降，工人们吃亏了。

1920年代南京铅印行业的排版工“一月得十几块钱”，印刷工“每月也有十几块钱”；石印行业制版工“每月可有十五元”，“印刷的只有数元”；木版印刷的“每日可以忙得500文”。[16]上海印刷业工资计费也用铜元计件，订书“本装（本国纸）一文五本，洋装稍贵”[17]。1929年上海印刷业男工每月平均收入是47.5元[18]，1930年平均每月实际收入是41.72元[19]，兑换折扣亦是实际收入降低的重要原因。

商务引出印书馆华文排字部工人按稿取字排版（Francis E. Stafford摄于民国初）

所以，法币正式流通前，印刷、装订等群体因为资方利用兑换克扣实际工资的问题，时不时发起罢工和涨薪风潮也就顺理成章了。仅1926年，印刷业就发生数次涨薪罢工风潮。出版业工人们痛陈“日来米珠薪桂，百物价昂，生活程度，逐步渐高”，万难兼顾家计[20]，要求“增加米贴和改善待遇……增加工资”[21]。1931年5月上海30多个工厂1200多名印刷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几乎波及上海整个书业的加薪运动。[22]

（二）法币贬值与涨薪：抗战时期出版业者的生活维持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此时法币刚在全国通行，尚能保持稳定币制，但随着战争的持续，法币价值下跌，汇率起伏不定，对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出版行业亦莫能外。

民国二十五年中央银行华德路版法币券伍百圆纸币

以优待同人、惠济同事为特色的生活书店考虑到币制变动后“内地物价高涨”[23]，适当提高待遇，确定练习生月薪八元，联系员月薪十五元，职员月薪二十元，[24]并决定“凡员工因事调遣，得因当地生活程度及事实需要酌给津贴”[25]。后又取消“丙种储金”，已交部分期满后一并发还，以保障同人生活。[26]家属津贴按照“该家属居住地本店发薪日之劣等米市价计算”[27]，劣等米价超过每斗五元时，店方将津贴超出之数。

抗战期间中国出版业散布于西南大后方、上海、香港等地，不同区域之间也面临着货币汇兑问题。生活书店确定香港分店同人领取薪水时的法币港币兑换损失办法，以六折为界，即法币100元，假定六折合港币60元，亏之40元，店方负担20元，即每次发薪时多给20元，发法币120元。[28]后调整为“兑换折扣低过六折时，仍照六折发给。过去在六折以下发给之薪水，应按照六折补足”[29]。后来又明确为“香港分店同人按照原薪六折发给港币；新加坡分店同人按照原薪四折发给叻币；广州湾分店同人按照原薪八折发给白银”[30]。生活书店还讨论了“同人汇款至沪交店中代汇划其汇水应如何计算问题”，决定“每月每人最多可汇二十元，汇水损失，由店负担；薪水在五十元以下者得享受上项权利”。[31]

并非所有出版业者都如生活书店同人一样受到关照，留居上海的出版业者面对的困境更复杂，彼时法币、黄金、白银和美金在上海市面均有流通，还有日伪政权发行的“联钞”，兑换比例变动颇大。困居上海期间以访书为要务的郑振铎，记录法币和联钞的兑换信息，“凡十九种，价共三百八十九元贰角（联），以此间钞则计共一千六七百元也”[32]，“价至联钞八千，即四百余也”[33]。一年半的时间里，法币和联钞的兑换比例就从约4.2∶1骤降为1∶20。变化甚巨的还有生活物品价格，“定于明日起，加价一百分之一百五十”[34]，“户口米又贵了50%”[35]，“购面粉五袋，已花费一千八百元”，米价高达“一千三百元一担”。[36]

民国三十年交通银行商务版法币券伍圆

战争的残酷影响，也经由货币坚挺或疲软传导至普罗大众。面对贬值等一系列问题，出版业者开始了行动。1939年上海订书业发生涨薪工潮，“上海市订书业……营业惨落，工资一落千丈……数千工人，均处于苟延残喘之下……自国军西撤以后，上海生活程度日益高涨，米珠薪桂，百物腾贵，数千工人实难维持其生活上之平衡，故向订作方面要求增加工资，以维生计”[37]，最后以“增加工资五成”[38]告终。

不仅技术工人如此，发行销售人员也感受到货币贬值薪资不敷之压力，以怠工、罢工等方式要求涨薪。作为出版业龙头企业的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和涨薪运动时见报端，除去背后的工人运动觉醒等因素，应对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是重要的动机。1939年9月，《申报》刊发商务印书馆驻沪办事处上海发行所全体同人复工启事，这意味着职工们因“物价飞涨、请求津贴不允”而进行的13天怠工运动宣告解决。[39]1941年商务印书馆又爆发了拖延3个月的涨薪罢工运动，直接原因就是“物价飞涨”[40]，而香港总公司不回应加薪要求。

依靠图书版税生活的著作权人群体也在争取自身权利。仅1942年就发生过多起抗议事件。4月文协桂林分会举行座谈会，以应对生活成本增加但版税和稿费比例未变的问题，要求提高版税到“初版时最低为百分之十五，再版时为百分之十八，三版则为百分之二十”；书稿审查通过后，出版机构就必须“即付第一版版税总额之半”，“出版后每三个月应将版税结算付清”。[41]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召开编辑谈话会，提出“决定以后稿费按排工价增加百分之二十”[42]。年底，文艺界抗敌协会又要求“著译发表费每千字暂定最低额为三十元”，如遇物价持续上涨，费用“须按照生活指数递增”。[43]

三、成本、价格与经营：货币更迭下的出版业境况

民元之后的每次货币更迭均对出版业产生影响。“废两改元”从动议到全面实施经历了大约七年时间，中间虽有诸多波折，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形成全国性通用货币的努力，促进了各业的发展。出版业在此时期也形成了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四大出版中心，原有的大出版社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众多的中小书局渐次涌现，出版物数量逐年递增，出版门类和营收规模大踏步增长，出版业收获了自己的“高光时刻”。[44]

1933年4月5日颁布的《关于废除银两改用银本位币制布告》，要求市场上的所有结算和票据必须用银圆结算[45]，出版业积极响应，上海新出书刊均采用银洋计价。法币正式发行后，国民党政府通令要求经济交易以法币结算，出版界开始用法币为图书定价。[46]193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教科图书及其他图书划一出售办法，规定所有书籍一律标明定价。上海书业公会发布一系列行业规章制度，要求所有出版图书必须“一律印明实价”[47]，事实上开创了图书固定价格制度。

出版业虽然从币制改革中收获以上益处和动力，但更受币制变动、汇率涨跌之影响。这些因素与中国政局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出版业更要考虑生产材料价格、销售经营决策等方面的重大风险和应对策略。

（一）币制、汇率与物资供应：价格多变下的纸张油墨供给

近代中国出版业所需纸张和油墨等原料，多依赖进口[48]，其价格及供应受制于币制与汇率。法币施行前中国为银本位制，与国际市场上银钱倒挂，也即世界银价上涨，白银流出中国，国内银钱购买力上涨，通货紧缩；世界银价下跌，白银流入中国，国内银钱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49]1916年欧战正酣，国际市场上银根收紧。年初开始，纸价不断下降，“德记毛边开六两三四，黄泰昌六两五”，“新闻纸四两二三，道林每磅钱七分”，“瑞典纸三吨，每磅一钱零五厘”；[50]瑙威公司大有光和小有光纸，前者每令[51]三两一钱七分，后者每令二两一钱四分，新闻纸每令合四两三钱；[52]福井洋行新闻纸每令四两；[53]华章大有光纸三万令，廿二磅半纸实价二两五钱八五，廿四磅半纸价二两八钱。[54]6月，洋纸大量滞销，价格更是骤跌，“总因金融枯竭……现计十七磅有光纸每令售银一两九钱半，三十七磅报纸三两，有光纸三两五钱，道林纸每磅一两三钱半”。[55]

1919年一战结束，国际市场银价跌落，白银购买力下降，加之中国政局不稳，进口物价上涨。年底，“美、瑞纸价皆大涨”，且“尚须增价也”。[56]次年春天，“新闻纸恐大涨”，张元济要求“黄板纸已有预定之货，沪市可以出售，应多备”，同时“多预备并收买……毛边三百件，已告允彰，令送样来”。[57]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出版商都对纸张价格涨跌如此关注并深受其影响，更不用说中小型图书出版机构了。

1930年7月至1933年12月，出版业活跃的南京市场纸张价格起伏之巨令人关注，60磅道林纸每百张批发价最低时2.48元最高时3.77元，毛边纸每百张批发价最低时1.12元最高时1.72元[58]，价差幅度最高超过53%。出版业相对集中的广州，纸张与油墨价格也发生不小波动，80磅书纸每担[59]批发价最低价20元最高价32元，油墨（美国利达隆）每百磅批发价低谷时45元高峰时50元。[60]考虑到毫洋与银圆之间约1.3∶1的兑换比例[61]，广州出版业面临的纸张价格波动也在40%—50%之间。出版业遇到的仅纸张和油墨两项基本原料成本波动之大，令人侧目。

抗战期间，出版业所用纸张和油墨等原料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有市无价。国民党政府发布战时物资统制条例，禁止进口输入“烟酒、纸张等非必需品”，奖励支持后方新兴工业“纸张等制品及所有国产原料”的发展。[62]此时法币通行，因其“外汇率本位制”属性，兑换比率和购买力深受国际市场和国内政局影响。国民党政府颁布《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进口物品申请购买外汇规则》等办法，加强外汇管制，力图稳定外汇，但是汇率总体趋势依然下降。最大的物资进出口市场上海出现了外汇黑市，外汇市价大幅上涨，对于纸张、油墨等物资的供应无异于雪上加霜。1940年5月上海黑市发生汇率波动，纸张价格飞涨，“白报纸竟由每令三十余元涨至近五十元”，以致“出版界甚感威胁”。[63]

1941年初，国民党政府设立中英美平准基金会，共同维持上海法币外汇，规定1元法币兑换3便士、5美分。这比上海黑市同期高10%，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外汇市场。[64]后来政府根据《特准经营外汇银行实行办法》，规定银行必须按照公开牌价结汇，不得进行外汇买卖，并统制市场上随时产生的外汇交易，上海黑市自此趋于消失。但国际援助物资输入困难，国内生产无力，物资匮乏，供应紧张，外汇管制丧失价值。

国民党政府也只能调整政策，要求“后方已有生产，足资待用之物品，如火柴、肥皂、机制纸张等”征收全税后可继续进口。[65]政府加大进口物资调配管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借由纸张分配，左右纸张供应额度。民营出版机构和红色出版机构即使有资金也买不到纸张。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均积极自救，自设或联合建立造纸工厂，稳定纸张供应；改善油墨工艺，保障印刷材料。生活书店为应对纸张供应不足、纸价上涨，先后与多个纸厂合作[66]，并在适当时候出售纸张供给其他出版机构。[67]1944年4月21日，中华书局召开第二次局务会议，声明受纸价上涨影响，准备在各地购买年度用纸：重庆进熟料纸二三千令，邵阳进龙山纸，赣县再购江西纸五百令。[68]1945年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之际，重庆出版业联合发布声明，直言出版业纸价较之平民用纸“相差几二十倍之巨”，已经严重影响价格核算，“更遑论再生产矣”。[69]

（二）营收调整与书价提高：购买力变动下的出版业应对

作为实现财富价值的载体，货币的购买力和流通性影响经济活动的盈亏。出版行业出于利益考虑，会根据社会风向调整对不同货币的接收结算态度。

1916年上半年护国运动风起云涌，导致“中、交（行票）停止兑现”，商务印书馆商议通告各分馆，希望“加邮汇费或采办土货”，否则“暂停进货”，[70]“闻邮局发汇票之款均用交通票，告钟景莘暂缓支领”。[71]商务印书馆还决定图书销售环节的现金交易，尽量不收中行票、交行票，万不得已时需要对暗号，上海交通银行票是“洋装本”，外埠交通银行票是“本装本”，外省中国银行票是“旧书”。[72]直至9月，商务印书馆还在要求“河南分馆收存北京交通纸币五千元，告莲溪，最好不收。否则将书价抬高”。[73]为应对币值不稳及汇率风险，商务印书馆还分别购进储蓄外币。仅当年8月，商务印书馆买进过利息较高的英镑、日元、美金等货币，以做防范。[74]虽然对于货币和外币的各种处置，彰显了商务印书馆根深叶茂需要保持经营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反映了币制变动对于出版业的巨大影响。

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国都，各大出版机构纷纷跟随西迁，并在此设立总管理处，重要因素就是货币稳定。生活书店决定将总管理处迁往重庆，就是考虑到金融机关多在重庆，“币制方面可不受影响”[75]。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大出版机构和众多小出版机构云集重庆，亦是虑及此点。为了应对抗战期间法币贬值及带来的物价和成本问题，各出版机构也都各显神通，统筹考虑原料采购、内容编辑、排版印刷、存放运输等环节，尽量选择成本最低的区域承担和完成上述工作。因此，抗战期间的出版业，排版印刷集中于桂林、重庆、上海等处，内容编辑集中于香港、桂林、昆明、重庆等地，货栈运输依仗贵阳、衡阳、金华、西安等交通枢纽。[76]这也是出版业充分利用各地价格较低优势的权宜之策。

纵观民国时期出版业应对货币杂乱之举，既有上述降低成本、管控收账等措施，还有提升图书价格的开源方案。1915年，上海书业为应对纸价上涨和供应萎缩，“爰集同业妥筹统一价目”，提高书价。[77]1927年4月上海书业同人会要求加薪的同时，宣布“各点营业自加薪以后，所售各货，须加价二成”[78]。有正书局、清华书局公开宣布图书增价，以应对成本和通胀。[79]抗战期间，物资紧张，法币超发，物价飞涨，龙门联合书局宣布“兹为成本激增，自十一月一日起……道林纸本照码加八成计算，报纸本照码加三成计算”[80]。《申报》盘点1942年年中上海书业时，注意到“发行新书，成本极高，非一般读者购买力所能负担”，只能出售存货，“售价较原价涨四五成”，但“以目前纸价计算，所涨者可称微乎其微”。[81]

民国时期《申报》刊载的书业广告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也多次发布涨价通知，1942年7月，商务印书馆宣布7月第四周出版的新书和重印书，均按照定价的10倍发行。[82]1943年8月商务印书馆宣布8月第一周的新书，要按照定价的13倍发售，正中书局和中华书局响应执行[83]，年底新书销售价格涨到了定价的18倍。[84]1944年4月，新书售卖价格涨到了定价的28倍。[85]两年后的9月，商务印书馆新书和再版书销售价格飙升到了定价的160倍，且“印刷地点外另加运费”[86]。不仅商务、中华这样的出版机构在涨价，就连特别注意读者权益的生活书店面对成本和物价带来的压力，也认为提高新旧图书价格“实一最要问题”[87]，先后发布过“从本年十月廿日起改订新定价”[88]“加价标准约照原价加五成左右”[89]等通知。不过，这些图书价格的上涨与抗战胜利之后的情形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在法币狂贬的1947年，书业商业公会为降低损失，把图书销售价格定为标价的1400倍。[90]

四、“生利以辅书业”：出版机构参与印制钞币

民国以降，货币多元，影响经济活动，出版业并不能独善其身。但出版业亦非单向承受其影响，也有积极主动参与并试图影响货币市场的举动，最直接的就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机构承印政府货币。

商务印书馆承印钞币活动开始较早，不仅承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通行全国的钞币印制业务，还承接过广西银行、湖南银行、奉天银行、通商银行等区域通行票币的印制，也印刷过各地政府指定的军用票。承印这些钞票货币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不菲的利润。从张元济日记中，我们能够知悉该馆承印奉天兴业银行纸币的大致经过，也能更直观地了解商务印书馆印刷业务的获利能力。

因“营口有欲印票者”，张元济1916年7月回复张廷桂所询之印钞价格，并告以是净成本。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制版工价“钢版单面一百五十元，凸版单面二百五十元”；印价方面，如果是凹版工艺，按照“一张纸开五元票十二张，一套色”规格，合计“每张五毫”；凸版工艺，“一张纸，开五元票四张，一套色”，合计每张五厘，另加“图章号码每票一张，印价二厘”。[91]双方“商议甚久”，直至8月6日，张廷桂和兴业方面代表到沪面谈。奉天兴业要求“照财部印刷局一样”，商务印书馆表示“不敢说能够一律”，准备依照广西银行方式处理，双方商定先印一元票四百万张。有意思的是商务印书馆核定的成本是“二分一厘”，但张廷桂报价二分三厘。[92]双方于8月10日又进一步商谈合同事宜，约定印价方面“又减五毫。每张二分零五毫”。[93]最终商务印书馆与奉天兴业签定了印刷四百万张一元票的合同。此款业务的净成本是每张一分三厘六毫，利润空间是六厘九毫，获利三分之一。可见印刷业务利润之高。

奉天兴业方面后续还提出了印刷角票的意向，但嫌角票印刷价格“一分九”太贵。双方讨论了用“正面凹版、背面凸版”的印刷方式降低成本。[94]商务印书馆核算印刷角票价格是每张“一分六厘”[95]。后来双方约定印刷五十万张角票，商务印书馆拟采用运机器到奉天兴业处印刷的方式完成该项合同。“一·二八”事变至“八·一三”事变之间，出于聚焦出版主业的考量，商务印书馆停止了印钞业务。

承印钱票的不止商务印书馆一家，中华书局和大东书局也凭借精美的印刷技术和交际手段，延揽了大量的钞币印刷业务。1916年中华书局承担政府的钞票印刷订单[96]，到1920年后期，为完成印钞业务，中华书局甚至“招收的检查工只要有熟人介绍、能写数字、认识英文字母即可”[97]，印钞业务量之大可想而知。至1936年，中华书局公司收入的60%以上来自印钞所得。[98]抗战爆发后，中华书局将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并转移熟练工人至此继续印刷钞票业务。[99]大东书局招揽政界显贵加入董事会，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承接了大量政府有价证券和钞票印制。它依靠精密的印刷设备和工艺，几乎成为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印钞厂，“历年承印国民政府印花税票，中国通商银行钞票，及川、赣、秦、甘、湘、苏各银行钞票，辅币”。[100]

民国三十一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大东书局版法币券伍拾圆各一枚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法币需求量加大，仅靠财政部重庆印刷局无法支持数目庞大的钞票印制业务。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利用设在香港的印刷力量高负荷印制国内所需的钱币。

1941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承接的钞票印刷业务中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五元券。此举除帮助政府缓解法币钞券印刷产能不足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因图书销量下降而导致的经营困难。中华书局香港分厂不仅承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的各面值钞票和各类铜元券，还成为国外所印法币进入内地的中转枢纽，“中央银行加印签章实务皆由中华书局在港设厂办理”。[101]仅1939年一年，从香港运往内地的辅币券、一元券和大额券共计18.88332亿元，全需要经过中华书局加印签章。至1941年，中华书局印钞分厂营业额累计高达2800余万元，年均营业额470万，占总营业额的45%。[102]

由于中日战争形势焦灼，外援和外运困难，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向国内各具有印钞能力之印刷厂商定制钞券”[103]，大东书局继续承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各面值钞票券。1942年大东书局印刷十元券2亿元，1944年印制完成十元券、五十元券和一百元券等共计9.794亿元面值的钞券。[104]抗战后期法币滥发，大东书局的印钞业务更兴盛，考虑物价上涨，大东书局通过提高印刷价格和定金比例，提前存储纸张油墨等，降低了时局动荡、物价上涨等对自身的影响。这也就成了后人常说的大东书局的纸张比钞票更值钱。

虽然和专门印制钞票的公司相比，商务、中华、大东等印钞业务较小，但是相较于自身的业务营业而言，印钞依然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为图书出版主业提供了经济补偿和保障。

五、结语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总体量在社会中所占比重虽然并不太大，却勾联起经济与文化等重要社会活动。它深受货币变革、物价变动以及战争封锁等非常态社会因素的影响，其波动可以成为我们管窥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参照。“废两改元”、实行法币等旨在货币统一的努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短暂稳定期，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良机，但出版业承受更多的是货币混乱带来的不良影响。纷乱币制通过人员支出、原料价格、图书价格等因素，作用于出版业形态的改变。这些共同构成了民国出版业行进中的历史底色。

（作者信息：张国伟，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乔新玉，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的行动者网络研究（1899—1945）”（项目编号：21FXWB015）、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计划（项目编号：2025-CXRC-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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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看《申报》1926年8月9日、16日、18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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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订书业工潮解决，自八月一日起，增加工资五成[N].申报，1939-08-08（10）.

[39]商务印书馆驻沪办事处上海发行所全体同人复工启事[N].申报，1939-09-05（10）.

[40]参看《申报》1941年4月9日至4月15日、4月19日、4月23日至25日相关报道。

[41]保障作家权益提高版税及稿费，“文协”桂分会昨日之决议[N].大公报（桂林版），1942-0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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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汪耀华.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299-300.

[48]参看刘大钧自1933年4月开始统计、1935年5月发布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近代工业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5—86页。

[49]参看：路易士、张履鸾《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乔启明译，《银行周报》，1934年第1期，第33—39页），戴建兵《白银与中国近代经济（1840—193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夏洪涛、程卫红、赵明晓《近代海关金制度与金融关系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7期，第70—75页），刘杰《近代汉口区域银两货币市场的演变——以“洋利银”运行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5期，第83—101页），荣晓峰《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5期，第193页），陈娟《近代中国货币市场的运行和发展（1840—1949年）——以洋厘、同业拆借和内汇市场为分析对象》（硕士学位论文，上海财经大学，2022年）等。

[51]1令=500张。[55]洋纸滞销，价格骤跌[N].申报，1916-06-01（3）.

[56][57]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M].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19，965.

[58]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物价局.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第四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193-277.

[59]价格单位为广东毫洋。一担=10刀，1刀=100张。

[60]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物价局.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第六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333-372.

[61]参看：吕秀秀《20世纪20年代广东毫银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7年），陈明远《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月薪及开支——与严春宝、陈占彪二位博士商榷鲁迅经济收入和支出状况》（《上海鲁迅研究》，2017年第2期，第201—208页）、朱梓宝《卓尔不凡的劳君展》（《名人传记》，2023年第12期，第2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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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此类信息散布在民国时期各出版机构的资料文献和后人研究成果中，恕不一一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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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参看重庆《大公报》1943年8月9日、8月14日、9月3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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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综合自中华书局年度报告等信息。参看安静《陆费逵编辑出版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年）。

[103]“中央银行”三十一年度营业报告[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五辑二编：财政经济3.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32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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