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甘愿背负43年骂名的民国才女，关露的一生有多么波澜壮阔

你肯定听过“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这句歌词吧？这首《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当年在上海滩唱遍大街小巷，温暖了无数底层人的日子。可你知道吗，写出这般明媚歌词的人，后来却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背负骂名走过了大半生。

她就是关露，和张爱玲、苏青齐名的“民国三大才女”。本该在文坛星光熠熠的她，却在最红的时候突然“消失”，转身走进了日伪特工的“魔窟”。这一去，便是用一生践行“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誓言。

关露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浸着苦难。15岁那年，父母双双离世，她带着妹妹投奔二姨，靠着自学和亲友接济才考上大学。可这位出身贫寒的姑娘，笔杆子却硬得很。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看着日军的暴行和国土的沦陷，她写下《悲剧之夜》怒斥侵略者，跟着丁玲跑到闸北前线慰问士兵，把诗歌当成反抗的子弹。那一年，她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存亡绑在了一起。

1939年的一天，一封密电改变了她的一生。叶剑英让她速去香港，潘汉年亲自交给她一项特殊任务：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接近日伪头目李士群获取情报。那可是人人谈之色变的魔窟，进去了就等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更难熬的是，为了不暴露身份，哪怕被骂汉奸也不能辩解。

“我不辩护。”关露只说了这三个字，就接下了任务。她利用妹妹曾救助过李士群妻子的旧情，以“投奔亲友”为名走进了76号。从此，昔日的文坛才女换上旗袍，混在汉奸眷属中周旋，把观察到的日军清乡计划、扫荡情报，悄悄转化为暗语传递出去。新四军能多次避开敌人的包围圈，背后就有她的功劳。

可代价是什么？是昔日好友见了她扭头就走，是街坊邻居指着她的脊梁骨骂“无耻”，连最亲的家人都不愿和她相认。丁玲后来回忆，关露那时装扮成交际花，在汉奸堆里抛头露面，除了单线联系的同志，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所有人都把她当成了叛徒。

1942年，她又奉命打入日本控制的《女声》杂志。表面上写着“亲善”文章，暗地里却悄悄刊登暗含反战思想的文字，还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1943年，日本要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让她作为代表出席。这一去，“汉奸”的帽子算是彻底戴牢了。《时事新报》直接骂她“绝无廉耻”，可她为了完成转交情报、联系日本共产党的秘密任务，还是登上了去日本的船。

抗战胜利那天，关露以为终于能摘去骂名，可等待她的不是荣誉，而是更长久的误解。因为身份特殊，她的功绩无法公开，只能继续隐姓埋名。更让人心碎的是，她那段刚萌芽的爱情也因此夭折。当时她和外交官王炳南情投意合，可因为“汉奸”的名声影响太大，为了不拖累对方，她只能主动斩断情丝，从此终身未嫁。

命运的打击还在继续。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关露第一次入狱；1967年，她再次被关进监狱，这一次整整七年。出狱后，曾经爱干净的才女，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身体也垮得不成样子。后来中风瘫痪，连笔都拿不住，再也写不出那些动人的文字。

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终于为她彻底平反，恢复了她的名誉。这一年，她已经75岁，背负了43年的骂名终于得以洗刷。可这份迟到的清白，没能留住她太久。几个月后，在完成回忆录的那个夜晚，关露服下安眠药，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塑料娃娃。

她在最后的诗句里写：“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这梦里，有未完成的文学梦，有错过的爱情，更有对祖国的赤诚。她曾说：“如果能再选一次，我仍旧会按党的指示走过去的路，哪怕烈火焚烧三次，毁掉名誉和生命，也一往无前。”

如今我们唱着《春天里》的明媚旋律，不该忘记，有这样一位才女，用一生的黑暗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光明。她不是汉奸，是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是用生命践行信仰的共产党员。那些沉默的坚守与牺牲，永远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