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工绑架日本首相之子，陈立夫差点背过气，说你们会害死我的

1951年的一天，香港弥敦道医院内，等待就医的大厅长椅上，一名46岁的男子突然一声尖叫，全身战栗，“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空无一物的前方拼命磕头，不停地说：“郑小姐，饶命啊！我只是奉命行事，杀你的是日本人，不是我。冤有头，债有主，求求你放过我。”

男子怪诞的行为引得众人围观和议论纷纷，医生解释说：“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一直嚷嚷有恶灵缠身。这是病，大家散了吧。”在护士将男子带往医务室的路上，男子再次尖声大叫：“有女鬼冲我来了，救命啊……”接着大口吐血，吓得候诊的病人和家属哇哇大叫。

男子名叫林之江，乃一名三姓家奴，早期是军统上海站的特工，淞沪会战后叛变投靠了日本人，日本战败后再次回归军统。林之江在魔窟76号任职期间，枪杀过多名抗日志士。

不久后，医生宣布男子抢救无效，香港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写下评语“恶贯满盈，罪有应得！郑小姐在天之灵当可安息了！”

那么林之江口中和香港媒体提到的郑小姐究竟是谁？这事要从中华民族抗战的隐秘战线说起。

1939年9月，日军集结10万大军，计划兵分六路进攻长沙。为了鼓舞士气，日军高层在上海领事馆举办了一场战前动员会，准备了美酒佳肴和一群穿着清凉的舞女，受邀的与会者全是日本在沪的政界和军界要人。

舞会大厅分两层，最下面一层是群魔乱舞，日本高层喝了点酒丑态毕露，有的脱得只剩一条裤衩，又蹦又跳，甚至满地打滚，有的抱着舞女又搓又捏，有的跳起日本的魔性舞蹈——阿波舞，全身抽搐……总之现场是一片乌烟瘴气。

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和酒文化是喝了酒的不算人，可以随意放纵和释放压力，只要不伤及他人，其他任何有辱斯文的事都可以在第二天被原谅。

舞会大厅的二楼，这里属于舞会的高雅局，大家端着酒杯，彬彬有礼。在二楼一侧的角落，化妆成商人的上海军统负责人刘方雄端着酒杯走到一名身材婀娜的妙龄女子身后，佯装在自助餐桌上拿取食物，用仅有他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日本方面秘密派出了7号同国民党的2号接触，2号表示愿意同日本人合作，想办法查出这个2号是谁。”

女子拿起酒杯喝了一口表示清楚了，转身走向门口。走到半道，一名年轻男子斜插出来，牵着女子的手，女子看清来人后回眸一笑，将酒杯递给侍者，两人进入舞池翩翩起舞。原本在舞池跳舞的诸人纷纷让道，没有办法，谁让年轻男子的身份尊贵无比啊。

这个年轻人名叫近卫文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儿子。这家伙是一个标准的官二代，吃喝玩乐无一不精，此番到上海是来镀金的。女子名叫郑苹如，父亲郑钺是同盟会元老之一，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的最高检察官，上海沦陷后日军拼命想拉拢和争取的对象。

郑苹如现在的身份是海军情报负责人小野寺信和特务机关长片山大佐的翻译，近卫文隆见到本尊后立刻眼前一亮，南国佳人，豆蔻年华，展开了疯狂的追求攻势。郑苹如欣然接受，即便遭受非议也在所不惜，因为她还有一个身份——军统上海站的特工。

郑苹如的父亲郑钺身份显贵，早年留学东瀛时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做老婆。因为这层关系，所以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命令他留守上海与日军斡旋，处理战后事宜，伺机收集情报。

日本这种弹丸之地，人口规模小，侵华后很快兵力捉襟见肘，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作为日本女婿的的郑钺成为日军的不二人选。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几番携带重礼找到郑钺叙旧，邀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两人在日本时曾是同班同学。

郑钺对清水董三说：“我现在的身体出状况了，感觉就像被掏空了一样，全身乏力，走两步都气喘吁吁，遍访名医都没找到病因。”郑钺以身体患病，担心有命挣钱，没命花钱为由拒绝了。

郑钺以身体不适婉拒，清水董三不好说什么，不过郑家二小姐郑苹如却给清水董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苹如从小在日本长大，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

清水董三眼睛一亮，这是“曲线救国”的好机会，于是邀请郑苹如参加日本人的聚会，听日本的唱片、品咖啡、喝清酒，吃寿司和生鱼片。一来二往，郑苹如不仅结交了百名日本“朋友”，其中不少是日本军官、文职官员及高层人物，一来二去，大家熟稔，郑苹如完全是自由进出日本在上海的各个军事部门。

郑苹如漂亮、聪明，接受过高等教育，又精通中日两国语言，属于日本人急需的人才，而且她太年轻了，特别是她身上那一半的日本血统，让日本人视为同类，对她毫不设防。

掌管日本海军情报的负责人小野寺信和驻沪日军特务机关长片山大佐邀请郑苹如做翻译，不仅在重要会议或场合中将郑苹如带在身边，甚至把一些绝密资料交给她去翻译。许多日伪高层人物看到郑苹如成为这两个日军大佬的私人秘书，巴结得不得了，这让郑苹如在日军机构中如入无人之境。

上海军统眼见这种情况，感觉机会来了，军统最高长官陈果夫亲自到上海会见郑钺：“国家已如此，我们希望郑苹如能为党国效力，加入军统地下抗日组织之事。”郑钺心中不舍，不愿意女儿冒险，但面对国仇家恨，他大义地说：“一切听凭她个人意见。”

陈果夫亲自出面邀请郑苹如，面对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凶险任务，虎父无犬子，郑苹如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虽然母亲是日本人，有日本血统且出生在日本，但郑苹如更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随后在军统地安排下，郑苹如以到朋友家参加茶话会为借口，进入法租界霞飞路国军抗日组织秘密联络站的一幢法式洋房内，接受了两个月的“培训”，掌握了收发电报、射击、密写等 “特工”必备的技能。

所以面对近卫文隆的追求，郑苹如是欣然接受。热恋期间，近卫文隆时常把自己无意间听到或得到的重要消息，当作炫耀资本或谈资告诉郑苹如。8月的一天，近卫文隆告诉郑苹如：“国民党的2号人物同意和我们大日本合作，这是一个大喜讯。”

郑苹如说：“这个人真的这么重要。”近卫文隆说：“我不能告诉你名字，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在国民政府中非常重要，非常有权势，也非常有威望。他倒向我们，对国民政府的士气将是一个巨大打击。”

第二天上午，郑苹如将情报告诉上海军统负责人刘方雄：“国民政府将有高官叛逃日本，此人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应该立刻对国民政府的所有高官进行秘密监控。”这个情报太震撼了，如果有误那可是对党国高层的质疑和不尊重，刘方雄迟疑了，郑苹如会不会搞错了啊，因为郑苹如资历尚浅，还属于军统特工中的菜鸟级别。

但如果消息属实呢，刘方雄斟酌后，在向重庆的汇报资料中，把这一条写在了最后不起眼的地方，这条重要情报自然没有引起重庆方面的重视和注意。

同年12月初，郑苹如根据从日本驻沪高层人物处获得大量信息，汇总后认为二号人物就是汪精卫。上海军统这次直接发报明言：“获悉二号近日将有异动，极大可能是投敌行为，务必采取行动加以阻止。”这份绝密急电到达重庆后，军统高层认为郑苹如中了日军的离间计：“危言耸听，汪主席怎么可能投敌，他当年可是舍身刺杀过满清摄政王的人啊”。

结果重庆方面在收到这份密电发的第三天后，突然发现汪精卫“失踪”了。接着汪精卫出现在越南河内，公开发表投降日本的讲话，表示自己要为大东亚共荣圈添砖加瓦……重庆方面这才如梦初醒，悔之晚矣。

汪精卫投敌对本已处境艰难的抗日事业犹如雪上加霜，军民士气大受影响。这种情况之下，军统上海站几位头头在商议后，居然一拍脑袋，制定了一个绑架近卫文隆的计划，因为他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儿子。

上海军统这几个头头的想法是以近卫文隆作为人质，逼迫日本首相退兵。这也太幼稚了，完全是病急乱投医，国之大事岂可能因一人而改变。战国时期，嬴政被赵国扣为质子，根本不影响秦国攻赵；吴三桂称帝举兵，反清复明的时候，儿子吴应熊还在北京城，结果一家人被康熙杀得鸡犬不留；希特勒抓了斯大林的儿子想交换被俘的元帅被苏联方面拒绝……

但这样的馊主意竟然被军统上海站视为是一个绝佳计划，立大功的机会，为了保密防止被潜伏在重庆的日本间谍知晓，他们居然没有事先通知重庆总部，就开始实施。

接到指令的郑苹如当即给近卫文隆打去电话：“亲爱的，今晚在巴拿马夜总会有一场歌舞表演，我们去观看吧。”近卫文隆一口应允，在傍晚时分亲自让司机开车过来接郑苹如，在车上两人你侬我侬，每每到关键时刻，郑苹如就故意装作害羞状，不断用眼神示意司机在车上，低声说：“人家不是随便的人”。近卫文隆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结果是车到半路，司机就被近卫文隆赶下车：“自己跑步回去，锻炼身体。识相点，不要再当电灯泡。”

在巴拿马夜总会里，伴随着欢快、刺激的歌舞表演，郑苹如不断和近卫文隆碰杯，喝了一杯又一杯，而夜总会里面的人也认出了两人，不断有人过来敬酒，就这样近卫文隆喝多了，喝得酩酊大醉。

差不多了，郑苹如扶着已经人事不醒的近卫文隆走出夜总会，装扮成黄包车夫的上海军统立刻上前将近卫文隆放到车上，拉向黄浦江的一处码头，那里已经安排好船只，准备用水路将近卫文隆带出上海。

眼看绑架已经大功告成，上海军统的头头迫不及待地向重庆总部发报邀功，结果迎来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重庆总部收到这个消息后差点“顶你个肺”，陈果夫在背过气之前大骂：“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紧急电令上海军统“立刻放人”。

原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属于“温和派”，战前一直持反对态度，战争爆发后其主张见好就收，反对继续扩大战事。近卫文麿的这种态度正合国民党胃口，因此国民政府担心一旦绑架他儿子，得不偿失，反而把近卫文麿惹急了，逼成强硬派，最后不仅不能达到逼日本退兵的目的，还会引起日军的强烈反弹，加大侵华的强度，同时在上海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

面对行动组指令的反反复复，郑苹如心中是一千个草泥马在奔腾。幸好近卫文隆喝得烂醉，不省人事，对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郑苹如急中生智，决定自污名节，在上海最好的酒店开了一间房间，把近卫文隆扶到房间，自己在旁边干坐了一夜，等他酒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