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洋顾问端纳“失踪案”

威廉·亨利·端纳 W.H. Donald

在“西安事变”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有个很惹人注意的外国人，往来奔走参与其事，被蒋介石看成是他的一颗救星，称之为圣诞老人，蒋对他优礼有加，深表感荷。

这个外国人就是W.H. Donald威廉·亨利·端纳。

他是澳大利亚人，早年给张学良当过顾问，张出国把他推荐给蒋介石，也当了顾问。

他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显赫地位与声望，只是事变爆发，才成了新闻上的头面人物。

抗战时期南京政府转移到武汉，人们再见不到他有何活动，报纸上也没有他的报道，无声无息不知他到哪里去了，真是神龙见头不见尾。

当西安事变爆发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等的通电，被西北“剿总”交通处长兼交通部西北电政监督蒋斌扣留不发。

南京方面一点详情得不到，认为西安兵变全部赤化了，当时中央广播造谣，胡说西安满城红旗，赤匪已开进城内，匪徒蓄发尺余，状极诡异，蒋介石生死莫卜。

西安方面也得不到京沪各地情况，宁陕之间已经断绝了信息。

到12月13日晚间，张学良才找到西北政训处长曾扩情，叫他去电台向南京广播张、杨的八大主张和西安现实情况。

这样南京才知道蒋尚在人间，认为需要有人去西安了解了解情况，最好能和张、杨见着面联系一下，看有无挽救蒋氏脱险可能。

但南京军政衮衮诸公，都认为张学良已经赤化，没有一个人敢自报奋勇，冒着生命危险去探虎穴。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表态，宋子文想起端纳顾问，既是外国人，又与张学良有一定关系，最好他能去一趟，是最合适的人选。

宋子文这个想法，很得阿妹宋美龄的赞同，经与端纳治谈，他同意飞陕见张。

十二月十四日端纳飞抵西安，首先见了张学良，把南京情况和宋氏兄妹要他来陕看看蒋介石，说了一遍。

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

张说这很好，带他一起去看蒋，蒋看到端纳，是既惊且喜，惊的是这个外国人怎么来了，喜的是事情也许有点转机，把害怕张、杨可能加害他，或召开大会审他的恐惧心情，多少开释了些。

张留下秘书应德田作翻译，自己退出去，让端纳和蒋好好谈一下。

端纳摸清张学良的意图和了解西安情况后，即飞回南京。

21日端纳又偕同宋氏兄妹飞抵西安，12月25日午后张亲自陪送蒋夫妇和宋子文端纳等飞抵南京。

蒋介石顾问端纳与宋美龄

抗战爆发，南京政府移到武汉，这个被蒋称为圣诞老人的端纳，很久没有消息，人们颇感诧异，以后首都迁往重庆，“军统”内部一位姓伍的广东人，是戴笠的英文翻译，才透露出端纳已经当了日本特务，被蒋介石放逐回澳大利亚去了的内部密闻。

原来在汉口时，端纳和日本潜伏在汉口的海军情报人员，在汉口法租界某饭店，秘密接头出卖情报，被戴笠手下人员侦察发现，并偷着灌了端纳与日本情报人员密谈的留声片。

戴笠与蒋介石

当戴笠把端纳当了日本特务的情况，向蒋报告时，蒋厉声斥责戴不要胡说，戴把留声片放给蒋听，蒋才傻了眼。

最后还念他在危难时刻，挺身冒险往返几次飞陕那点好处，不愿深究逼他过甚，偷着给端纳些钱，解除顾问职务，送他回归澳大利亚。

这就是当年神秘莫测又哄传中外的洋顾问端纳失踪案。以下内容摘于《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神秘失踪内幕》。

史料确实表明，1940年6月，身为蒋介石顾问的端纳突然不辞而别，只身乘飞机离开重庆前往香港。

但内情绝非如数十年来传说的那样，而是"戏中有戏"。且从端纳到了汉口说起。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政府机关尚沸留汉口者甚多，未及全部撤出，只能分期分批自谋出路，其中由端纳乖任所长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全体人员，也被困守在这座弧城之中，眼看日军逼近，危险迫在眉睫。

无奈之中，端纳只得请求蒋介石写一手令，从重庆再赴汉口活动。想通过军统汉口站站长马宗良协助，让他们搭船逃出汉口。

戴笠故居

端纳在汉口法租界的中央饭店包下一个套间，住了进去。哪知两三天过去了，却连马宗良的影子也设见到。

兵荒马乱的街头，到处是携枪的散兵游勇。以及"嗖嗖"的冷枪声，商店全部打烊。端纳站在那里，彷徨无策，心中产生一种无名的愤怒和悲谅。

忽然，一辆救护车风驰电掣般驶来，"嘎"的一声停在一家银行门口，端纳以为是银行里有人生了病，谁知不到片刻，从里面抬出来的不是病人，而是几只保险箱。

救护车载着这些箱子，又疾驶向码头，送上一艘轮船。

事后，端纳得悉，这些箱子名义上为马宗良所有，实际的主人正是戴笠，内有戴笠在汉口的搜刮所得，包括一把罕见的楚王剑。

“无耻，堕落，该死的特务！”端纳大骂道，当即急电蒋介石报告详情，说："我要辞职。我要回到澳大利亚去！"

据说。戴笠为此领教了蒋介石的两记耳光。戴笠素与这位洋顾问有隙，这回更是结下冤仇，伺机报复。

事情解决后，端纳又一次去汉口办事，仍旧住在中央饭店。

这天探夜，端纳在香港做记者时结识的一位日本同行前来拜访，大谈了一通"大东亚共荣圈"谬论后离去。

哪知这番谈话，就被戴笠安装在房内的窃听器录了下来。作了一点“技术”处理。当作端纳"通敌"的证据。

蒋介石听见端纳与叽哩哇啦的日本人的谈话，焉有不信之理呢？

端纳却蒙在鼓里。

戴笠拿到"证据"，想寻找最佳时机给予其致命一击时，端纳正在整理行装，准备出走了。

那一年。他已65岁，为中国工作了30多年。做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也近7年了，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探感身心疲惫，常有力不从心之感。

又眼见得国民党内暮气沉沉，腐败透顶，简苴有惨不忍睹之状。

这倒也罢，更让端纳伤心的是羁押在贵州息烽的张学良给他写来封信，提及西安事变的往事，最后称：

“你与子文曾以人格担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失去自由，比牺牲我的生命还要悲惨，希望你与子文尽量设法。冀盼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蒋介石对端纳极为尊重，但在张学良这个问题上，绝无半点通融余地，他不冷不热地说：

“汉卿犯上作乱，不关他几年。我这个委员长还能当国家元首吗？”

端纳横下一条心，悄然出走了，他想好好地休息一下。阴差阳错，他因不满蒋介石所为而出走，在戴笠的嘴中，就成了仿佛是一个日本间谍的神秘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