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汉奸马立诚宣称日本罪行，下场罪有应得

由于暑期档《南京照相馆》的火热上映，让南京大屠杀这段悲怆的历史，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想必这段历史在任何国人看来，都是一件不能忘记，更不能洗白的民族屈辱史，可是偏偏就有人喜欢给历史开“美颜”，甚至公然为日寇开脱罪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人民日报前任主编马立诚，作为官媒主编，非但不弘扬正确思想，反而利用自身影响力不断为日本洗刷罪行，甚至扬言“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才让他一个南京人说出这种话?他这样做又得到了什么?而这位曾经的“良心知识分子”如今怎样了？据说下场相当狼狈。

2002年的春天，作为人民日报评论主编的马立诚，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投下了一枚震撼弹，他以《中日关系新纪元》为题，深入剖析了两国经济版图的微妙变迁，他预见中国即将在经济领域翱翔至日本之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引擎，然后，他随后话锋一转表示中日的未来不应被历史的阴霾所笼罩。

他提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两国间应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一种超越仇恨、面向未来的和谐共生，所谓超越仇恨，实际上便是要求中国人主动忘却过去日本对中国侵略犯下的罪孽，用大国的宽容大度去感染日本人。

这份“大度”的倡议一经发出，瞬间便激起了千层浪，一些人将其解读为“精神上的投敌”，指责他忘却了国殇之痛，甚至质疑其学术操守与爱国情怀。

更为惊人的是，马立诚在文章中不仅倡导中日和解，还大胆挑战了某些历史认知的边界，他十分大胆地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各种逻辑推断，不断质疑南京大屠杀事件恶劣程度和相关数据的真实，试图美化日本人的战争行为。

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撼了无数国人的心，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言论无疑触动了民族情感的敏感神经，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在马立诚的言论世界里，存在着一种扭曲的历史观，他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大屠杀”行为，视为战争中的常态，对南京大屠杀中至少30万同胞死难的惨烈视而不见，反而轻描淡写地称其为被夸大的历史片段。

并且，他坚称日本政府对过去的错误已多次进行了致歉，既然对方已经进行了多次道歉，那必然是真诚地认识到了错误，而中国人若持续性地不原谅，便是自身民族的狭隘。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马立诚竟将中国置于被侵略的“责任”之中，指责国内的“反日情绪”是战争激化的根源，他口中的“大东亚共荣圈”，甚至被描绘成一幅对中国发展有利的蓝图，如此罔顾事实、立场偏颇的言论，瞬间踩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红线。

马立诚的出身并不好，1946年，他生在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日子过得紧巴巴，因为家里穷，他初中念完就进了街道的一家印刷厂当学工，在那个年代，这差不多就是一眼能望到头的人生了，但他偏不信命，白天在车间干活，晚上就自己埋头读书，硬是没把学问落下。

而他人生的转机出现在1977年，高考恢复了，这给了无数人改变命运的机会，马立诚也抓住了，那年他已经31岁，却毅然决然地走进考场，最后竟然真的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系。

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格外珍惜，在大学里，他读书用功，写文章也显露出才华，观点尖锐，笔锋老道，稿子经常被外面的报社拿去发表，毕业后，他的路走得非常顺，先是进了《中国青年报》，后来又调入《人民日报》，坐到了评论部主任编辑的位置。

在那个思想活跃的年代，他写的评论文章影响很大，敢说话，能说到点子上，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有良心、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甚至把他写的书《交锋三十年》当作必读，一时间，马立诚的名气在圈内风头无两，而他也渐渐多出了政治学者、政治家等身份。

在刚拥有名气之后，马立诚也没有变得飘飘然，他反而还通过多年的沉淀写出了像《交锋三十年》、《呼喊》、《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等著作，凭借着这些书籍，马立诚还曾得到过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在外人眼里他也始终是一个“思想没有问题”的好学者。

然而，随着中日关系逐渐改善，马立诚也得到了一次去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同样也正是因为这次日本之行，马立诚的人生轨迹改变了，而他在看待日本时也变得越来越“盲目”...

他人生的二次转折点，是2002年的日本之行，那次，他以交流学者身份赴日，从那一刻起，马立诚的人生航向似乎发生了偏离，日方对他的“款待”可谓高规格，从五星级酒店到高级料理，一切都彰显着“贵宾”的待遇。

更重要的是，他们安排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学术研讨会”，日方学者“循循善诱”，向他展示了所谓的“史料”，试图将南京大屠杀描述成“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他们还引导他参观“历史馆”，里面展示的，是日军给中国儿童发糖果这种粉饰太平的“中日友好”照片。

但是，这些“糖衣炮弹”究竟是学术交流还是洗脑攻势？最直接的证据或许就是那张东京银座高级会所会员卡和那个装满日元的信封，而这些“礼物”，直接撕开了“学术交流”的温情面纱，暴露了这背后一场赤裸裸的利益置换，从那时起，他不再只是一个交流学者，而是成了东京“特别的客人”。

于是在2002年日本之行后，马立诚的言论愈发偏激，从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到认为日本无需谢罪，再到提及日本军事实力时流露出的某种“惧怕与谄媚”，他的言行在中国国内激起了滔天巨浪，被舆论排山倒海般地谴责，民意沸腾，甚至他所在的《人民日报》也无法容忍。

最终，他被报社开除，自此他失去了《人民日报》这一曾经的光环，在中国的利用价值骤然降低，于是他试图在日本寻求支持，然而日本本就是为了他的报社的身份才接近他为了，在他被报社开除后，日本那边也放弃了他这棋子。

于是他的生活大不如前，成了“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存在，曾经，他是“南京之子”，却亲手背叛了这份身份，曾经，他是“人民的笔杆子”，却最终瓦解了自己的公信力，曾经，他是东京的“座上宾”，却被利用殆尽，再无价值可言。

马立诚的故事，并未随着他离开内地而结束，2019年，香港街头，他戴着帽子口罩，试图混迹于游行人群，却仍被愤怒的年轻人认出，麻袋套头，棍棒相加，那根棍子上，“勿忘国耻”四个字赫然醒目，那是民众对他积怨已久愤怒的爆发，也是历史对他判决的隐喻。

2021年，日本方面公布的一份招待名单，马立诚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无疑是铁证，坐实了他“拿钱办事”的指控。

而这些物证，构成了他人生悲剧的最后注解，他曾经的地位、他曾经的笔杆子、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最终都烟消云散，只留下一堆被遗弃的身份废墟，和他过街老鼠般的境遇，这场解剖，不仅揭示了一个个人的沉沦，也折射出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的深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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