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奇侠（下）—— 中西功的身份是不是已经暴露了？

太平洋的警号

中西功的情报战绩中，最传奇因而被演绎出最多故事的，莫过于预警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前些年柳云龙执导的电影《东风雨》、陈宝国主演的电视剧《智者无敌》，都取材于这段历史。

这曾是一段绝密往事。直到1995年，当年往返于宁、沪的交通员张明达，已经恢复了干部履历表上的大名方知达，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位子上离休。方知达深深怀念当年并肩战斗的日本同志，经过特准，在《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一书中披露了尘封50多年的传奇。

这是一本纪实文学，难免有“文学”的成分，但方知达在附录的回忆文章中同时提及了书中的关键事实：1941年11月，革命任务需要，中西功“冒着极大危险以合法身份去东京，亲自了解日本‘南攻北防’国策的执行情况和具体部署……他向组织上提出了论据充足的日军将在最近三个星期内的一个星期天爆发‘大东亚战争’的预报。”

中西功的东京之行危机四伏。半个月前，“国际谍报团”案轰动了东京，佐尔格小组被一网打尽。中西功并非“国际谍报团”成员，致命的是，他与佐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尾崎秀实关系太密切了。

1932年同船归国后，两人始终保持联络，并大量交换情报。尾崎秀实被捕前，公开身份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佐尔格小组暴露后，近卫内阁因此倒台。如此看来，中西功能得到日本御前会议的机密内容，也不足为奇。

1941年10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千钧一发之际，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从东京传出可靠情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

这份关键情报，让斯大林放手从远东地区抽调16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这是佐尔格和尾崎最广为人知的情报战绩。

有意思的是，对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中西功亦有同样的判断。方知达在《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一文中写道：1941年夏天，延安曾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坚定地回答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日本确实已经没有国力分身北攻。

不知中西功和尾崎秀实的情报来源有多少交集，但这年11月，独自前往东京的中西功，已经失去了尾崎的助力。他还不知道尾崎已经被捕，只是有不祥的预感。他记得，1940年12月，在上海的第三次《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会后，尾崎就告诉他：“你已经不能来东京了，警视厅已经盯上你了，而且我身边最近也很异常。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我们还是先把相互联系的方法确定好吧……”确定了“无甚大事”“加强戒备”“赶紧逃跑”三种电报联系的暗号后，两人将杯中老酒一干而尽。

孤立无援，这趟东京冒险之行，中西功将如何获取情报?《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到东京后，中西功很快确认了尾崎被捕的事实。他只能另辟蹊径，去寻找在军部报道部当记者的朋友佐藤癸二。中西功知道佐藤被外派了，故意打着找朋友的幌子，在军部报道部的记者们中间逗留。从记者们的高谈阔论中，他得知日军已经向台湾集结，但苦于不知道开战的准确日期。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之神降临，中西功在街上意外遇到佐藤。他反应奇快，抢先开口：“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

佐藤一听，以为这位满铁的朋友肯定知道内幕，于是放下戒心，说了很多绝密情况，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和平谈判以11月30日为限。

回到上海后，中西功又参考满铁的内部情报，最终精确推断出，日本将在美国时间12月7日发动攻击。因为那天是美国的星期日，军队官兵照例放假。“德国进攻苏联就是选择在星期日，日本也不会放过这个日子。”

精准到具体日期的推断，并非无人质疑。

1985年7月，上海特科的老情报战士们相聚一堂，热泪与欢笑中，中西功的老领导吴成方发言，“当时并没有拿到确实情报”，现在说得“太玄了”，甚至说“中西功取的重要情报并不多”。

有人说，吴成方的语出惊人，是历经劫难后的偏激之语。

不过，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日期，中西功本人的叙述似乎也少了很多传奇色彩。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1月下旬，日本将要对英美作战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满铁的密码电报已经收到了日美谈判的相关情况和即将调往南方的日军部队的编成表。大家都明白，日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战争会在哪一天爆发。11月30日，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很快传出日本将于12月上旬的某个周日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消息。”

一开始，中西功判断可能会是12月1日，但是战争没有爆发。后来，中西功又判断可能会是12月8日。直到12月7日晚上，一切都还正常。上床睡觉前，中西功还在想，也许是12月15日。结果，12月8日凌晨，也就是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中西功听到日本海军炮击驻上海英美军舰的声音，不禁感叹：“果然是今天。”

第三次被逮捕

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东京爆发“国际谍报团”案，与尾崎秀实相熟的中西功就应该撤离了。但是，珍珠港事件后，他还是留在了上海。

危险的信号越来越多。1942年1月，中西功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东京的加密电报。电报没头没尾，只有三个字“向西去”。但一看署名“白川次郎”，中西功立刻明白了几分。这是尾崎秀实托人发来的警讯。

“白川次郎”是两人共用的笔名，鲁迅亲自校订的《阿Q正传》日译本出版时，尾崎秀实就用“白川次郎”的笔名撰写了长篇序言。延安在中国的西面，“向西去”显然是提醒中西功立即向中共根据地撤离。

1942年3月，有人告诉中西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向上海日军司令部发电，要求将他“秘密逮捕，送来审讯”。不久，中西功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监视自己的迹象。

3月底，满洲日日新闻上海分社社长河村好雄被逮捕。河村好雄是同文书院的老同学，曾在佐尔格情报系统工作。

中西功的身份是不是已经暴露了?程和生劝他设法撤退，但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只是从家中搬去了原法租界的一家旅馆。

方知达说：“中西功始终认为日本在这场大战中不能持久，他还想回来继续为中国和日本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

郝在今说：“撤退的部署很复杂，这是内线情报员的难处。打入难，撤离更难。不撤会暴露，撤离不慎也会暴露。”

犹豫不决之时，机会来了。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了对浙赣沿线的作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5月15日，他与程和生一道出发，打算到达浙赣前线后相机“失踪”，前往后方根据地。

两人顺利抵达杭州，住在了西湖旁的旅馆。不料，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时，上海留青小筑的家里突然来了电话。

据说，有两个年轻女孩经中西功的朋友介绍，从日本来到上海，托他帮忙找工作。中西功询问了住宅周边的情况，确定无可疑人员监视，决定返回上海。

6月15日，中西功回到了留青小筑，家里一切正常，当晚，他在家里入睡。一觉未醒，6月16日凌晨，中西功被逮捕。这是东京警视厅特高警察设下的圈套，中西功随后被解往东京。

这是他第三次被捕。1930年因“日支斗争同盟”散发反战传单，他第一次被日本驻沪领事馆逮捕关押，但很快获释，只被停学一年。1932年回日本后，因为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的活动，再次被捕，一个月后即被释放。第三次被捕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不但中西功差点被判死刑，上海情报科战友也旋即遭到逮捕。

6月16日，西里龙夫与中西功在同一个早晨被捕。7月7日，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被逮捕。一时之间，“日本人小组”全军覆没。郝在今说，这是“一个超常成功的潜伏战例”，又是“一个超常损失的谍战案例”。“秘密情报组织总是单线联络，一个环节出事，只要咬死不供，反谍机关很难顺藤摸瓜。可中西功的日本人小组不一样，这个小组的成员本来就是老同学，相互间没有秘密。这种组织状况，形成工作的高效，也造成保密的缺陷。”

日本同志被捕，按说与之联系的上线和下线都要立刻转移。可是，组织得知消息后，却没有安排中国同志撤离，甚至没有搬家。多年后，从幸存者的回忆中，从日本解密的审讯记录中，人们才得到了或许最接近真相的解释：上级决定按兵不动，是为了保护中西功等日本同志。程和生、陈一峰等都与日本同志有公开工作关系，如果此时突然消失，那不就反证了日本同志的嫌疑吗?

于是，程和生继续到满铁特别调查班上班，陈一峰继续当“中联社”的无冕之王，直至7月29日。上海的程和生、倪之璞、金若望，南京的陈一峰、李德生、汪锦元，几乎同时被捕。和日本同志直接联系的中国同志，唯有北平的钱明和南京的方知达幸运地逃过一劫。

晚年的钱明直言自己逃脱真是“侥幸”。“那天我在北平，敌人来抓我时，我正好在厕所里，因厕所并不在室内，听到有人敲我房间的门，很急，感觉不对，当机立断，就从厕所爬窗外出……”

张明达甚至已经被扣在李德生的住处，多亏他随机应变，才蒙混过关。李德生在南京的公开职业是中医，被捕当天还有10多个病人来找他，张明达谎称自己是来看病的，同病人混在一起，幸运脱险。

被捕人员中，遭遇最堪称无妄之灾的是金若望——开年爆款电视剧《繁花》的原著作者金宇澄的父亲。金若望是一位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与中西功一样，上级是吴成方，隶属于潘汉年情报系统，但他没有直接参与“日本人小组”的情报活动。

1941年，化名丁弢的金若望，正在伪上海市民协会会刊《市声》当编辑。有一天，吴成方交给金若望一个任务：化名程维德，搬到辣斐德路一家私人诊所的楼上，与“胞兄”程和生同住。金若望对“胞兄”的情况一无所知，考虑到有时要应付查户口，才交谈了三句话，知道“胞兄”在钢铁公司上班，讲定两人的籍贯是安徽太和。很久以后，他才知道，所谓的“钢铁公司”就是满铁，“胞兄”程和生是日本同志中西功的联络员。

吴成方之所以指派金若望与程和生同住，原因说起来有点搞笑。程和生楼下的房东是一个女医生，想把楼上改为病房，多次催程和生搬走。程和生不善言辞，穷于应付，向领导反映。领导觉得金若望巧言舌辩，心思活络，就派他搬去，帮程和生应付房东。等金若望搬了家，发现女房东没有想象得那么凶，此后也没再发生过类似纠纷。

两人同住半年，程和生搬走了。然而，1942年7月29日，程和生在新住处被捕那天，另一路日本人同时奔向这个旧地址，金若望就这样遭了池鱼之殃，在狱中受尽酷刑，双腿几乎打残。

金若望与程和生被分开关押、讯问，从东京来的日本人拷问得事无巨细，籍贯、父母、家庭成员、职业逐一审问。不过也幸亏是日本人，完全没听出这对假胞兄的南腔北调。金若望是江苏吴江人，程和生是广东中山人。若是换了汪伪76号的特务审问，估计一开口就得露馅。

金若望硬着头皮胡编一通，结果，竟然一个字也没被拆穿，因为“胞兄”程和生选择了牺牲。

“为你掩护到底”

程和生被捕后，上级吴成方匆匆赶到了金家巷嘉运坊的缪谷稔家。

缪谷稔是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当时负责保管中央文库。因为他的肺病日趋严重，组织已经决定由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不久前，吴成方刚刚让交通员小郑通知缪谷稔，做好转交中央文库的准备。此时，吴成方带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

小郑不但知道缪谷稔，还知道继任者陈来生和他们的联络方式。缪谷稔顿时如临大敌。可就在他着急忙慌地准备转移时，吴成方又传来了“好消息”——一个以生命为代价的“好消息”。

小郑被捕后，被押上吉普车，带往北四川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当车子驶至江西中路、汉口路附近时，小郑突然纵身跳车，试图自杀。车速太快，小郑的头撞在马路上，撞开了一个裂口，血流如注，腿部也受了重伤。日本特务害怕得不到口供，急忙将小郑送去抢救。抢救后再次审讯，小郑趁敌不备，再次跳楼自杀，终于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保证了自己的永远沉默。

小郑就是中西功的联络员程和生，原名郑文道。原来，他两度赴死，守护的秘密不止一个。

郑文道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少年时就随经商的兄嫂在山东生活。1933年，他考上了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与钱明成为同学。在校期间，郑文道加入学校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爱国救亡运动。

1938年7月，郑文道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就被组织安排到上海情报科。与中西功并肩战斗4年，两人情同异国兄弟。钱明讲过一件小事，中西功常穿一件旧西服。一次夫人中西方子拿出省下的钱，让他买套好点的衣服，结果中西功买回一包很差的衣料。方子问他原因，他说郑文道的大衣太破了，他想用便宜衣料给自己和郑一人做一套。

中西功忘不了郑文道那双“永远慷慨、含笑就义”的双目，他记得郑文道的承诺：“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我会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一语成谶，郑文道被捕后，果真用死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牺牲时年仅28岁。

中西功后来被关进东京都内的巢鸭监狱，经受了33次审讯，留下了500页审讯记录。1996年，审讯记录在日本公开出版。中西功本人曾提醒，其内容并不可靠，有时会说谎来应付审讯，但记录依然是中日学者研究中西功情报生涯的主要史料之一。遗憾的是，审讯记录和中西功回忆录目前均无中文译本。

我们只能隐隐约约探寻中西功“狱中生涯”的种种片段。

中西功被捕不久，急于托人带信，被一个叫林得山的狱友骗了。这来自日本学者渡部富哉的研究，林得山是日本特高警察特意安插的间谍，根据他的供词，中西功向他坦白过，“我很抱歉，我不得不承认我与中国共产党有牵连的事实……”

金若望在致友人信中写道：“程和生的两个地址，中西功都知道……我住的辣斐德路斐邨，中西(功)熟悉，不招供怎么知道住址?”而钱明的回忆则说，郑文道的住址是在满铁登记过的。

在几十次审讯中，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侃侃而言，“不止一次吓得日本法西斯法官窘促地打断他们的发言，慌慌张张宣告：‘此处不是宣扬共产主义的讲坛，今日闭庭。’”这是方知达笔端怀念的文字。

……

无论中西功被捕后表现如何，他在狱中还是留下了另一段传奇。漫长的审讯过程中，他参照一些被作为“证据”而扣押的书籍材料，主要“全凭自己的记忆”，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底稿。1946年，中西功著的《中国共产党史》在日本出版，成为日本左翼研究中共党史较早期、最重要的一本日文著作。

而在另一本著作《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中，中西功写道，在东京警视厅的审讯中，他一再强调：“再过三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走出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那天，中西功接受了第一次公审。

9月，日本检察机关要求判他死刑，但法院最后宣判为无期徒刑。

10月11日，根据二战后盟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中西功大模大样地走出了监狱，重获自由，直至1973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