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核の男儿：从东京审判闹剧看日本战犯大川周明的“疯狂”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现场庄严肃穆，这里承载着对二战战犯正义审判的重任。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本应严肃的场合，却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日本甲级战犯大川周明，这位在二战期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物，突然在被告席上“发病”。他先是不停地挠着自己的光头，随后，趁人不备，猛地一巴掌拍在了前面东条英机的后脑勺上，一边拍还一边大喊：“我要杀了你！”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瞬间打破了法庭的秩序，现场一片哗然。

大川周明的行为还不止于此，他时而裸露身体，时而大声喧哗，用德语高呼“过来，印度人” 。他的种种疯狂行径，让整个法庭乱作一团，审判不得不暂时中断。这一闹剧般的场景，也成为了东京审判历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荒诞瞬间，而大川周明这个名字，也因这一事件被更多人知晓。但这看似疯狂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他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经历呢？让我们一同走进大川周明的一生。

1886年12月6日，大川周明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酒田市的一个医生世家，其祖先是世代传承“大川修研”姓氏的医者。这样的家庭背景，本可能让他走上从医之路，但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截然不同的轨迹。

在庄内中学求学期间，大川周明师从庄内藩儒学家角田利继。角田利继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为大川周明打开了一扇新的知识大门，让他在这个时期打下了坚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与此同时，他反复阅读《南州王子逸文》，这本书是庄内地区的人编纂的西乡隆盛遗作。西乡隆盛批判明治政府的精神，深深触动了大川周明的内心，在他年轻的心中种下了叛逆与变革的种子。

西乡隆盛

进入第五高中就读时，大川周明展现出了他性格中大胆的一面。他主导了“栗野事件”，这是一起关于校方入学考试舞弊的事件。大川周明敢于站出来揭露学校的黑暗面，这种不畏强权的精神，也贯穿了他后来的人生。

1911年，大川周明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他主修吠陀文学和古印度哲学。在大学期间，他对古代圣贤的言行进行了深入的思索，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他陷入了苦恼与失落之中。为了寻求内心的解脱，他开始寻求基督的救赎。1913年，应堂会创始人松村怀石的请求，大川周明试图出版一本列举历代天皇功绩的书《列王传》，然而最终没有成功。不久之后，他对基督教会轻视物质、呼吁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虚假道德观感到愤怒，毅然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

东京帝国大学

此后，大川周明开始“拜马克思为师”，深入探究爱默生、但丁、黑格尔等西方古典哲学。但兜兜转转之后，他又回归到印度哲学，并深深陷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现出了对知识强烈的渴望和对不同思想的包容与探索精神，而这些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也为他日后极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学生时代，大川周明就展现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梵语，尤其精通阿拉伯语。这一语言优势，不仅让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更为他日后参与政治活动，传播极端思想提供了便利。

大学毕业后的大川周明，开始积极支持印度独立运动。他被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精神所打动，认为印度人民应该摆脱英国的殖民枷锁，获得独立和自由。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他积极参与到印度独立运动中。

大川周明曾一度在家中收留拉什比哈里·鲍斯和希拉兰巴·古普塔，这两位都是印度独立活动家。他与他们密切交往，深入了解印度独立运动的现状和需求。为了更好地支持印度独立运动，他还撰写了《印度民族运动的现状和起源》，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印度的独立诉求。

他的这些举动，受到了满铁首任董事长后藤新平的高度评价。后藤新平看中了大川周明在殖民地问题研究上的才能和热情，将他招入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担任科长一职。这一机会，让大川周明正式踏入了政治舞台，也为他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工作期间，大川周明开始将自己的思想与政治实践相结合。他利用自己的职位，深入研究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理论支持。他逐渐意识到，要实现自己心中所谓的“亚洲解放”，仅仅依靠理论宣传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政治和军事力量。

1918年，大川周明正式在满铁调查部供职，从此开启了他在满铁长达十余年的任职生涯。1919年，他出任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课长，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翌年便被提拔为东亚经济调查局编辑课长。在这期间，他不仅在工作上取得了晋升，更在思想上逐渐走向极端。

1920年，大川周明与北一辉、满川龟太郎等组成犹存社。犹存社是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法西斯运动在日本的兴起。犹存社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核心经典，秘密印发，致力于法西斯“国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来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大川周明在犹存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为法西斯思想的传播摇旗呐喊。

1925年，大川周明以“特许殖民会社制度研究”为论文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这一学位的获得，不仅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让他在日本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此后，他在满铁的职位不断晋升，从调查课长陆续晋升到主事、局长。1929年，调查局从满铁分离，大川周明出任理事长。

在满铁任职期间，大川周明对内主张建立军部法西斯主义统治，他认为只有通过军部的绝对权威，才能实现日本的国家改造和对外扩张。他积极与军部上层的幕僚将校接近，为他们提供理论支持和战略建议。对外，他则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声称要将亚洲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由日本来主导亚洲的事务。但实际上，他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不过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幌子，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满足日本的野心，将亚洲各国纳入日本的统治范围。

他还与樱会骨干勾结，参与策划了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这两次事件都是日本法西斯势力试图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行动，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却反映了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对日本政治的深刻影响，以及他们为实现法西斯统治不择手段的决心。

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大川周明也在这股浪潮中越陷越深。1931年，他与桥本欣五郎为首的少壮军人组织“樱会”，积极策划各种法西斯活动。“樱会”的成员大多是日本军队中的少壮派军官，他们对日本当时的政治现状不满，企图通过政变等手段，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法西斯政权。大川周明作为“樱会”的重要支持者和策划者，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理论支持。

1932年，大川周明因参与五一五事件而被日本当局逮捕。五一五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势力发动的一次武装政变，他们企图刺杀首相犬养毅，推翻政党内阁，建立法西斯政权。虽然这次政变最终没有成功，但却对日本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川周明在事件中为政变者提供资金等支持，因此被判处5年徒刑。

在狱中，大川周明并没有反思自己的罪行，反而继续坚持自己的法西斯思想。他利用在狱中服刑的时间，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撰写了一系列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和书籍。1937年10月13日，大川周明获假释出狱。出狱后的他，并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参与各种法西斯活动。

1939年，大川周明担任法政大学大陆部长，他利用这一职位，在学校里宣扬法西斯主义思想，毒害了一大批青年学生。他在课堂上鼓吹战争，美化侵略，将日本的对外扩张说成是“正义的行为”，是为了实现亚洲的“共同繁荣”。他的这些言论，对当时日本的青年一代产生了极大的误导，让他们陷入了法西斯主义的狂热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川周明作为远东军事法庭第三批被捕的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民间人士，接受了正义的审判。他被指控为日本种族主义理论的首要鼓吹者，在近二十年间，撰写了多篇鼓吹对外侵略的文章，包括《论独立后之满洲国应归属日本》《论日本国土扩张以中国为目标》等，并主编了《大和民族优越性论》及《日本主导亚洲论》，后者被日本文部省指定为中学生及大学生的必读教材。他的这些理论，成为了日本对外侵略的意识形态工具和行动蓝图，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在审判期间，大川周明却上演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装疯闹剧。从1946年5月3日庭审开始，他就不时出现神志不清、行为异常的情况。他在法庭上裸露身体，大声喧哗，掌击同案被告东条英机的头部，高呼德语口号，这些行为让法庭的审判进程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鉴于大川周明的异常行为，法庭指定的医学专家对他进行了鉴定。最终，鉴定结果认为他患有梅毒引起的精神疾病。审判团主席大法官威廉·韦伯爵士遂命宪兵将其带出法庭，并最终决定放弃了对大川周明的起诉。1947年4月9日，大川周明被正式不起诉。

然而，从审判一开始，大川周明就声称该法庭是一出闹剧，不值得称其为合法的法庭。因此，众多人始终坚信，他只是在审判期间装疯，从而达到释放的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解散次日，他被盟军释放，且此后精神恢复正常，这更加证实了人们的怀疑。甚至在临终前，大川周明向记者坦承：“我是装的。”这一装疯逃脱审判的事件，成为了国际司法史上的一个耻辱，也让人们看到了日本战犯为了逃避惩罚，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

被释放后的大川周明，由于梅毒性精神病导致他的精神不稳定，从监狱转到驻日美军医院，随后又转院到东京大学医院及东京都立松泽医院。在医院的这段时间里，他开始翻译《古兰经》。他虽然阿拉伯文懂得不多，但却通过综合中、英、法、德四语言译本，最终完成了《古兰经》的翻译工作，成为第一位完整翻译《古兰经》的日本人。

1957年12月24日，大川周明死于日本东京，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的死，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同情，反而让人们对他的罪行有了更深刻的反思。他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他的思想和行为，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大川周明的一生，是充满罪恶与疯狂的一生。他从一个追求知识和真理的青年，逐渐沦为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这其中既有他个人思想的扭曲，也有当时日本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危害，以及对战争罪犯进行正义审判的重要性。只有铭记历史，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让世界永远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