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9年！看卖国者下场：卖国求荣的人，不可“留名”！

《——【·前言·】——》

1945年8月的南京城，蝉鸣像撒了把碎金似的黏在梧桐叶上。

街头报童举着新印的报纸跑得跌跌撞撞，嗓子喊得破了音：“号外！日本投降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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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包车夫老张头停了车，蹲在路边抽旱烟，烟锅子在青石板上磕得咚咚响——有人把报纸贴在胸口哭，有人捏着报纸骂：“这仗，总算是熬出头了！”

可没人留意到，巷子里的阴影里，几个缩着脖子的人正盯着自家门框上的封条发抖，手里的旱烟杆儿抖得直往下掉烟灰。

这些发抖的人，是抗战时期沦为“汉奸”的210万分之一。

要弄明白他们为啥抖得跟筛糠似的，得先聊聊“汉奸”这俩字儿——在老辈人嘴里，这词儿比“过街老鼠”还难听。

可谁又能想到，当年那些缩在墙根儿的人，有的扛过锄头种了半辈子地，有的在私塾里教过《三字经》，有的戴副圆框眼镜在学堂里教算术。

210万“普通人”的“生存账本”：日子过不下去，总能找到歪道儿

1941年河南大旱，地里的高粱苗都旱成了枯柴，日军开着卡车往村口一停，扯着嗓子喊：“领三斗米，换张‘良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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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婶家五个娃饿得直哭，她咬咬牙把家里的铜盆卖了，换了三斗米——可那“良民证”上盖的红章，后来成了她儿子被拉去修炮楼的“凭证”。

1943年山东闹饥荒，日军更会“变花样”：一袋面粉换一个劳动力。

王铁柱他爹扛着锄头去修炮楼，说是“修完能领粮”，结果炮楼没修完，人就累死在工地上。

王铁柱他爹临死前还攥着半块馒头，说‘娃，别怨爹，爹想让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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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广西沦陷区，日军搞“配给制”，只有给皇军干活的家庭才能领盐巴、花布。

李婶子为了给小儿子弄块布做衣裳，偷偷给日军洗了三个月的衣服——后来她才知道，那些衣服上的血渍，是隔壁村被抓的抗日队员留下的。

这些人，不是不懂“屈辱”，实在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中国抗日战争史》里说，210万投敌者里，农民占了一半多，工人、知识分子、军人加起来不到一半。

他们不是天生的“卖国贼”，是被饿怕了、冻怕了、逼怕了的“普通人”。

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理论，说白了就是给这种“生存焦虑”裹了层“爱国”的糖衣。

他在报纸上写：“以空间换时间，以屈辱求生存，等国力恢复了再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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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实在，可谁都知道，所谓“空间”是老百姓的地，“时间”是老百姓的命。

汪伪政府的“六部”设置跟国民党政府一模一样，伪军的番号也跟正规军对得上门儿——他以为披上这层皮，就能当“乱世枭雄”，可最后呢？

汪精卫的“面具”与陈公博的“算盘”：戏演得再真，终是假的

在210万汉奸里，汪精卫和陈公博最“显眼”——一个是曾经的“刺杀英雄”，一个是北大的“教授”，偏要往泥坑里跳。

汪精卫的故事，得从1910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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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在北京银锭桥下埋炸弹，想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时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多热血的小伙子啊！

可后来呢？1927年“四一二政变”，他跟着蒋介石“清党”；

1938年抗战最紧要的关头，他带着老婆陈璧君溜去越南，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到了南京，他挂起“国民政府”的牌子，门口站岗的伪军比老百姓还多——说是“政府”，其实就是给日军当“收账的”：

机关里的人要学日语，开会先喊“天皇陛下万岁”；

学校里的课本删了《岳阳楼记》，换成《大东亚共荣圈》；

连街头卖糖葫芦的老头，都得给日军鞠躬才能摆摊。

陈公博更“精明”。

他是汪伪的“立法院长”，一面在法庭上喊“我这是保存实力”，一面私下里对日本顾问说：“咱们这政府，就是给皇军当账房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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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把家里的财产搬到香港，连八仙桌都标好了“卖与日本人”的价码。

可历史哪有那么多“聪明”？

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病死，陈公博想接手伪政权，日军却连正眼都不瞧他——他们要的只是“听话的工具”，不是“有野心的主儿”。

2.5万案件的“人间镜像”：卖国求荣的债，早晚要还

1946年南京高等法院的法庭里，天天挤得水泄不通。

有人带着铺盖卷来听审，有人举着“血债血偿”的牌子，还有老太太哭晕在过道上。

这2.5万件案子，像面镜子，照出了汉奸们的“命数”。

判得最重的，是那些手里沾过血的。

伪军旅长杀了30多个老百姓，判了死刑；

伪警察局长强抢民女，判了无期徒刑。

最惨的是小喽啰——给日军送过两回信的，判三年；

帮着搬过粮袋的，罚100块大洋。

可不管怎么判，老百姓都不解气。

老木匠在法庭外说：“这些人，当年日本人来村里抓壮丁时，躲在草垛里发抖；等日军走了，又举着棍子打乡亲。这样的人，就该千刀万剐！”

也有汉奸想“逃出生天”。

有的带着老婆孩子去香港卖咸鱼，有的偷渡去日本刷盘子，还有的装成乞丐在街头讨饭——可哪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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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特务盯着呢，抓回去的，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

1946到1949年，上海、广州抓了2300多个潜逃汉奸，80%被判了刑。

最扎心的，是普通人的态度。

老木匠的话，道尽了大家的心思——卖国求荣的债，法律判得清，可人心的秤砣，永远压得你喘不过气。

历史的“反噬”：日子是过出来的，脸面是丢不起的

站在今天看这些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活该”，有人说“可怜”。

可细琢磨，他们的悲剧，早就在“生存”和“尊严”的选择里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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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以为“曲线救国”能换来“雪耻”，可最后连坟头都被炸了，骨灰扔进长江；

陈公博以为“保存实力”能当“土皇帝”，可最后连块墓碑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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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图了点眼前的米粮、虚浮的权位，丢了的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脸面。

人活一世，总得守点啥——守口如瓶是守，守心如秤也是守。

那些当汉奸的，图了点眼前的小利，丢了的是“人”该有的脊梁。

历史可不长眼，你做了啥，早晚得还回来。

就像老木匠说的：“人这一辈子，脚下的路要走正，心里的天要摆平。要是为了活命就弯了腰，那活得再长，也是个弯腰的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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