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抗战：汉奸帮会组织“博山安清道义会”与博山伪奴化“洗脑”

作者秦克铸小照

作者简介：秦克铸（1960.3——），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南沙井村人。退休教师。

安清道义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日本特务机关控制的汉奸帮会组织。操纵安清道义会的日本特务机关就是著名的 “梅花公馆”和“千秋公馆”。“梅花公馆”设于1938年4月，1941年撤销。1942年后改设“千秋公馆”，驻济南市斜马路，其任务便是控制、操纵“安清帮”（即“青帮”）的活动。“安清帮”是安清道义会的前身，曾是山东帮会组织之一，山东沦陷初期，日趋消散。日军侵占济南后，为麻痹、拉拢华人，开始提倡复兴各种会道门迷信团体。在这种情形下，日特山口恭右与“安清帮”大字辈道徒钱宝亨挂上了钩，开始复兴、组织“安清道义会”。

1938年底，被日本人扶持起来的伪中国航运总会济南航运公会会长钱宝亨，在济南组建安清道义会。1940年7月14日，道徒金祖德等与日特古屋猛（化名古友仁）相勾结，趁济南航运公会解体之机，在古屋猛操纵下，联络查瑞卿等人对“安清道义会”进行改组，推选钱宝亨、任聘三为正、副会长，修改会章，规定该会拥护“新中国政权”，“以畅达民意，复兴中国，振作安清道友，建立防共阵线，彻底反共，团结安清道友与友邦提携以达反共救国之目的”，正式升格为山东省安清道义总会。

从此，该会开始接受日军资助，并受日本特务古屋猛指使。安清道义会自我标榜是为了“促进中日亲善”，最初还只是服务山东境内的日军，负责帮助运输军用物资，但很快即依托日本军方支持，依靠自身武装，对中国民众敲诈勒索，不择手段拉拢道徒，参与走私贩毒、情报收集、剿共反共、策反抗日武装等罪恶活动，彻底沦为日军侵华工具，成为沦陷区殖民统治的重要帮凶。

日本特务机关济南梨花公馆

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安清道义会像恶性肿瘤一样不断向全省扩张，建立各县分会，短短几年时间，竟将组织发展至全省80余县3万余人，在山东形成了庞大的汉奸帮会网络。特别是，他们还在日伪资助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直属其南、北运河护航大队领导，这支反动武装拥有800余人、枪560余支。安清道义会的口号是“多吸收一个道徒，就减少一个拥护共产党的人”，其反动性说得明明白白，一点也不藏着掖着。

山东省教育委员会思想政治教育处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的《历史血泪》一书中记载，“日本宪兵队利用道会门和黑社会组织（如济南“安清道义会”等）共同行动，将很多抗日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以‘思想犯’、‘经济犯’、‘嫌疑犯’等等罪名，逮捕杀害。日本侵略者还在济南、青岛等地设立‘新华院’，收容抗日官兵的被俘人员，或利用‘讨伐’之时捕抓行人及农民群众，然后由当地日军向伪满或日本输送苦力。”刘大可等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的《日本侵略山东史》记载，“日本宪兵队还曾利用道会门和黑社会组织（如济南“安清道义会”）共同行动，使很多抗日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横遭杀害。”

安清道义会，又名“家礼”或“青帮”，也称“三番子”，它原来的基础是“安清帮”或“清帮”，起源于明末清初。

文献记载，“清帮”原系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奉明代罗祖为师。当时，清朝在南方征收的粮赋，靠陆地运输，后来改为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叫做“漕运”，承办这项运输任务的有翁雍、钱坚、潘清等三人（即帮中所称三祖），成立了清帮组织，制定了帮规和入帮的手续和仪式，在船夫、纤夫、装卸夫中发展道徒，要求道徒严守帮规，目的是使“漕运”顺利通航，沿途不受骚扰和损失，是典型的封建行帮。

“青帮”帮规（源自网络）

安清道义会内部的关系，沿用封建行帮的做法，入帮要确立在帮内的师徒关系，特别讲究分帮论世。全道共有6帮（即加白帮、兴与六帮、与五四帮、老关帮、加与帮、江淮泗帮），及所谓24代和后继24代（即世）。师父属于何帮，徒弟就随师父属于何帮。在辈世上，如果其师是21世，徒弟就是22世，22世再收徒弟便是23世，以此类推。在称呼上，大三辈者称“师太”，大两辈者称“师爷”，大一辈者除自己的老师外，其他的称“师叔”“师伯”，同世者称兄道弟。

“青帮”字辈（源自网络）

清政府把“漕运”改为海运后，“清帮”便分散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和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大通商口岸活动。民国以后，清帮的成份开始复杂化，组织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有医、卜、星、相和三教九流，后来还扩大到官僚政客和军阀匪首，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1937年底，日寇侵占博山。在日寇的怂恿和指使下，博山地方上的一些地主豪绅和帮派头目，为迎合日寇的需要，也网罗了一些人，成立了“博山安清道义会”。

博山安清道义会，正式成立于1940年春，会址设在博山西围子桑园街“炉神庙”。成立之初，博山的日本特务首先入会，各级伪政权和军警人员争相效尤，所以，它很快便沦为日特控制伪军政组织的工具。博山公安部门的档案显示，“博山安清道义会”的参加者，包括伪县长以下的科局长，伪警备队的大中小队长，伪警察所的所长、巡官，伪区、乡、镇、保长，还有宪兵队的翻译、特务等，会长由施笑风（日本翻译）出任，副会长是战明符、许城斋，道徒有1800人之众。

博山“炉神庙”（源自网络）

加入安清道义会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除必须要由帮中人介绍，且引进师（介绍人）、所拜师傅（本命师）必须分属不同帮会外，还需要办理相关的入道手续，参加入道仪式。走完所有程序，才能成为正式道徒。成为正式道徒后，会颁发给会员统一印制的身份证明、会员徽章。身份证明须随身携带，徽章亦须按规定佩戴。这些证件不仅是身份的证明，更是一种“特殊人等”的象征。由于身份证明是经过日本特务机关严格审核发放的，更因为安清道义会的“汉奸帮会组织”性质，特别是道徒出行常常负有特殊使命，故而凡持有安清道义会会员身份证明、佩戴会员徽章的，在沦陷区可以畅行无阻，出入城区、要地的，多被认为是“自己人”，很少受到阻拦、盘问、盘查，比普通老百姓的“良民证”要管用得多。

安清道义会的身份证明与徽章

安清道义会的徽章，正面帆顶上方是篆书“道义”两字，竖排为“五行八德”，所谓“五行”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谓“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博山安清道义会还在县以下的区一级设立“联会”。如，博山安清道义会便在八陡成立了安清道义会第二区联会，其管辖范围包括岳庄、岱庄、八陡、石炭坞，第二区联会的第一任会长是赵作岭，副会长是杨洪泰、谢会谋，第二任会长是黄家贵，第三任会长是乔同章（乔系日本宪兵队八陡宪兵派遣队便衣情报班的便衣特务）。

另外，联会还设有指坦师，主持香堂一切事宜，第二区联会的指坦师叫徐金声，联会道徒多达60人。

博山安清道义会、伪博山商会与伪奴化“洗脑”机构“感化院”。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张树军、李忠杰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中，选有原博山县商会会长张焕宸妻侄李养之的回忆录《博山县商会在日伪时期的活动》，文中回忆：

“日本侵略者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推行强化治安，博山四、五两区和博莱边界一带屡遭浩劫，但人民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对被捕群众，敌人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对未被杀害的人，企图通过所谓‘感化’，瓦解其斗志。1940年8月，宪兵队联络员盐炳同伪县长计谋，拟由博山‘安清道义会’头子施笑风主办‘感化院’，由商会出经费。通知商会后，张焕宸不同意商会出钱而由施笑风办。

我几次找赵允台（博山宪兵分遣队朝鲜籍翻译、特务，曾策反、控用、逆用大量我方人员为情报员、特务，1945年被列为战犯处决。作者注），要其向敌酋交涉，最后宪兵队同意由商会出钱由商会办。办成后，张焕宸任‘感化院’院长，我代理（院长）。

‘感化院’组成人员，有伪县长推荐的当过日军宣抚官的李鸣泉（任体育教练），张焕宸推荐的史会仙（又名史芝房）任文书，具体负责院里工作。警卫由伪警察局消防队派伪兵轮流值班，财务管理由窑业公会会长石靖明、炉业公会会长吴聘三负责。宪兵队决定被‘感化’人员的留院时间为2至3个月，因人不同，由我到宪兵队去领。‘感化’期满，发给结业证，取保回家。

‘感化’内容千篇一律，什么‘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以及反共滥调等，由伪县公署教育科长王柏桓、‘安清道义会’施笑风，伪民教馆长刘燕谟、商会常务程少鲁、战明符等一帮汉奸走狗轮流放毒，有时博山道院院长马季平还去讲什么‘普渡众生’。这种讲话，每天一次，另外每天还有两次体操。‘感化院’还把这些假话编印成《忏悔录》《觉悟说》，由伪县长曲化如、伪商会会长张焕宸题词、写序言，装印成册，结业时每人发一份，并作为下一期‘感化’教材。

第一次交该院70余人，其中有小脚妇女3人，由我领着从赵家后门到北亭子路上跑了一个，经同史会仙商议，瞒着此事。第二次、第三次领的人数就少了。自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计被毒化100余人，因经费难筹而停办（根据相关史志资料，1941年7月停办不确）。”

伪博山“感化院”旧址北亭子的清音阁

抗战时期博山的伪奴化“洗脑”机构“感化院”（“反省院”），因为伪商会横加干涉，最后由伪博山县商会出资主办，或者说，安清道义会是被伪商会“截胡”了。尽管如此，博山安清道义会还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不难看出，在日本人眼里，安清道义会才是最合适的伪“感化院”主办者。这从李养之的回忆中完全可以领悟到。

笔者的老家博山区石马镇南沙井村，抗战时期隶属博山县第四区，1941年夏到1942年夏，隶属博山县金山区，是金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堡垒村。据《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记载，仅在1941年农历十一月十五的大逮捕中，我们村就有17人被捕，其中党员5人，群众 12 人。

在被捕的17 人中，有8名群众被刑后交“感化院”接受奴化教育、劳动改造，期满才取保放回。在1941年后六月二十九被捕的16 人中（含党员 3 人，群众 13 人），半路逃回 2 人，拉至八陡宪兵队逃回 1 人，惨遭杀害 2 人，拉至东北煤矿死亡6 人，拉至东北煤矿多年后逃回 4 人，还有一位被投入北京的“感化院”，在那儿关了三年才被放回。

《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

1950年7月，在中共博山县人民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中，博山安清道义会被依法受到打击处理。1951年7月，经淄博市人民法庭依法审理，安清道义会道徒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人被判处死刑。该道从此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