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辩：一九四三共产国际解散后国、伪、共的三方叙事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则消息甫一传开，三方各怀鬼胎：国民党闻之如获至宝，汪伪政权则如坐针毡，延安方向则凝神屏息，早已嗅到新一轮话语较量的硝烟。彼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入关键节点，中外媒体几乎同时报道，重庆、南京、延安三地的空气都显得有些紧。

国民党反应最快。蒋氏日记翻开，字里行间那种抑制不住的兴奋谁都看得出。他有点想当然，明确指示宣传部门，“务必大书特书”，大家都知道他想借这个“天赐良机”给中共来个釜底抽薪。从上到下共发了几十个讲话、决议、社论，每个版本“民族至上”、“国家统一”的句式不断变换花样。要说这背后的算盘，就怕普通人觉不出，但不对劲的味道在重庆街头弄堂里传开得太快。不是吗？这风向偏得太厉害了！

宣传部出的文件干脆明确：不提苏联动机，反正不宜伤了日后大国关系；适当夸两句苏联，展现一点大度；最重要的，还是把“世界革命破产”“马克思主义经不起时代考验”这句话给用足。满大街小报杂志，三民主义和统一大业被描了个遍。连青年团体、文人笔杆子都被发动了好几次。奇怪的是，一波接一波的言辞激烈，但专门论证中共民族性的文章又不多，把中共的缘由直接归为“历史的误会”，说到底就是借机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要说没点技巧，那也不至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后半句硬塞给每个听众。到底有多少群众真信了？这里其实很难说。

结果蒋氏越说越激动，宣传效果嘛，短期内的确好。可没过多久，胡宗南调兵围陕甘，延安边区紧张气氛骤起，国内外都警觉起来。美国人史迪威明明白白说了，“你们要真打起来，我可帮不了”，连英国人都皱起了眉。国民党一开始想靠“民族至上”把所有问题兜住，转了一圈，结果反倒让自己进退失据。内外压力猛地加大——本想顺水推舟收拾中共，没想到把自己陷进去了。这种软的硬的手段，其实不止一次用过，打到最后，始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汪伪政权这边，才是真的复杂。一方面，拿“反共”当招牌，明面上要跟日本配合好，背后又琢磨着怎么继续喊“民族利益”。当初日本和德国搞了个《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以“反赤化”为名，其实就是侵略中国的理由。现在共产国际一解散，日方一下没了正当性，汪精卫当然着急。他们的小报杂志，标题越做越惊悚，“斯拉夫图谋”、“世界赤祸”，一轮又一轮抹黑，但什么逻辑都有，前一句说苏联是苦肉计，后一句又说英美狼狈，不打自招。更有意思的，自家人内部也不统一，有人就力主，世界格局根本变不了，中国必须紧跟日本以图自保。这话大概没人相信，但真真假假，谁能说得清。

结果，这帮人把共产国际的解散当成日本赢定的道具，同时有点怕日方也失去动员的理由，所以开始极力吹“亚洲命运共同体”。什么大东亚新秩序，“东亚民族”这个词写在宣传册的扉页上，内容越说越玄，连三民主义一时都给嫁接到“亚洲主义”上了。汪伪还真怪，自己立不住脚，又非得往孙中山遗教那套靠。这种自信和心虚同时存在，也真是一绝！

细究起来，汪伪的宣传口径事实上很矛盾。他们一边强调，“只有民族集团才能抵御英美帝国主义”，一边又不敢放弃旧的民族诉求。碰到日方强调自己的领导地位，话锋立马一转，又把民族主义说是“欧洲的分裂工具”。最后说来说去，还是一口气噎在嗓子眼上，既不想放弃民族话语权，又得装出一副大亚洲主义的模样。结果怎么样？日本人嫌你不够忠实，国民党骂你汉奸，中共根本懒得回应。沦陷区舆论场像极了后院起火，公开杂志私下都在扯皮。

在宣传效果上，汪伪的软肋很快显现。比如一旦国共爆发冲突，他们立刻后撤，说重庆战力不够，自家只能搭日本的顺风车。其实大家都明白，无论联共反共，对他们来说都不是核心，核心是维系统治，不然没了意义。就这样反反复复，一会鼓吹剿共，一会又说剿共没用。连他们自己有时候也清楚，底子薄得很，宣传只好搭东风，实际什么都没改变。

历史到了转折点，延安反应却相对冷静，很有分寸。毛泽东很快就在内部定下基调：“共产国际确实过时”，但马克思主义留着。不急表态，先看风向，这和以往拖拉不前不太一样，明显经历过大风大浪。等周恩来从情报口子得到消息，说重庆有大动作，中央马上发言，文件陈词详尽，没有一句废话。

文件一出来，立场很干脆：中共的出现，本是中国社会发展所致，并非外来强加。共产国际给过支持，但不是主导力量，现在主动解散，正说明国际运动的自信和智慧。更明显的意图，是强调“独立自主”，这一回头看，不是迎合谁，是拓出道路。后面社论直言：“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路。”这一点，后来成了判别历史发展的分水岭。说是理论自信也好，说是策略选择也行，总归没有虚头巴脑的一套套。

面对敌方的民族牌，中共不照搬，不跟着起哄。毛泽东那个判断“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其实说得更透——抗战内外无分，独裁专制也是敌人。对国民党在抗战时包抄延安的做法，嘲讽为宣告民族主义“死刑”。说到底，红军不是“洋奴”，共产党不是“外来政党”，这一层意思摆在那，谁再打一杆“民族”大旗都不见得顶用。

宣传强调“民族性”，但底色还是国际视野。延安主张的“国际统一战线”，实际已为中国抗战提供新助力。老老实实放话：“我们靠自己，也靠国际朋友”，这句子实诚，没翻译过来的那种大话。至于英美援助、中苏关系，每一步都小心计较，说白菜价钱，心里还是得有杆秤。谁要说他们当时“国际主义”喊得太虚，那也不是。你看解放日报上那些论述，啥都细抠，力图兼容各类声音。嘛，实际操作起来总还是难免顾此失彼，有时内部调子过头，也有人不买账。延安有的文件会有点儿高调，第二天刊发的长篇大论又会转圆润。

再看数据，抗战后期延安掀起“反对中国的法西斯运动”，替自己加码说话。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连国际通讯都不畅，这种宣言并不能第一时间触达各地。其实这也是延安那套宣传的局限，但正因此才更见冷静。不是每一句话都说给听众听，更主要是说给自己、说给盟友、说给将来的自己。

仔细琢磨，“民族”“亚洲”“国际”——三种讲述，各有指向。国民党说民族，是为了政令统一，防极左极右。汪伪用亚洲，实际是帮日本包装台词。中共说国际，说白了是把民族归入阶级和反法西斯的全球格局里。听起来绕，但落到实处就是：三家都在抢话语权，没谁比谁更公正，不过是一桩一桩的现世利益。大家的“民族”不一样，各自选边站队，群众日常生活有没有因此改变？谁知道呢。

说来好笑，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最终没带来他们想象中的统一，反倒引发更多疑问。他们的理论体系完美，却失去了真实复杂的中国社会。汪伪抱日本大腿，打出的“亚洲”幌子一夜消散，风一吹就散。延安守住了国际阵地，理论变成实践时代的推进器，但多少也有点理想化，和底层民众的具体疾苦温差太大。这三种话语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真正塑造历史进程的，往往不是最响的口号。反正，合法性争夺过去了，留下的只是一地文字和半截未说完的故事。

时间转到今天，说那段争论已近乎遥远，可遗留下来的知觉还在——民族到底是谁的？哪种“合法性”算真章？或许，无论哪一方，无论喊什么口号，都无法避免彼时彼刻的局限。没有完美的叙事，也没有真正公允的归宿。三种答案互为镜像，照见彼时中国人的某种困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