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组部派人来香山，找到一位老妇：组织决定恢复你的

1982年三月下旬，已然是春暖花开之景，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让人感觉格外惬意。世间万物复苏，总会给人带来新的希望。

有一位孤寡老人，居住在北京香山的一间10平方米小公寓里。老人两年前患上脑血栓，行动变得不便，身边并无子女相伴，唯有枕边的一个塑料娃娃陪着他。

她时常以那双不再明亮的眼眸，呆呆地凝视着窗外，她所等候的是一份极为关键的事物——有关她的平反结论。

3月23号，中央组织部派遣人员前往公寓，当她在场时，宣读了为她平反的决定。

我们已经对关露的历史进行了调查，查明她并不存在汉奸相关问题。

对于潘杨案中对她实施的拘留审查举措有误，需予以全面平反，恢复其名誉……所有针对关露同志的污蔑不实言论都应予以撤销。

多年来，她一直默默承受着身边人对她的误解，背负“汉奸”骂名长达43年，如今终于沉冤得雪，她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有位名叫关露的老人，她将自己的毕生都奉献给了国家，膝下没有子女，仅有一个塑料娃娃在枕边相伴。沉冤得雪的关露终于能够放下心中的负担，她无论是身体上的压力还是精神上的痛苦，都得到了完全的舒缓。

在那一年冬季的12月5日，患病在身的露吞服了大量安眠药，阖上双眼与世长辞，终年75岁。

关露本名为胡寿楣，1907年于山西出生，她有个小两岁的妹妹，名叫胡寿华。

关露七岁那年，父亲离世，母亲徐锈枫独自养育姐妹二人。母亲思想颇为进步，自小就教导姐妹俩，女性务必在经济与思想方面保持独立。

在那个时期，一位单身母亲养育两个孩子极为艰难。经他人引荐，母亲前往大学问家张百熙侄媳妇家中担任家庭教师，两姐妹也随之一同学习。

1923年，母亲由于过度操劳而患病，病情严重后不久离世。那时，关露年仅15岁，她的妹妹才13岁。

后来，妹妹为纪念离世的母亲，把名字改成了胡锈枫。

姐妹俩还有一位二姨妈，双亲离世后，姐妹俩便由她抚养。二姨妈的观念和母亲大相径庭，她觉得女人不必过于好强，嫁个好人家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二姨打定主意要为姐妹们包办婚事，首先给胡寿楣介绍了一位银行经理。

因自幼受母亲教诲熏陶，胡寿楣难以认可毫无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模式，唯一的办法便是逃离。妹妹胡锈枫对她极为支持，于是二人决定一同离去。

关露有位名叫吕雨湘的老师，此人是湖北省怀安县县长，曾写信告知关露可前往怀安县任教，随后关露便带着妹妹启程前往湖北。

那时正好老乡阎今仲打算前往上海探望姐姐，关露心想能和他一起去上海，接着再去湖北，这样一路上还能相互有个照料。

姐妹俩抵达上海后，先是跟随阎今仲前往姐姐阎佩芳家中。阎佩芳得知姐妹俩打算前往湖北，心里十分担忧，毕竟路途漫长，两个女孩子出行不太安全。于是，她劝说姐妹俩留在上海，并承诺会帮她们解决读书的问题。

关露一生的恩人、贵人刘道衡，是阎佩芬的丈夫。在他的扶持下，关露得以进入上海法科大学攻读法律系，后来，她的妹妹也和她一样选择了学习法律。

之后，在好友冯伊湄的激励与协助下，关露报名参加了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的考试。

关露打算离开上海，阎佩芬和刘道衡心里虽有不舍，却依然支持她的抉择。离别之际，关露对他们的援助心怀感恩，向这对夫妇郑重地深深鞠躬。

1931年，完成学业的关露回到上海开始工作，同一年推出文字周刊《幼稚》。

次年，经妹妹胡锈枫引荐，关露加入了党组织，并且成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接着，她还参与了中国诗歌会，负责编辑《新诗歌》这一刊物。

从1934年起，她开始试着投身新诗创作与诗歌朗诵活动。1936年，她加入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和上海文化界协会，着手编辑《中华日报》《生活知识》，还编辑了诗歌刊物《高射炮》等。

这时的关露已然29岁，成了在上海滩颇为活跃的左派文人。她个子高挑，为人和善，同抗日派的妇女界人士向来有交往。

她参与创作的电影歌曲《春天里》赢得了大众的青睐，其中有一句表达爱国之情的歌词“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让她荣获了“民族之妻”的称号，成为与张爱玲名气相当的女作家之一。

1937年，经同事牵线，关露结识了王炳南。王炳南投身革命的时间极早，年仅18岁便加入了党组织。两人初次碰面，便彼此心生好感，后来渐渐变得志趣相投。

不久之后，二人感情迅速升温。在日常相处中，关露对王炳南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这让王炳南心里十分温暖。关露曾为他创作了一本诗集，名为《太平洋的歌声》。王炳南被关露的真诚付出深深打动。

有一回，王炳南需离开关露去执行任务，在分别之际，他送了一张照片给她，照片背后写着：

你若关怀我一阵子，我便关怀你一辈子！

关露始终精心保存着它。

在1939年的一个夜晚，关露正专注于修改她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这时，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刘少文前来拜访关露，并交给她一封信，信上写着：

“关露同志，马上前往香港，与小廖同志会合并接收任务！”

关露被这突如其来的信件弄得措手不及，她迅速平复心情，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便动身前往香港，不久就找到了廖承志（小廖）。

廖承志告知她：“组织交给你一项任务，前往李士群处，掌握他的动态。”

随后，潘汉年进一步明确指示她：“返回上海之后，去与李士群接触，尽量让他为你安排一个职务，这样有利于了解情况，从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李士群往昔曾为共产党员，后来因多次遭国民党抓捕，在敌人以其妻子和儿子性命相要挟的情况下，他选择屈服，背离了组织。

最终，他选择投靠汪精卫。

在李士群遭国民党逮捕期间，他的妻子叶吉卿得到了关露姐妹的照料。待李士群获释后，见到安然无事的妻子，他对关露姐妹满怀感激，还许下诺言，日后她们若有需求，自己定会竭尽全力提供帮助。

潘汉年叮嘱道：“务必要记好，到了那里之后，只能用脑子、耳朵和眼睛，别张嘴说话！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别给自己辩解，一旦辩解，可就坏事了！”

关露察觉到了这次任务的重大意义，在返回上海途中，陷入了沉思。她十分明白自己未来将会遭遇何种状况，这与她的个人声誉紧密相关，意味着她或许要终生背负“汉奸”的骂名。

即便如此，关露依旧应允会尽力完成任务。

李士群的特务机构设于极司非尔路76号，此地原本是一座带有大花园的洋房，曾是某位高官藏娇之所。上海沦陷后，这处房产落入日本人掌控，如今成了李士群的“杀人魔窟”。

不难想象，踏入76号代表着什么，关露的人生轨迹自此出现转变。在1941年的一个夏日，关露抵达了76号，李士群及其妻子叶吉卿亲自到大门外相迎。

李士群满脸欣喜地询问：“许久未曾相见，不知是哪股风把您给刮来了？”

关露表示，自己早就没了工作，期望能在他这儿谋个生计、找份差事。李士群并未马上应允，而是领着她去牢房和审讯室转了转，逛完之后说道：“你瞧瞧，我这地方，哪是你这位大作家待得住的？”

妻子叶吉卿逮着机会就对丈夫抱怨起来：“他干的全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哪能有适合您的工作呀！要是缺钱了，随时跟我讲！”说着，便往关露手里塞了四百块钱。

关露赶忙表明，自己并非此意，坚决不肯收下钱，与叶吉卿相互拉扯着。实际上，李士群心里也已猜出关露的意图，说道：“收下吧，关小姐，在我们夫妻俩这儿，你不必见外！”

随后接着说道：“你也别跟我绕弯子了，我手下三千多名特工可不是好惹的，你妹妹是共产党，你的身份我能不清楚吗？收下这些钱，可不单单是因为咱们是老相识……”

关露领会到了他话语中的弦外之音，并未打断他说话。

“当年老蒋可让我李士群吃了不少苦头，这几年又把共产党折腾得够呛，既然这样，咱们为啥不联合起来对付老蒋呢？”李士群试着探问道。

关露微微一笑作为回应，收下了这些钱。此后，她每月都会前往76号，李士群每次都会给关露一笔钱，还会向她透露一些情报。

关露偶尔会陪着叶吉卿去商店购物、观看戏剧演出，有时候叶吉卿还会领着她与一些富太太们一起打牌。在这样的场合之中，关露获取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线索。

曾经有一回，在76号，李士群向关露倾诉起自己的“困扰”。他对当下的战场形势十分了解，明白要是继续追随汪精卫，不会有什么好前景。他期望借助关露和潘汉年取得联系，看看能否“为民族和国家”做点事，给自己谋条出路。

关露坚信李士群是出于真心，便写信给潘汉年汇报李士群的状况。潘汉年收到信件后，先对关露的工作予以认可，随后回信表明同意与李士群会面。

1942年，潘汉年前往上海，经关露安排，潘汉年与李士群见了面。会谈期间，潘汉年察觉到李士群有合作的意愿和诚意。

在再次认可关露的表现之后，潘汉年向关露作出指示，告知她的任务已圆满完成。依据党的需求，她能够从76号撤离，后续任务将由新的联络人接手继续执行。

关露总算能够放松下来了，她觉得自己离开76号之后，就能回归组织，还特意申请前往延安或者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以便能到前线直接投身抗战工作。谁料，中共上海局情报系统负责人吴成方告知关露，组织打算给她安排一项新任务。

此次任务安排关露去接近一名叫佐藤俊子的日本人，其中文名是左俊芝，是一位秉持民主自由思想的女作家。

佐藤俊子出任由日本领事馆与海军陆战队报道部联合创办的中文刊物《女声》的社长一职，当下该杂志社正好在招聘一名中国编辑，于是组织作出决定，派遣关露去执行此项任务。

关露在需要直接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内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迟疑。然而，她想到自己作为一名党员，理应听从组织的安排，最后还是应允了下来。

凭借关露的能力，她迅速且顺利地进入《女声》刊物，负责小说、剧评、杂谈方面的编辑事务。《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每期的文章大多是宣扬“大东亚共荣”这类内容，对时事评论管控极为严格，严禁刊登抗日主题以及宣传共产党和苏联等红色思想的文章。

为避免身份暴露，关露工作时极为谨小慎微，常常发表一些隐晦却对民众有益的内容。《女声》栏目丰富多样，视角客观公正，“读者信箱”栏目大受青睐，引得不少进步青年踊跃投稿。

尽管这些积极向上的青年投稿时都采用匿名方式，但凭借关露的聪慧以及丰富的斗争阅历，她推测出这些青年多数是左派人士，甚至可能是共产党员。对于这些年轻人的稿件，她大多愉快地予以接纳。

关露还运用新的笔名来发表散文与作品，并且撰写一些妇女文学、妇女问题相关杂谈，还有影剧评论之类的内容。

《女声》的销量迅速大幅增长，每月超过六千份，最高能达到一万份。由于关露时常刊载进步青年的文章，引起了日方的猜疑，指责她蓄意培养进步青年，不过在佐藤俊子的庇护下，她每次都化险为夷。

关露觉得：“佐藤俊子作为一名思想前卫的女作家，对我十分信任，是我真挚的好友。”

于是，关露一边开展工作，一边收集情报传递给地下组织。1943年8月，日本在当地举办“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这是日本用以拉近与殖民地文学界关系的一项关键活动，《女声》刊物也得参与此次活动，佐藤俊子派遣关露作为代表前往日本。

这一回，关露迟疑了，她向上级提及此事，上级却称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前往日本后，能够更清晰地掌握当地的情报动向。

在抗战那段时期，前往日本这个“老窝”去搜集情报是极为凶险的。然而，她始终牢记自身的使命，不管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亦或是为了党的事业，她都觉得此番冒险是值得的。

不久之后，十几位中国赴日代表抵达了日本，其中有张爱玲等人。次日，报纸刊登了他们的照片，以此表达欢迎之意。

在前往日本之前，潘汉年派人给她送去一封机密信件，嘱咐她抵达日本后转交给秋田。秋田先生是潘汉年的故交，彼时和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断了联系，潘汉年期望关露把这封信转交给秋田，尝试通过秋田，看能否重新恢复和日共的往来。

抵达日本之后，关露迅速寻到了秋田，把密信交到了他手上。

在此次大会里，日方要求中方代表上台发言，发言题目为《大东亚共荣》。关露不愿违背本心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便请求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最终日方应允了她的请求，她凭借自身智慧，打乱了日方的计划。

关露自日本返回上海后，一直未打消前往延安的念头，她曾给妹妹胡锈枫写信，说道：“我想去爸爸妈妈那里，不知爸爸妈妈会不会应允？”

此处所说的“爸爸、妈妈”，所指的是解放区与延安。

胡锈枫看过信后，同样期望姐姐能够达成所愿，便把姐姐的信以及心愿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邓颖超作了汇报。没过多久，邓颖超告知胡锈枫，组织要求关露继续留在上海开展工作。

胡锈枫觉得十分可惜，然而只能给姐姐回信道：“母亲不让你来，期望你留在上海，照料弟弟妹妹。”

1945年4月，佐藤俊子因脑溢血离世，关露痛失一位挚友，愈发形单影只、孤寂落寞。此后，关露接过佐藤俊子的工作，在三年时间里编印了38期《女声》刊物，将其打造成颇具影响力的女性刊物，出色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任务。

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党一改萎靡态势，四处出击，去夺取“胜利果实”。他们抵达上海，收缴日本人的武器装备，打算开展“肃奸”行动，关露的名字就在那份名单之上。

关露向组织表达请求，她迫不及待地想去解放区，此次得到了组织准许。最终在组织安排下，10月30日，关露秘密抵达淮阴新四军根据地。

关露最终得偿所愿，来到了“爸爸妈妈”身旁，她的心境极为畅快。一想到曾和王炳南的约定，等日本投降后二人就步入婚姻殿堂，关露便喜笑颜开。

不过，美妙的时光向来是短暂的。到了淮阴之后，她被分配到文教处任职，有意或无意之间，听闻了一些风声，称她往昔曾投靠过汪精卫，还去过76号，并且和李士群太太一同逛过商店、看过戏。身边的朋友和同事开始对她疏离，以鄙夷的目光看她，甚至有人冲她吐口水。

周围的人对她漠视且误解，她强忍着悲愤，身为特工人员，不能随便将自己执行的任务透露出去。潘汉年说过的话她铭记于心：“要是有人误解你，别去辩解......”

她默默承受屈辱，将所有的痛苦都藏在心底，泪水也只能往心里流淌。

抵达淮阴的第三天，新四军启动了审干运动，关露竟然遭到拘留审查。因长久以来积攒的委屈无处宣泄，她的精神彻底垮掉了。

正所谓祸不单行，就在这个时候，关露收到了王炳南的一封信。她满心以为能从恋人那里得到慰藉，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封绝交信。缘由是关露有着一段特殊过往，王炳南觉得两人要是日后结为夫妻，会带来不良影响。

王炳南的那封绝交信，无疑是让情况变得更糟，关露的世界刹那间就垮塌了。她取出王炳南之前送给她的照片，望着上面的那句“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泪水不受控制地簌簌而下。

关露和王炳南分开后，曾一度精神错乱。过了许久，她才逐渐从那段愁闷的时光中脱离出来。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关露前往北京开启工作生涯。

1956年，关露由于受到潘汉年冤案的连累，被关进了监狱，她的精神再度陷入了崩溃状态。

过了一年，伴随着真相浮出水面，关露获得释放。

在那个特殊时期刚开始不久，关露过往的工作经历使她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灾难，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里，她被囚禁在一个狭窄的牢房中，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监管人员的打骂。她本就脆弱的精神，再加上身体上遭受的折磨，这双重打击给她造成的创伤不言而喻。

1975年5月，也就是8年之后，关露获释，彼时的她已然是一位白发苍苍、饱受疾病折磨的老妇人。

关露恢复党籍后，独自前往香山，被安排到一个村庄担任支部书记。

她依旧坚持着创作之路，数十载岁月历经风雨，她从未有过抱怨，对过往之事也只字未提。她唯一的期盼，便是组织能给予她一个公正的评判，还她一个清白的名声。

1980年，关露因患脑血栓而行动困难，王炳南对她施以援手，在周边找了一处小公寓，让她能静心治疗疾病。

两年之后，七十五岁的关露总算等来了属于她的公正。长久遭受病痛煎熬的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她离去时没有任何遗憾。

祈愿天堂再无病痛折磨，特撰此文，向这位奋战于隐秘战线的老革命、女战士致以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