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回忆（12）：抗战到第五年日军败象渐露，孤岛生活日益艰难

抗战八年，我们精神上的苦闷，难以言语形容。每隔三天五天或十天八天，只看到日军攻入内地各省，而我军老是转移阵地。徐州失守之后，北方的消息越来越坏。武汉大会战的时间虽拖得较长，结果仍不免败退，豫南会战，中条会战，郑州会战和二次湘北大会战，尽管报纸上形容国军如何英勇抗战，但结尾总是一个"退"字。只有台儿庄一役，才能屡挫日军，予强敌以沉重的打击，看来这一战，日军方面损失必甚浩大。

待到重庆开始被轰炸之后，死伤人数动辄数万。也怪不得许多人对"抗战必胜"四个字心理上发生了动摇，总以为日本对英美一宣战，我们抗战的负担一定会减轻，而且与英美结成了同盟国，对战事原应作乐观的认识，岂知美国的珍珠港忽遭突袭，太平洋各岛以及英国在南洋各地也打一处败一处。日本人出版的大陆杂志，期期把不断扩大的占领区的地图刊布出来，我们向来把日本称为"小日本"，料不到他们大力地对付中国之外，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应付英美，这也难怪群众要气馁了。

一班汉奸，最初认为事实俱在，卖身投靠乃上上策。后来美国跳岛反攻开始，日本人的败绩逐渐暴露，汉奸们便又由扬扬得意一变而为相顾失色。

中国和日本来往的民营船只，减少到几艘，军舰的来往也不比从前，因为这条航也受到美国空军的控制。日本的种种败象，汉奸们知道得比我们更详细，他们口头不说，心里明白。这场大战打下去，日本人是占不到便宜了！但是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还都蒙在鼓里，只是偷偷地听一下短波无线电，获知一些消息。

孤岛生活 日益艰难

前方战事越是激烈，后方一部分人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两种人的生活各趋极端。

手头有货物的人，居奇不卖，天天以小量抬高价格出售，所以这班人的生活，由于赚钱容易，阔绰至极，日日豪宴，夜夜笙歌。当时孤岛上所有的游乐宴饮场所，倒是越来越豪华了。

现在我就要谈谈在那个时期大家的生活和有关衣、食、住、行的情况。

那时节一般无钱无货无业的人都省吃俭用，因为裁缝工钱高涨，外国衣料断绝，很少人添置新装，能保持身上一套旧西装，已经算是运气。

但是当时有许多新贵，一种是属于商界的，所谓暴发户，一种是属于政界的，所谓沐猴而冠的人物。这两种人有的是钱，拼命出高价搜罗，一套套的新西装，换之不休，这种衣料即使价格奇贵，他们也毫不在乎。

普通人都是穿布的衣衫，由于四方八面来的人多，因此在轧米之外，就要想办法买布。但是所买的布，并不专为自己穿用，而是作为囤积的对象。最热门的布就是龙头细布和"阴丹士林"两种。

穷人穿不起衣裳，为了保暖，只有在别人身上打主意，就在冷僻的里弄间，剥取别人的衣衫据为已有，当时上海人称这种行径为"剥猪罗"，相当于此地所谓"当死牛"。所不同的，一称"猪"，一称"牛"而已。不久，这种剥猪罗的人，因为得来容易，做这种勾当越来越多。不过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是徒手来抢夺，也不会把人打伤或是箍伤的。被剥的人不过被剥得只剩一套底衫裤，逃回家中而已。至于警方的突击搜索，名为"抄靶子"。

这时候，街头仍有无数的乞丐，但是并不向人伸手要钱，他们只是等待在各式各样的食物摊档旁边，见了人家购买大饼油条或白饭馒头，便动手抢，抢到了就朝嘴里一塞。一般居民对这两种事件，认为报警未免小题大做，而且明知得不到什么结果，所以警方由于市民不举报，也只是眼看着这种抢劫不加干涉。

相反的，上海则新开设了无数高档粤菜馆。起初，北四川路桥堍新亚大酒店的主人钟标（粤人），想到万一发生战事，新亚属于日军控制范围，为了照顾一班多年追随他的伙计的生活，所以在一夜之间，定下应变之计，令所有伙计将旅店内中西菜部门用的精细餐具，分别打包带出虹口区，在四马路一间空屋内集中。不久，这位钟君就开设了京华酒楼，装修之富丽，向所未见，价格之高，也为各酒楼所不及。最初生意很平淡，不久新贵登场，生意就直线上升，赚了很多钱。接着他又连开了三家，招牌中都有一个"华"字，这时上海一般富有的人，不上馆子则已，如上馆子总是不出四个带"华"字的酒楼。

后来，生意越来越发达，他又开了"红棉酒家"和"康乐酒楼"，因此许多菜馆的营业都受到打击，于是家家都重新装修，风气为之一变。

不久，当局禁止饮酒，因为中国酒都是米做的，但是菜馆仍然阳奉阴违，把酒装在茶壶中供应。后来又进入米粮缺乏的时期，白饭不供应，用麦片蒸成一碗碗的，代饭供客，起初客人都吃不惯，日久之后，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在这个时期，最感麻烦的是找房子，许多外来人能租到一个阁楼已不容易，而租金昂贵得很，因此，每处住宅总有一二十伙居住，做二房东的人可以赚到不少钱，而且多数不向大房东缴租，一时成为风气。

抗战进入第五年，日军败象逐渐暴露，海运已经不通，存煤量日益减少，当局一道命令下来，每一层楼宇，限制只能用七度电，超过了这个限度就要剪线。这个时候，民心乱得很，在我家中，七度电只能用七天，一个月如何能挨得过去？于是只好规定在吃饭时开电灯，吃过饭便改用洋烛。因此，市上的白色洋烛收买一空，洋烛厂竟大赚其钱。

马路上的街灯也减少了，所有商店的霓虹灯全部停用，整个市面成为黑暗世界。因此，一般市民都认为越是黑暗得早，越是象征快天亮了。

接着的一个时期，就是不断有国军飞机飞临上空侦察，于是日方便夜夜采取防空措施，要家家户户把窗子用黑布掩遮，或是把玻璃涂黑，稍有灯光透出，就要受到干涉，马路上的街灯也全部熄灭。但是好作夜游的舞客，还是天天进入舞场，而舞场之中却依然灯烛辉煌，这里面当然也有黑幕存在，无非是银弹作怪。

后方来的飞机，将要进入上海领空，警报的呜呜声随之而起。老百姓听到这种声音，有些深恐又有炸弹落下来，惊慌万状，有些则认为胜利将告来临，暗自欣喜。

这时上海的火油早已绝迹，汽油存量也日少一日，有汽车的人家，纷纷把车辆改用木炭发动，木炭发动机装在车座后面，又大又笨又污秽，而且要在行驶前半小时先烧木炭，摇动机器，然后才能开行。到了一处地方，木炭机是不能停的，一停又要等候半小时了。这种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是恍如隔世。木炭发动机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致使汽车纷纷损坏，于是向来坐私家车的人，都改置私家三轮车，还有一种三轮车，是坐者坐在前面，车夫在后面脚踏轮盘，像戏剧中孔明坐的车子一般，因此有人叫这种车为"孔明车"。

至于电车，因为缺电，车辆也减少了，双层"巴士"全部停驶，这些车辆由日本人运往前方改装作为载伤兵之用，这时候交通的不便，可想而知。

被困七年 谣诼纷传

抗战进入第七年，忽然传来一个谣言，就是来自重庆的消息说国军将反攻上海，陆路由沿海攻入，水路由美军从上海登陆。

上海人在沦陷时期，谣言实在听得太多了！少数谣言短时间烟消云散，而重大的谣言，日后往往应验，唯有这个谣言，大家看得相当重。但是因为内心痛苦已极，要是这谣言成真的话，也只有等吃炸弹、以身殉国而已。因为再要逃的话，多数已无路可走了。

我本来很镇定，但是经不起后方浙江淳安亲友奔走相告，说是真个有此计划，于是倒也有些着急。

我有一个最诚实的萧姓外甥，向来为人谨慎，不轻易发言。有一天他也来对我说："得到淳安来人的消息，反攻已经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于是商议出三个避难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最接近上海的青浦朱家角，萧甥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那边乡下，我们两人就订了日期亲自到那边去探访一下。

当时火车可以抵达松江，但是乘客的挤迫向所未有，不仅车厢中塞满了人，连车顶上也一样坐满。

其时火车上有两种工人，一种"红帽子"，是搬运行李的，一种"蓝帽子"，是管理车辆乘客上下的，他们倚着日军的势力，面孔都难看得很，虐待乘客最为拿手。旅客对这种人，视同蛇蝎。我和外甥二人，进门时忍气吞声，到了月台上，碰到一个"蓝帽子"，使用了银弹政策，由他领带，竟然进入二等车厢，直达松江。后来才知道头等座位全是日本客人，当时伪府人物考试院院长江亢虎，因为不肯花小钱，被"蓝帽子"硬生生地拖下来，虽然他出示了名片，但"蓝帽子"一味不理，那时铁路是日军管理的，伪府人物来来往往也不能不低头。

我们到了松江，松江有一条很长的街道，两旁密密的都是布店、米店、油店、南货铺，地方虽小，看来十分富裕，苏东坡所说出产四鳃鲈的秀野桥，即在街道中间。我俩由于情绪不好，也没有兴趣找馆子吃饭，一路步行到朱家角。朱家角是一个产米地区，郊外都是稻田，我们就在乡下盘桓了好久。萧甥的同学恰巧不在家，我们略略看了看这座屋子，觉得简陋得很，而且也不宽大。我们就在稻田中相商，要是真的上海再发生战事的话，就买一两套老布衫裤，剃光了头，扮作乡下人，暂时搬来此地，或者能避过一时的灾难。后来战事突然一个大转变，日本人吃了两颗原子弹，竟然投降。胜利归来的人，都说上海人有福气。

黄金美钞 极受重视

上海人吃米的情况，即便轧领户口米有些纷扰，米市到此时也安定下来，不过有时大涨小跌而已。倒是币值大大不稳，天天贬值，于是大家渐渐认识到黄金和美钞两样东西的重要。

初时上海，都是老法币的天下，后来中储券露面，大家推来推去不肯用，终于在周佛海软硬兼施的手法下，把储备票在租界上推行开来。所谓软，就是故意推出若干数目的黄金、美钞，储备票特设几个机构，供大家购黄金、美钞，不过有一个规定，非用储备票，法币拒不接受，因此储备票就渐渐通行起来。

至于硬，就是一方面派出马仔到舞场餐厅以及大商店去试用储备票，如果不收的话，第二天就有彪形大汉身佩手枪上门交涉，普通生意人哪里敢有一点违拗，只得任其使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行法币的银行，如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一天突然闯进一批人，勒令行员分别排列成队，个个面对着墙壁，这班人就开枪把这批行员都击毙，这事是七十六号干的，据说是报复特工分子的袭击。这件事使全市人大为震惊，暗中虽个个咒骂七十六号惨无人道，但是表面上对敌伪的储备票也就不敢不接受了。这期间，很多人都在偷偷想办法买黄金、美钞。

从前上海通用的黄金，都是十两一条的足赤金，但是金价方面每两超越二万元后，普通人哪里有能力以二十万元来购买一条黄金呢？因此，金铺便改用化整为零的办法，制成一块块的小金条，大小好像落花生一般，颜色是黄的，大家称十两重的金条为"大条子"，一两重的为"小黄鱼"。

在这种情况之下，金价会直线上升，但是当局又常常制造一些谣言，所以有时金价也会跌。可是当一种新谣言兴起之时，金价又随着上升，少则涨百分之五十，多则涨一倍也不稀奇。

记得有一次，汪伪政权要直辖江苏省，汪精卫自己担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李士群副之。这个行动，原想假"清乡"之名，调集和平军、杂牌军、特工队、保卫队等，把江苏全省的实权抓到手里。

谁知道这一行动，结果是乡未清，民间的箱筐倒被清得一干二净，所以当时人们称"清乡"为"清箱"，倒是很贴切的。

一个谣言传来，说是租界也要实行"清乡运动"，一般人也不辨真伪，便把黄金、美钞抛出来，这一次黄金、美钞跌得很厉害。但是黄金、美钞逐期的价格，总是有升无降，币值越来越不像样了。

接管租界 举行庆典

珍珠港战事爆发之后的一两天，日本军队便堂堂皇皇地进驻公共租界，报纸上登载出这一天军队经过的"路由"，起点由虹口，道经外白渡桥，沿着黄浦滩转入南京路，终点是静安寺路跑马厅。

这时上海人如梦初醒，感觉到租界的靠山已经倒塌，不知将来的日子怎过。

那天，整个上海的商店几乎全部停业，准备观其变。日本人见到商店不开门营业，认为这是不友好，一个命令下来，不但要各行各业照常营业，而且军队经过的马路要挂出太阳旗，表示欢迎日军进驻。

我的住所虽恰在跑马厅对门，这扇门那天并没有打开，只是由国际饭店对面的大门进出。一早就有成千上万的日本侨民（即所谓居留民团），麇集在跑马厅中。隔不了多少时候，日军就在日本侨民旗帜飘飘、乐声隆隆的欢迎阵势中，进入跑马厅；而且有无数骑兵、炮兵以及各式各样的军车，浩浩荡荡开了进去。

我对家人说："今天我停诊，大家留在家中，切不要出去，免遭是非，而且我们的地区不需要挂太阳旗。"这样一来，我们只听见跑马厅中日本军队的鼓乐声、侨民的欢呼声，见到天空中飘着无数大气球，每个大气球下面都拖有一条布帜，上面写着" x 月 x 日占领 x 地，治安确保"等字样。

那天，我枯守在家中，苦闷极了！许多老朋友都用电话来探问消息，有人问我："你家正对跑马厅，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回说："纠葛一点没有，只是闷气之极，没有人来谈谈。"朋友们都说："好，我们来陪你谈谈，大家研究一下今后应付之计。"不久，来了六七个同道，大家讨论，认为日本在中国已经泥足陷得很深，再和英美作对，这是自讨苦吃，是不得善终的。有人还以为这般一开场之后，三至五月就可以把战事结束。大家谈得很高兴。我取出酒来，要大家干杯。我的意思是，日本人庆祝他们进占租界，我们庆祝真正和平的日子即将来临。

料不到这天晚间，跑马厅中的日本军民人等，又继续举行狂欢大会，不但鼓乐喧天，而且放射上海人从未见过的日本焰火（中国人称为放烟花），这种焰火，不同中国的烟花，放出时哄然一声，如开花炮一般，放到高空中，幅度很大，上海远近的人都能看得到。他们的这种狂态，一般有识之士都认为是回光返照的象征。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拖了很多年，他们接管租界之后，七十六号中人便不准进入租界横行不法，暴乱事件反而减少了。日本人接管了海关邮局，以及英美银行和与国民党有关的银行，为了笼络人心对市民极力避免刺激。

一道命令 全市焚书

日本人进入租界时，力求不惊扰居民，唯有一件事是我最痛心的，就是他们发出一个命令，要租界居民将所藏的抗日书报，以及有关国民党史实的文献，一齐搬出来当众焚烧，并且限定连烧三天。要是隐藏不拿出来烧掉，以后搜查出，就有被处罪的危险。

于是区长通知保长，保长通知各甲长，甲长再挨户通知。我向来喜欢藏书，附带收藏许多画报杂志，都是由第一期起，完完整整装订成册，在这时为了求安全、免麻烦，也只好忍痛一齐搬出来，就在里弄中当众焚烧。这里面有许多资料图片，一并付之一炬，真是痛心得很。然而，我还有若干资料照片，都夹杂在医书中，这样总算保存了一部分。但心中总觉不安，怕一旦有事发生就会遭到麻烦。

文化人士 突受威胁

在这个时期，好多事是从病家方面听来的。有一个浦东人姓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常到我诊所来看病，是不出诊金的，因为他说经济很困难，不过在市党部当一名门房，专管脚踏车而已。自从市党部全班人马倒向汪派之后，这个人就好久没有来看过病。

有一天他忽然又来了，而且西装笔挺，气宇轩昂。我心中正在奇怪，他对我说开了："我自从'落水'之后，已经变为教育团体的委员，新近汪派组织上海市教育界赴日观光团，我也是其中一分子。"讲毕，他先付诊金，但他说："这次游日归来，实际上没有什么病，只是虚弱到连走路都没有劲，希望替我大补一下，最重要的是补肾。"我听了就含笑问他："你怎么知道是肾部亏弱呢？"他很坦白地说："早晨参观学校，一到下午应酬完毕，日本人已派好了女招待员，供我们寻欢作乐；七点一到，又参加应酬：日本人三杯落肚，已醉到不像样，疯疯狂狂地唱歌跳舞：大约十一时席散，又换了一批女招待员，陪我们到旅店去；这时我们的团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生辰八字，一个个都晕了大浪，如此一连七天，有些人在日本时已有病象，我还算是扎硬的一个人，但是自己觉得身体也被掏空了。"我一边为他订定一张补方，一边问他日本民间的情况，他接着说："日本人对于人口缺乏，感到非常恐慌，尤其是大批军人出国，人口的生产率剧降，所以他们对到日本去的外国人，大事'接种'的工作，那里的女人，见到外国人来，都是移樽就教，我们一批人，个个都发觉自己被人利用了。到现在懊悔已来不及。"他临走时，忽然对我说："下一批人将去参加大东亚共荣圈操觚人大会，老兄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我想你要准备一下。"我一听这句话，冷汗直流，心想万一被圈定，我也可能被推落水。想到这里，我想离开上海的意念立时复炽。

但是我对这位严君所说的话又有些不相信，因为真有其事的话，事先必定有人来征求我同意。恰好那时节我生黄疸病，面目皆黄，神色很不好看，于是我就到化验所去取得一张小便化验单，准备有人来接洽时，我用这张东西来作挡箭牌。

正在烦恼的时候，丁福保老先生忽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即去相商要事，我就急急忙忙赶到他的家中。丁先生见了我就说："今天下午六时，忽然来了五个日本人，寒暄未毕，一个日本人送了一个玻璃盒装的银盾，上面刻着'文化交流，中日一家'字样。"

丁先生本来是会说日本话的，日本人说："你译了不少日本书，对中日文化交流有很大贡献。"丁先生正想措词答复，谁知三四个日本人已经把银盾恭恭敬敬地送到他手中，不由他分说，就连续拍了几张照片，扬长而去。

丁先生说完之后，认为这事将来能大能小，要是国民政府有一天收复失地的话，连吃官司都有份。同时他又告诉我，日本人曾经给他看过一张名单，除了留日名医余云岫、汪企张等七八人之外，末了一名就是我，下面还注着行小字"皇汉医药丛书编纂人"。我一想，这与严某所说的事相同，可能并非空穴来风，或许是有些来由的。我和丁先生两人愁眉不展，相对无言。

当晚回家，决心离开上海到后方去。次日清晨，我并不看病，只是呆坐着看报，打开一张日本人办的《新申报》，果然看见丁福保先生捧着银盾的图片，还附带一段很长的文章，把丁先生过去留日学医的经过以及译书的成就，写得详详细细，而且还说他对中日文化交流大有贡献，是"大东亚共荣圈"中不可多得的人物。

我看罢报纸，立刻到丁家，丁先生看到后顿时两手都震颤起来，说："这真是飞来横祸，将来有何面目见人？"我见了这个情况，觉得这事相当严重，我说："你既已受害，又不能登报声明，只得暂时忍耐，怕就怕将来还要邀你到本去参加什么什么大会，那就泥足陷得更深了。我想你最好把名单中的人一一想出来，邀集一起，共同商量一个对策，再作道理。"

丁福保先生想了好久，才想出名单中的七个人，由我一一电话邀请大家到功德林吃素斋一叙，到时不但七个人准时而至，还有几个留日文化界中人也闻风前来参加，大家听丁先生的报告并看了《新申报》的新闻，都显出一副尴尬面孔，不知如何是好。

余云岫说："这件事情，策动者绝不是日本军人，开名单的不出四个人，一个是同文书院院长，一个是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一个是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尾万三，还有一个是日本领事馆的文化参赞。这四个人对中国学术界中人向来很熟悉，不妨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请这四位吃一顿饭，告诉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强迫人家接受银盾，反而会弄得大家不开心的。"

等到拣定的日子，四个日本人都准时出席，宾主双方都用日语交谈，我因为不通日语，只得静坐一旁。其中只有内山完造说中国话，他对我说："这件事，他们是办得不好，我会把你们的意见转达上峰，以后保证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将要散席时，果然那位日本领事馆文化参赞要我们自动参加操觚人大会，免费到日本去游览，而且表示各人可以自由决定，愿者即刻签名，不愿者绝不勉强。当时签名的，只有一个姓陶的。

辞去保长 黑名单来

我们在敌伪势力之下求生活，老实说，只要洁身自爱，倒也算安定，怕就怕有人动你念头，替你加上一顶抗日分子的帽子，那就麻烦了。

我们做医生的，天天开着门，静候病人来看病，有许多小喽啰来推销日方和汪派的书报画刊，来的人虽横行霸道，但只要你订阅了一份，也还容易应付。

不过，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进入租界之后，推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集合若干保为一区，这都是义务职，选中了你，你是无法推诿的。

我住在新成区，地居冲要，新成区的警察局，想让我当保长，因为我家门户常开，对甲长、保长以及区内的人来接洽事务很是方便。

新成区的警务人员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每天有许多病人，哪里还有时间来问这些事情？"但是来人很客气，说："你只要顶一个名义，另外用一个人来代替你就可以了。"我说："最好不要由我担任这个职务。"我这般的态度，来人倒也不以为忤，他说："让我回去和局长商量后再说。"那局长还是工部局时代的老人，和我有数面之交，他说："要陈存仁做保长不大适当，要他常常开会，对他来说很不方便，何况医生是自由职业，在他工作时间，我们是无法强制他的。"所以他就把我的名字圈掉，另换别人。

我在那个警务人员来访之后，内心十分焦急，认为一做保长，将来这个污点永远洗不清，因此我走到对门一家很大的堆栈，栈中有一位郑姓经理，我和他商量。此人年轻活跃，他认为当保长也无所谓，而且还能借此出出风头，况且堆栈的办公室很大，职员也很多，倘然作为一个保长办公厅，倒很像样，只是他说："将来怕公事上有往来，叫我写公文，没有一个熟手。"我说："我有一个学生姓张能起稿，又能写得一手好字，可以帮你忙。"于是我就向那位局长推荐郑某担任保长，警方也同意了。

姓郑的保长就职不过三天，就偷偷地到我诊所来告诉我，警局送来一张黑名单，说新成区有二十个嫌疑分子，要他调查之后作一个报告。他就拿出这张名单给我看。我一看这张名单，内中十个是医生，西医陆露沙领头，中医是我领头，其他十个人都是女性。

我一看之后，不觉惊惶起来，郑保长倒很坦白地说："我已经查过这二十人的户口情况，女的都是舞女，男的十名医生中，真正有抗日活动的人，可以说一个都没有，不知这张名单是谁拟出来的。"

当天我就访问陆露沙，因为他是留学生出身，日语讲得非常好。他知道这件事后说："这事除非警局要小题大做，否则，是一点没有关系的。"我问他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向来认为医生与舞女都是特务，所以新成区警局就拟上这张名单，无非吓吓人而已。我说："新成区的局长，我相当熟，副局长是日本人，要不要由保长带领我们去见一见他，说个明白。"

陆露沙说："好的。"

到了新成区警察局局长室，保长已先等在那边，室中正局长说话很少，一切问话都是那个日本副局长做主，于是就由陆露沙用日语和他谈话。谈得很久，我看他们两人谈话时神情，好像很投机，我知道这件事确乎不出陆露沙所料。他们谈话完毕，那位日本副局长（操着不纯熟的中国话）来和我说："你是汉医，好来西！"说罢又和我们握手而别。临走时，那位正局长轻轻地对我说："在十天八天之内，我们要派两个便衣警探天天在你门口巡逻，这是做做样子而已，你不必惊慌。"

话虽如此，但我在这半个月中，既不能离开诊所，又不能停止看病，真是如坐针毡，难挨极了。

其中有一天，我的外甥结婚，延请工部局华董袁履登做证婚人，由我担任招待。我对袁老先生提起这件事，他说："这种事各区都有，不过在老闸区和新成区，没有逮捕过一个人，在郊区的警局却按照名单依次逮捕，这是日本人进租界时的一种警戒行为，实际上是吓吓人的。"我说："说不定最后老闸区和新成区也会来这一套，到时要请袁老伯为我做保人。"他立即应诺。

古法今用 结绳而治

可是，在这几天之内，我们附近不断发生炸弹爆炸事件，最严重的一次，是大新公司四楼爆炸两个大炸弹，从此封锁该区十多日。接着规定任何地区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日军就要封锁该地区，要该区区长召集各保长甲长，先由每户推出一名男子担任警卫，用绳子在马路上拦着，一切人等不准越雷池一步，甚至买菜买米，都不能越过这个封锁线。

任何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军队就来了，照着绳子所拦的范围挨户搜查。要是查到有嫌疑分子，就加以逮捕。等军队开走，封锁线也开放了。记得大新公司一案，封锁的时间长达十多天，我在这个时期，因为黑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不免为之寝食难安。

我知道日军逮捕中国老百姓，向来都在深夜，趁人家熟睡之际，夺门而入，挟登军车，被捕的人就此不知所终。

在逮捕人之前，先由小汉奸们暗暗监视其出入行动，连这人常去的朋友家中，他们都打听得一清二楚。我恐怕受到无妄之灾，决定白天在诊所，晚间却不住在家中，接洽好三四处住宿之所，到门诊完了，就是出诊，出诊之后，也要看明白了前前后后，有无人跟踪，然后进入就近的一个住宿之所。先时还没有调查户口，也没有市民证，所以虽然有种种恐慌，都被我避过。

至于用绳封锁，他们的做法，就是规定十八岁到三十岁的男子，要加入"自警团"，由各区各保甲做好名册，每一个团员都要轮值站岗，岗位预先划好，大约每隔十家二十家店铺的街口，作为自警团的岗位，每个团员都预备一根粗绳，只要警笛一响，或是有什么暴乱情况，自警团就采取行动，用绳子把这个区域四周围住，从此人车都不得通过，交通即刻断绝。与此同时他们要用电话通知警局或军事当局，片刻之间，警车或军车抵达，就在这四条绳的中间挨户搜查。小的事情，一两小时可以解决，大的事情，非搜查到凶犯决不解除封锁，封锁地区一切车辆都要绕道而行。记得有一次某处连续封锁了若干日，还搜不到主犯，封锁区内的老百姓连买菜都不许可，所以家家户户在这个时期，都备有罐头食品以及米粮之类，以应不时之需。

这个方法，果然很有效力，爱国分子的任何行动都受到极大的阻力。

苦就苦了一些自警团，每班八小时，不分昼夜，有事情发生就是他们的责任。但是大家都有家务或职业，谁有工夫常做自警团呢？初时都要本人亲自去站岗，后来也可以出钱请人做替身，因此，就有一些人专以替人站岗为业，日班有日班的人，夜班有夜班的人，我也指定了两三个人，作为站岗的替身，这笔钱也花了不少，真成了古时所谓的"结绳而治"了！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