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襄阳警方侦破27年前悬案，一张假身份证牵出命案真凶

大家好，我是梁sir，欢迎来到重案讲说人。这天中午，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的技术人员忙得连午饭也没有吃，他们正在反复确认着一份DNA比对结果。襄阳市东津新区警方在两年前送来了三份DNA样本，并且将侦破一桩未解命案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了这三份样本的身上，时隔两年，这些样本终于比中了嫌疑人，所有人都不敢有一丝懈怠。那么这桩悬案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样，警方究竟能否抓住凶手呢？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民警的脚步一探究竟。

1996年时，襄阳市东津新区还只是襄阳县的东津镇，这一年的3月1日，东津镇王寨村的村民李大壮刚起床便听到外面传来了争吵声，他打开院门后看到两个年轻人正在互相拉扯，正想上前劝架，却看到其中一人从怀里掏出小刀向另一人的身上连刺了五刀。这一切都发生得太过突然，李大壮顿时被吓得愣在当场，等到他反应过来后才发现中刀男子已经倒地身亡，行凶者则逃之夭夭。

遇害男子名叫刘骅，年仅十九岁，是村民刘顺兴的长子，警方根据李大壮的目击证言很快就锁定了凶手的身份。袁晓明，时年25岁，他的家距离刘骅的家不足百米，二人从小一起玩到大，刘顺兴怎么也想不明白袁晓明与自己的儿子究竟存在什么血海深仇，为什么要狠下杀手。

警方在王寨村里进行了走访，很快就得知了一条线索，这场惨剧很可能与前一晚的一次酒局存在关联。2月29日晚，村民刘劲叫了一群好友到家中喝酒，当时在场的包括袁晓明和刘骅共有八人，大家酒足饭饱之后仍不尽兴，于是便凑了两个牌桌，八个人打牌，一打就打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眼见天色渐亮，众人还要上班，于是便准备散场，可是刘骅输给了袁晓明50块钱，袁晓明开始催促他赶紧结账。刘骅和袁晓明是朋友，他显然没有把这些钱当回事儿，袁晓明见对方不肯拿钱，便开始阻拦他的去路，二人一边拉扯一边离开了刘劲的家，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这样的结果。

袁晓明在案发的前不久才刚刚结婚，他行凶之后抛下妻子仓皇出逃，襄阳县警方派出了大批警力追查嫌疑人的下落，可是限于当时落后的侦查条件，案情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时过境迁，2012年时，东津新区公安分局成立，这桩案件也被移交，新一批侦查员从老一辈民警的手上接过了重担。袁晓明行凶之后带走了作案工具，他从小到大也没有照过一张照片，大家看着仅有寥寥数字的案件卷宗都犯起了难，究竟怎样才能知道犯罪嫌疑人的真容呢？他们对资料进行逐字分析，终于想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既然袁晓明已经结婚，那么民政局的档案里会不会留有他的结婚登记照片呢？办案民警立即来到了民政局，他们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果然找到了袁晓明的结婚照，追逃工作再次启动。

有了照片就可以网上追逃，可是这项工作的不确定性很大，警方一直没有盼来新的消息。2017年时，公安部建立了全国人像比对系统，民警便将袁晓明的照片也上传到数据库里进行比对。比对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与嫌疑人相似度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一共有30多人，他们对这三十多人进行逐一筛查，可是最终却是失望而归。

虽然人像比对工作没有结果，但是警方仍然没有放弃希望，此时袁晓明的父母已经相继去世，嫌疑人的直系亲属只剩下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秘密盯控反馈的情况则显示他的大哥身上存在疑点。袁晓明的大哥名叫袁大东，此人原本在家务农，2015年时随女儿女婿一起搬迁到了广东。据调查，袁大东的女婿名叫尚向君，他既没有手艺也不会做生意，却背井离乡远赴东莞开了一家小型的五金加工厂，这一情况实在不符合常理，警方决定远赴东莞对袁大东和尚向君进行秘密调查，可是民警在东莞待了近半个月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警方为了这桩案件已经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直到2020年，一则报道又令他们看到了破案的曙光。

2020年2月23日，南京警方依靠DNA技术侦破了一桩发生在28年前的悬案，犯罪嫌疑人麻继刚落入法网，东津新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看到这则报道之后立即兴奋了起来。只要有了DNA，那么凶手就算隐藏得再深也会露出马脚，办案民警立即采集了袁晓明哥哥姐姐们的DNA上传至数据库进行比对，他们本以为很快就会看到结果，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刘骅的父亲刘顺兴被确诊癌症晚期，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每每想到自己将会不久于人世，杀害儿子的凶手却逍遥法外，便会叹息究竟能否等来凶手伏法的一天。

2023年7月3日，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的技术人员突然发现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上传的一份DNA数据与袁晓明家属的DNA高度相似，可是这份DNA却属于一具无名尸体。2017年12月3日上午九点，东莞警方突然接到东坑镇居民卢春凤打来的报警电话，对方声称自己的租客离奇死亡。案发现场位于一个狭小的出租屋内，死者为一名年约40的男性，尸体躺在床上，上身穿着皮衣，下身却一丝不挂，法医推测致其死亡的原因是喉梗阻造成的窒息，死亡时间在一个星期之前。勘察人员在死者的皮衣口袋里找到了一张身份证，经过卢春凤的确认，死者就是身份证的主人韩树强。

东莞警方当时在现场还发现了另一张手写身份证，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社保卡，可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三样东西竟然属于三个不同的人，身份证的主人是云南的李斌，银行卡卡主是河南的洪剑涛，而社保卡则属于四川籍女子杨建梅，多年的办案经验令民警感觉到这名死者的身份十分可疑，于是立即展开全面调查。

韩树强，1980年出生，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人，令警方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竟然在河南找到了韩树强本人，对方看到印有自己姓名的身份证后也是觉得十分奇怪，他声称身份证上的信息虽然确实属于自己，但是上面的照片却属于别的男人，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还认识这名冒名顶替的男子。此人名叫李斌，是韩树强在东莞打工期间认识的工友，而银行卡卡主洪剑涛则是韩树强的表哥。民警转而找到了同在河南的洪剑涛，韩树强的说法在他那里得到了印证，原来，李斌因为没有身份证，所以便借用了洪剑涛的身份办理了那张银行卡。韩树强和洪剑涛的身份已经查清，可是他们俩都不清楚李斌的具体信息，办案民警又将目光转向了那张社保卡，杨建梅到底和死者存在什么关系，她在这桩案件中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杨建梅，1986年出生，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人，她声称自己确实认识一个名叫李斌的男子。2007年时，刚刚21岁的杨建梅来到东莞市东坑镇的一家五金加工厂里打工，她也就是在这个厂里认识的李斌。李斌比杨建梅年长十多岁，他能说会道，很快就获得了杨建梅的芳心，二人偷尝禁果，女儿也在一年之后出生了。杨建梅想要有个名分，可是李斌却不肯结婚，她虽然感到不满却仍然苦苦支撑，直到2013年，随着女儿渐渐长大，她才意识到将要面对一个巨大的难题。

因为没有结婚，所以杨建梅的女儿一直没有上户口，现如今就连上学都成了问题，这天她又和李斌谈起了结婚的事情，对方竟然没来由地大发雷霆。李斌拧开了煤气罐的阀门，扬言要和妻女一起同归于尽，杨建梅被吓得胆战心惊，于是毅然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她每每想起李斌当时那双瞪得血红的双眼就感到后怕，从那之后便再也没有和对方联系。杨建梅虽然和李斌一起生活了那么久，可是她对对方的情况却一无所知，此时前往云南的民警也循着那张手写的身份证找到了李斌的老家，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李斌依然在生，死者的真实身份竟然成了一个当时无法解开的谜团。

镜头一转又回到了2023年，7月23日，东津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分赴三省再次找到了当年那桩案件的相关人员，他们将袁晓明的照片给韩树强等人一一过目，几人一眼就认出这人就是那个自称李斌的男子。

袁晓明伪造身份改头换面，最终却还是把生活过得一团糟，他不但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健康。尸检结果显示，袁晓明患有喉癌，因为灰色身份的原因，所以不敢去大医院就诊。现如今与案件相关的物证只剩下了那张以洪剑涛的名字办理的银行卡，办案民警调取了这张卡的流水记录之后，竟然在其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2016年6月1日，尚向君向袁晓明的卡里转了2000块钱，当年他们没有找到尚向君窝藏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现如今证据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据尚向君交代，袁晓明因为沉迷赌博，所以变得穷困潦倒，无奈之下只得向大哥袁大东求助，尚向君在岳父的指使下给予袁晓明经济资助，可是这2000块钱根本不够治疗喉癌，直至最后，袁晓明甚至连每月150元的房租都交不出，直至2017年12月3日，房东卢春凤上门讨要房租，这才发现了他的尸体。2024年1月3日，袁大东和尚向君因涉嫌包庇罪和窝藏罪被正式批捕，犯罪嫌疑人袁晓明证实已经死亡，27年前发生的那桩故意杀人案终告结案。

刘顺兴等了27年终于盼来了一个结果，他了无牵挂，在结案的两个月后驾鹤西归。袁晓明杀人逃亡，最终客死他乡，如果他当初忍住了冲动，人生将会朝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发展。有多少人因为无法控制情绪走上极端的道路，又有多少个家庭因为冲动的犯罪变得支离破碎，希望大家在与人发生矛盾之时心中能够默念：“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袁晓明的犯罪心理分析

犯罪心理形成机制

冲动型人格障碍特征
袁晓明的犯罪行为呈现典型的冲动控制障碍特征。案发前夜持续赌博引发的睡眠剥夺（通宵打牌）与酒精作用共同削弱了前额叶皮层对情绪的调控能力，使其在50元赌资纠纷中陷入"挫折-攻击"心理模式。当刘骅表现出对债务的轻视态度时，袁晓明将这种态度解读为对其尊严的挑衅，触发病理性"面子保卫"反应。犯罪工具（随身携带小刀）的易得性进一步降低了行为抑制阈值。病理性赌博的催化作用
调查显示袁晓明长期沉迷赌博，这导致其形成扭曲的价值观系统。赌博成瘾者通常存在"结果贴现"现象——过度重视即时收益而忽视长远后果。这种认知偏差使其在纠纷中难以理性评估杀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将50元债务的象征意义（赌博输赢的尊严）无限放大。婚姻压力下的心理崩溃
新婚不久的袁晓明正处于家庭责任与经济压力的双重考验期。人类学研究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中青年男性在婚后面临显著的"成人礼"压力。赌博输赢可能被其潜意识视为维持家庭地位的手段，债务纠纷成为压垮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逃亡期间的心理演变

身份认同解构与重建
逃亡生涯中袁晓明通过盗用多重身份（至少使用3个假身份）实施心理代偿。这种"身份碎片化"现象常见于长期在逃人员，其本质是通过解构原有自我来逃避罪责感。值得注意的是，他选择与杨建梅组建非正式家庭，反映出潜意识的自我救赎需求——试图通过建立新家庭关系来弥补犯罪造成的心理空洞。躯体化障碍的形成
喉癌的发展过程具有显著的心身疾病特征。犯罪心理学中的"躯体化"理论认为，长期心理压力会导致特定器官病变。袁晓明作案时使用刀具攻击被害人躯干，而自己最终死于喉部疾病，这种"攻击部位-患病部位"的对应关系，可能暗示其潜意识中的自我惩罚机制。社会支持系统崩塌
与多数在逃人员类似，袁晓明经历了"社会性死亡"过程。亲属有限的资金援助（2000元）无法构建有效支持网络，赌博恶习导致的财务危机使其彻底沦为社会边缘人。这种极端的社会隔离状态加速了其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崩溃。

当个体将微小冲突错误地解读为尊严战争时，认知扭曲就会引发灾难性后果。袁晓明用自己的悲惨经历验证了"暴力是最无效的问题解决方式"这一真理。现代神经科学研究证明，人类前额叶完全有能力在情绪风暴中做出理性选择，关键在于是否愿意持续进行认知训练。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所言："愤怒是以他人之过惩罚自己"，此案留给我们的最大警示莫过于此。我是梁sir，这里是重案讲说人，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我们相约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