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占北京8年，为何没将故宫洗劫一空？绝不是他们心慈手软

72万平方米的紫禁城，曾在日寇铁蹄下瑟瑟发抖。

北平沦陷时，人们几乎认定故宫在劫难逃。

8年过去，它奇迹般未被付之一炬或洗劫一空。

可别天真！这绝非侵略者幡然醒悟。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日军踏入紫禁城，面对这片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宫殿群，目光中充满征服的快感，同时也闪现着一丝异样的盘算。

与半个世纪前八国联军近乎毁灭性的劫掠不同，此时的日军，并未立刻纵火焚烧或大肆洗劫故宫。

这份表面的“克制”，绝非出于敬畏或仁慈，而是源于一个更为狂妄的图谋。

他们幻想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最高领袖日本天皇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在日军指挥官的私下规划里，紫禁城将被保留，作为未来天皇巡幸或长期驻跸的行宫，以彰显其帝国对“王道乐土”的统治权。

因此，日军占领初期对故宫及其关联建筑，如象征性的景山和太庙，进行了形式上的“维护”，甚至张贴告示要求所谓“严加保护”。

这种看似反常的举动，本质上是为侵华战争，披上一层虚伪的文化伪装，妄图以中华文明保护者的姿态掩盖其侵略本质，服务于其构建亚洲霸权的长期战略。

这层伪善面纱，无法掩饰日寇在北平实施的恐怖统治。

日本宪兵队成为北平实际上的最高执法者。

他们将据点直接设立北大红楼和北师大附中内，宪兵队的审讯室成为人间炼狱。

被捕的抗日志士、知识分子乃至无辜平民被施以酷刑：灌凉水直至腹部肿胀变形，灌辣椒水灼烧肺腑，被驱使的狼狗撕咬肉体，电刑折磨摧残意志。

位于外城的天坛，原本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的神圣场所，也未能逃脱侵略者的玷污。

日军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在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下，强行进驻天坛。

部队占据了位于祈谷坛西南角的斋宫，作为其重要的兵营和据点。

一木清直是前丰台驻屯军第3大队长，直接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

这个导致北平沦陷、开启中国全面苦难历程的日本人，此刻却把他的指挥部安放在了祭天的神圣之所。

日军士兵在天坛坛域内活动成为常态，持有日本军曹及军官签发的名片，才能相对自由地进出天坛区域。

这座昔日皇帝祭天前斋戒沐浴的禁地斋宫，沦为侵华战争的指挥所之一。

日军对故宫表面的“保护”，无法掩盖其深重的罪孽，而北平人民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日军对中华大地珍贵文物的系统性掠夺，可追溯至甲午战争甚至更早，在北平沦陷后变得更加疯狂和无所顾忌。

最直接的是随军掠夺，入侵的日军部队在攻城略地的同时，往往将有价值的文物、艺术品乃至金属器物作为战利品公然抢走或破坏。

故宫博物院内原存的大量明清铜缸、铜灯亭等金属器物，就被日军以“献纳”之名强行征用，最终熔毁用于制造武器弹药。

这种暴行不仅发生在北平，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内珠源寺的铜殿“宗镜阁”，也被日军整体拆运熔毁。

此外，设在故宫奉先殿内的珍贵文物，如清代所藏唐代琵琶，以及来自山西赵城广胜寺的明代壁画等，都遭到日军劫掠。

与这种简单粗暴的毁坏式掠夺相比，另一种更具组织性和隐蔽性的方式危害更深。

日本利用其在中国建立的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及专门的“东方文化研究所”等组织，以所谓“学术调查”为幌子，对沦陷区的文物进行登记造册、重点甄别，进而有选择地运往日本。

这类机构往往依托日本专家，以相对“文明”的形式进行文物洗劫，目标直指最具历史价值和文化代表性的珍品。

更有甚者，日方一些文化特务通过利诱、威逼等手段，从中国藏家和学者手中“收购”或骗取古籍善本、珍稀书画。

这种全方位的掠夺行径，从1894年到1945年间，造成了中国超过36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其中绝大部分被掠往日本。

在这种大规模的文物劫掠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相对“完整”，显得格外特殊。

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原因，并非侵略者突然良心发现，而是中国政府战前一项举措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早在1933年，面对日军侵华势头日炽，为确保国之瑰宝不落敌手，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等人力排众议，组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物南迁”。

数以万计的故宫文物被精心挑选、装箱，分成多批次，克服重重险阻，经由铁路和水路，历尽艰辛南运至上海、南京，后又因战局变化西迁至四川等地保存。

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时，故宫内最精华的文物，总计约24万件，已安全撤离。

这使得日军进入的紫禁城，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座“空城”。

馆藏主体精华的流散，大大降低了其对贪婪掠夺者的即时诱惑力，从而在客观上为宫殿主体逃过彻底洗劫，提供了缓冲。

不过，这暂时的、表面的“平静”绝不意味着文化劫难的停止。

日军在北平的魔爪，除了伸向文物古迹，还在另一支部队，犯下了更加令人发指的罪行。

北平甲第1855细菌部队，进驻了天坛公园内的神乐署。

该部队隶属于臭名昭著的日军731细菌战体系，对外以“华北防疫给水部”名义伪装。

日军秘密建立了细菌研究和生产设施，进行鼠疫、霍乱等致命病菌的培养，并以俘虏甚至平民进行活体实验。

因此，故宫主体建筑的勉强维持原状，是特定条件、尤其是一场及时的文物大迁移侥幸造就的结果，丝毫不能减轻日本侵华战争中对中国文化遗产造成的浩劫。

那些已被劫夺熔毁的铜器、被抢走的珍宝、以及在天坛阴影下进行的细菌武器实验，都清晰无比地证明了侵略者的野蛮本质。

日本扶植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迫切需要一些看得见的文化象征，来粉饰其统治的“合法性”，紫禁城，无疑是最好的道具之一。

彻底毁坏故宫，将严重打击伪政权的所谓“威信”，不利于日本“以华制华”的方针。

同时，日军在一定程度上，也顾及了溥仪的存在及其在伪满洲国的地位。

尽管溥仪已无实权，但他作为逊清皇帝的身份仍可以利用，直接摧毁其祖先的宫殿，可能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阻力。

因此，故宫成为了日军精心维持的舞台之一，为的是上演一出虚假的“共荣”闹剧，服务于其稳定占领区的目的。

但说到底，这种表面上的文化“保护”与日军在现实中对北平残酷镇压，形成了尖锐对比。

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以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院校为基地的秘密团体“炎社”在暗中活跃。

他们秘密编写爱国教材，在大学课堂和私立学校里传播民族意识，鼓励学生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战，甚至输送人才前往后方。

这一系列行动很快被日军察觉，1944年，日本宪兵队在北平发动大规模搜捕，包括英千里教授在内的多名“炎社”核心成员被捕入狱。

英千里在狱中遭受严酷刑讯，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几乎失去行动能力。

尽管战争早已结束，但日军侵华战争对中国文化遗产造成的伤痕远未愈合。

战后文物追索困难，虽然如意大利等少数国家，在战后曾主动归还过部分查获的中国文物，但作为文物流失主要去向国的日本，其政府总体上对于返还战时掠夺的大量文物，持回避和不积极态度。

日本方面长期未能正视其战争罪行中的文化掠夺，相关历史研究和事实澄清，在日本社会依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