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姊妹回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12：也同歡樂也同愁

我們姊妹在回憶兒時往事和家中生活時，都不約而同地想專門寫寫母親。

在我們家中，母親幾乎無時不在，無處不在。

她所做的一切，看似平凡，卻如涓涓細流一直滋養潤澤着父親和孩子們。

她所發揮的作用，隨着歲月的增長越來越重要，尤其到了父母暮年，可以说没有母親就没有父親:

她對父親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業務上傾心竭力地幫助，尤其是精神上的全心支持，是他們得以共同生活下去的根本。

抗戰期間，我家逃難至廣西，這裏是母親久别的故乡，我們一家居住在桂林郊區良豐鎮，父母親曾被邀請參观附近的景崧中學。

景崧中學的創辦是为了紀念母親的祖父唐景崧，當時這是一所新建不久的學校。

母親此寫了一篇短文，文章一開頭這樣寫道:

吾家乃廣西灌陽縣人，但常住桂林城内。

先曾祖雲璈公，舉人，教館多年。

先曾祖母沈太夫人生先祖兄弟三人:景崧，字維卿；景崇，字春卿；景崶，字禹卿。

彼時先曾祖教館所得不豐，先曾祖母勤儉持家，藉女紅以佐家用。

常深夜不眠，課子讀書。

先祖兄弟三人俱由先曾祖親自教讀，皆以進士入翰林院。

2005年4月，美延曾往桂林市“古榕雙橋”附近，瞻仰外曾祖父唐景崧紀念銅像。

母親是維卿公第四子運澤的長女。

運澤外公青年時留學日本，回國後在廣西教育界工作，曾任教育司司長，1917年，中年的運澤外公病故於梧州。

母親的生母杭州沈氏夫人，婚嫁時端莊秀麗，很有美名。

第一胎爲女嬰，因頭圍較大，生产時不順利，外婆受了許多痛楚。

嬰兒取名家琇，即我們的母親，前已述母親工作後用名“篔”，號“稚篔”，字“曉瑩”。

1935年沈氏外婆病逝於桂林。

維卿公長子運溥(1871-1895),青年即殁，其妻蘇州潘氏夫人，年輕守寡，没有子女，家琇被過繼到長房爲女，幼年時由潘氏外婆從桂林帶回蘇州撫養。

不久，潘外婆帶着女兒到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俗稱天津女師——擔任舍監，並教授女紅。

家琇也隨之入學，在班上一直是年齡較小的學生，但學習認真努力，成績優秀，還喜愛音樂、美術。

據流求婆母的姐姐，比母親高班的學姐潘珍蕙回憶，課餘常和唐家琇一起彈琴唱歌。

暑假中，母親在舊報紙上習書法，極其刻苦，日後她的書法備受稱讚。

1915年底，母親未满十八歲師範畢業，很想繼續升學，苦於經濟困難，學費不足，1916年旋即開始工作，教授小學低年級，同時教幾個班次，課業繁重，她又認真負責，很是勞累。

母親曾經告訴我們，工作是了積攢些學費，實現她繼續升學的心願。

不久學校爲了培養女子體育師資，有公費學習名額，母親争取到這個機會，1917年秋立即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所設立的體育師範就讀，與我国女子體育工作的先驅，如張匯蘭、高梓等人成为學友，兩年後畢業，從事體育教育工作，在天津母校任體育主任。

母親不满足自己的學歷，後來又進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體育專業本科，繼續深造。

她對大學中所學各科目都感興趣，曾對美延談過，在學校很喜歡做化學實驗。

在滬寧就讀期間，博愛，樂於助人，熱心公益的基督教精神影響了母親。

母親在金女大就讀期間，曾作爲學生代表，为了學生的利益向有關當局交涉。

對於這點，父親談起時不盡贊同，他的態度是:學生在校應將全副精力投入學習，不要參加遊行罷課之類的學運活動。

父親的觀點於今是否合時宜呢？

豈料母親在大學攻讀期間，生了一場大病，經醫生診治患有心臟病，她的一位堂兄在上海當西醫師，鄭重告誡:你不能再學體育了。

母親不得已只有告别金女大校园，回到北方，繼續從事女子體育教育及體育活動组織工作，如編排女子集體舞、集體操等。

我們少年時，見過她編的不少整本教材，淺黄色封面，内容除文字说明外，並有舞步、隊形變换圖解，還配有樂譜。

母親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任體育教師期間，還曾擔任北京中等以上學校體育聯合會裁判，及參與北京體育學會的工作。

現在我們仍珍藏着一樽劫後殘存的小銀杯，是母親組織女子運動會的紀念。

正面刻着:女子聯合運動會會長稚篔先生惠存 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敬贈；背面刻着: 紀念 乙丑(1925年)。

母親告訴過我們，潘外婆體型較胖，可能患有高血壓，在校對學校工作認真負責，在家身兼嚴父慈母，對女兒的學業及各方面都要求極嚴格，並向她自幼灌輸女子必須自強自立自尊的觀念。

正當母親專注事業發展時，1926年潘外婆在蘇州，一次準備出門做客，低頭用力穿一窄緊的新綫襪時，忽然頭部劇烈疼痛，很快遽然離世。

外婆猝死對母親的打擊非常大，她突然感到世上似乎没了至親的人，也没有了家的温暖，她開始覺得應建立一個自己的家，從而漸漸注意到婚姻問題。

當年稚篔在北京女師大任職，校址在西城石駙馬大街(今新文化街)，於不遠的涭水河胡同租賃了一處民居，院内植有四柳樹，寅恪就是在這一住所初見稚篔。

數十年後，父母封當時情景記憶猶新，1955年、1962年，互有詩作唱和，如1962 年孟夏，曉瑩“答寅恪偶憶北京涭水河故居原韻”:

翠幕奇葩滿眼新，炎方四序總如春。

都中自遇逃名客，嶺表相依共命人。

柳院已疑同絮化，江城偶駐結來因。

仙家韻事寧能及，松柏蒼蒼隔世塵。

1928年7月父母在北平訂婚，暑假8月末在上海舉行結婚典禮。

父親回到北平後，因散原老人有意北上養老，立即着手在城内尋覓住宅，後租定西四牌樓附近的姚家胡同三號宅院，母親也就從涭水河搬了過來。

母親結婚後不久即懷孕，但仍在女師大任教，直到生下了流求，由於自身健康原因，

更因支持父親專心治學，不为瑣事分心，只得離開教職崗位；對於從小好強、事業心重的母亲來说，這確實是抱憾終身的事。

母親在當年已屬高齡初産，入北平協和醫院婦产科生産。

流求頭圍也大，致产程較長，引發感染，母親心臟病加劇。

一度病危，生死難卜，有護士建議把新生嬰兒從嬰兒室抱出來見一面，而母親極冷静，説:不必了。

母親終於渡過了難關，但身體大不如前了。

以後父親每逢流求不聽母親的話，即以這個事例進行教育:母親生你時候，幾乎喪命。

她在危急關頭處事很冷静，如果病危時抱你來，产婦見到嬰兒會激動，對心臟更不利。

母親決定和父親結婚前，已注意到父親的身體不夠強健，加之腦力勞動時間過長，體育鍛煉很少，長此以往恐難堅持繁重的教學、研究工作。

婚後，立即着重調理父親的飲食起居、勞逸結合，以期增強他的體質。

從毛子水、罗香林等先生的有關回憶中，可以看出母親維護父親健康的用心良苦。

毛子水《憶陳寅恪先生》中寫道:“我從德回国，於(民國)十九年三月到北平時，他(指寅恪)住在北平西四姚家胡同。

那年夏秋間有幾個月，我從東城搬至西城一老同學家，……所以常在寅恪家吃飯，飯後有時同到中央公園吃茶散步。

他那時除在清華上課外，每周必和鋼和泰作一兩次學術討論，工作相當的繁重。

這個公園吃茶散步的調節，大概是他夫人的安排。”

羅香林《回憶陳寅恪師》: “當一九三0年的夏天，……一天的下午，大約一點多鐘的時分，我到姚家胡同去拜謁陳師，陳師母出來，問我看陳先生有什麽事。我讒:‘我是清華的學生，因做了一篇講《客家源流》的論文，曾請先生指正，先生約我可在今天來取。'陳師母讒: ‘陳先生正好午睡。好吧，請你稍微坐坐，等陳先生休息好了，我代你講去。哪里知道就在這個時候，陳師忽然從客廳旁邊的卧房出來，要同我講話。陳師母看了很不高興，就對陳師説: ‘你是要午睡的，怎麽又起來呢？'陳師说:‘我在床上還没睡着，……所以我起來了。'陳師母: ‘午睡就是午睡，睡不着也要休息。'”

在母親的勸導下，父親養成午睡、散步的良好習慣。

雙目失明後住在廣州中大东南區一號樓上時，他自己一手拄着黄籐拐杖，一手摸着樓梯扶手，獨自一人慢慢上下樓，到樓下門外的白色小路上來回走動，以致黄籐杖底端磨損變短，如此每天堅持，一直到股骨頸骨折卧床不起。

我們孩子從小就知道，午睡時間一定不去驚擾父母，讓他們能安静休息片刻。

父親因有慢性胃病，常年消化吸收功能欠佳，表現胃口差、進食量少，對菜肴的要求獨特，且有偏食的壞習慣。

母親自幼隨潘外婆在蘇州、天津生活，習慣蘇杭江南口味，對饅頭、包子、水餃、烙餅、麵條等北方的麵食也都喜愛，但父親對這些不感興趣，偏於湖南口味卻忌辣，反對以味精或勾芡調味。

父親尤讚賞西餐，認为麵包易於消化，甜點中喜歡蘋果派。

父親還常说:喜歡吃的食物，令胃液分泌增多，就能消化。

母親婚前在校專心學習和工作，較少關注烹飪。

婚後注意學習烹調，如乾煸豆豉苦瓜，這是父親很喜歡的一道菜，非得母親親自操作，才能符合父親的要求。

其實母親並不喜歡吃這樣燒的苦瓜，为了遷就父親口味，她也照樣吃。

父親還喜歡吃“帽蓋子蛋”(將煮熟的鷄蛋刹皮，切片，加葱，油煎，起鍋稍加醬油)、炸饅頭片，母親雖然認为這樣的烹調方式並不見得符合營養原則，但为了增進父親食慾有時也做。

家裹包頓餃子是改善伙食的好事，孩子都挺開心，但父親不吃水餃，母親還得为他另做幾個燙麵蒸餃，否則父親這頓就得餓肚子了。

祖父和父親都非常喜歡吃火腿，這可能與客家人愛吃醃制食品的習慣有關，譬如父親還愛吃雲南玫瑰大頭菜和母親親手烹製的燻魚等。

生活艱難年代的除夕夜，母親再難也想方設法做出一碗火腿冬瓜湯來，讓父親高興享用。

我們見到母親總有一本自己手録的“食物成分表”，内中抄録動植物食品名稱、各種營養成分含量、熱量等，隨時翻阅。

记得在广西良豐時，我們的早餐是用瓦鍋煮的新鮮糙米粥，既香美可口又富含維生素乙。

在成都時，母親向友人學習土法提取維生素乙的方法:用瓦罐避光熬煮米糠，所得的濾液含大量維生素乙。

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母親還改進或自製廚具，如自製烤麵包夾，以煤火为熱源的烤箱等。

不满足於做饅頭包子(因父親不愛吃)，進而做各式麵包、蘋果派，在當年是非常不容易的。

多年來母親注意觀察父親每頓飯的進食量，如果這餐吃得稍多，我們看到母親的臉色開朗——就像天氣變化一樣，陰轉晴，心情好；

如果父親不太下箸，母親的臉色即晴轉陰，心情有些沮喪。

孩子見到這種情況，對挑食偏食的現象产生反感，都没有養成這壞習慣。

可是十年動亂時期，父母已到暮年，心情、經濟、供應均差，全無胃口，消化功能锐減，每餐主食僅稀薄的白粥，菜肴以水煮青菜爲主，他們能消化的肉鬆已絶跡，市場無法得到，若買到塊豆腐乳就很不錯了，此情此景更令人心酸。

母親結婚後，为了讓父親全力投入教學研究工作，我們這個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婚後幾十年歷經戰争離亂，就拿搬家、拆家、建家來讒，已近二十次。

計有:北平三次，姚家胡同、清華園南院、新西院。

逃難至長沙一處。

香港六次，羅便臣道、福佬村道、峽道、太子道(母親在病中住院)、山林道(母親在病中卧床)、太子道369號，最後一處在香港住得最長。

桂林兩次，良豐山上再遷至山下廣西大學校園内。

成都兩次，由城裹陝西街搬到華西壩廣益宿舍。

復員回北平清華園新林院。

在廣州四次，嶺南大學西南區52號(即九家村“仰光屋”)樓下、东南區12號、東南區1號樓上，最後“文革”中被掃地出門，迫遷至西南區50 號平房。

除香港有兩次母親卧病外，每次都是母親擔綱安排指揮料理一切，尤其是在成都父親双目失明以後，所有陳設佈置都從方便盲人活動考慮，如傢具必須靠牆擺放，不得臨時挪動位置，切不可隨意丢放東西在地面等等，這便成了我們家的一條規矩。

上述搬遷時，多數處於逃難的非常時期，家中缺乏青壯勞力，從捆紮打包、行李搬上搬下、安放到位等重體力勞動，母親也全都親自參與，勞累中琢磨出一套省力的訣竅。

以後我們需要綁鋪蓋卷時，都沿用母親的方法來捆紮，對力氣不大的人來说，用這種方式方法仍可将行李綁緊。

現在我們都已上了年紀，提到搬家均感力不從心，難以想像素有心臟病的母親，當年是如何完成這些勞心勞力的繁重任務。

母親一貫樂於助人，熱心公益活動。

1936年11月至12 月，傅作義將軍指揮的中國軍隊，在反擊綏遠百靈廟地區的日伪敵軍戰鬥中，取得大勝，給日寇以沉重打擊，史稱“百靈廟大捷”，全國上下受到激勵，掀起了支援綏遠抗日將士的熱潮。

流求小時候對這年初冬的情景印象很深，北平室外朔風凛冽，寒意漸濃，清華新西院我們家客廳裹架起了一塊門板，鄰近幾家的伯母們聚集這裏，飛針走綫，手工趕製棉軍装。

大家邊做邊談，大意是:前綫士兵天寒地凍生活艱苦，仍勇敢抗擊入侵的日軍……母親更是忙碌，召集安排這項活動(應是由劉清揚伯母領導的婦女救亡運動)，我們家還堆放了許多灰布、土白布、雪白的新棉花和縫製完工的灰色棉軍衣。

母親對這項愛国行動非常熱心，我們孩子也受到感染，接受了一次愛國教育。

我家逃難到香港，住太子道369號時，母親帶着孩子剛從三樓下來準備上街，見到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工，赤着腳勞作，不慎被石塊砸傷腳拇趾，流血不少，傷口满是泥污，坐在地上非常無助。

母親立刻上樓，取來消毒藥棉及藥物等，耐心地为她清洗、消毒創傷面，敷上“金剛散”，包紮好傷口。

第二天她的傷處明顯好轉，大家都很欣慰。

1950年父親到廣州嶺南大學任教不久，流求第一次由上海回家過暑假，我家住在東南區12號，門前有一條通往學生宿舍的道路，母親叫流求每天早上洗净六七個杯子，並晾好當天的白開水。

流求詫异地問:“我們家每天哪有那麽多客人來？”

母親告知:“這是为勤工儉學的學生準備的，天氣太熱，路過時可以喝杯涼開水。”

流求還真看到有學生進來，喝完水就離開了。

當年常有勤工儉學的學生來幫助抄寫資料，父親朗讀中英文書報，母親對他們都很關心，還經常給一位身體極瘦弱的學生喝杯牛奶。

母親這種博愛之心，對我們是生動的身教。

我們眼中，母親的儀容舉止和衣着打扮，端莊淡雅。

孩子們記得一件蓝底印有彩色小花蕾的旗袍和一件淡灰色立領半長外衣(中褸)，是母親出客的服装，伴隨她近二十年，她極少添置新衣。

母親常教導我們要注意行、坐、立的姿勢，她一直到晚年仍然體型匀稱、背脊挺拔，行走保持良好姿態。

在成都華西壩時，爲了讓流求、小彭有良好的姿勢，利用布頭布尾自製跳舞鞋，每周課餘時間，跟她一位舊日學生學習舞蹈。

在我們的記亿中，從未聽見過母親大聲喧嘩，更没有使用過不文明的辭彙讒話。

中山大學江静波教授曾不止一次對美延談起:你母親的氣質，如同總統夫人一般！

母親的修養風度，還表現在她與大家庭中長輩、平輩和晚輩的相處關係上。

對祖父自然是孝敬恭順有加，祖父對母親的書法更是讚賞，當祖父为人題字時，母親常常從旁協助。

由於母親爲人處事寬厚大方，多为他人着想，與大家庭中每位妯娌姑嫂、娘家兄弟姊妹、子姪、親友都真誠相待，和睦相處，從未見過她與家中人争吵。

母親很體諒康晦姑的困難，康晦姑比父親小三歲，婚後未生育子女，康晦姑父抗戰初期殁於重慶。

多年來康姑右腿腫脹(象皮腿)，行走受限。

患肢周期性紅腫發燒，所以體質較差，生活經常需人幫助。

康姑性格温和文静，不多話。

上世紀三十年代後，在重慶和南京均住九姑新午家中。

新午姑一家離開大陸前不久，康姑便與五伯父一家同住。

五伯父伯母相繼病故後，1957年暑假，父親要小彭路過南京時，代他與七叔方恪商量:能否接康姑到南京同住？

不久康姑即至七叔家生活，目盲的父親按月都囑咐家人寄錢給她，補貼醫療、護理費用。

每月領到工資後，父親第一件事情就是提醒家人:“别忘了給康姑寄錢啊！”

1959年，康姑中風癱痪卧床，於1962年不幸病逝。

我們一直都没敢讓父親知道康姑已不在人世的消息。

康晦姑住到七叔方恪家以後， 除小彭在家時可代勞外，花甲之年的母親，每月均步行走去離家不近的郵局，親自匯款給康姑，長達五年。

康晦姑一生不幸，但有幸的是，各位兄弟姐妹都没有嫌棄她，當她有難時，必會伸出援助之手。

這是以祖父三立照顧叔祖三畏遺屬为榜樣，父輩繼承此家風的又一體現。

母親與九姑新午彼此信任，抗戰中逃難至香港時，九姑將三個孩子託付給母親，抗戰勝利復員初期，九姑承擔了流求、小彭在南京上中學的監護職責。

我家遇到大難時，母親會想到求助於九姑。

父親治眼手術未成功，出院返家初期，心情曾一度沮喪、失眠，進食尤少，母親覺得自己勸慰的力度還不夠，便叫流求寫信向重慶的九姑求援。

很快，九姑在油菜花盛開的春天來到華西壩，一進門就以玩笑的口氣大聲説:“你們住的房子可不小啊！我還以为走錯路，到了住在广益宿舍的郭有守家呢。”

數日相聚，她處处用開朗輕鬆的話語化解我們家沉鬱凝重的氣氛，常常坐在父親床旁長談，借話家常，從積極的方面開導父親。

九姑還帶小彭、美延，去看望時在樂山武漢大學任教的登恪八叔一家。

九姑與母親姑嫂情深，1951年母親在廣州曾賦詩一首，題:《寄九妹庚寅大寒後二日陰雨》,思念之情油然紙上:

煙雨迷蒙隔野塘，殘梅欲盡柳争長。

何當共話西窗夜，人壽河清兩渺茫。

母親與晚輩夢莊的關係情同忘年姊妹，抗戰時期雖未能見面，但書信往來互相傾訴。

莊姐長子貽松在廬山上小學畢業，廬山上没有中學，不得已遠離父母到北京上學，豈料因感染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夭折，這對他們全家打擊沉重，當時莊姐寫信給六叔六嬸(即我們父母)述内心的悲痛:“一想到此事，就覺得有條毒蛇緊纏在心上。”

母親很喜歡姪媳夢莊，1962年底二哥一家從武漢調到廣州，剛到時住在羊城賓館(現在稱東方賓館)，當母親得知“夢莊到了廣州”，非常高興，二十多年未能謀面，所以立刻就要去相見，並讒:“這下又多了一個可談話的人了。”

恰巧流求回家探親，便陪母親乘車“進城”到賓館，見到夢莊， 久違重逢，感慨萬千。

父母和二哥、莊姐，雖是叔姪輩分，但他們的關係一如青少年時代的六叔與細毛，相處融洽，交談甚歡。

1978年11月4日莊姐因大咯血窒息，不幸去世。

1993年4月13日封懷二哥病逝於廣州。

封懷、夢莊夫妻二人的骨灰於1993 年9月26日歸葬封懷親手創建的廬山植物園。

父母百年後也長眠於這裹，與二哥、莊姐之墓相距咫尺，他們身後为鄰相伴，可以繼續暢談生前未盡之話題……

母親早年在天津與堂姐共同生活，二人感情深厚。

母親遺存的詩作中最長、最用心、最動情的一篇是懷念堂姐的《哭從姊琬玉夫人》，“詩中歷述五十年來姊妹之情、家國之感”。

1946年深秋，父母剛回到北平清華園，母親一心牵掛她的堂姐，趁嚴冬來臨之前，想方設法買了幾個金瓜，據論偏方金瓜可治哮喘病，還带了其他藥品食物等，安排妥當家中父親一天的生活，便帶着美延前往香山探視。

琬玉大姨媽住的地方偏僻，汽車不能直達，下了汽車，還需换乘一小段騾車。

大姨媽個子矮小瘦弱，頭髮花白，素有哮喘病，見到我們歡喜非常。

她與母親一别九年，真有说不完的話，敘不盡的離别之情。

大姨父卧病近二十年，膝下無子女，此時姨父已去世，大姨媽孤身一人租住在農家，以做針黹維持生計，極爲清苦。

母親再三勸她來清華園與我們同住，她卻堅辭婉謝，不願加重雙目失明的妹夫、體弱多病的堂妹負擔，一定要自力更生，獨自住在偏遠農村。

母親雖不放心，但見她與鄰里關係很好，能互相照應，心想只有以後再慢慢勸她來我家住吧。

不想直至五年後大姨媽病逝，母親这個心願始終没能實現。

母親的胞妹五姨，在老家桂林任小學教師多年，並服侍患病的生母沈氏外婆，沈外婆殁後才經人介紹遠嫁北平作繼室。

母親以娘家長姐身份，盡力令其小妹嫁得體面愉快。

没想到婚後一年产下一男嬰後，很快即去世，母親極其悲痛。

父親教學、研究工作繁重，教養孩子的任務多由母親承擔。

我們都是女孩，母親要求我們有獨立謀生的能力，首先必須好好學習，有知識有自食其力的本領，融入社會經濟獨立。

做人要有責任心，以父親为例教育我們，为国爲家都要負責。

不屈服於侵略者，絶不當漢奸。

一旦學成之後就得为國家貢獻力量，切不可閑坐“白吃飯”。

對家庭負責:如祖父散原老人在廬山的居所“松門别墅”，即補發所欠父親留洋官費款項，才得以購置；當祖父來北平頤養，父親將一半工資贍養老人；自己双目失明後，依然勤奮工作，全靠工資養家，培養孩子到大學里。

母親的字寫得好，也要求孩子好好練字，我們現在後悔當初没有聽話用功練字。

父母叫我們在學校課程之外，還要看小説，特别推薦《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儒林外史》、《西遊記》、《水滸傳》等，外國小説如《福爾摩斯偵探案》可培養觀察判斷思維能力。

父親認为瞭解外國文化須讀外文版《聖經》，英文版文字很好。

在成都時，還曾請燕京王鍾翰老師給流求、小彭講解《論語》，可惜为時不長。

父親認为，要解中國文化，須讀四書五經。

说來慚愧，我們有負父母教導，没有好好讀四書五經和《聖經》，所以至今對中外文化認識膚淺。

自從父親右眼失明，母親即開始關注他的業務，希望力所能及地幫助他減輕目力勞累。

逃難到香港時曾代爲謄抄文稿，現在尚存的《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寫本，即由父母二人當年在香港共同謄寫完成。

這部謄抄稿，前部分多由母親抄録，後部分基本父親手书。

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影印刊行，2009年值父母逝世四十周年之際，我們請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此書，藉以紀念在天的雙親。

在父親雙目失明後，母親不但照顧盲人的生活起居，也幫助他開展教學研究活動。

1946年深秋重新回到清華園，父親作瞽者開始恢復正常的教學研究活動，除分别給歷史、中文兩個系本科生開課，修改撰寫《元白詩箋證》 等論文外，還招收新的研究生，對於一位年過半百後才喪失視力的教授而言，要適應生活、工作方式的轉變，绝非易事，任務堪稱繁重，其中更離不開母親的全力支持、幫助。

此後在廣州，母親瞭解父親教學内容，以便更好地協助他，儘量抽空聽父親講課。

我們現在還存有幾本母親的“聽課筆記”。

1951年在廣州嶺南大學時，父親的助手，曾自述身體欠佳，父母親勸他注意休息，去就醫檢查。

一天，到了上課鐘點，助手没有來到，先以为是他生病了，派人前去探視，發現“人去樓空”，難覓其蹤，方知這位助教全家已於數日前不告而别，離去了。

父親一貫在排定了課程的時間後，從不輕易請假缺課。

幸虧母親原有一定的古文基礎，父親目盲後一直關注他的教學與著述，所以能很快頂上助手職務，協助父親備課、查閱資料、編寫講義等，還幫助父親撰寫新篇，如《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等。

母親在日間一如既往要照顧父親的生活，還得抽出時間來進行業務活動，如查找文獻、誦讀材料，筆録父親口述的文字(父親一生都没有條件使用録音機)。

如此繁重的任務，他們雖配合默契，仍需在晚間繼續挑燈工作。

双親的身體都弱，特别對母親而言，她以前雖曾在學校任教，但並非教授文史，角色的變换如此突然，無疑是巨大挑戰，母親没有叫苦，毫不猶疑，勇敢接受也勝任了，而且從這時段的詩作看，他們的精神比較愉快，雖然勞累，卻樂在其中。

母親擔任助手期間，嶺南大學文學院蔣湘澤教授等，也曾一度協助父親教學工作。

1952年黄萱先生到來，母親才輕鬆許多。

黄萱先生的“工作態度極好，學術程度甚高”。

任職時間長達十四年，是幫助父親工作最久的一位，她以後成为父母親的摯友。

黄萱先生勝任工作後，母親依然在午後或晚間，幫助父親把“文稿箱”中的舊稿翻檢出來，爲出版“陳寅恪文集”做編排整理，並爲次日需用的資料做些準備工作。

母親擔任“書記”職責，代筆録寫父親許多重要的往來信件，除親朋好友的書鴻外，事務業務聯系交涉的信函也多由母親代筆，如1958年至1965年，與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關於著述出版事宜的十通函件，都是母親的筆跡。

尤其是父親表露自己心跡的詩作，全由母親一人手録。

這些詩稿有用鋼筆書寫的草稿本，及毛筆抄寫的謄正本。

解放前的詩作抄在一本自製的淺色封面，近正方的大本子内；解放後詩作録在各種軟皮封面練習簿内。

僅毛筆謄正本就不止五册，鋼筆録下的草稿本就更多了。

詩作均由父親口述，母親筆録，遇到難懂的詞句，父親恐寫錯，會利用家中課堂特備的黑板親自寫出。

有時母親實在太忙，偶爾會叫我們孩子録詩，由於我們的古文水準遠遠不如母親，所以多半是父親將全詩用大字寫在教學用的黑板上，待我們抄寫在草稿簿上後，立刻擦净黑板。

解放後因为父親詩作曾惹來不少麻煩，致有“晚歲爲詩欠砍頭”之嘆。

所以，除了父親授意母親寫贈極少數幾位老友如吴宓、朱師辙先生等外，她絶不將父親詩作示人，更不會給年輕教師拿去抄籙，因她時時刻刻想到的就是，要保護父親不受傷害。

父親中年自日本侵華之後，就歷經了丢失傾注大量心血批注的書籍、失明、晚年再加骨折卧床等多重打擊，更不说戰亂帶來的顛沛流離、生活困苦等坎坷。

每次遭受沉重打擊後，常有一度情緒低落，但不久又會振作起來，積極投入教學、研究。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垂暮耄耋之年，以目盲骨折卧床之軀，寫完八十多萬字《柳如是别傳》之後，仍不輟創作，直到紅衛兵勒令助手離去，不准再製造“毒草”才被迫停止工作。

此中自然是有賴於父親的堅強和毅力，但與母親對父親精神上的鼓勵、關懷分不開，父母在思想意識上的相知相契，使他們的靈魂融爲一體。

母親不顧自己的衰病，盡心照顧年老病殘的丈夫，更讓他精神上能挺立起來，在學術上繼續有創造性的成就。

她曾對孩子説，“爹爹的學問造詣非比一般，應讓他寫出保存下来”。

我們直至中年以後才逐漸理解，母親晚歲忘我地为父親付出一切，成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希望父親有生之年，在傳承中華文化上留下更多著作。

雙親生前的許多詩作，都體現出他們思想上的交流，以現在能找到者計，涉及感情互動的詩，二人共有四十餘題。

相互唱和的詞語中，也能看到他們憶過去、瞻未來，彼此寬慰化解現實中的憂愁苦悶，盼望“歡樂餘生共白頭”。

在他們的結婚紀念日、生日，唱和或贈詩尤多，如:

1955年7月6日父親六十六歲生日，母親賦詩为壽。

《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歲初度賦詩一律壽時值廣州芒果荔枝豐收也》

今辰同醉此深杯，香檨離支佐舊醅。

郊外肴蔬無異味，齋中脂墨助高才。

考評陳範文新就，箋釋錢楊體别裁。

回首燕都初見日，恰排小酌待君來。

丙申五月十七日(1956年6月25日)，父親六十七歲生日，母親置酒祝賀，父親以詩答謝。

《丙申六十七歲初度曉瑩置酒爲壽賦此酬謝》

紅雲碧海映重樓，初度盲翁六七秋。

織素心情還置酒，然脂功狀可封侯。

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为詩欠砍頭。

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

父母之間更有唱和乃至聯句之詩。

如乙未年結婚紀念日(1955年9月3日)二人的唱和。

舊曆七月十七日瑩寅結婚紀念日賦一短句贈曉瑩

寅恪

同夢怱怱廿八秋，也同歡樂也同愁。

侏儒方朔俱休讒，一笑妝成伴白頭。

答寅恪七月十七日贈句次原韻

曉瑩

甘苦年年慶此秋，已無惆悵更無愁。

三雛有命休縈念，歡樂餘生共白頭。

父親對母親为他的付出、家庭作出的貢獻，深深感激，常教育我們:你們可以不尊重我，但必須尊重母親。

母親是家中的主心骨，没有母親就没有這個家，所以我們大家要保護好母親。

待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動亂來臨，經過了抄家洗劫、批鬥、逼遷、趕走女工和停發工資，只給幾十元難以維持生活的“生活費”。

父親自知存日無幾，也非常擔心母親將殁，1967年前後傷心地擬了一幅挽聯《輓曉瑩》，預挽我們的母親。

聯文俱是一字一淚: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父親去世後，母親卧病不起，簡要地交代了後事，自己感到一生的任務已經結束，在父親逝世四十五天後，便追隨生死與共的伴侣而去了。

1969年10月7日 、11月21日，在“文革”風暴中父母先後淒涼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