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雪萍口述1：我直到和张学思在延安结婚，才知道他是张作霖儿子

我是广西苍梧人，我本来姓李，还不记事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我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没法生活，就把我送给梧州一个姓谢的亲戚，所以我后来就姓谢了。

我原来只有个小名叫阿间，到了谢家才有了大名，谢家本来是梧州很有名的商户，但是后来男人去世，家里就变得很穷了，我的养母就要把我嫁给人家做小老婆。我那时候十三四岁，知道了就不干了，就从广西梧州跑到广州，到广东纺织厂做工人打工，我还去过香港打工。

这时候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谢雪萍，为什么叫雪萍呢？就是我不在这里待着了，我要远走，像浮萍一样漂泊异乡，去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广东纺织厂在广东是有名的，规模很大，有好几个车间。工厂旁边就是廖仲恺的工人夜校，那时候没文化，就上夜校去学习。夜校里有好多刊物，因为廖仲恺也是老革命者，所以那里的好多刊物都是比较进步的。

当时有一个叫邹韬奋的，是个很有名的文化人，他办了个刊物叫《激流》，是一本进步刊物，刊登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广告，我就看到了，但是当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

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把我们工厂给炸了，被炸时我就在工厂里面。工厂被炸停工了，我没地方去，到哪去生活呢？就想起《激流》上面的这个广告了。

一看，它是到哪报名呢？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这时候国共已经合作了。

我说这个地方挺好的，去看看，就拿着这本杂志去一问呢，你只要有路费，自己到那以后，又管吃又管住，又管学习。哎哟，我一听高兴死了。去延安就是这么回事，奔生活嘛，这是1938年的事，我18岁。

我就到处想办法弄这个旅费，正好那时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干哥哥，他和我堂姐正处对象，他俩也要去，我没多少钱，他们就给我凑点。还有干哥哥的三个同事，一共六个人一起去了延安。广州办事处给我们开了一个条子，不然去了西安人家不接待。

广州那时候被日军轰炸得很厉害，途中经过武汉，武汉也一样被炸，最后到了西安。

从广州一路坐火车到的西安，到西安办事处还得办手续，在那个地方过了一下，很简单地问你到哪去。办过手续以后就步行去延安。那时，国民党在去延安的路上设了好多防线，但审查的还不是太严。

从西安到三原有汽车，但是过了三原就没有车了，只能走路。我是穿着皮鞋走到延安的，不是现在咱们这种皮鞋，那个只有底是皮的，那就算比较好的了。到延安就再没有穿皮鞋了，只穿布鞋了。

我还提了一个藤箱子，广东人出门都是拎那种箱子，是藤编的。穿着旗袍，那会儿广东的女孩子很少穿裤子、短衣服，都穿旗袍。

这路就走得难哪，慢慢走呗，头一天走得脚疼得不得了，头一天最难过，走过三天以后就稍微好点。

走到延安的时候正好是"九一八"那天，我对这个日子印象很深，因为后来又认识张学思了。

到延安以后，我们六个人，男的就分到男队去了，我被分到抗大二大队。

到了延安很新鲜，在广东是住板床，到延安住窑洞，夏天比较凉快，冬天很暖和。

一个窑洞一个炕，一进门就是炕，晚上要挤十几个人。对面一扇窗户连着一个门，桌子、凳子什么都没有，炕上连稻草都没有，好在我们去的时候都带了很少一点铺盖。对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大学生、大小姐，这个条件很艰苦，对我无所谓，什么情况都能过。

这里就不像广州那么热闹了，广州物资比较丰富点，延安比较贫乏，也有小饭馆，很小，里面吃得也很简单，好点的就是红烧肉、"三不沾"。对我来讲无所谓，没有钱也没去过，我在广州也不下馆子，到延安更不去。有的人刚到延安时还有几个钱，后来也都花光了。

就是吃的不习惯，因为南方人都吃米饭，不吃窝头、馒头、小米饭，我在延安没见过大米，不过慢慢也就习惯了。

晚上在延河边散步，一批一批的。心情很开阔，没什么压抑，人人都一样，也不用想明天会不会饿肚子。来的差不多都是知识分子，像我这样没文化的比较少。

到了10月，国民党反共的形势越来越紧，当时在延安你是来去自由的，你来就来了，你不高兴就可以走。

于是那几位不想待了，为什么呢？他们觉得生活太凄苦。延安都是吃小米，咱们南方人没吃过小米，怎么进去怎么出来，他们受不了就要走，还让我跟他们一块走。我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个有吃、有喝、有住的地儿了，怎么能走呢。

他们几个就走了，从那以后一直都没有消息。

六个人里还有一个没有走，但是后来不知道哪去了，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从延安分开以后再没见过，也一直都没有消息。

到了80年代，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把我选到了主席团里去了，当年离开延安不知去向的堂姐看到我的名字，就写信给我，意思说你原来不过是个工人，现在怎么怎么着了。我一看就火了，就老实不客气地给她回了封信，我说没错，过去是工人现在也是工人。

到1939年，日本飞机就轰炸延安了。

这时我们原来的抗大二大队变成女生队，没多久又变了，把女生统统分散，有分到卫校的，有分到前方的，分到哪的都有。但是留下两个女生队，这就是五大队，下辖女生一队、女生二队。

本来我要求上卫校，我觉得当卫生兵马上就可以上前线，可是组织上没那么安排，安排我到五大队的女生二队。延安抗大时后来的女生队，就是五大队的一队和二队。

我当时几次要求上前线都没有被批准，后来才明白是有意地留下一些人，不是谁要求上前方都立马就批。我是1939年6月在女大入党，介绍人是女生二队队长郑玉雯和指导员王修竹，候补期三个月，当时谈话和发展的过程很细。新中国成立后王修竹到了广州工作，郑玉雯没等到全国解放就过世了。

五大队大队长叫庄振风，后来去海南了，是琼崖纵队的领导，挺有名的。他在延安时叫庄振风，到海南以后，名字改叫庄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一个同志在海南工作，他认识庄振风，我跟他说庄振风当过我的五大队大队长。前几年，他的女儿来看过我。

大概到了1939年的八九月份，王明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五大队这两个女生队，都调到女大去，我们就成了女大的学生，不再是抗大学生。

女大编成了高级班和初级班，高级班是有过工作经验的，或者学历、知识比较高一点，一共编了两个班。其他人都编到普通班，分了三个班，我被编到普通班三班，同学都叫我小广东。

我年纪小，不懂事，傻丫头一个。听课时，开始大半年到一年都是白听，听不懂啊。

一个叫陈明智的北大学生，和我在一个班，她教我北京话，就教"西直门外"这四个字，我学了多久？三个月都不止，就是绕不过来这个词儿。所以当时听课听什么？一大半时间都是胡听，根本听不懂，都不知道那普通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听都听不懂那说话就更差了，很难啊。

陈明智"八一五"后到了沈阳，她丈夫是辽宁省财经一把手，那时候大部分干部都是从延安过来的。

但是白听我也硬着头皮听，不学怎么办呢？到后来也还是听得半懂，什么叫半懂？人家说敌后怎么怎么回事，我就问敌后是在哪呢？在日本跟咱们打仗那地儿。日本跟咱们打仗的地有多远呢？啥都闹不清。

为什么干哥哥那些人跑掉了呢？听也听不懂，吃也吃不了，受什么罪啊，干脆走吧。我能坚持下来，是因为没地方去。所以有的时候啊，大浪潮底下，好多事都是逼出来的。

一个时代来了，浪淘沙就是这么淘的。

冼星海在女大给我们上课，他写《黄河大合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练我们在唱，所以他在女大挨个听过我们唱。

当时很多小孩去音乐学院去学唱歌、跳舞，我也很想去，就跟他说我想唱歌行不行，能不能到鲁艺去？他说不行，你的调子是变调的，声调很不稳。

他是广东人，人很和蔼，跟他说话我能听得懂。

在女大期间，学习马列主义、政治学、经济学，敌后形势、军事知识。除了学习以外，我们就是开荒，种地啊，挺热闹的，纺线我也会，没事就干这些活。那会儿经济上很紧张，国民党搞封锁，物资进入边区比较困难。

校长王明知道女同志睡土炕比较寒，对女同志不利，他就让人在土炕上铺几条板子，一个炕睡一个班十几个人。

他经常开会作报告，个不高，口才好，说话一套套的，挺能讲的。

毛主席、总理都给我们讲过大课，就是在大礼堂或广场作大报告。当时都见过。那会儿的保卫没有那么严格，都很普通，王家坪也没那么严禁，说守卫不许人进啊，没那事。

听大课时，一个铺盖卷背上，到那往地上一坐，就是连凳子带课堂全有了。那时毛主席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裤子，实实在在的。没有物资啊，经济上很困难，连穿衣服都有困难，那会儿出门能有匹马就了不得了，刚开始还骑毛驴呢。

成立女大，王明当时可能有个想法，因为在延安光棍很多。他就做公开大课，每个星期，或者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请一些前方回来的人物，或者是高级领导干部来作报告。

作报告的时候是开放式的，女大的学生听课，延安的干部也可以随便去听，其他学校的学员也可以一起来听课，如抗大的、马列学院的、党校的都可以来听课，有些是去听课的，有些就是去找对象了，说白了就这么回事。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傻瓜，当时不明白这事，听课就是学习呗，我们就抱了个上课的心，没什么感觉，也不会想其他的。

有一天，我们班一个叫顾红的同学问我，说你想不想去新市场？我说去，星期天去吧，正好我本子没有了。

那会儿，一个月大概有一块钱生活费，吃喝学校里都有了，没啥需要花钱的地方，但是学习的东西还需要买点。

新市场在延安城南，宝塔山的下面。女大是在清凉山的山坡上，底下是延水河。我们下了山，刚刚要过延水河的时候，就看见从延安城的北门那边，跑过来一匹马，马上的人穿灰军装过来了就跟顾红招手，说你们上哪去？顾红说上新市场去，他俩一问一答的我也没在意，那个人听到后骑着马掉头就飞奔走了。

到新市场了，我正在那看东西呢，一扭头，呦，后面有个人牵着匹马，挺年轻的一个军人，穿得很整齐，在后面一站，也不说话，仔细一看就是刚才那个骑马的人。

我那个同学也没注意，我觉得特奇怪，就抻抻她。她一回头，啊，张昉，叫他一声，他俩人说上话了。他俩唠了一会儿，顾红就介绍，说这是我同学小广东，这是张昉。

我也不知道张昉是谁，就点点头。

他就问你们干吗来啊？我同学一指我，她要买本子。

我要买本子？呵！是她问我去不去，现在变成了我要买本子了。张昉说不用买，我那窑洞里有的是。我就愣了，怎么回事啊。再一说我才知道，这个张昉是抗大东干队的队长，住在宝塔山上，新市场就在这个山下。他说上我窑洞里拿去，有的是。我这个同学就说，哎呀去啊，去啊，他就住在山上。于是他不由分说，把我拉上了他的马，让我和他一起骑一匹马，就到他窑洞去了。他是干部有一个自己的窑洞，去了也没事，瞎聊一阵子，拿了俩本子走人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过了一个星期，我有天从山上下来去吃饭，去食堂的路上必须经过总务处的门口。走到那就看见一个人在门框那跷着脚往山上看，我仔细一看，呦，这不是那天那个姓张的人，我就下来跑到跟前。他一看到我就使劲叫我，干吗去啊？我说吃饭去啊。不要去，不要去，咱们出去吃。

出去吃？我在延安没出去吃过饭，都不知道外面咋回事，心想这人真逗。我说你干吗哪，等什么人啊？他说不等什么人，就等你啊。

我奇怪了，等我，干吗等我呀？他说我请你吃饭。

那会儿人挺馋的，有饭就吃呗，管他什么事呢，就吃饭去了，就去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饭铺。他说第一次请你吃饭，你是广东人爱吃什么？

吃饭时就要这个要那个，我都不懂。他说，哎，要一个法国面包。我一听这名字，什么叫法国面包？不明白，等端上来一看，什么法国面包啊，就是馒头片裹鸡蛋炸了一下。我就笑了，哎哟，这就叫法国面包？这个挺好做的嘛。

他就开玩笑说，哎，挺好做的？那你天天给我做啊？我一听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吃完饭，我就走了。

第二个星期他还在那等着，还去那吃饭去，这么一来二去，我说这怎么一回事啊？不明白了，我就去问我那个同学顾红，到底咋意思？

顾红就告诉我了，怎么回事呢，她说有一天啊，他在听课的时候看见你，跟你说话，但你爱理不理的。我说什么时候，想不起来。你想不起来？有一天，好早了的，你在那看画报。哦，我想起来了，是有一天，因为去听大课总是要在那等一会儿，这时候没事做，我就从图书馆借了画报，抱着来在上大课之前看。看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在旁边问这问那，我也爱搭理不搭理的，都没看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我先占了个位置，他是后来的，就和我坐在一条长板凳上，那时条件很简陋的，都是长条的板凳。我说，噢，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回事儿。

但是她说那个人啊，以后每次听大课都在那个地方等着你，但是怎么等你这个人也不来了。

我是不会经常坐同一个地方的，今天我坐这儿，下次我就不坐这儿了。这位呢，每次去就坐那等着，可是等不着了。

有一次下课了，他看见顾红，他们都是东北老乡，他就问她认不认识我？他描述了一番，认识啊，是我一个班的啊，还住在一个窑洞的啊。他一听可高兴了，就求她，你帮我认识认识，两个人就设了这么个局，那次我能去新市场，原来是他们设的局。那天他在总务科窑洞门口等了我好半天呢，也都是他们事先说好的，只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和张学思就是这么认识了，这时候是1940年。

我对这个张昉（注：抗战时张学思化名）印象很好的，觉得他是个挺英俊的人，又很美，又很直，一副非常正派的军人架势。而且人家很诚心，从第一次见面就一直追你下来，你还怎么说？第一次人家在你跟前坐着，以后每次来，都在原地空等半天，以后人家又想办法把你认识，人嘛，都是有感情的。

而且第一次吃饭人家就表白了，那个法国面包，我记得很清楚的，我一吃，呦，这不就是馒头裹上鸡蛋炸一下，这就叫法国面包了，这不挺好做的吗？啊？挺好做，那你天天给我做。他一说我心里一愣，我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直？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他那不是明明白白地有意思在这里面，你天天给我做那是什么意思，谁能天天做啊，你不是他家人能天天给他做吗？我说这人说话这么直白啊，能这么说啊？只有心里想但我没说出来。

我觉得这个人还挺不错，挺直的挺好的，这么一来二去就聊出感情了。

他还请我吃过蒸鸡蛋羹，那里叫"三不沾"，是当时延安的一道名菜，"三不沾"是陕北话，反正比较油，那是干部的菜。

我们结婚以后，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忠诚家庭的，没什么乱七八糟、见异思迁那种事，他不是那种人，真是挺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喜欢他。

直到结婚了我才知道他是张作霖的儿子，以前根本不知道。他给我看他母亲从香港来的信，我都没有回味过来他是谁。人家都跟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就行了，别的不知道了。

到后来知道了，也不用问了，反正共产党员一切就交给党组织，知道不知道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干脆就不问。

张学思17岁就是共产党员了，这个人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1940年，大约六七月吧，从女大一起调了五个女同学，都是他们队上干部的爱人，调到了他们东干队。东北干部队里的都是东北人，是专门准备打回东北去的。八十多个人，人不多，有东北大学的学生，还有少数是张学良的下级军官，张学良不是被扣了嘛，他的一些下级军官就跑到这边来了。

准备整队开赴冀中，冀中包括现在的北京周围这一大片，叫冀中平原。最初的想法并不是到冀中，是先到华北，然后通过华北再奔东北去，打回老家去嘛。

当时冀中的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回延安了，汇报工作，东工委的刘澜波等一些人也在延安。我们要出发了，9月6号下午，张学思叫我和他去见几个人，这时同去的还有高存信和白竟凡，这次吃饭是我和竟凡第一次见面认识，对东干队的人包括高存信等我也不熟悉。我们四个人一同来到了大队的总部，当时见到了从晋察冀边区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舒同、孙志远、李延禄、刘澜波等领导，见面会由中央组织部主持，舒同和孙志远介绍了敌后根据地的情况。

晚上他们请我们四个吃饭，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请吃会餐更是很少有的，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与兴奋。

吃饭时就说这次是给你们送行了，也是为你们祝贺了，你们的婚姻中央已经批准了，这一餐饭就是全包了意思。那时，在延安，青年们结婚都要履行组织手续，我们的结婚申请组织上批准了。

饭后在回队的路上，张、高二人就议论道：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们今晚就正式结婚吧，把事办了。说是"办事"也就把我和白竟凡同志的被褥分别搬到他们各自的宿舍。当时他们一个是队长一个是指导员，都有单独的窑洞。我们两位女同志都听他们的，搬过去就完事了。到了晚上，队里同学听说我们结婚的消息，都向我们起哄，说队长、指导员结婚，不请客怎么行啊。后来一了解还有三对同志结婚，干脆一起办理集体婚礼吧。

所以第二天就开了一个集体结婚的晚会，这个日子我记得，是1940年的9月7号，这天就是我们东干队几对新人结婚的日子。

都有谁呢，有队长有副队长有指导员有教员，一共五对新人结婚。几个媳妇都是从女大调过来的，挑媳妇的时候张学思是一个方法，大家是各有各的情况。

结婚的地方就是我们东干队宝塔山窑洞跟前儿的一块平地，平时大家出操点名的地方，用我们自己动手制作的桌椅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大圈。9月的时候正好是秋天，枣子、海棠，延安叫花红果，这些东西都下来了，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就摆上这些，买一些花生，再买点糖，还让炊事班的去买了些猪肉，改善一下伙食。这在当时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的延安，已经是相当丰富奢华了。

结婚典礼晚会由原东干队指导员徐健生主持，他首先代表组织上向大家宣布：张学思（队长）和谢雪萍、高存信（指导员）与白竞凡、陈剑飞（支委）和郝力宁、李长汉和李忠、罗文（副队长）和黎飞这五对新人经组织批准，正式结为夫妻、革命的伴侣，祝这五对新人共同进步、共同奋斗、白头偕老。

李长汉和李忠不是在延安相处的，他们早就认识。

在晚会上，同学们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有说相声的，有说快板的，有让我们讲恋爱经过的，热闹非凡，大家就是高兴啊，拉歌、讲故事，我们整个东干队队员就这么一块闹一下子，大家高兴，直到半夜才算散会。婚礼非常俭朴，但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从1940年至今七十多年过去了，我闭上眼睛仍然历历在目。

到延安，我是9月去的，张学思是10月去的，后来人家问我媒人，我说，我才搞明白真正的媒人还是张学良，他要不搞大团结，根本就没这档事。

但是在去敌后的路上就有一对分手了，最后坚持相伴一生的就只有三对，张、高、陈三家。

自从指导员高存信的夫人白竟凡去世以后，五对新人就剩我一个了，那些都走了。从那时候我就说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所以每年到这天都请你们后人来一块吃饭。现在每年的9月7日这几家能收集到的子弟们，我都请他们在一块吃饭，纪念我们的日子，怀念我们先辈，年年都有。

【谢雪萍（1920年—2022年4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德庆县，八路军女战士，是开国少将张学思夫人，张学良将军弟媳。谢雪萍刚记事时，父亲就暴病身亡，母亲逼迫改嫁，把她送给了姨家。14岁那年，她从家里逃到广州，到纺织厂做工。1938年经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的介绍，前往延安。1939年6月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天在延安与张学思结婚。1960年谢雪萍参与了景山学校建校筹备工作，并作为校领导在此工作了近二十年。1975年4月8日，海军召开了给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2000年6月10日携子女飞往美国夏威夷，与丈夫的大哥张学良会面。一年后再次到美国，为张学良庆祝101岁生日。2016年将张学思和张学思母亲的13件遗物捐赠到张氏帅府博物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22年4月8日谢雪萍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