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佑民 2 穿上红军的军装

摒弃求学念头，赴晋绥救亡守土

这次事件不久，“民先队”即号召队员到山西去，说那 里形势好，晋绥军在绥东守土抗战，要许多人在那里做救亡 工作。我在此情况下就报名自愿前去，从此决心不再读书了。 临走的时候，我给舅父党寒波写了一信，一方面感谢他对我 的帮助，一方面说明我也不再上学了，当前抗日救国要紧， 否则一切都没有，以后也就和他断绝了经济联系。

我们去太原的共约五百余人，分了四个大队，我当时还 被指定为一个大队内的分队长。我们乘火车经石家庄去太原， 我记得到石家庄换车时，还是由太原来的小火车接去的。到 太原后，即有若干大汽车把我们接到一个兵营里。

进了太原民训团(1936.12月下旬～1937.4)

民训团是军阀阎锡山办的，由当时在山西的薄一波同志 主持的。该团有政治部，每一队都有政治工作员，我们这一 批来的“民先队员”,全部被编入民训团，我被编入一队， 队长是阎锡山的独立旅派的一个上尉连长，班长也是他们的 士兵，一队的政治工作员是刘有光。

我们同来的那几个大队 长除陈大东很快就离开外，其他几个都在一队，“民先”的 组织无形中就分散了。初去的几周，礼拜天我们还有些活动， 以后活动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都加入了当地的合法组织

“牺牲救国大同盟”。

有人说，在山西，就要按山西的办， 这里情况特殊，比方喊口号，只能说守土抗战，不能说收复 失地等。以后他们更进一步地说赶快加入“牺盟”,毕业后 即分配工作当官，有武装带，挂小刀。“民先”在这里不能 活动，只能加入“牺盟①”,或“抗先”,都是一样。

我们来 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很有反感。我一直坚持不加入，并在班 里小组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时，公开提出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和统一战线是不一致的。当时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大多 不表示态度。

以后参加“民先”活动的人就更少了，有人又 放出风来取消“民先”。我在此一时期，还利用礼拜天到山 西大学，看到一位咸中高中毕业的同学沈洪江，经过他又认 识了一些同学，在那里也搞“民先”活动，“山大”里也有 “民先”组织。

在民训团中，我们不愿参加“牺盟”的人越 来越少，越加孤立起来了。当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 道路也通了，有一位是西安学生代表叫方晨的，他是由西安 到北平的，因“双十二事变”回去不了， “民先”把他们 (二人)也介绍到民训团，这时他们想走，我们很支持他们 走，并希望他们回到西安后，如果那里能活动，我们也去。

这个时间，开始零星的已有到西安和延安去的，在学生中也 传出风来，到陕北去。有一位红军代表周小舟到了太原，并在民训团和军政训练班讲过话，轰动一时，议论纷纷，想走 的人相当多。

①“牺牲救国大同盟”,即“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又称“牺盟会”,是1936年 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在山西省建立的一个地方性群众抗日团体。阎锡山在 “牺盟会”建立初期表示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许多“牺盟 会”干部和进步分子遭到杀害。原“牺盟会”中坚持抗日的成员，继续进行抗日战争。

②“抗先”,即“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青年群众组织。

穿上红军的军装

我在此情况下决心走了。有人支持我们走，我们先走， 后边他就来。

我从“山大”学生中一位叫刘银海的借来十五 元做路费，和彭泊还有一位红军东征时被俘的指导员(他们 有一批人也在军政训练班学习),三人一起离开了太原，直奔 西安。

到西安后，曾找过方晨，据说红军就在三原县，三原 县城有办事处，可以直接去。

我们三人就直接到了三原兵站 里，站长叫董振国，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对他说明了来意， 并说了我自己的情况，董即答应送我们到延安，他们把我们 介绍给耀县办事处。

我们到耀县后，办事处长叫彭加伦，他 把那位红军同志留下送到延安去了，要我们回三原到总政治 部分配工作。

这样，我同彭泊又回来，由兵站送我们到前方 总指挥部所在地云阳镇的总政治部分配工作。我们两人分配 在宣传部工作，任干事。从此我就算是红军的一员，穿上了 红军的军装。这是一九三七年四月间的事。

参加红军总政宣传部的工作(1937.4～1937.9)

宣传部当时部长是陆定一，全部只有五六个人，另外有 一个宣传队约三四十人。当时工作不太多，我除做一般的工 作外，编了一个红军战士算术课本。

当时共同工作的有一位 张益泉同志，曾问过我的党组织问题，看样子想发展我为党员。

我即告诉他我是党员。他问，那你的关系呢?

我就告诉 他我的情况和经过。

他告诉我要我找证明人，和原来的关系 人等。

有一天，我偶然在云阳街上碰到王均，我真喜出望外， 当即告诉王均我在这里工作，这里的组织要介绍信和证明。 王均当即答应给我写了一个证明信，并告诉我他在省委机关 住(我才知道省委在云阳)。

我把这个证明信交给了直属队 指导员。在红军整编的前夕，宣传部长陆定一告诉我调我到 后政工作(延安)。我即同总政的其他干部一起，编成一个 小分队，向陕北延安行军。

走的时候，我问过指导员我的组 织问题，他说你去吧，我给你转去。

在延安，后政——抗大——陕公(1937.12)

我到延安后方政治部，住在招待所，当时未分配工作。 大家学习的空气很浓，我因无事，向后政领导要求到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被批准后我即到了抗大被编入九队，队长是黄克功。在九队时间不长，陕北公学成立，九队全部撤归陕公， 编为一队。

一队的主任是周纯全，队长方明，我被选为区队 长，在这里学习了约两个月就毕业了。毕业后即分配到青委 去工作。

在“陕公”一开始登记时我就提出来我的组织问题，把 情况也说明了。他们说转来的材料始终未见，也可能转丢了， 也可能就没有转。

组织上说要我找证明，我在延安街上碰到杨安仁，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党校学习，我请他证明， 他当即写了证明我在华县的一段情况，因他是那次被捕了的， 他知道情况多。我把这个证明交给组织。

其实，那个时候杨春茂也在一队，他也知道情况，他到延安是带着组织关系去 的，可能是一队的支部负责人之一，当时支部书记是齐语。

在快要毕业的前几天，总支找我谈话，通知我，重新入党， 介绍人为方明。我问他以前的还算不算，他说算，待以后全部证明找着再说。我也填了表等手续。他没有通知我候补期 的问题，但是我到西安后还是举行了转正仪式。

公开身份是“八路军办事处服务员”

在西安青年救国会工作(1938.1～1938.11)

我被分配到“青委”后，冯文彬即带我们一批新来的干 部到三原、云阳，办青年训练班。我任二大队副大队长。

这 一期结束后，即搬到安吴堡办，人称安吴堡青训班。主要是 训练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当时冯文彬是主任，实际上是 胡乔木主持工作。

我到安吴堡后即被调到西安青年救国会组 织部工作。“西青救”,主任是冯文彬，宣传部长胡乔木，组 织部长是黄华。

我在组织部，第一次被分派参加西安学生中 的“民先”分子组织的冬令营，在三原附近的一个古庙里， 我去做了两个星期的教员。

第二次分配我到抗战剧团，这个 剧团是延安有名的孩子剧团，准备到关中各县活动(三原、 蒲城、合阳、韩城),要我去剧团临时任交际部长，对外做联 络工作。

而黄华部长交待我到合阳后，留在那里帮助他们办 青训班，并说那里准备搞武装，要我到合阳就脱离剧团留在 那里工作，到县政府找一位科长(我记得姓樊),并写了介 绍信。

我随剧团一路从三原到蒲城搞演出活动，到了合阳后，即按黄华部长的交待办事。

合阳县长苏资深是杨虎城西北军 的人，“双十二事变”时在西安某部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是 属于进步的民主人士。我在合阳见了这位县长，看起来那里 地下党有些基础，区里有人，干部中有“抗大”出来的学 生，我认识的薛炎就是在那里见到的，当时我同他没有组织 关系。

那里另有一位孙彬同志，也是“西青救”派去的，正 在筹备办青训班，我即帮助他做工作，并准备办起来就直接 插进去。

所谓武装问题，是准备成立社训大队，大队长是县 长兼，但只是准备，还未成立。我在那里不到半个月，冯文 彬即来通知要我回剧团，不要留在合阳，并同剧团一起到韩 城后，回西安。

因此，我又回剧团(剧团还未走),一直到 韩城进行演出完了后，和剧团一起回到西安。回西安后，冯 文彬即留我在西安办事处工作，组织部长黄华已离开西北到 武汉去了。

在“西青救”办事处这一段工作，什么都做：送 信、贴布告、接人、送人、送文件、到几个地方跑交通、来 人接待、又到八路军办事处搞招生……总之，叫干什么就干 什么,经常来往于西安和安吴堡之间。

冯在西安，乔木在安 吴堡，我就跑腿送信、送文件，两地相距一百余里，我总是 一天去一天回。当时我的身份，对外是八路军办事处服务员， 穿军装。

1938年的形势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后半年就不行 了，宣侠父同志就是那个时候被绑架而遭暗害的。“西青救” 于10月间开代表大会(在延安),冯文彬回延安时让我同他 一起去。到延安后，我要求学习，冯送我到组织部，被分配 到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第三期学习。

赴大别山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从中组部训练班到鄂豫皖区党委(1938.11～1939.4)

日寇第一次轰炸延安后，中组部训练班搬到距延安四十 里的龙耳寺，当时主任是王德，总支书是曾固。我被编入三 队，队长人称小广东，记不得名字了。

主要学习建党和群众 工作等知识，于1939年3月初毕业。毕业后我即被中央组织 部分配到中原局，我们一起去的共四人，王心波、吴文宇， 另一位不记得名字了。

我们一起到西安，换上军装，我为八 路军总部上士通信班长。乘火车到河南荥阳，下车步行到确 山竹沟中原局所在地。在那里住了几天后，即被分配到鄂豫 皖区党委。

除我们四人外，又加了两人，一是程坦，一是吴 燎原，共六人，由八路军又换成新四军了。一直到安徽的金 家寨附近四十里的白水河，区党委所在地。这是1939年4月 初 的 事 。

安徽省舒城县委书记

在舒城县工作(1939.4～1939.11)

我在区党委住了几天，并参加了当时区党委召集的组织 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当时区党委书记郑位三主持的，会后组 织部长何伟找我谈话，分配我到舒(城)无(为)地委所属 舒城工作。

地委书记黄岩找我谈去舒城的事，并介绍舒城情 况，要我去做县委书记。

我没有做过这种工作，曾提出怕搞 不了，黄说学习嘛!当前主要是开辟工作，着重是做组织工 作，重点在农村。当时的政治形势，安徽还是比较好的，虽 然全国已开始反“摩擦”。

这样，我就同他一起，还有他的 爱人杨哲伦，三人自白水河出发，三天后到舒城县委所在地 西港冲。在这里，黄岩召集了一次县委会议，传达了组织工 作会议的决定，及当前形势和反“摩擦”问题，并介绍了我 到他们这里工作。

会议结束后，黄岩又分别做了交待和布置， 即同原来的县委书记徐平，到无为地委去了，并把他的爱人留在舒城县委工作。

舒城在大别山的东部，二次国内战争时，红军在这里活 动，在山区群众中有深刻的影响。现在政权是属国民党政府， 是五路军(广西)范围。

我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就住西港 冲，县委就住司令部边一个有两户人家的山洼小村里。县里 工作分两部分：

一是公开工作，即是在县政府(国民党的政 府)那里，以县动员委员会为中心，以各区的工作团为主， 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大部分知识分子干部和新吸收的 青年，都在那里工作；

二是秘密工作，就是在农村中建立和 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主要由县委机关直接进行。

我在舒城的 一段，主要是做这方面的工作。有时候，上边有指示需要向 县委会传达外，其他就是研究县里的形势等问题。公开的事 过问的不多，有时候是地委直接过问，还有省里也抓，因为 他们都直接经过动委会系统公开地办事。

我在这一段时间， 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自己到农村有党组织的地方检查过工 作，去地委开过会，动员了几批党员参加我军，并向部队 (当时江北游击纵队)输送了一些干部，在农村中发展了党 员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

由于我是北方人，初到那里，生活 习惯不同，在农村，对于当地的地方病没有抵抗能力，身上 长了大量的疥疮，以后发展成脓疮，除头部外，全身都是； 再加上一个皮寒(疟疾),弄得我十分狼狈，怎么治疗也无 法，一直到皖东后才好，这不能不影响我的工作。

1939年10月间，江北指挥部成立，住东汤池，区党委 也搬来东汤池，召开了代表会。当时安徽形势有些变化，广 西派开始反共。

在这个期间，解决了四支队的问题，就是四支队开始执行中央的路线，部队在新的基础上开始有了发展。 地方工作有了新的部署，以应付事变。

我于十一月间被调出 舒城县，由新去的组织部长曾熙生接替。我到东汤池后，即 随郑位三等领导同志一起出发到皖东地区(定远，四支队所 在地)。

环境险恶，斗争艰苦，工作调动频繁

工作在皖东(1939.11～1942年春)

这一时期，是华东建立根据地的过程，又是在华东建立 根据地后坚持同顽(广西派)敌(日寇)斗争的过程。根据 地扩大缩小无数次，斗争十分艰苦，中心区几乎每一个山岗 上都洒着烈士的鲜血。

谭希林(新四军六旅长)在解放后写 过一篇文章刊在《人民日报》上，题目是《淮南(路西)春 晓》,完全说明了这个地区的情况。

我在此期间，由于战争的 原因，工作调动十分频繁，每一地工作时间都很短，情况一 变就调动。不管怎么调动，我的工作主要是两项： 一是搞武 装部队，弄枪，打游击，动员人参加军队；一是群众工作。

我计算了一下，两年多一点时间，工作变动了十次，兹分述 如下：

1. 新四军四支队九团政治处工作了三四个月。

四支队是当时江北的我军主力，这是原鄂豫皖苏区坚持 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和二十八个县的游击队在“抗 战”后改编的。这个部队战斗力很强。

1939年八九月间，叶 挺军长亲自到江北，还有中央其他同志，把高敬亭的司令部调到皖东前线。郑位三即将我送到四支队政治部分配工作 (调我来时，区党委组织部长彭康找谈(话),部队要干部), 我即被分配到九团政治处任宣教股长。

这个部队，基本上是 原来的红军。由于我经常去连队，我感到他们对人非常热情。 当时部队流动性大，经常行军，在一个地方住不了三五天。 我们无根据地，仅在地方上有点新四军的工作组，做点群众 工作。政权是国民党的，我们搞粮食吃饭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