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何香凝找毛主席求情，请求放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

68岁死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陈璧君，枕头下藏着宋庆龄、何香凝联名的求情信，手里却攥着没写完的“悔过书”——她到死都不肯低头，究竟是性格里的硬骨头，还是困在历史迷局里的执念？

1959年6月17日那天，牢房里的灯亮到后半夜，医生来查过三次，说大叶性肺炎拖成了心力衰竭，没法治了。

信是上个月送来的，宋何二人在信里求毛主席“念旧情给条活路”，毛主席回话说“写份认罪声明就特赦”，可她把笔往桌上一扔，纸页上就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再没往下写。

天亮时人就没气了，手里还攥着那张纸，指节都泛白。

1908年在槟城，17岁的陈璧君第一次见汪精卫，听他站在橡胶园里讲“驱除鞑虏”，当场把腕上金手镯摘下来，扔在募捐箱里叮当作响。

1910年北京那桩刺杀案，她跟着坐海船到了京城，租住在琉璃厂附近的小杂院，白天去骡马市买硝石，晚上蹲在炕头帮汪精卫捣炸药，手指被硝酸烧得脱皮，他往她手上涂药膏，说“等革命成了，给你买金镯子”，她咬着牙笑，“要那干啥，要做共和的新女性”。

1912年春天在上海结婚，宋庆龄穿着月白旗袍当伴娘，何香凝捧着红绸包裹的戒指盒，孙中山站在礼台中央，说“这是革命与爱情的结合”，那天她穿的袄裙上绣着“天下为公”，针脚歪歪扭扭，是前一夜就着油灯缝的。

后来跟着汪精卫进了国民党中央，坐在监察委员的位置上，和宋庆龄、何香凝的座位挨着，开会时三人常凑一起说悄悄话，孙中山在台上讲“三民主义”，她在笔记本边角画小像，被何香凝笑着拧了胳膊，笔尖在纸上划出长长的线。

那时候她们都以为，这辈子就跟着孙中山，把这破碎的中国，一点点拼起来。

汪精卫从重庆逃到河内，她坐着法国邮轮追过去，在西贡码头一见面就骂“ coward ”，骂完又蹲在船舱里帮他整理投敌宣言，钢笔没水了，就用口红在纸上划重点。

1939年元旦伪中央成立大会，她坐在主席台第二排，旗袍领口别着伪政权的梅花徽章，手里的表决牌举得比谁都快。有人说她是“伪府第一夫人”，她听了冷笑，把秘书处送来的文件摔在桌上：“叫我陈委员”——那时候她是汪伪中央监察委员常务委员，办公室在南京颐和路那栋小楼里，保险柜里锁着各省市伪政权的人事档案，铅笔在“亲日派”名字旁边都画着圈。

她管的事比谁都杂，上午拍着桌子跟梁鸿志争预算，下午拿着鸡毛掸子追打财政部长周佛海，骂他“中饱私囊”，转头又坐车去伪警校训话，指着女学员的脚说“穿高跟鞋怎么打仗”。

1941年去苏州“视察”，发现伪警局长克扣军饷，当场让人把账本搬来，算盘打得噼啪响，算完把册子扔他脸上，说“三天内把钱补上，不然送你去76号”。有人劝她“太太何必亲力亲为”，她把茶盏往地上一掼，碎片溅到对方鞋面上：“汪先生身体不好，我不盯着，这些蛀虫能把江山啃空了！”

1943年深秋，她坐飞机去广州赴任伪广东省政务长，机舱里带了三个皮箱，一个装着伪政府印信，一个塞满金条，还有一个是她亲手写的《新国民运动实施纲要》，里面第17条写着“与友邦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在机场对记者说“广东要做和平示范区”，说这话时，袖子里藏着的密电码硌得胳膊生疼——那是日本宪兵队刚给她的，密码本封面还印着樱花。她不知道，这时候重庆已经把她的名字列进了“汉奸榜”头三名，和汪精卫、陈公博并排挨着。

1945年9月，广州警备司令部的人踹开她办公室门时，她正把伪政权印章往抽屉里塞，铜章磕在桌角，掉了块漆。先押在广州第一监狱，囚服领口磨破了边，她用别针别住，说“就算坐牢也要体面”；三个月后转去苏州，牢房比广州的小，墙上糊着旧报纸，她每天撕一块擦桌子，说“省得看见上面印的‘汉奸’二字”；1947年又押到上海提篮桥，铁窗对着黄浦江，涨潮时能听见轮船鸣笛，她就坐在窗边发呆，一坐一下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监狱铁门换了新锁，看守换成穿军装的解放军，她隔着铁窗问“要杀要剐痛快点”，对方只递来新的囚服，说“政府会依法处理”。那时候她以为顶多关到年底，毕竟蒋介石的人都跑了，谁还管她这个前朝“汉奸”。

没想到9月的一天，监狱长突然带她去会见室，门开时看见宋庆龄和何香凝坐在沙发上，两人都老了，宋庆龄头发白了大半，何香凝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璧君，”宋庆龄先开口，声音有点抖，“我们来求主席，念在过去的情分上……”何香凝把信封推过来，里面是她们联名写的信，开头写着“陈璧君早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或系一时糊涂”，她扫了一眼，把信推回去，冷笑“你们也觉得我是汉奸？”

两人没接话，只说毛主席看了信，回话很干脆：“只要她写份认罪声明，承认过去的错误，人民政府就下特赦令，放她出去。”宋庆龄握着她的手，指腹磨出茧子，那是早年帮孙中山抄稿子磨的，“写吧，出来了我们养你”，何香凝也劝，“过去的事，认个错就完了”。她别过脸，看着窗外飞过的麻雀，没说话。会见室的钟滴答响，三人就那么坐着，直到看守进来催，宋庆龄才把信封塞进她囚服口袋，“好好想想”。

回到牢房她把那封信扔在床板上，看守进来送晚饭，见信纸被踩在脚下，边角沾着泥灰。

过了三天宋何二人托人捎来第二封信，这次没提特赦，只说“认个错，出来我们养你”，她捏着信纸在铁窗上磕了磕，铅笔头在纸页上划拉半天，写下“陈璧君启”就停了，墨水在纸上洇开一小团黑。

狱警后来回忆，那天她站在窗边对着黄浦江骂了一下午，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骂到共产党的“小题大做”，骂累了就蹲在地上翻旧报纸，把登着“汪伪汉奸”的版面撕下来，揉成一团塞进墙缝。

有人劝她“写几个字就能出去”，她突然转头瞪眼睛，头发灰白得像团乱麻：“共党要我悔过？无非学蒋介石那套，说我是汉奸！汪先生当年怎么说的？‘曲线救国’！我们跟日本人合作，是为了让老百姓少流血，蒋介石躲在重庆，让士兵拿命填，他才是卖国贼！”

看守递来纸笔，说“写几句软话就行”，她把笔杆攥断了，木屑扎进掌心，血珠滴在纸上，晕开一小片红。

“我不写，”她把断笔扔在地上，声音哑得像破锣，“要杀要剐随便，我就在这牢里待着，死了也不用你们收尸。”

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死后，监狱通知了她在香港的家人。

半个月后，家人领走骨灰，雇了条小渔船，开到香港附近的海域，把骨灰撒进了海里。

撒的时候风挺大，骨灰被吹得漫天飘，船上的人谁都没说话。

她到死都喊着“没有卖国”，可那些年帮着汪精卫签的文件、发的宣言，还有那句“愿意在监狱中送走最后岁月”，到底是犟脾气害了她，还是她自己没看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