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奇侠（上）—— 周总理称这一情报工作为“国宝”!

隐蔽战线的刀光剑影，一向比小说戏剧更传奇。而在日本侵华的硝烟弥漫中，一个满铁日本高官频频给延安发去重要情报，似乎更离奇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日本人就是潜伏在满铁的红色间谍中西功。

1930年，他在日本人一手创办的间谍学校与中共搭上了线。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他提前预警，“日军将在最近三个星期内的一个星期天爆发大东亚战争”。

1942年，被捕后的他面对审讯一再强调：“再过三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走出去。”三年后果然如愿。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的三年，他凭记忆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

中西功的潜伏与被捕，留下了一串传奇，也留下了更多待解的谜团。正如情报史专家郝在今所说，这是“一个超常成功的潜伏战例”，又是“一个超常损失的谍战案例”。

在东亚同文书院，日本青年中西功与中共搭上了线。

1942年6月16日凌晨，上海山阴路留青小筑，一名日本男子正在睡梦中。前一天，他刚从杭州归来，一路风尘。他已经许久没在家里好好睡个安稳觉，这一觉睡得有点沉。睡梦中，有人突然闯入家中，逮捕了他。

他叫中西功，作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上海事务所的实际掌权者，在彼时的日本军政界赫赫有名。奇怪的是，逮捕这位满铁高官的不是别人，竟是从日本远道而来的东京警视厅特高警察。警视厅已经悄悄关注了中西功好几年，这次为了抓捕他，甚至带来了东条英机亲自签署的逮捕令。

没错，日本满铁高级情报员中西功，还有另一个隐秘身份——中共上海情报科的红色间谍。一个日本人，凭什么愿意为中国共产党潜伏“敌营”、提供日方情报?追根溯源，还要回到1929年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这一年，日本三重县一个村长的儿子高中毕业，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书院学费、食宿费全免，对农村青年再合适不过。抱着留学念头的中西功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其实是日本间谍人才的培养基地。

1901年，以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为首的东亚同文会，创办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兴办之初，书院号称要培养“中国通”，加强“日清提携”。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书院培养的“中国通”或进入日军特务机关，或奔赴侵华前线充当翻译，纷纷成为侵略中国的走卒。

书院有一项传统，学生们在最后一学年，必须花费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到中国各地或东南亚进行旅行调查。截至1945年，4000多名日本学生的脚步纵横中国5000里，调查内容涵盖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民族关系、文化教育、社会风俗、交通地理，甚至边疆关防。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早年在东京留学时，搜集到这些史料，不由感慨：“在此之前，尚无哪一届中国政府，能够做到此点。”

他在研究中发现，调查报告完成后要一式五份，除书院和东亚同文会备份，还要向日军参谋本部、日本外务省和农商务省各呈一份。这样的旅行调查，无异于对中国的公开军事刺探，难怪有人将东亚同文书院视为与满铁齐名的日本间谍机构。

只是，日本军政当局恐怕想不到，在他们一手创办的间谍培养基地，中西功却和中国共产党搭上了线。

早在1925年，东亚同文书院内就成立了上海徐家汇区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把中西功等日本同学引入中共秘密战线的，是谜一样的中共党员王学文。

人们熟知的王学文，是研究《资本论》多年的经济学家。他著述等身，对自己做过的秘密工作却始终缄默不言。近年来，随着一批国内外隐蔽战线传奇人物的传记、回忆录相继问世，人们才惊讶地发现，王学文的大名频频出现。

“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红色情报员沈安娜走上潜伏之路，源于王学文“很有远见的一锤定音”。1934年夏，19岁的沈安娜正犹豫不决，不知该进速记学校学速记，还是去拍电影当明星。“舅舅”王学文说，不要去当什么电影明星，还是掌握速记技术好。毕业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机关谋一个职位，说不定还可以为党搜集情报。

说来也巧，沈安娜从速记学校毕业前，恰好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来招速记员。学校选派了她和两名男生去考试，沈安娜不愿到国民党衙门侍候官老爷。这时又是王学文“一锤定音”，让她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沈安娜的14年潜伏生涯由此开始。

被誉为“20世纪第一间谍”的理查德·佐尔格在中国上海期间，情报班底中有著名的“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其中一对就是王学文夫妇。据苏智良研究，“佐尔格经常向王学文请教各种学术问题。”

1939年，延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把不少日军战俘教育感化成了“日本八路”。王学文曾在工农学校负责讲授政治经济学，日本战俘香川孝志对他深入浅出的教学印象深刻。1980年，香川孝志写信给王学文：“先生把那么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初步理论讲解得那样通俗易懂，使日本士兵能够理解的功绩，除了说伟大之外，说不出别的话来。”

难怪香川孝志佩服，王学文15岁留学日本，师从日本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在日本足足生活学习了17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逆风暴而行，申请入党，带着导师借给的区区20日元，踏上回国之路。

进入同文书院第二年，中西功遇到了王学文。王学文在这个间谍培养基地，完成了最不可能的任务——引导、教育了一批日本进步青年，把他们从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发展成了中共的日籍情报员。

当时，中西功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王学文被邀请当研究会辅导员。中西功的回忆录对王学文最初的“启蒙和引导”着墨不多，还好有另一位日本同学西里龙夫的回忆：在王学文的指导下，1930年9月我们发起组织了“日支斗争同盟”。当然，这是个地下组织……王学文还对地下斗争的方式，包括技术上的一些细节问题给予我们具体指导。我们的口号是“反对侵略战争!日本军队撤回去!……”

从三重县农村来到上海大都市，中西功完全没料到，自己会同情“中国工人、农民同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然而，“中国和上海的现实无条件地迫使我改变了思想”。

他和同学们一起把传单藏在身上，举行“飞行集会”，支援中国人的游行或罢工;越过刺刀下的监视网，向日本海军驱逐舰和陆战队总部散发反战传单;利用日本人夜间可自由外出的特权，在日本士兵每天必经的街头，用沥青在墙上书写斗大的标语。几年后，中西功的长女在中国出生，时间正好是5月30日。中西功想起“五卅惨案”，要求妻子给女儿取名“五三子”，只因妻子拒不同意才未能实现。

中国问题“红人”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向同文书院提出，希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义勇队，协助作战。中西功不愿卷入战争，他和同学们决定开展归国运动，提出“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结果竟然如愿以偿。

1932年2月中旬，同文书院的所有学生都踏上了归国航程。当学生们乘坐的船驶出长江口时，正好碰见满载日本陆军的大型运输船迎面疾驰，中西功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在心里暗想，他们是去进攻中国，而我们则是去进攻日本。”

同船的一等舱，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也在回国路上。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舱室内，31岁的一等舱乘客尾崎秀实与22岁的三等舱乘客中西功悄然碰头，坦诚交谈。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1934年中西功重返中国留下的传奇故事，此时已埋下草蛇灰线。

对尾崎秀实而言，中国并非异国他乡。他出生不久，便到了父亲赴任的台湾，在那里度过中小学时代。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日本人。在军国主义日渐狂热之时，尾崎被“正在觉醒的中国”深深吸引，来到了上海。作为日本驻华记者中的佼佼者，他同鲁迅、夏衍、田汉等左翼人士都有交往。1930年5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召开第二次大会，地点居然在驻沪日本记者俱乐部，提供钥匙的人就是尾崎秀实。

夏衍曾说，尾崎秀实是“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绅士的记者”，实际上“却是在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其实，尾崎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身份——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小组的成员，他就是与“三对中国夫妇”齐名的那位“日本记者”。在佐尔格的供述中，尾崎秀实是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

中西功与尾崎秀实的船上相遇，被很多人认为是两人相识的起点。实际上，1930年在上海时，进步青年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已经结识了尾崎秀实。后者旁听过王学文的讲座，还参与过“日支斗争同盟”的活动。

尾崎秀实让中西功的命运拐了个弯。经他引荐，回到日本的中西功先后进入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工作。他用一手资料写成的学术文章，显然比日本国内同行的二手文章更加切实，很快成为小有名气的中国问题专家。

有了这些积淀，加上尾崎秀实的“背书”，1934年5月，中西功顺理成章进入大连的满铁总部。满铁作为“不穿军装的侵略军”搜集“情报”如今已众所周知，中西功进入满铁后，第一件事却是联系同文书院时代的进步老同学，其中就有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里龙夫，他那时已在上海找到了王学文。

1936年，中西功在西里龙夫的帮助下，利用出差机会，再次见到了王学文。中西功记得，会面地点选在公共租界的一家中国旅馆，王学文“穿着素朴的中式长衫，体形消瘦，步履矫健。他用力地和我握手。”突然，公共租界的巡捕进来检查，他们没有慌张，平静地应付了过去。事后，一同会面的西里龙夫还跟中西功开玩笑：“王学文没事的，他对上海的每个犄角旮旯都门儿清，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他最清楚。”

在国内很多纪录片的讲述中，中西功经王学文介绍，成为了一名“日籍中共党员”。不过，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郑萍告诉记者，中西功本人的日文原版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对此有不同的记述：“我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党籍。我本人并没有提出申请入党，曾经一个时期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我本人并不很积极……”郑萍说，中西功被捕后的审讯笔录也有类似表述，“我应该没有办理正式的入党手续，但因为我是上海情报科的一员，所以我与中共党员没有区别。”

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中西功坚持向组织交纳活动经费，仅1939年至1940年就交了大约400元。这些“党费的替代物”，或许也是他被视为“日籍中共党员”的原因之一。

可以确定的是，1931年1月，中西功曾加入王学文指导下建立的共青团同文支部。后来，也是经王学文介绍，加入了上海情报科。

1938年5月，中西功从满铁总部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不久成为日本理论界的“红人”。

让中西功一举成名的是名为《中国抗战力调查》的报告书。这份共5篇10分册的皇皇巨著，由满铁各调查部人员参与，历时一年完成。中西功执笔的“政治篇”部分，被尾崎秀实评论为“全报告书最高水平之所在”。

奇葩的是，一份日本人调查的报告书，其结论是“无论日军如何进行军事攻击、封锁，中国也不会因此在军事上、经济上被打败”。

这样的结论离不开中西功的一件秘密武器——毛泽东《论持久战》。他的自传《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专门有一小节《〈论持久战〉研究》，“我的工作便是从学习《论持久战》开始”。只是读了读书中的战术，中西功“就感觉自己也能参加战争、上场打仗，浑身充满了力量。”读到战略，他更深感毛泽东的分析“惊人的正确”。

报告书在日本军政高层火了一年。从东京的日军参谋本部和海军省，到中国长春、南京、北平、张家口，中西功作了无数场巡回报告。满铁总裁大村卓一、关东军参谋长饭村中将、上海武官府岩村武官长、阿部大使、中国派遣军板垣总参谋长、华北派遣军多田司令官等，都曾洗耳聆听他的报告。

日本高层饶有兴致地关注这份报告，当然不是因为它的结论，而是因为“它是情报，且系战略情报”。报告的红火注定是短暂的，一年过后，即被束之高阁，但报告的作者之一中西功名噪一时，愈发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满铁“红人”。

“中共谍报团”

盛名之下，中西功又多了一个新头衔——“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而在日本人看不到的隐蔽战线，他逐渐成为在华日本同志的“核心”，活跃在中国的同文书院老同学陆续被他联系起来，织成一张从华北到华南的情报网。

这张四通八达的情报网中，南京有西里龙夫，时任日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顾问、汪伪“中联社”指导官;北平有尾崎庄太郎，公开职务是满铁北方经济调查所经济组长;太原有白井行幸，在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担任科长……

“日本人小组”与中共的联系，当然少不了中国同志。最早为中西功担任联络员的是地下党员陈一峰。陈一峰，原名倪兆渔，“一峰”这个化名还是西里龙夫为他取的，意在纪念“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他曾以“一峰”为笔名。

陈一峰为中西功担任联络员，必须频繁见面。为了不引人怀疑，中西功特意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广告，征募中国学友。陈一峰混在一众应聘者中，成功化身为中西功的三名中国学友之一。有了这个公开身份，中西功和陈一峰时不时约在四马路，在日本人经常出没的餐馆，光明正大地边吃边聊。

后来，陈一峰前往南京，改为联络西里龙夫。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又为他安排了一次“定向招聘”。西里龙夫先在报纸上登载征文广告，以汪伪“中联社”招聘记者的名义征文，内容是谈汪伪政权“建设方略”。陈一峰交上去应征的文章，实际是中西功代笔、再翻译成中文的。由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捉刀，这篇文章自然脱颖而出。陈一峰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进入了“中联社”。

有了西里龙夫和陈一峰当“内应”，交通员张明达也顺利考中，成为“中联社”联络员。联络员的差使是每天乘快车把通讯社的新闻稿送往南京、上海沿线的各大城市。联络员共三人，轮流上班，每天一个人乘车去沪，一个人回宁，另一人休息。这样，张明达就可以利用公费，三天两头到上海。四十多年后，张明达回忆这段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革命经历，依然感叹，这“真是最理想的掩护”：

当时对一般旅客乘车检查极严，要翻箱拆包，搜身脱鞋。而我们联络员佩有袖章，可以在日伪高级官员的进出口通行，免受检查。……我负责交通，传递情报的办法主要靠密写……有些重要的绝密材料，则由我强记，那时我年轻，记性好，一篇三五百字的情报材料，在南京背熟后，上火车，一路上假装瞌睡，不断“复习”，到了上海，再根据背诵写出来。用这种办法，敌人纵然有通天的本领，也无法发现。可是有的材料太长，背记就有困难了，我就利用新闻稿、日伪杂志来密写，以此瞒过敌人。

在上海接替陈一峰的联络员程和生，同样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打入了满铁上海事务所。1940年，满铁上海事务所成立了“特别调查班”，负责搜集中国情报信息。日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西功一手创办的这个调查班，其十几个成员竟然无一例外，全是中共党员。担任调查班班长的程和生，就是中西功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

在敌国的情报机关公然设立完全为己方工作的机构，古今中外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例。这还不是最“大胆妄为”的，除了把大量情报源源传至上海情报科，满铁拨给调查班的经费也被“截留”。上海情报科老干部钱明当年曾在北平负责联络日本同志尾崎庄太郎，程和生是他的老同学，据他晚年回忆，“这个班的作用，名义上是掩护，实际上是解决经济问题。”参加调查班的同志，每人除生活费外，多余的经费全部上交上海情报科。

借由调查班班长的身份，不论是满铁办公室，还是中西功住处，程和生都来去自如。于是，上海、南京、北平各处的情报，经程和生之手转交上级吴成方，继而源源不断地转送到延安：日本政府对汪伪和“兴亚院”的指示;满铁每月的月报;日军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每次举行“大扫荡”的重要军事行动，包括师团番号、兵员数量、扫荡路线、坦克装备数量等;甚至日本大本营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机密内容……

中西功被捕后，负责审讯的日本特高警察“瞠目结舌”。这个被日方称为“中共谍报团”的组织，核心成员包括7名日本人和7名中国人。郑萍告诉记者，1943年10月发布的《特高月报》统计显示，仅中西功收集的情报就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社会一般，共计200余件。特高课惊叹，“日军常常遭遇共军的游击战，时而碰上预想之外的苦战，……很明显地，横行在占领区内的间谍团的策动也构成其重要原因。”

据说，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也评价过中西功等提供的情报，当时日军的重要行动，总部总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而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则都发生在中西功等被捕之后。杨迪的回忆不算准确——八路军总部被袭发生在1942年5月，距中西功被捕还有半个多月，只是中西功那时已从上海撤离。

不过，这个“中日合作”的情报网，的确非同一般。钱明回忆，周总理称这一情报工作为“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