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投日几成定局，为何又悬崖勒马？这员上将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5月6日，山西吉县安平村的窑洞里，烟雾缭绕中坐着几个面色凝重的人。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盯着对面的阎锡山，敲了敲桌上的“和平通电”草案说道：“阎长官，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门，可不会一直敞开。”

阎锡山夹着雪茄的手顿了顿，正要开口，窗外突然传来密集的马蹄声。警卫排长冲进窑洞喊道：“报告！东南方向发现日军大队，距离不足3公里！”

岩松义雄脸色骤变，阎锡山冷笑一声：“贵军这是谈不成就要动武？”

岩松伊雄

这场被日军称为“伯工作”关键节点的安平会谈，因为日军突然增兵变得剑拔弩张。此时阎锡山和日军的秘密谈判已经持续18个月了，连伪政权的官印都刻好了。

甚至重庆都以为阎锡山投靠日本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他最后又为何悬崖勒马了呢？

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奉行“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生存哲学，试图在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之间周旋，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势力。

阎锡山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他抗日态度坚决，山西毕竟是他的老巢，日军的侵略直接威胁到他的根本利益。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中，晋绥军奋力抵抗，付出了惨重代价。

但到了1939年，局势变得对阎锡山极为不利。他和八路军因为“山西新军”问题关系破裂，同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企图消灭亲共的山西新军，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12万新军大部分带着装备加入了八路军，晋绥军也被打得元气大伤。

与此同时，日军在山西不断扩张，山西全境105个县，日伪控制了85个，阎锡山的防区被压缩到只剩10几个县，兵源、财政、粮食这些获取渠道濒临枯竭。

驻晋南的中央军也不安分，为了争夺粮饷，不断打压晋绥军，像第27军范汉杰所部、第93军刘戡所部，把防区内的县长都换成了自己人，阎锡山对此毫无办法。

阎锡山能控制的地盘最少时只剩下了4个县，晋绥军虽然还维持着四个集团军的番号，可实际兵力只剩4万多人。

部队缺员严重，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晋钞滥发导致物价飞涨，中央军又禁止晋钞流通，4万晋绥军官兵连饭都吃不上，士气低落。

阎锡山哀叹：“再不想办法，军心就散了。”在这种绝境下，阎锡山的“生存哲学”让他开始动摇，既然蒋介石靠不住，八路军又得罪不起，那就“暂借日本人的力量”，这是他对心腹赵承绶说的原话。

日本人对阎锡山的困境了如指掌，为了分化瓦解抗日力量，日军华北方面军启动了“伯工作”，专门对阎锡山进行诱降。

1940年初，日军通过阎锡山的表侄曲某和商人阎宜亭，和晋军建立了秘密联系，甚至派大特务直接到阎锡山的指挥部克难坡谈判。

日军给出的条件十分诱人：提供5万支步枪、2000万军费，帮阎锡山扩充30万军队，承诺把雁门关以南的山西政权交给他，还允许他担任汪伪政权副主席，甚至画了个“华北国”的大饼，暗示他能当“华北王”。

面对这些诱惑，阎锡山的态度逐渐从暧昧转为了务实。

1941年3月的白壁关会谈，阎锡山提出“先给装备再通电”，他想先拿到日军的好处，再公开投敌。这让日军参谋长花谷正十分恼火，他觉得阎锡山太贪心，比汪精卫还难对付，当场拍桌子表示不满。

可阎锡山不为所动，他心里清楚，自己手里还有筹码，日军急于拉拢他，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阎锡山的摇摆，最着急的是他的老部下赵承绶。这位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跟着阎锡山从辛亥起义打到中原大战，深知一旦投日，38年的“山西王”招牌就彻底砸了。

1941年秋天，赵承绶在孝义城见到了刚从汾阳谈判回来的阎锡山。桌上摆着日军草拟的《汾阳协定》，里面写着“营以上部队设日本顾问”“小船窝渡口交日军驻守”。

他当场把协定摔在地上怒道：“司令，您忘了辛亥革命时喊的驱逐鞑虏？忘了忻口会战死的3万弟兄？”

阎锡山阴着脸说：“不投日，你让4万弟兄喝西北风？”

赵承绶梗着脖子回道：“就算饿死，也不能当汉奸！”

这场争吵后，赵承绶被派到了晋南督战，他悄悄给重庆发密电：阎某与日勾结，望中央早作准备。

1942年5月的安平会谈，其实是阎锡山的“漫天要价”策略。他故意拖延“和平通电”，开口就要10万支步枪、5000挺机枪，还要求日军从山西撤退一半兵力，这明摆着是在试探日本人的底线。

可日军早已没耐心了，会谈当天，岩松义雄带来的不是援军，而是“最后通牒”：5月底前必须通电，否则大军压境。

阎锡山还在犹豫，赵承绶连夜骑马赶到安平村，冲进会场时帽子都跑丢了：“司令，汾阳的百姓都在传，您要当华北王！”

他掏出一封密信：“这是傅作义将军的信，他说若您投日，晋绥军从此就是过街老鼠，连绥远的老乡都不认咱们！”

傅作义是晋绥军元老，此刻正在绥西抗敌，这封信像根刺扎进了阎锡山心里。

真正让阎锡山惊醒的，是日军的“小动作”。会谈中途出现的日军大队，其实是岩松义雄的心理战，想逼他当场就范。

不过这个举动反倒弄巧成拙了，阎锡山看着望远镜里的日军军旗，突然想起了1937年太原沦陷时，日军在城门口砍杀百姓的场景。

赵承绶趁热打铁：“司令，您还记得山西王的初心吗？当年咱们在娘子关打鬼子，老百姓送粮送弹，现在您要带他们当亡国奴？”

这句话戳中了阎锡山的软肋，他在乎的“生存”，从来不是个人苟活，而是在山西的威望和地位。

当天深夜，阎锡山撕毁了“和平通电”草案，对岩松义雄说：“贵军若诚意合作，先撤了汾阳的驻军。”

这场持续18个月的投日危机，最终因为他的“利益权衡”和赵承绶的“忠言逆耳”，画上了句号。

安平会谈后，阎锡山对日军态度急转直下。他下令晋绥军恢复对日军的袭扰，还把部分日军顾问礼送出境。

1943年，当汪精卫派特使来拉拢，他指着对方鼻子骂：“我阎锡山是守土抗战的，不是卖省求荣的！”

赵承绶后来被提升成了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继续在前线抗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晋绥军再没和日军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阎锡山的“悬崖勒马”，从来不是单纯的民族大义，更多的是权衡利弊的结果，日军的贪婪让他意识到，当汉奸只能是傀儡。

赵承绶等将领的反对，让他明白晋绥军内部不支持投日。傅作义等旧部的态度，让他害怕失去“山西王”的根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民族大义的关键时刻，他确实没有跨过最后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