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里的刀锋：三大才女之一关露的43年谍影人生

民国二十八年深秋，上海霞飞路的梧桐叶被冷雨打透，黏在青石板路上像摊开的旧信笺。关露撑着一把黑布伞站在“紫罗兰咖啡馆”门口，米白色旗袍的下摆沾了泥点，指尖还残留着刚写完的诗稿墨迹—— 那是她作为左翼文坛 “三大才女” 之一的日常，可此刻衣袋里揣着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亲笔写的密令：“速往‘76 号’外围，接近李士群，获取汪伪特务机关核心情报。”

推开门时，咖啡香混着留声机里周璇的《天涯歌女》漫过来。角落里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抬了抬眼，是联络员老郑。“沈露女士，” 老郑故意用了她发表诗歌的笔名，“李先生那边已递了话，说久仰您的文名，想请您为《女声》杂志撰稿。”

关露端起咖啡杯的手微微发颤。她想起三个月前，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文人也能当尖刀”；想起好友丁玲劝她 “这趟浑水太深，你性子烈，怕是熬不住”。可她更记得，去年日军轰炸上海时，她在难民区看见的那些烧焦的孩子，记得地下党同志被 “76 号” 特务拖走时，窗台上那盆没来得及搬的茉莉，花瓣落了一地血。

“我去。” 她轻声说，咖啡勺碰在杯壁上，发出一声脆响，像斩断了过去的自己。

《女声》杂志编辑部设在静安寺路一栋西式洋楼里，红砖墙爬满爬山虎，窗棂上却装着铁丝网。关露第一次来的时候，李士群的秘书小张领着她穿过走廊，墙上挂着的“大东亚共荣”标语像块脏抹布，擦不去空气里的血腥气——她后来才知道，这栋楼的地下室，就是“76 号” 用来刑讯的秘密据点。

“关小姐，久仰大名！”李士群从真皮沙发上站起来，圆脸上堆着笑，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却像蛇一样扫过她的旗袍领口，“早就读过您的《太平洋上的歌声》，文笔细腻，不愧是文坛才女。”

关露垂下眼，指尖绞着旗袍的盘扣：“李先生抬爱，我不过是写些女儿家的闲情，哪配得上‘才女’二字。” 她知道，李士群拉拢她，一是想借她的文名粉饰 “和平运动”，二是想通过她接触左翼文人圈子，找出地下党线索。这层窗户纸，两人都没捅破。

往后的日子里，关露成了《女声》的常客。她写的文章尽是些风花雪月，从“秋日梧桐”写到“闺中刺绣”，字里行间却藏着密码——“近日天气转凉，需添薄衫”是提醒组织“敌人加强戒备”；“友人赠梅，已插瓶中”是“情报已送达，勿念”。每次交稿后，她都会去编辑部楼下的花店买一束白菊，花店老板会悄悄把密信塞在花茎里，那是她与地下党的唯一联络方式。

可伪装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熬。有次在文人聚会上，昔日好友茅盾指着她的鼻子骂：“关露，你居然为汉奸撰稿！你忘了左联的誓言吗？” 她攥着酒杯的手青筋凸起，却只能笑着说：“沈先生，时局如此，写写文章混口饭吃罢了。” 转身离开时，她听见身后有人说“真是可惜了这才学，竟成了汉奸文人”，秋风卷着落叶砸在她背上，像无数根针在扎。

深夜回到租住的弄堂小屋，关露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翻开从前的诗稿。“我们是五月的鲜花，用青春灌溉大地”，那些滚烫的句子让她眼泪直流。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话：“关露，你不能哭，你要是倒了，多少同志的心血就白费了。”然后拿起钢笔，在稿纸背面写情报，字迹工整得像在写一首诗。

民国二十九年除夕，李士群在“76 号” 举办晚宴，点名要关露参加。出发前，老郑偷偷塞给她一个微型相机，“李士群今晚要和日军特高课的人谈‘清乡’计划，你想办法拍下会议记录。”

晚宴设在“76 号”主楼的宴会厅，水晶灯照得满室光亮，桌上的红酒杯里晃着血色的光。关露穿着一身红色旗袍，坐在李士群身边，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心里却像揣着块冰。日军特高课课长松井端着酒杯走过来，用生硬的中文说：“关小姐，你的文章，我读过，大大的好。”

关露站起来敬酒，指尖悄悄把相机藏在袖口。“松井先生过奖了，” 她笑着说，“我只是个小文人，不懂政治，只希望早点太平。” 松井哈哈大笑，拍着李士群的肩膀说：“李先生，你能拉拢这样的才女，真是厉害！”

酒过三巡，李士群和松井去里间谈事，留关露和几个特务在外面喝酒。关露借着敬酒的机会，假装不胜酒力，扶着墙往洗手间走。里间的门虚掩着，她听见松井说：“‘清乡’计划下周开始，先从苏州河沿岸入手，重点搜捕地下党……”

她深吸一口气，推开门假装找水喝。李士群抬头看她：“关小姐，怎么了？”“我有点晕，想找杯温水。”关露说着，目光快速扫过桌上的文件，趁两人不注意，迅速从袖口拿出相机，对着文件按下快门。

“关小姐，这里是机密会议室，你不该进来。” 松井突然站起来，眼神变得锐利。关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却依旧笑着说：“对不起，我走错了。” 转身要走时，松井突然抓住她的手腕：“你的袖口，是什么？”

关露的手心全是汗，她想起老郑说的“实在不行就毁掉相机”，正想把相机往墙上撞，李士群却笑着打圆场：“松井君，关小姐只是个文人，哪懂这些？许是揣了块手帕吧。” 松井盯着她看了几秒，终于松开手：“下次注意。”

走出“76 号”时，关露的旗袍后背已被冷汗浸透。她把相机藏在围巾里，快步穿过漆黑的街道，直到看见花店老板的灯还亮着，才敢大口喘气。那晚，她把情报交给老郑后，在弄堂里站了很久，看着远处日军岗楼的探照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还好，没白费。”

民国三十年春天，“清乡” 计划因关露提供的情报被地下党提前识破，日军和汪伪特务扑了个空。李士群开始怀疑身边的人，对关露也多了几分戒备。有次小张偷偷告诉她：“李先生说，你最近和花店走得近，让我盯着你。”

关露知道，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可更让她痛苦的，是外界的误解。有天她去书店买笔，老板看见她就把她往外赶：“汉奸文人，我们不做你的生意！” 街上的孩子朝她扔石子，骂她“卖国贼”。她躲在弄堂里，看着自己映在水洼里的影子，觉得陌生又可笑——她明明在为国家做事，却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

最让她心碎的是母亲的来信。母亲在信里说：“邻里都说你当了汉奸，你父亲的牌位前，我都不敢点香。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回来看看。” 关露抱着信哭了一整夜，她不能回去，一旦回去，不仅自己会暴露，还会连累家人。她只能回信说：“娘，女儿一切安好，等太平了，我就回家。”可她知道，这个“太平”，不知道要等多久。

有次关露去送情报，刚走出花店就被两个特务盯上了。她沿着弄堂跑，高跟鞋跑断了跟，旗袍的下摆也被划破。眼看就要被追上，一个拉黄包车的师傅突然停在她面前：“小姐，快上车！” 她来不及多想，跳上黄包车。师傅拉起车就跑，穿过一条条窄巷，把特务甩在后面。

“谢谢您，师傅。” 关露喘着气说。师傅回头笑了笑：“我认识你，你是写文章的关小姐。别看我拉车的，我也知道，那些骂你的人，不懂你。” 关露的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在这个人人误解她的城市里，一个素不相识的黄包车师傅，却给了她一丝温暖。

民国三十三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汪伪政权摇摇欲坠。李士群变得越来越暴躁，经常在办公室里摔东西。关露知道，胜利的日子不远了，可她的任务还没完成 —— 她需要拿到汪伪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地下党名单。

机会终于来了。这年冬天，李士群要去南京开会，让关露帮忙整理办公室的文件。关露趁没人的时候，打开李士群的保险柜，里面果然有一份加密的名单。她拿出微型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手却在发抖 —— 她知道，这份名单关系到几百个地下党同志的性命。

就在她快要拍完的时候，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小张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她：“关小姐，你在干什么？” 关露的大脑一片空白，她想起老郑说的 “如果被发现，就说是在找自己的文稿”，可小张是李士群的心腹，怎么会信？

“我…… 我在找我上次落在这的诗稿。” 关露勉强挤出笑容。小张盯着她手里的相机，突然叹了口气：“关小姐，我知道你不是汉奸。我妹妹也是地下党，去年被‘76 号’抓了，至今没消息。” 关露愣住了，小张接着说：“这份名单，你拿去吧。只是别让李先生知道，不然我也活不成。”

关露接过相机，对着小张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 小张摇摇头：“我只是想为我妹妹做点事。你快走吧，李先生快回来了。”

关露抱着相机跑出 “76 号”，街上的雪下得很大，落在她的头发上，像撒了一层白霜。她把相机交给老郑时，老郑激动地说：“关露同志，你立了大功！这份名单能救很多人！” 她笑着点头，眼泪却掉在雪地上，瞬间就化了。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街头到处是欢庆的人群，鞭炮声震得窗户都在响。关露站在弄堂口，看着人们举着国旗欢呼，心里却空落落的 —— 她完成了任务，却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光明正大地庆祝。

不久后，老郑找到她，说组织上让她暂时离开上海，去香港避一避，等风声过了再回来。“为什么？” 关露问。老郑低下头：“因为你的身份特殊，现在还不能公开。很多人还以为你是汉奸，要是公开了，怕会影响组织的声誉。”

关露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她收拾行李时，翻出了所有的诗稿，还有母亲的来信。她把诗稿装进箱子，把信贴身放着，然后锁上了小屋的门。走在霞飞路上，她看见茅盾和丁玲在人群里说话，想上前打招呼，却又停住了 —— 她知道，现在的她，还不能和他们相认。

在香港的日子里，关露很少出门，每天就在租住的公寓里写文章，却再也不用在字里行间藏密码。她写了很多关于上海的回忆，却从不提 “76 号” 的日子。有人问她当年为什么为汪伪撰稿，她只是笑着说：“过去的事，不提也罢。”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关露回到北京，组织上为她恢复了身份，可很多人还是不理解她。她没有解释，只是默默地在文联工作，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写作上。晚年的时候，她住在一个小四合院里，院子里种着一棵梧桐，秋天的时候，叶子落满了院子，像极了当年上海霞飞路的样子。

1982 年，关露走完了她的一生。临终前，她手里攥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当年 “三大才女” 的合影，她笑得那么灿烂。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叠厚厚的文稿，上面写着她当年潜伏的经历，最后一句是：“我从不后悔，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为我的祖国，做了我该做的事。”

如今，上海的霞飞路早已改名为淮海中路，“76 号” 的旧址也成了历史纪念馆。每当有人站在纪念馆里，看着墙上关露的照片，听着讲解员讲述她的故事，总会有人想起，那个穿着旗袍、带着钢笔的才女，曾在暗夜里，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点燃了一盏灯。她的名字，或许不如丁玲、冰心那样家喻户晓，可她的故事，却像一首无声的诗，永远刻在历史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