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之法庭风云(邓建永)

第二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盟军占领日本，为了惩罚战争阴谋的制造者，同盟国相继在欧洲与亚洲组建国际军事法庭，对德意日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狂人进行审判，这是同盟国的集体意志。中国政府派出了自己的检察官向哲浚和法官梅汝璈前往东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盟国的同事们并肩作战。一场世纪审判由此拉开大幕。

法庭排坐次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1946年5月2日，法庭做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坐次安排。

虽然法庭宪章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法官会议曾有过激烈讨论。照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的席位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按照：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的顺序排列。这样，卫勃的左右手应当是美国和中国法官。但庭长卫勃却不喜欢这个安排，他想让两位和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国法官梅汝璈则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列。

由于法官们争执不下，梅汝璈就幽默地提议道：“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位，体重的人居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了。”这话引得哄堂大笑。

卫勃边笑边说：“你的办法很好，但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个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

梅汝璈说：“假使不照受降签字的次序，那么我认为称体重就是惟一可以采取的标准。”卫勃始终没有表态。

直到开庭的前一天，终于摊牌了。这一天，是法官席位次序之争最尖锐的一天，用梅汝璈的话说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做好准备。当11国法官来到法庭内的法官专用休息室的时候，庭长卫勃宣布说：“排列次序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卫勃还郑重补充道：“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

梅汝璈感到十分突然，他说：“这个安排是荒谬的，究竟用意何在？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打算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离开休息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脱下法袍。

卫勃尾随梅汝璈来到办公室解释说：“美国法官和英国法官坐在我的左右手，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更熟悉一点，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着想，丝毫没有歧视中国的意思。”梅汝璈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卫勃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对你将是很愉快的。”

梅汝璈冷冷一笑：“庭长先生，我不是为了愉快才来到东京的。我的祖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残害前后达50多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非常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

卫勃威胁说：“这样安排，是盟军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它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说完，梅汝璈已经开始穿大衣，戴帽子，准备回帝国饭店。他知道，他最后这句话无疑已经涉及到庭长的人格和诚实问题，但他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卫勃尽管脸色涨得通红，但他看到梅汝璈要走，就拦住梅汝璈说：“好吧，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顶多10分钟我就回来！”

10分钟不到，面带笑容的卫勃回来了。

他说：“我和其他兄弟们商量了，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来的安排彩排，至于明天正式开庭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梅汝璈说：“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目前都等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拍照报道，而这些报道传回国内，广大民众甚至会责难我的软弱无能，所以我绝不出席彩排。至于我自己，我要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如果不支持，我辞职，请另外派人。”说完，梅汝璈决绝地朝门外走去。

卫勃神情十分焦急，拦住梅汝璈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就来！”此刻，法官预演的彩排已经被推迟了将近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儿不耐烦。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

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梅汝璈的坚持非常必要，他不能后退，更不能妥协。这件事和个人荣辱无关，法官坐次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至于法官坐次的最初安排究竟是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意思，还是卫勃庭长自己的意思，就成了一个永远也无法破解的谜了。

我们在梅汝璈当天晚上的日记里，发现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在酒吧间里，遇到庭长老卫，他说，“明天是我们‘开张大吉’的日子，早点睡觉吧”。我们相顾一笑。

好戏开场

《梅汝璈日记》：“5月3日，星期五，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演的第一天，也就是我参加的这出历史性戏剧的第一幕。”

矗立在法庭门口的牌子上用英文写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TRI-BUNAL，FAR EAST）。

在东京销路很大的《朝日新闻》记者对法庭环境是这样描写的：

红色、白色的杜鹃花，在土堤青草中吐露芳香，一条混凝土坡道沿着路基往上盘旋，这就是通往东京法庭的道路。昔日得志猖狂，如今一枕黄粱，战败后的第一年，晚春初夏时节，市谷高地就迎来了“末日审判”。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在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威利斯美军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军道奇客车停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8点50分，从车上下来第一个踩到混凝土地面的是曾经担任过关东军总司令的南次郎。紧跟在他后面的是曾经发表过“广田三原则”并起草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的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第6个下来的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松井石根。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身穿国民服、头戴神官式国民帽的东条英机。这条通向法庭的路他再熟悉不过了，当年，只要他一出现，大门两侧的军官与士兵就会向他致敬。而如今，这里物是人非，不知他心中作何感想。

被起诉的战犯共28人，但从囚车上下来的只有26人，另外两人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在这天早上从泰国曼谷的美军战俘营起运，他们将被直接押送到法庭。《朝日新闻》记者对战犯们的出现做了一个绝妙的描述：“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厅是正方形的，大厅的空间很高，大厅正面高台上是法官席。法官席前面设有斜面站台，供检察官和辩护人发言。法官席右侧是辩护人主席团席，左侧是检察官席和证人席。正对法官席的厅壁是被告席及辩护人席。另外还有记者席与旁听席。根据《法庭宪章》规定，审判程序是这样安排的：

首先由代表盟国起诉方的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然后作认罪传讯。随后，法庭就进入正式庭审。庭审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检察方面起诉，提出证据，对质；

第二阶段，被告辩护方面辩护，提出反证，对质；

第三阶段，检察方和辩护方相互辩论；

第四阶段，检察方面进行最后陈述和请求法庭量刑。

辩护方面的最后申诉结束后，法庭就进入最后阶段，由法官闭庭进行内部讨论，起草判决书，量刑，最后是宣判。这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审判程序，这个程序的最大特点就是充分照顾到了被告的权利。

5月3日上午11点14分，首席检察官季南率领盟国检察团首先进入法庭，接着，是日本战犯被押进法庭。当法庭执行官高声宣布开庭的时候，法庭里的所有人起立，迎候法官入场。

卫勃率领全体法官出现在法庭上，梅汝璈坐在卫勃的左侧。这个位置很显著，便于和庭长直接交换意见。在以后的庭审中，梅汝璈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梅汝璈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在法庭上的心情：

虽然每个法官桌上都摆着一张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这些照片是依照他们的坐次排列的，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脸的土肥原。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一般。

其次便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呀，这简直就是一个驯服的像绵羊似的老好人，看到他，我想起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恰当没有。

面对着我面前的这一群战犯使我内心发生无限愤恨，无限感触。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国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手中。

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今天是机器真正开动的一天，我希望一切从此急转直下，不再延宕。想到这里，我感到说不出的愉快。

但是，尽管一个法官有着良好的愿望，审判的进程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程漫长得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以至于后来当人们提起这场世纪大审判的时候，经常形容其为“就像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

庭长卫勃在一片相机快门的按动声里致开庭词。他语调平稳柔和地说，在来到这里之前，各位法官签署了一份宣誓书，要无所畏惧地、不受外界影响地进行审判。

“这次在本法庭上受到起诉的各个被告，都是过去十几年日本国运极盛之时的国家领导人，有首相、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不管被告们过去有过多么高的地位，他们能享受的待遇并不因此而和一个最贫穷的日本士兵有什么两样。”

卫勃接着说，我们可以向被告保证，根据你们被起诉罪状的数量和性质，本法庭将对所提出的证据和所适用的法令进行最慎重的审查。卫勃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向法庭介绍了各国检察官，接着，他请求法庭允许他开始宣读起诉书。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季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出事了。

装疯闹剧

坐在被告席最上面一排的大川周明突然伸手照着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他拍打的声音很大，表情僵硬的东条回过头去，裂着嘴苦笑了一下。法庭里的人都笑了。在这之前，大川周明已经打过东条英机一巴掌，但快速而隐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来得太突然，法庭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被告席的上面。反应敏捷的摄影师迅速捕捉到了这个画面。

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文人中最狂妄的宣传家和煽动家，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分子，长期从事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研究。他曾经杜撰神话说：“既然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所以它的神圣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他还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鼓吹者，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被人称为日本的戈培尔，绰号“大东亚雄辩家”。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特别是近卫文麿自杀后，据说受了刺激，神志恍惚。在5月3日上午开庭前，大川周明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认为他目前的精神状况不适于接受审判，请求做精神鉴定。但这个申请被法庭驳回了。

在当天上午的庭审中，大川周明的反常举止引起了美国宪兵的注意。他光着脚，不断扭动着身子，拖着长长的鼻涕，神情怪异多端。下午再次开庭不久，又发生了大川打东条的事情。庭长下令让宪兵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大川周明一边挣扎一边高声叫喊：“我要杀死东条！杀死东条！”庭长卫勃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宣布休庭。

一个敏感的日本记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第一天曾经作过这样的比喻：“看吧，有好戏，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在梅汝璈日记中，记录了法官们回到法庭旁边的会议室里的情景：

我们退出后便到了会议室，一面喝咖啡，一面讨论大川的问题。结果是通过了（大川周明律师的）申请，允许把他押回巢鸭监狱，由法院指定两个医生检验他的神经和身体状态，看他是否适于到庭受审。

第二天，卫勃庭长一开庭就宣布了法官们的意见，准许被告大川周明退庭去做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所做检查认定他患有精神病。法庭决定暂时终止对大川周明的审讯，保留在他康复后的审讯权力。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当时我是装的。”他说，“我怎么能让美国人看出破绽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美国军医才被我骗过的。”

但是，梅汝璈却以深邃的目光保持了一份清醒，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大川周明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在东条后面坐的是大川周明，他装有神经病，时时作想骚扰的样子。他是26名被告中表演得最滑稽和最引人注意的一个。”

在梅汝璈1962年开始写作的回忆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对于大川周明法庭前后的阴谋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大川周明的闹剧过去了，检察方面继续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很长，用了两个庭审日才读完。

5月6日，星期一，法庭上午9点半开庭，由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向法庭介绍了为被告辩护的律师团成员。被告辩护组织庞大和辩护律师的众多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大特点，这也直接导致了审判时间被拖得很长，而且，从事后对这段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是日本辩护团在开始进行辩护时的既定方针：拖延战略。

由于法庭采用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而日本是大陆法系国家，日本战犯辩护团还特别要求法庭为他们的当事人配备熟悉英美法诉讼程序的律师参加。盟军总部批准了他们的这一要求，由美国陆军部为每个被告义务派遣了一名或两名美国现役军人律师参加辩护。

初次交锋

当法庭准备按照既定程序进行“认罪传讯”时，穿着日本军靴的辩护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突然站起来给了庭长卫勃当头一棒。

他要求庭长卫勃回避。这是一个炸弹式的动议，也是日本战犯辩护团早有预谋的蓄意攻击。法庭气氛一下子变得骤然紧张起来。

清濑一郎大声说：“我首先谈对庭长卫勃阁下的回避理由。”

卫勃问：“什么理由？”清濑一郎说：“我们知道，卫勃先生曾经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因此，你已经丧失了公正客观的立场。”卫勃马上说：“我认为我在新几内亚和其他地方作的调查和我作为审判长坐在这里，没有关系。本法庭宣布休庭。”话音未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夺过清濑一郎的话筒说：“要是对法庭有反对意见，应该用书面形式提出。”季南的情绪非常激动，他认为口头辩论毫无道理。但清濑一郎坚持讲话，要求卫勃回避。卫勃打断了清濑一郎的发言，不让他再讲下去：“我不和你讲条件，现在休庭，要是其他法官想听这种议论，休息之后再来，我不来。”说完，卫勃火冒三丈地离开法庭。

清濑一郎说得没错，卫勃在来东京之前，的确曾经主持调查了新几内亚日军犯罪事实，而且对日本人在那个地区所犯下的暴行了解很多。

梅汝璈的日记记述了法官们在退庭之后发生的事情：

老卫声明，这件事关系到他个人，他愿意听候法官同事们的开会裁决，开会的时候他将回避。我们退到会议室。大家神经都很紧张，尤其是清濑一郎似乎说过他对每个法官都有攻击及异议。

讨论时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很是热烈，但我不能宣布或泄露会议上任何法官（我自己除外）的意见，因为这是违背誓约的。我们在紧张的空气中讨论的结果是：根据法庭宪章第二条，法官们是由盟军最高统帅依照各国政府的推荐而任命的。既然如此，我们法官们自然没有任何权力决定我们自己之中任何人的任免或是回避。这件事决定以后，我们请老卫来出席，把结果通知他。

法庭重新开庭，法官代表把法官会议的结果通知了在场的人，于是卫勃回到庭长座位，继续主持审判。由清濑一郎发起的攻击被暂时挫败了。

法庭对被告作“认罪传讯”。这是英美法中为了使审判成立的必要程序，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要是被告承认有罪，就不需要法庭调查和辩论，直接量刑；要是被告认为自己无罪，法庭就开始审判。

按照战犯名字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第一个回答的是荒木贞夫。荒木贞夫，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陆军大臣，1931年，他直接参与了阴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卫勃问道：“被告荒木贞夫，你承认有罪还是无罪？”

荒木贞夫要求由他的律师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卫勃坚持说必须由被告自己回答。荒木贞夫迟疑了片刻说：“我已经阅读了起诉书，同时知道我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有关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对和平以及人性的犯罪，荒木我在70年的生涯中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梅汝璈看到荒木贞夫拉开架式像要进行长篇大论的演说，就立刻对卫勃说：“赶快制止他！”卫勃当即打断了荒木贞夫的话说：“现在不是演说的时候，你只需要回答有罪或者无罪。”

“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我是无罪的。”

东条英机是第26个被叫起来的。他说：“对（我）的全部指控，我，认为（我）无罪。”

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是无罪的。但是，理直气壮说自己无罪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逃避审判。一个日本记者的报道说明了当时日本人的矛盾心情：“按日本人的想法，罪行那么明显，还要在认罪传讯时宣称无罪，很容易被人看成耻辱。”

但日本辩护团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认罪传讯结束后几乎立刻就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这次他们对“法庭的司法管辖权”的“破坏和平罪”和“个人该不该承担战争责任”提出了强烈质疑。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

所谓“司法管辖权”，就是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没有资格和权力对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破坏和平罪等三大罪行进行审判。

首席检察官季南对日本辩护团的发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他提醒人们：“同盟国是用武力结束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而且日本也是1919年《凡尔赛条约》缔约国，在那个国际条约中，明白无误地规定了侵略战争构成对人类的国际犯罪。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然有资格对日本战犯进行指控并进行审判。如果你们还不清楚，那就去读读《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至于个人，在处罚所有战争犯罪行径中，包括审判战争的指导者，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1946年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开始程序就此结束。

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日本观众席在审判中每一天都座无虚席，从来没有一个座位空着。日本人要想得到一张旁听券相当困难，日本外务省除了每天发给每名被告家属两张旁听券之外，其余的每天早上按排队顺序发给希望旁听的人，发完为止。有许多人为了能够旁听审判，就头一天下午或晚上开始排队。

一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旁听券洛阳纸贵，甚至还出现了黑市倒票现象，特别是在东条英机受审的那些天，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竟然卖到了800日元一张。而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月薪也只有500日元的样子。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大戏正式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