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一名翻译出现失误，周恩来主动帮其解围，翻译不由泪流满面

“1972年9月29日晚上七点半，小周，你脸色不对，要不要先吃口东西？”同事低声提醒。周斌摆手：“没事，再坚持十分钟。”

灯光映着金红色的壁幔，中日邦交正常化招待会进入尾声。台上木村先生还在致辞，台下的周斌笔记密密麻麻，却忽然脑中一片空白。紧接着，小唐一个箭步冲到他身旁，小声急促：“那一句你落了！”周斌心口一沉，方才意识到漏译的是赞扬中国外交路线的关键句子。翻译台离主席席不过数米，稍有差池便会被两国宾客尽收眼底，他硬着头皮补译，声音微颤。

压力并非来自这几分钟。自田中角荣抵京那天起，周斌几乎没有合眼：谈判记录、备忘录、电报稿，一连串材料翻来覆去核对。连续高强度工作到第八天，他靠浓茶支撑，胃里却早已翻江倒海。

说到周斌，外语界无人不晓，可最早他与日语八竿子打不着。1954年，20岁的他被上海华师大附中保送进北大东语系，本想学印地语。不料党组织一句“日语班缺党员，你去补缺”的通知，把他推到痛苦回忆里。父母死于侵华战争，他小小年纪便戴着白花。那年，周斌对着辅导员直言：“别让我学日语，我跟那语言一辈子过不去。”辅导员只是拍拍他肩膀：“你是党员，服从组织。”

僵持数日，周斌最终还是走进日语教室，心里满是抵触。1955年初夏，周恩来陪缅甸总理乌努来北大演讲。乌努幽默地“劝周总理改信佛教”，周恩来淡淡回应：“30年前我已选定能帮助中国的主义。”短短几分钟，平稳而坚定。台下的周斌忽觉心头一震——这份责任感，正是自己口口声声说要效忠的。那天他告诉同学：“既然学了，就做总理的翻译。”

此后几年，他把图书馆当宿舍，18门必修课全满分，成为东语系创系以来第一个“全优生”。1961年，他入选外交部甲级翻译名单，还是唯一的日语译员。第一次随周总理外出就出状况——密云水库的小火车听令“立即发动”，四名日本记者被落在站台。周斌脸色惨白，周恩来摇头失笑：“没经验，下次注意。”

周恩来喜欢人才，也爱出“小测试”。谈日本大选、批苏联发言人，周斌准确背出票数和俄名，一次次解围同僚。总理轻描淡写：“又是你啊。”却让周斌明白，数字后面是信任。

建交谈判更凶险。田中角荣在欢迎宴会上说“给中国添了麻烦”，字面轻飘飘，历史分量却千斤。这句未获反驳的场合寒意瞬起。次日谈判，周恩来开门见山：历史问题若处理不好，一切免谈。场面僵住。第三天，去长城的车厢里，大平正芳对姬鹏飞说：“我们承认侵略，可句子必须折中，请理解。”周斌捧着速记本，见证一段尴尬的沉默。他壮着胆子小声对姬鹏飞：“那张纸，我觉得可接受。”姬部长眼神凌厉：“闭嘴！”十分钟休会后，姬鹏飞跑去请示周恩来，答案是“同意”。这才有了联合声明里的“痛感责任，深刻反省”——一句文字，背后是无数来回斟酌。

回到招待会现场，补译完成后，周斌额头冷汗犹在。一位部门负责人趁机表态：“周总理，这是严重错误！”音量足够让前排的日方代表听见。周斌心底发凉，他快步到周恩来身旁，低声检讨：“责任在我，请处分。”周恩来抬眼，目光温和，却透着不容质疑：“木村先生讲话很长，他漏了几句不是工作态度问题，是肚子抗议。大家都吃了，他一口未进。这不能叫错误。”说完，他转向那位负责人，“让翻译去吃点东西，先别提处分。”

一句话顶住层层压力。负责人尴尬红脸，周斌鼻头发酸，眼泪控制不住滑落。重返岗位时，他发现桌上多了一杯温水，正冒着丝丝热气。“总理让人送的。”小唐悄悄告诉他。周斌握着茶杯，只觉掌心发烫，心里却安定下来。

多年后谈起那晚，他直言：“技术失误可以改，信任断不了。”那之后，他养成一个习惯：每场重大翻译前先吃两块干粮，宁可嗓子冒烟，也绝不让胃示警。周恩来的体贴成了行业规矩——外交部专门为翻译设立茶点桌，上面常备热饮、糕点。

周恩来去世时，周斌正陪同日本议员团访华。结束会见，他在房间里独自默哀良久，对同事说：“总理护着我们小字辈，这份情理当回报到工作里。”之后的二十余年，他把精力放在培养年轻译员上，常说一句：“别怕犯错，先把人顶在前面。”没人听过他完整讲那晚的故事，只看见他批卷子时偶尔停笔，望向窗外。

历史书上记录的是条文与年份，现场的人记得的是一句关怀、一杯温水。翻译这行，字斟句酌是职责，撑起话筒后面的那份从容，却是周恩来留给后世的无声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