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国为了扶持日本，想到最靠谱办法，为何是和中国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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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务院而言，由于不能在英联邦1950年1月中旬的科伦坡会议之前与军方就媾和问题达成谅解，艾奇逊便不能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交有关和约草案的书面声明，这样一来，贝文便不能以美国草案在英联邦会议上讨论媾和问题。

而在没有取得英联邦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艾奇逊也不能把和约草案提交远东委员会讨论。12月24日，艾奇逊只好和军方领导人商量，先向英国方面提供一份解释性的文件，在文件中表明美国政府尚未在对日基本政策上取得一致，国务院之外的其他机构倾向于以其他方法遏制苏联在日本和亚洲的扩张渗透，同时，美国也尚未找到确保使日本不再成为其他国家威胁的方法。

艾奇逊准备将解释的重点放在苏联影响下的军事安全问题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告诉艾奇逊，由于中国、东南亚和台湾形势不安定，目前不宜冒险制定和约，在6个月或1年之后，事态或许就明了了，或许重建日本武装终究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应该为此做出安排。

布莱德雷还表示，如果国务院改变了反对向在台湾的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的立场，五角大楼将会进一步考虑对日安全条件但是，艾奇逊并不打算在对华和对台问题上做出让步。

对军方最关注的东亚军事安全问题，他只打算考虑接受军方关于建立日本陆军及占领结束后在日本驻留美军并保持军事基地的意见，当天，艾奇逊在会见英国大使弗兰克斯爵士时表示，美国目前虽然暂不考虑重新武装日本，但美国政府一致同意占领结束后美国有权在日本保留广泛的军事基地，即便这样的条款必然会遭到中苏两国的反对；不过美国并不认为和约必须得到它们的认可。

杜鲁门总统则试图在国务院和军方之间进行调和，他一方面支持艾奇逊对华政策的立场及其早日订立对日和约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认为军方所提出的军事安全需求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12月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审议NSC48号文件并讨论中国问题时意见发生冲突，杜鲁门表现出了对推迟对日媾和的担心，他表示，苏联对击败日本没有承担任何重大责任，华盛顿可以不允许他们参加和约。不过，不论苏联参加与否，英美都可以进行和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48/2后，12月31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日本问题的讲话，再次表达了上述意思。

杜鲁门强调，美国是单独占领日本，虽然苏联最后可能被邀请参加和约，但“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可以商洽一个对日和约，不论苏联参加与否”。

国务卿艾奇逊从1949年5月以来进行对日媾和的努力实际上被军方挫败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不感到失望。

对媾和再度流产失望的不止是艾奇逊，还有英国。因为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总体不确定状态直接关乎英国在亚洲的利益。英国既担心美国对中共立场的僵硬影响英国在香港的存在及在华贸易，又唯恐美国将日本引入东南亚会损害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助理丹宁认为，美国陆军副部长伏希斯在位一日，就不可能和谈。

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则认为问题不在伏希斯，而在于美国似乎缺乏对整个太平洋的现实政策。

当中美关系在1950年1月恶化时、弗兰克斯指出，日本成了目前在亚洲唯一“安全”的地区，杜鲁门政府改进中美关系或反对五角大楼对日立场的任何行动，均将给共和党以新的武器，攻击已备受责难的远东政策。在无法与美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英国考虑到自身在东亚的利益，于1950年1月5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占领政策的“反转”确立了复兴日本经济，以确保日本政治经济稳定的基本方针。作为帮助日本经济自立的重要举措，1948年底美国政府通过盟总向日本政府下达了“稳定经济九原则”，其后，又于1949年2月将底特律银行家道奇，作为总统特命全权公使派到了日本，指导日本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

赴日后，道奇决心为日本经济动大手术，一劳永逸地彻底斩除日本经济建立在美援和政府补贴两大基础上的不良现状，以振兴出口为目标，把生产重点转向出口，以启动日本经济。为此，道奇确立了日元对美元360：1的单一汇率，实行了严格的通货紧缩政策，并编制了1949年政府财政超均衡预算方案。

但是，复兴日本经济、振兴出口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原料来源和市场出路问题。二战以后日本对外贸易崩溃，与东亚的贸易关系几乎完全停止，对外经济联系基本建立在美援基础上。自1946年恢复对外贸易后，1947年日本的贸易进口额为5.2亿美元，出口额仅为1.7亿美元，只有进口的三分之一，且其中进口额的77%，约4亿美元来自美援，与战前相比较，进口额只有战前的18.6%，出口则只相当于战前的4.3%。

要使日本经济重新自立，便须彻底改变这种对美经济依赖的状况，并打开日本的外贸出路。

日本传统的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亚洲国家，其中，对中国大陆和朝鲜的贸易占据其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从传统贸易结构来看，中日贸易应该是日本经济复兴不可或缺的基础，据1949年11月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经济课，关于中日贸易水平的统计分析，在战前1936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对华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24.88%，进口占12.63%（进出口均包括“满洲”和“关东洲”，不含台湾)；就同年的中国对外贸易而言，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国（地区），对日输出占出口总额的14.24%，仅次于美国(26.3%)和香港(15%)，同时，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占进口总额的16.26%，仅次于美国(19.6%)。

日本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品、铁及铁钢制品、机械器具，以及棉、绢、人（造）绢、毛织物等纺织品，进口的主要是石油、铁矿及其他矿产、棉花，以及大豆、菜油等农产品，双方经济互补优势非常明显。

二战以后，由于日本经济受限制加之中国内战、经济混乱、国民政府的控制地区日益缩小等原因，中日贸易状况并不乐观，1946-1948年3年间，日本对华出口总额仅为1100万美元，进口总额也只有3460万美元。但是，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节节胜利和对日经济限制的逐步取消，急于复兴日本经济的美国以及日本本身都在探讨日本与解放区开展贸易的可能性。

就美国政府而言，在着手日本经济复兴计划的同时，便已考虑到应该恢复中日传统经济联系的问题，这种考虑最初也与对中国事态发展的政治考虑结合在一起。

早在1947年9月，国务院的马丁小组便指出，发展中日贸易既能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也能在政治上软化中共的极端思想。为此，美国甚至可以借鉴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做法，将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通过促进日本经济复兴而减少亚洲革命者对苏联的向往，尽管国务院不会采纳如此极端的建议，但以经济发展来抵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吸引力的思想观念，却成为后来一个时期国务院处理中日贸易问题的基本立场。

1948年12月，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提出了中日贸易的二大好处：一来因为它最便宜、方便，即便是经过香港转运，也比东南亚更合算；二来中共对外经济联系越多，就越不至于早日实施极权主义控制；三来可以减轻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压力，他同时还警告，以贸易限制为手段会使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付出更大的代价。

艾奇逊、凯南等人也都认为苏联尤法满足中国所需的贸易和技术要求，这一点，决定了北京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会转向温和、正是由于这些考虑，当中共在大陆的节节胜利和日本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把中（共）日贸易问题提上桌面之际，国务院一直表示赞成与支持。

陆军部的文官们从促进日本经济复兴的目的考虑，也不反对日本与中共的贸易。

1948年11月，陆军部的经济顾问瑞特提出了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整合计划，该计划虽然认为日本贸易的长期目标应该建立在与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关系上，但却承认进行中日贸易是有必要的，陆军部民事组和计划行动组认为，中日贸易对日本的国际贸易平衡有利，将会扩大日本取得非美元区域的市场，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民事组和陆军部副部长德雷帕，都要求麦克阿瑟将中日贸易扩大至符合日本与共产党控制区贸易所准许的最高水平，甚至陆军部长罗亚尔也对中日贸易很乐观。

1949年2月，他在国民党全面溃败之际与道奇同赴日本，罗亚尔表示，共产党不足为虑，在中国大陆上恢复和平也许是“中国最好的事”，华盛顿和东京应该与中共展开贸易，只要北京面对的不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美国，中共会成为莫斯科控制下“不听话的婴儿”。

在东京，盟总的经济科学组曾于1948年11月提出被称为蓝皮书的日本经济自立计划。该计划把日本经济复兴系于“在亚洲的天然市场地区”，找到“关键市场和不可缺少的原料来源”，鼓励日本培养对美国无直接重要性的市场，以资本、设备和消费品交换“其所能提供的工业原料和粮食”，就麦克阿瑟本人而言，他虽然主张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禁止日本与中共官方贸易，也拒绝让中共官方贸易代表团访问东京，但却一直承认扩大对华贸易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盟总对中日民间贸易实施的实际限制，甚至比华盛顿所要求的更少。

中日贸易的反对者主要是华盛顿军方的对华强硬派，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约翰逊以及以“中国帮”为代表的亲蒋国会众议员。

反对的理由主要是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进一步扩散，并保证美国在远东广泛的军事安全利益。他们一方面主张对中共采取积极的敌对手段，对其实行严格的经济制裁，禁止中日贸易；另一方面，则要求援蒋保台，并且支持大陆上的反共力量。

1949年1、2月间，美国政府就对华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2月底和3月初，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通过批准了的两个关于对华政策的重要文件NSC34/2和NSC41，综合反映了上述各种考虑。在NSC34/2里，美国确立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等待尘埃落定”，并防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为达此目的，准许中美民间接触，以便为未来中苏关系打入楔子。

在此基本方针下，在专门针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而制订的NSC41里，美国一方面开始把中国大陆列入与苏联、东欧并立的“R程序”类国家，对华实施贸易管制；另一方面，基于离间中苏关系的基本目的以及各种现实政治因素的考虑，所规定的对华贸易管制又较之苏东国家相对宽松，允许在适当的安全限制下，恢复中国与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普通经济关系，以便至少能使日本在短期内从中国获得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商品，并让美国私人企业在华得到某种形式的发展。

具体到中日贸易，则在鼓励双边易货贸易的同时，强调要避免日本在食品和重要原材料的需求方面对中国产生严重的依赖，提出日本应在“合乎经济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资源产地”。

另一方面，中（共）日双方对相互开展贸易均兴趣浓厚。1949年4月，中共便与美国总领事克罗伯接触，表示愿与日本重开贸易，特别是以煤、大豆及纤维交换机械设备。

日本与中共贸易原本须通过香港转运，8月，天津港重新开通，其后，双边开始进行直接贸易。两个月内，中（共）方便向日本输出了21万吨花生、6000万吨羊毛、31万吨棉实，并向日方表示，希望取得交通设施、动力设施等。

日本方面则对中日贸易更为积极。1948年11月，吉田在第二次组阁后不久宣称，中共取得政权没有太大关系，中共很快就会转变成民族主义者，并像过去中国的政权一样排外。他认为中共会削弱苏联在亚洲的力量，中日贸易可重建双方共同利益。吉田还向一位美国记者表示，“不管中国是红还是绿，中国是一个天然市场，而日本必须想到市场。”

1949年春天，在中国研究所和留日华侨总会的组织下，日本民间展开了中日贸易促进运动。2月，在东京的工业俱乐部召开了“中日贸易恳谈会”，一些中小企业团体、文化人与文化团体、劳动组合、在日华侨及朝鲜工商业者参加，决定组建“中日贸易促进会”。

1949年5月4日，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在丸之内工业俱乐部发起了“中日贸易促进恳谈会”，联合了社会党、民自党以及中小工商业者、产别等劳动组合和文化团体等，以敦促政府展开中日贸易为旗号，在东京和大阪等地召开恳谈会、举行讲演，展开广泛行动，5月底，参众两院议员结成中日贸易促进会议员联盟。

6月7日，参众两院贸易振兴议员联盟、日本贸易协会在首相官邸共同主办了“输出贸易振兴恳谈会”，此会使得政府、议会与产业界联合，政府方面以通商相稻垣平太郎、副相山本、通商局长武内为首，议会方面以北村德太一郎、苫米地义三、宫藤喜助等助势，与日本贸易协会一起，共同致力于促进中日贸易，8月1日，酝酿半年的中日贸易促进会也正式成立。

早在1949年初美国经济专家便估计，如果没有政治阻碍，中日贸易额在1950年可以很快达到5000万美元，而到1953年则可达到2.5亿美元。

1949年11月，日本外贸通商大臣稻垣平太郎表示，希望日本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中日贸易。3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经济课在1950年1月也预测，单计日本从中国的贸易输入，1950年也可能会达到3294万美元。

从天然、传统的贸易联系出发，日本对日中贸易的前景充满了期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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