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西里龙夫：潜伏在敌人心脏部位的红色间谍‖冯俊龙

西里龙夫

潜伏在敌人心脏部位的红色间谍

冯俊龙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中有作为日本军人来到中国战场,因为被俘而接触到中国共产党,思想受到强烈震撼和深刻教育的佐藤猛夫、小林宽澄等;有本来作为情报人员培养的间谍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他们慢慢从日本法西斯教育下解放出来,逐步认清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由最初的“侵略有理”转变为反对侵略。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终于倾向于人类公平正义,由最初的反共到理解共产党,自愿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理应纪念这些中国革命的风雨同路人、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者。

1941年10月18日,震惊世界的“佐尔格间谍案”发生。很快,与佐尔格一直亲密战斗、当时担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的尾崎秀实被捕,引发日本政坛强烈震动,直接导致时任首相近卫文麿下台。此后,日本宪兵等特务机构开始加强内部侦察和搜捕,曾与尾崎秀实有过密切接触的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等人处境日益艰难。直到1942年6月,坚持战斗的西里龙夫几乎与中西功同时被捕。

日本间谍学校的学生

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1926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读的西里龙夫,也和无数日本人一样,在看清中国现状以及世界局势后,从对中国的崇拜景仰中醒悟过来。只不过他没有其他同伴那样的鄙薄,而是在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熏陶和启发下,逐渐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开始走向一条追求公平、正义、真理的道路。

熊本市是日本九州岛第三大城市,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西里龙夫,从出生到中学毕业,都生活在这里。19岁的西里龙夫,终于离开家乡,远赴中国上海,进入日本在上海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当时的日本经济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尖锐,法西斯势力趁机猖獗,独裁、集权、暗杀、政变不断上演,军队法西斯化势头汹涌起伏。在军部推动下,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一步一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近卫家族是在日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显赫贵族,到近卫笃䜆这一代时,他们对中国已经极为重视。在近卫笃䜆主导下,日本人在中国开办东亚同文书院,历时长达45年。同文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中日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外交等领域的人才,为中日文化交流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这里传递出去对亚洲思想、意识形态产生极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学术观点,和走出去的著名学者,数量不少。他们对亚洲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是,同文书院实质上是日本为侵略中国培养间谍而开办的学校。有了日本政府拨款,同时又有财团积极支持,同文书院到处网罗具备同时熟悉中日语言的老师任教。在日本留学15年,博学多才的共产党员王学文,在党组织支持下,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职。王学文1910年赴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同文书院。1913年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在日本求学期间,王学文受教于日本最早接受并且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河上肇教授。王学文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将马克思主义又传播给来自日本的进步学生。西里龙夫和中西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位。

西里龙夫了解的中国,刚刚推翻了2000多年封建社会,正在经历从北伐战争到苏维埃运动的起伏发展时期。通过王学文的讲解,西里龙夫知道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中国革命重大历史事件。这表明中国人民正在觉醒。以工农为主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大搏斗,间插着外国势力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蚀,特别是日本打着“大东亚共荣”的幌子,妄想吞并中国,对中国人民任意屠杀,对中华民族肆意践踏,让西里龙夫这个未来的日本“间谍”幡然醒悟。中国人民正在承受巨大灾难,西里龙夫等同文书院的同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充满了同情。

西里龙夫和在书院学习的进步同学一起,在王学文的教育影响下,从为日本人效劳的特工,开始转向为中国革命服务。他们组织学生团体,参加学生运动,为加速法西斯阵营的灭亡,减少全世界人民的灾难不懈斗争。1930年,西里龙夫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同文书院毕业后,西里龙夫担任日文《上海日报》记者,这是同文书院毕业学生除了做随军翻译之外的另外一条出路。《上海周报》记者手岛博俊是西里龙夫同文书院的同学,他们成立“中国问题研究会”,对中国进行深入研究。

在这个日本人创办的间谍学校,有王学文这样的老师指导,像西里龙夫和手岛博俊这样的学生,一直和学院的师生保持紧密联系。他们联合在沪日本进步青年,秘密组成“日支斗争同盟”,主要针对驻扎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行反战宣传,并且动员一部分具有左翼倾向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一起参与。

利用日本人在中国从事新闻业务活动的便利,西里龙夫与在上海经营内山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结识,通过内山完造认识了当时在上海闻名遐迩的鲁迅。经《大阪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尾崎秀实介绍,西里龙夫不但认识了胡也频、沈端先(夏衍)、许幸之等中国左翼作家,而且曾经利用日本记者的便利条件,为“左联”成立大会提供了秘密的安全会场。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迫“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日支斗争同盟”决定,一方面搜集战事情报,另一方面发动同学们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在同学们的努力争取下,日本当局同意让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全体学生乘船回国。返回日本期间,西里龙夫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几经周折,西里龙夫在1933年返回中国,担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翌年,他设法找到在同文书院的老师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在王学文、手岛博俊介绍下,于1934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工作和搜集形势分析的资料。这位在同文书院毕业的日本间谍,从此走上一条与当初规划截然不同的道路。

潜伏在

敌人心脏部位的红色间谍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西里龙夫就是战斗在隐蔽战争中的英雄,而且是战斗在敌人心脏部位的红色间谍。

被史沫特莱称赞为“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尾崎秀实,从小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他离开校园后,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1928年,尾崎秀实派往上海,担任《朝日新闻》驻中国特派员。从此,他开始与鲁迅等中国左翼文化人士接触,和西里龙夫、中西功等日本同胞交谊日深。尾崎秀实表面上是见多识广、博学儒雅的记者,但实际上成为日本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后来,尾崎秀实成为近卫笃䜆儿子、日本第34、38、39任首相近卫文䜆的嘱托(秘书),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一手情报。

几乎在西里龙夫回到上海的同时,共产主义间谍佐尔格奉命去往日本东京搜集日本战争动向情报。次年(1934年)4月,佐尔格同尾崎秀实再次相聚并合作。尾崎秀实把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仁又组织起来,潜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军政部门。至此,一个潜伏在日本的苏联谍报组织“拉姆赛”小组成立了,以此为雏形,最终成为在“二战”中声名显赫的“佐尔格小组”。在中国上海的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不隶属于佐尔格小组,只是他们在获取情报时互通信息,有时甚至互相配合,他们传递的情报与佐尔格小组传递的情报相互印证,通过不同渠道传递到共产国际和中共,甚至国民党相关方面,为他们打击世界法西斯提供决策。

西里龙夫儒雅而深具洞察力,他利用日本记者的身份出入各国使馆、日本驻华部队及武官府等处,搜集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和内幕消息。全面抗战爆发后,西里龙夫长期在南京、上海等地担任日军“中国派遣军”随军记者,并利用这一身份,向中共通报日军的动向。日军每次出击的作战信息,例如攻击目标、部队配备、师团编号等,他多数都能够获取并提供给中共党组织。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西里龙夫曾以日本记者身份去国民党南京政府活动。通过敏锐观察和精辟总结,西里龙夫将日蒋秘密勾搭,蒋党暗斗内幕,蒋政权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倾轧,以及当时日本侵华的具体策划等重要情报提供给中共。“八·一三”事变后,随着日军在华战场的迅速扩大,西里龙夫及时向组织上提供了关于攻沪日军的兵力、指挥、攻击方向、后援部队、作战部署;关于华中占领区日军分布和意图;关于徐州作战、武汉作战、广州作战、南昌作战的指挥、番号、兵力部署以及作战计划等情报。

1938年,西里龙夫凭借升至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兼汪伪“中联社”“中央社”指导官,和“大日本皇军总司令报道(情报)部”顾问等职的身份,组建日本同盟社南京分社华文部,吸收共产党员担任高级记者、编辑发行等职位,收集“中华维新政府”、汪伪政权以及蒋介石国民党的情报,暗中传递给共产国际或者中共。1939年9月,日军大本营为了统一对华战争战略和对华政策,适应建立汪精卫伪政权的形势,加快胁迫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投降的步伐,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提出“目前军事方针是南攻北剿,巩固华中;政治方针是诱蒋扶汪,坚决反共。”西里龙夫不但向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提供侦察日本军事当局的战略部署情报,最重要的是将汪精卫的日文翻译兼秘书汪锦元,教育、培养成为中共党员,潜藏在汪精卫身边接近两年,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

汪锦元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汪锦元9岁时,他的父亲因病去世。汪锦元被送回日本长达7年。回到中国的汪锦元,在母亲的日本朋友日森虎雄的通讯社工作。《上海周报》记者手岛博俊接近汪锦元之后,从他那里获悉对中共不少有益的情报。1934年底,西里龙夫接替手岛博俊与汪锦元继续联络。汪锦元在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的引导和锻炼下,更加积极收集情报,热心为中共服务。1936年12月,在潘子刚、陈一峰(又名陈汝周)介绍下,汪锦元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党政府成立。在原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痒的极力推荐下,汪锦元于1940年9月到1942年7月29日,一直担任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

汪锦元打入汪精卫公馆,利用特殊身份获取不少绝密情报。汪精卫为了讨取日本主子欢心,不仅把东北割让给日本,还把察哈尔、绥远、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屿,也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带”,由日本长期占领。汪日双方秘密签订的《日支关系调整纲要》等一手情报,迅速通过秘密渠道送报延安,受到周恩来表扬。后来,中国共产党公开揭露了“日汪密约”。“日汪密约”引起全中国人民公愤,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使日本和汪伪卖国集团狼狈不堪,此“密约”最后只得不了了之。1942年8月,随着西里龙夫等被捕,汪锦元遭日本宪兵逮捕,这条绝密情报通道才被掐断。

佐尔格是当时独一无二的特工,有二战“谍王”之称。他获取情报的方式相当出色。佐尔格说过一句名言:“不撬保险柜,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我打开。”佐尔格与尾崎秀实在1941年5月,也就是在德国真正进攻苏联前的一个月,通过搜集到的种种资料分析,得出“德国很可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兵力为170—190个师”的情报,并迅速传递给了苏联。但是,此时与佐尔格接头的苏联情报头目别尔津已去世,佐尔格的这些情报并没有引起苏联高层的重视。

德苏开战之后,日本到底会不会进攻苏联,成为德苏两国非常关心的问题。德国要求日本同时发起对苏联的进攻,让苏联两面受敌;苏联只有在确保日本不会进攻自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调动远东兵力支援对德前线。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收集了大量关于关东军的情报,人员数量、驻地、主官等资料,然后逐一核实并且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日军向苏联进攻的意图不明显。尾崎秀实后来也通过自己在近卫文䜆身边的便利,最终掌握了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日本不应像德国要求的那样,立刻在俄国东部采取断然行动”。

1941年8月23日,佐尔格获悉了日本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今年不向苏联宣战”,立即向莫斯科传递了这份情报。也正是由于这份情报,苏联才敢于从东线抽调25万多人到西线作战,最终把德军遏制在莫斯科城下。正是因为这些绝密情报的泄露,日本军部开始怀疑佐尔格,然后逮捕了尾崎秀实,最后顺藤摸瓜,将与尾崎秀实有过密切接触的西里龙夫和中西功捕获。

与中西功的

深厚友谊

比中西功大3岁,也比中西功早3年来到中国的西里龙夫,算是中西功的学长和前辈。他们命运的交接点,从设立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开始。东亚同文书院的教授王学文,是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在西里龙夫的一生中,自在同文学院与中西功结识以来,他一生的命运就与中西功联结在一起。

1929年末至1930年初,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安斋库治(战后为日共常任干部会员)等人计划发行校内左翼杂志《图南学报》,并请求尾崎秀实担任指导。尾崎秀实影响并指导进步学生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开始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左翼学生们逐渐产生密切关系。据在佐尔格案中,被判12年徒刑最后死于狱中的水野成留下的审讯记录记载:他们“在书院学习期间接受尾崎秀实的指导,于1930年1月前后开始信奉共产主义。”中西功在同文书院参加以西里龙夫等前期同学为发起人而组织起来的“中国问题研究会”。

不久,他们进一步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因为反对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参与侵沪战争,中西功与西里龙夫等回到日本国内。中西功在回国途中与尾崎秀实结识,在尾崎秀实指导下,他学习情报工作,曾为尾崎秀实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在东亚同文书院,西里龙夫与中西功结下深厚友谊,回到日本国内,他们因为积极开展“无产阶级研究所”活动,先后被捕过。这反倒使西里龙夫和中西功联系更加紧密。熟悉中文的西里龙夫,对日本国内的环境心生厌烦,于是,1933年再次回到上海。

中西功于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同时秘密进行联络“满洲”、华北、包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原“同文书院”革命同学的工作,他曾两次来沪同西里龙夫密谈。中西功认为当前日本侵华的策划重心已移至上海,因此要设法调来上海同西里龙夫一道参加中共的革命工作。1938年5月,中西功的愿望实现,从“满铁”大连总社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一到上海,中西功即通过西里龙夫要求恢复和中共的关系。同文书院教授王学文已奉调至延安,在他的帮助下,中西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西里龙夫对共产主义具备高深的理论研究水平,而且,他相貌儒雅,辩才极佳。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部长马渊逸雄很赏识西里龙夫的才华,提请西里龙夫以“报道部奏任级嘱托”(主任顾问)名义,去汉奸梁鸿志的南京“中华维新政府”宣传机关“中华联合通讯社”(即中联社)担任指导官。西里龙夫与汪锦元分别从不同渠道获取情报。他们同中西功密切配合,加上中国同志的合作,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期,从国际政治斗争中心之一的上海和敌伪统治中心的南京,源源不断地把战略情报从日伪心脏中心传递出来。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了提前预测日军动向,西里龙夫将他应邀参加总军(日人对“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的简称)欢迎关东军参观团招待会上得到的信息“关东军留20万防苏,其余全部南调;海军集结在择捉岛(伊图鲁普岛)、单冠湾海域待机作战;11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迅速传递给中西功。通过佐证,中西功更加肯定,自己冒险回日本得到的情报,是日军将会南进攻美而暂时放弃北进与苏作战。

西里龙夫十分牵挂回日刺探情报的中西功安危,给他写信:“中西君,近卫倒台,尾崎秀实君境况如何?甚为悬念。你的此行安危,我魂牵梦绕,不敢设想。收效如何?更不敢奢望。”好在这段时间,日本特高课的所有精力,都用在对付审讯佐尔格身上,中西功得以准确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西里龙夫提供的情报,使中西功在很大程度最后作出了正确判断。

在东京逮捕尾崎秀实之前,尾崎秀实已经给中西功发来“向西去”的警报。为了不让辛苦建立起来的情报机构就此瘫痪,中西功亲赴南京与西里龙夫密谈。为了将来能够重新开创情报传递途径,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中国同志一道坚持工作岗位。在得知敌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严重情况下,西里龙夫及中西功仍然沿用他们的情报网络,在1941年10月中旬到1942年6月中旬继续工作了8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向延安提供了包括“日军将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期和兵力部署”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情报。其中关于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战略方针及关于占领区经济危机,汪精卫访日求援、日本贷给3亿日元的支付情况,日本国内粮食短缺、日本对战局难以持久支持的重大情报,使中共在诸多方面提前作出了应对措施。

1942年6月,中西功在已离开上海执行任务途中被诱捕,西里龙夫发完一封几乎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的情报后,随即落入日本特高课之手。

日籍中共党员尾崎庄太郎、西里龙夫、中西功(左起)合影

坚持到最后胜利的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西里龙夫身处险境,却无所畏惧。正如他的亲密战友中西功所说:“我们是个整体,整体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为了组织的利益,抱定为理想奋斗的他们宁可牺牲自己。在险象环生的环境里,他们坚持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珍珠港事件后,山本五十六加紧实施中途岛战役。这个只有4.7平方公里的小岛,关系着太平洋战争的走向。大战一触即发,美军却不知日军的攻击重点,多数认为日军攻击的目标不是中途岛,而是附近的阿留申群岛。紧急时刻,一封来自南京的电报送到美舰队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上将面前,加上罗彻福特情报小组截获并破译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大将从海上发往日本大本营海军部的一份密电,美军这才确定日军攻击的目标。

中途岛海战发生于1942年6月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重要战役。实力处于劣势的美国海军在中途岛附近伏击了强大的日本机动舰队,以沉没1艘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为代价,一举击沉了日本主力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艘。美国在中途岛海战中扭转劣势,最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此美军掌握了中太平洋地区的战役主动权,扭转了自珍珠港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面,为下一步的反攻奠定了基础。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受重大损失,也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导火索。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西里龙夫,及时发出情报导致日军惨败。

西里龙夫可以说是“日籍同志”中资历最老的一位。他从1930年就在中共领导下工作,是参加中共时间最长的“日籍同志”。抗战爆发后,陆续来沪的“日籍同志”都是经过他的介绍参加并从事中共情报工作的。一个日本人,在本国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时站在中国一边,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年乃至今天都不能不为人赞叹。能出现这种奇迹,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正义性的感召力,使真正了解这一事业的日本青年也投身其中。

东京特高课审讯室,西里龙夫遭受酷刑仍不失有信仰的学者风范,好几次嘴角流着血,依旧驳斥日军屠杀罪恶本质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嘴里还是叫道:“我就是给中共送情报了,你们能怎样?大不了把命拿走,我还是全人类解放的奋斗者。”

法庭公开审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西里龙夫像在教室上课一样,清清嗓子:“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弄得法官多次叫停,告诉他这不是共产主义讲习所。庭审休息时,他和中西功等人侃侃而谈,论证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警视厅官员和看守们从未接触过共产党理论,一言不发在一旁听讲,有的甚至好奇地记下重点。后来连看守狱卒都称他“教授”。

“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是为着实现日本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目前的任务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日本在侵华战场和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保卫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主力苏联,实现世界和平和中日和平。”

“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是因为现代的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严厉镇压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日人民均深受其害。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中日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中日和平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让那些刚从警校毕业,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士兵,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战事失利以及国内怨声载道的无情事实,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被审者有了些尊重。

在几十次审讯中,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昂首挺胸,侃侃而谈。不止一次吓得日本法西斯法官窘促地打断他们的发言。最后,日本法西斯法庭对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一案如此总结:“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以及友邦胜负,为害之大,令人战栗”。“被告西里龙夫、中西功沟通敌国,罪恶极大,已无保存价值,判处极刑。”

在这之前,因西里龙夫、中西功一案而被捕的白井行幸等革命志士,有的病死狱中,有的被解送北海道强制苦役折磨,英勇牺牲。1944年11月,日本法庭下令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处以绞刑。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等人判处死刑,但未立即执行,日方想了解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同意中西功将正在写作的《中国共产党史》一书完成后再押赴刑场枪决。此时,中西功以需要帮助为由,点名要求同判死刑的西里龙夫合作撰写,竟然得到许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由盟军释放政治犯时出狱。出狱后,他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西里龙夫于1982年曾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请来华访问,1987年因病逝世,终年80岁,遗留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以及其他日本革命志士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对中日和平和中日友好所作的卓越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进行的忘我奋斗,将永远牢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

参考资料:

1.杨田,《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亲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炎黄春秋》2024.5.52。

2.贺越明,《1942,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无妄之灾》,《同舟共进》2016年第9期。

3.王淼,《抗战时期在南京的红色特工》,《湖北档案》2011.9.3。

4.曹金娜,《抗战中的在华日本人反战研究》,辽宁大学学报2018.4.1。

5.贺越明,《代号“拉姆扎”,佐尔格在行动》,《同舟共进》2016.9.1。

6.《在革命的上海——一名日籍中共党员的记录》,华语出版社2016年出版。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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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俊龙(笔名范一尘、丰山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近年主要从事散文和文艺评论创作,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四川日报》以及《巴蜀史志》《同舟共进》《文史天地》《党史博采》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中外文摘》及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军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转载。著有长篇历史纪实作品《晚清传奇朋友圈》。曾获四川报纸副刊奖、四川散文奖等奖项)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