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回忆（21）：日本败象毕露，与谭某往来的人物都是垂头丧气

抗战时期，孤岛上的人最重要的，是希望得到一些有关战事的正确消息。自从日军开始南进，所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竟开进租界，从此反日论调的报纸，如《大美晚报》，本是靠着美商牌子，到此立即停办。《申报》、《新闻报》则对英美两国的电讯稿完全不用，报上只登同盟社一家的电稿，因此报上所见到的全是日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孤岛上的人看了真是越来越气闷。

报纸是市民的精神食粮，专看日方的片面新闻，简直叫人又闷、又气、又急，又恼，而日本人办的《新申报》，同样是越看越生气。

当时能收听短波的无线电机，早已由日本军方命各家各户自动送到一个地方集中烧毁，所以大家想得到一些真实消息的话，全靠朋友们相聚，各人把听到的新闻互相传述。

这种传述倒也快得很，一个大消息，是意大利投降，第二个大消息是希特勒自杀，第三个大消息是盟国在雅尔塔举行军事会议，专门讨论对付日本的战事策略。这种消息，都是日本无法封锁的。

老友相叙 聊慰寂寞

我困居上海，唯一难以忍耐的就是业余寂寞得很，因此我便邀约医界中一向有来往的人，连我十二个人，举行了一个聚餐会，叫做"经集"。所谓经集，就是经常聚会的意思。每月聚集一次，因为这班人都喜欢诗、书、画，大家在进餐之前，擅书者作文，善画者作画，能作诗的就吟诗，进餐时，大家便交换各人所听到的消息。这个经集，由抗战开始，直到胜利为止，始终没有间断，而且每次差不多十二个人都到齐。

此外，我又有一班社交上的老友，另设了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最初只有六个人，都是洁身自爱的人物。这班人消息就比较多，但是深恐外界有所误会，所以要求参加的人，一定要经过我们六个人全体通过，认为没有问题，才能参加。后来有不少人是志同道合的，陆续增加到二十四人，每次聚会，可以坐满两桌。

这两个集会举行的地方，都在我的威海卫路诊所二楼，好在我有一个女佣，做得一手好菜，大家届时先后到齐，餐毕之后，喜欢打牌的打牌，爱好下棋的下棋，要玩到傍晚六时半才散。大家最高兴的，就是有人讲出某项内幕新闻，让人得津津有味。

其中有一个人，是明星影片公司的周剑云。这时明星公司由于战火破坏，厂房被炸毁，电影事业已为张善琨一独霸，所以在这几年，周无所事事，牢骚极多。有一天，正是聚餐日，他说："今天有一件新闻，就快要爆出来，大家想不想去看一看？"说完，大家就追问他有什么新闻。他说："汪精卫手下派别繁多，各人都捞到盆满钵满，只有公馆派的林柏生，办办报，做做南京的闲曹，他得到汪精卫的允许，建一个类似青年团的组织，在上海居然有三千多青年参加，每人都穿了青灰色的制服，有些还有枪，我们上海人称他们为'青泥团'"。

周剑云说："这个组织今天要举行一个反毒运动，将九亩地一带烟窟中所有的烟土和烟枪、烟灯一齐搬到新北门外民国路十字街头，付诸一炬，你们如果要去看，此其时矣。"这两桌人大多是怕事的，只有我和其他三人，由周剑云陪着到那边去看热闹。到了那边，看见这班"青泥团"正在指挥搬运东西，连红木烟榻都搬到街头，引火烧了两三个钟头。这是我们看到汪派中人相互斗法的一幕。（本来上海鸦片烟是从热河运来的，中断好久，利之所在，安徽也种了，所以恢复了九亩地的烟窟和赌窟。)

又有一次，罗君强的税警队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共舞台看戏，因为不买票想看白戏，就和戏院外的警察冲突起来，双方开枪射击，警察死的人多，税警也死了几个。但是警察局的幕后人是日本人，难以下台，所以又派了大队人马来和税警队对峙，双方相持不下。这一天，周剑云又来约我去看究竟如何结局。我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双方再开起火来，不是开玩笑的。"周剑云说："你和共舞台对面的商店必有相熟，我倒想看一看共舞台老板张善琨如何解决这场纠纷。"我说："好，共舞台对面的房子，都是仁济善堂造的育仁里，相近马路的住户有一两家我是相熟的，我们可以由后门进入，走上晒台去观战。"周剑云说："你真有办法！"后来到了那边，看到日本宪兵出来弹压，双方才偃旗息鼓。

深入虎穴 幸得脱身

到了抗战末一年，木炭汽车已无木炭可用，我出诊都是坐一辆三轮车，我的座位在前面，车夫在后面踏驶，这种三轮车，俗称"孔明车"。一天，车夫对我说："陈医生，你天天出诊，总是有一辆脚踏车跟在我们后面，已有好几天了，我认为你要注意一下。"我听了，心中很是惶惑。

我想那时节，租界完全控制在日军手中，绑票的事件已经没有了，这个跟踪我的人目的何在？我想不出一个答案，后来常常留意，有时确乎有人跟着我，有时却半个月没见跟踪的那个人，所以也渐渐淡然忘之了。

我们的一区，对面是一间木行，木行中有一个保长，这个保长喜欢饮几杯，有需要动笔的时候，常叫我的一个学生去帮忙。一次，我就请保长到我诊所来吃便饭。保长说："现在租界上表面很平安，实际上日本宪兵队捉到了人，用的刑罚越来越凶，越来越残酷。从前叫三套头，无非是灌水、拔指甲、坐老虎凳，现在又变为五套头，七套头了，凡人经过他们七套头刑罚之后，性命就难保了。"我问这种被捕的人属于哪一类。他说："有些是汪派中人，有些是所谓重庆分子的蓝衣社。"他又举出一个人，名字我已忘记，此人放出来时，遍体鳞伤，奄奄一息，隔了三天就无疾而终。我听完后真是毛骨悚然，连酒都呷不下去了。

末了，我问他："我在出诊时，常常有人跟踪着我，你天天到成都路警察局去，可不可以代我探听一下，这人究竟是何等人物？"隔了七八天，保长来告诉我说："这事打听不出所以然，总之，你要小心为是，因为日本人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凡是医生和舞女，都视为有间谍嫌疑的人物。"

过了两个月，一次，我到麦齐尼路（今唐平路）去出诊，病者是吴姓的老太太，病并不重，但已连续看了四五次，后来我开了一张可以常服的方子，刚走出门，那个经常跟踪我的人就上前来和我谈话。他说："陈医生，你怎么认识这家人？"我就说："我们医生出诊，惯例问姓不问名，更不问病家是什么身份。"他说："我是贝当路宪兵队的人，你每天的行踪，我已调查了好几个月，但是绝不为难你，只要你跟我到祁齐路某处谈一次话，了解一下就行了。"我说："既然你对我的出入明了得很，何必再麻烦我呢？况且我今天还有两家出诊，非去不可。可不可以改为明天下午六时半，我去拜访你呢？"他说："可以。"这天回家之后，我又不敢对家人说，但又不能不同家人说，想来想去，只好打电话找袁履登，可是电话到处找不到，当晚通宵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到了次晨，看病也没有心思，恰好周剑云来，我就把这情形告诉了他。他说："这件事，总之是凶多吉少。"我说："我无人可托，今天六时半到那里去，要是到晚上十二时还不回家，请你专程到袁履登那里想想办法。"

到了下午六时，我在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决定依时赴约。到了祁齐路那里一看，是一所花园洋房，跟踪我的那个人，早已候在门口，他陪我进去。里面是日本式的布置，挂了不少日本书画，一点没有军事机关的模样。接见我的是一个日本人，说得一口纯熟的中国话，他见了我，很和善地招呼，而且还敬烟敬茶。茶几上放着一个文件夹，他不停地翻阅，我虽然不知道他翻阅的是什么文件，但是可以推想得到那都是关于我的调查报告，页数不少，看到这个情形，我心中实在有些惊惶。

那个日本人翻阅完毕之后，接着就问我："你是不是从前去过日本，编过一部'皇汉医学丛书'?"我说："是。"他又问我是否在"自然科学研究所"当过中国药物学的顾问，我又说："对的，所长中尾万三是我的老友。"

那个日本人就说："如此看来，你倒是一个亲日派的学者。"我没有出声。接着那个日本人面色突然一变，态度完全不同，很严厉地问我："你何以常常出入于许多蓝衣社分子的家中？"

我说："我是当医生的，谁请我看病，我就到谁家中去出诊，向来照中医规矩只问姓，不问名，看完病开了药方就走，不管病人是什么党什么派。你说的蓝衣社分子，所指何人，住在何处，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日本人听了，接着发出更严厉的质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分子？"我说："不是。"又问："你是不是逃到香港去的杜月笙的司库代发经费？"我说："我哪里有这个资格。"说出此话时，我也毫不畏惧，因为我知道日本人的性格，你越是软，他越是硬，如果你硬起来，他反而会软下来。果然那个日本人面色又是一变，这一变，成了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他为我倒了一杯"菊宗酒"，说："我刚才问你的话，都是根据调查报告而来，我明知未必确实，但还是先要经过谈话。不过，有一个问题，你历年当上海中医师公会的秘书主任，或是常务委员职务，何以不参加我们注册的一个中医公会，这一点大有反日嫌疑。"我说："多年以来，我是中医公会重要人员，一部分同业对我妒忌得很，想要推倒我的人也很多，现在他们的组织，根本把我拒之门外，所以我不可能参加。"说到这里，他无言相对，又翻阅案卷。案卷的末页，是一张极详细的新成区地图，我斜着眼偷看一下，看见我的屋宇所在被圈了一个红圈，附近台湾银行买办姓周的住宅，也有一个红圈，这两个红圈旁边各写了一个电话号码。他抬手拨动电话号码，随后和一个人用日语谈话，话讲得很快，很多，我一句也听不懂。等谈话完毕之后，他的神情又为之一变，对我说："刚才许多误会，现在我都已了解，我要特地为你煮一种茶，这是我们日本人敬客的茶道仪式，以表歉意。"我说："这是不敢当的，我只希望早些回家，免得家人牵挂。"那人便起身，我也起身，双方互作九十度鞠躬，临出门时，他对我说了一句话："现在是大东亚共荣圈成熟的时期，希望你也参加我们的组织。"我笑着说："我一天到晚忙着看病，如果我停止诊病，一定参加。"他说："无论你参加与否，我先送给你一份大东亚战争画报。"于是握手而别。这时已经是晚间八时，外面的车夫，看见日本人送我出来，他说："我真为你急死了！"

回到家里，喘息稍停，就打电话给周剑云说："我已经回来了，详细情形明天和你研究。"他说："还好还好，你叫我找袁履登，他在为人证婚，我谈起你的事，他只说陈某人是熟人，警察局的事可以帮忙，唯有祁齐路的特务机关，是贝当路宪兵队的上级机关，根本轮不到他说一句话云云。"

次日，周剑云又来同我研究这件事，是什么来由，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道理，目前这件事是否已经结束，也难逆料。周剑云说："这里面一定有人捣鬼，俗语有句话说'无鬼不生病'，只好处处留神，免得遭受无妄之灾。"

说无来由 确有来由

我诊所的三楼，分租给一个房客，这人姓谭名宏道，是由新新百货公司董事王君介绍来的，当时收他租金每月二百元。他迁入之后，经常有日本人来访问，我心里大不以为然，就去询问王君。王君说："谭君只是我的同乡，我并不知道他做什么事，何以会和日本人往来。"王君年事已高，我也问不出什么，只好忍着让谭住下去。姓谭的经常不出门，我也很少见到他，偶尔见到，彼此只是点点头而已。

我由祁齐路回来的第二天，谭某忽然从楼上打了一个电话下来，约我上去谈谈，我也不能推却，所以在诊余时间，便走上去访问他。他租了我两间方方整整的房间，一间作睡房，一间就是他的会客室。会客室中除了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只大的圆桌，客厅墙壁上悬挂的书画，都是清代书画家的墨宝，一点没有日本色彩。只有一件引起我怀疑的事，就是他的写字台上竟有四只电话机，这就是说他每天除了接见中日人等，还要接听许多外界打来的电话。照我的推断，这四只电话之中，至少有两只是直通的专线，否则一个人有一两只电话已经足够了。

我们两人坐定之后，谭某先是嘻嘻哈哈地和我闲话家常，接下来就问我。"你诊所的挂号先生阿汪，同你是什么关系？"我说："这个人是由我的一位江阴籍老师曹颖甫先生介绍来的，说他是一个孤儿，姓汪名新根，叫我加以照顾，来的时候仅十四岁，现在是十八岁，是乡下来的，带些土气，平日沉默寡言，工作还算不错，你何以问起他呢？"谭某说："这位阿汪，人很不错，向来我有朋友来访问，他往往先打电话上来，问我接不接见，要是我接见的话，他就陪着他们上楼，并且还代我天天收受邮电，由他签收之后，送来给我。因为他为我做这种义务工作，我有时送他一些礼物，他坚不肯收。最近半年来，我发觉有许多由日本寄来的挂号邮件和拍来的电报都收不到。起初我疑心是中日交通有阻碍，但是最近我的儿子于中午用回单簿派人送来一封信，簿上由阿汪签了一个十字，到了晚间我儿子来看我，问起这封信，我告诉他没有收到，因此我感觉过去我收不到的邮件电报，可能都被阿汪拦截去了，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说："我早晨就匆忙出诊，回来就门诊，午膳完毕又要出诊，接着又是门诊，晚间总要到七八点钟才回家，我和这个挂号小汪，连谈话的时间都没有，怎会知道这些琐碎的事情。既然你疑心这个人不大放心，我可以即刻叫他上来，你当面问他，亦即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姓谭的就说："好，本来我疑心你也有份拦截我的邮电，现在你这样坦白，我倒很抱歉。"不一会儿，小汪就由我叫了上来，我便把谭某告诉我的事告诉他，并且申斥他说："你不应该签收了谭先生的邮电不交给他。"此言一出，不料小汪态度很自然而镇定，一点没有惊惶之色。他说："我接到的文件，件件都亲自送到上边，从来没有拦截过一件。至于你儿子送来的信，我根本没有签收过。"他说话的时候，讲得很着实，毫无慌张的神色，而且富有乡下人土里土气的忠厚相。

谭某看了他的模样，也觉得奇怪，这个人很诚实，不像会吞没他的邮件。他说："我现在也相信你的话，但是儿子的一封信，回单簿上有你签名。"小汪听了，很自然地说："你尽管把回单簿拿来对，就可以水落石出。"当时谭某也拿不出回单簿，一时竟无词以对，小汪就施施然要下楼去，临出门口，回过头来对谭某说："我做的工作，是受雇于陈医生，代你收信，只是一种义务，你既不信任我，可以另派一个人坐在楼下，每日等候收取你的邮电和接待你的来宾。"谭某听了他的话，倒为之一怔，心想多雇一人，耗费太大，只好回过来向小汪说好话，叫他不要生气。

正在这个时候，谭某写字台上的电话铃响了，只听见他用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差不多讲了二十分钟，本来我站起想走，谭某用手招呼我，要我再坐一会儿。我坐着听这些话，才恍然领悟，这种谈话方式，与我在祁齐路听到的仿佛相似，因此我想到祁齐路特务机关的那幕戏，可能就是他搅出来吓我的。

谭某听完了电话，就对我说："陈先生，我和日本人交往，为了生活，实属不得已，但是我对你，暗中处处起着保护作用。绑票风行，你没有被绑，日本人进租界之后，你一次没有受到骚扰，都因为我住在你的房子里。一切特务机关、警察局，都奉命对这个屋子加以保护，你才得平平安安，始终没有纠葛。本来我不想讲给你听，但是现在因为我有无数重要文件都没有收到，因此请你对阿汪特别留意，看他是不是蓝衣社安排在这里的间谍。"

我当时就想到谭某一定是一个不出面的大汉奸，所以在特务机关里见到的一张新成区地图上，我的诊所竟有一个红圈。想到这里，我就慷慨激昂地对谭某说："我一向行医为业，从不参加政治，所用的挂号先生，你也看得出这般斯斯文文，是个足不出户的乡下青年，怎能当间谍。是什么人一见就会辨别出来，你阅人多矣，怎样也瞒不过你。倘若你认为他是间谍，可以立刻加以拘捕，我决不偏袒他。现在日本来的飞机少，船只近乎不通，日本货一件也运不到上海，邮件的失落也在意想之中。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决不干预你的事，也希望你不要多猜疑。"说完这句话我回头就走。我的这几句话，意思叫他不要玩手段来威胁我。

这次谈话之后，过了四个月，日本本土已遭到美军的轰炸，败象毕露。与谭某往来的人物都是垂头丧气。有一天，我无意中计算电报局前后送来四次电报，那位挂号的小汪竟完全放在抽屉中，一件也不送上去。我见到这种情形，夜里对小汪说："我明明看见有四件电报，你一件也没有送上去，真是太大胆了。"小汪竟然面不改色地对我说："抗战是必胜的，我的父母和哥哥都是在日军入驻江阴时被他们刺死的，后来曹老伯也被刺死，此仇我非报不可。"说着就到我的客厅中，从一张靠墙的候诊人坐的长沙发之下取出十几包东西，打开来一看，全是谭某所说遗失的邮电文件。他很轻松地对我说："我决不会连累你，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是怕事的话，我明天带了这些文件就走。"我看他这种神情，对他肃然起敬："只要你做得机密，尽管做下去，我只当不知道就是。"小汪也默不出声。

现在要补上一笔，就是后来日本投降之后，谭某就失踪了，他的儿子叫了一辆搬场车搬了一部分家私出去，他的妻子却依然单独霸占着我的房子，不肯退租。小汪貌似土头土脑，潜在的智慧实在丰富至极，他暗中记住搬场车的公司名称，到那家公司查出谭某搬往虹口狄斯威路（今溧阳路）某号。他还向我借了一只望远镜，告假半月每天到狄斯威路谭某匿居所在，在对面的天台上伺机观察。那时节国民政府已迁回南京，上海方面则大举逮捕汉奸，同时将日本军人全部缴械。居留在上海的日本人，都集中在汇山码头仓库里，由美国船只一船一船地运返日本，但有一个主要条件：日本军民的财产，包括银钱、首饰以及枪械等等一律留下，不准带出。所有的日本人穿同样的白色布衣，陆陆续续地被全部遣送回去，不准再留一人，私自留下的当奸细办，还有日本人将财物寄存在中国友人处，也有处分。

小汪在谭某所住房屋对面整日守着，而且登上天台观其动态。他看见谭某依然起居如常，楼上还住着七八个男子，面目依稀相识。他想了好久，这七八个男子，就是过去常来寻访谭某的中国通，因为他们的中国话讲得好，所以冒充中国人谁也认不出。他们避居在这个屋子里，没有遵照中国政府的命令迅速回国。小汪再到横滨桥区公所，说是要找寻亲戚，翻看了户口簿，翻到狄斯威路谭某那座屋子，出面的户主是谭某的儿子，职业是军调会员工。原来这个房子是以军事人员名义接收下来的，他的父亲谭宏道改名为 xxx ，职业写的是珠宝商人，其他还有八个日本人，都改用中国姓名，籍贯都用江浙两省，职业写的是珠宝店职员。

小汪调查得清清楚楚之后，顺便把全部名单抄录下来，其时谭某和他的儿子虽已迁出我家，可是他的妻子还是挨着不走，因为这两间空屋，她还想顶出去，有一笔钱可得。我曾经催促她："你们住了五六年，因为货币贬值，等于白住，现在应该客客气气地分手，把房子交还给我。"那个女人凶得很，说："谭先生现在不知去向，但是我的儿子是在党部中央做事，我当然还可以住下去，而且我还要叫很多亲戚住进来。"这话虽不近人情，但也弄得我一筹莫展。

为报亲仇 完成壮举

小汪去了七八天之后，把调查所得的情况过来告诉我，说他准备向各机关去投诉，他拿出来的证据一共有八十多件。第一件是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军人进入租界后，由警局发出的一张"居民藏枪调查表"，由藏枪者自行填写。当时谭宏道亲笔填写有日本军方发给的自卫手枪两支，职业则写"日本黑龙会驻苏浙皖三省主任"。表格共填有两张，当时小汪将一张呈交警察厅，一张留着作为将来的证据，足见他一心要为他的父母兄长报仇雪恨。

小汪的第二项证据有四十件，是日本发来的密电。第三项是一件杭州国军驻扎的地图，当时日军在攻进杭州之前，谭某已派遣许多小汉奸潜伏接应，后来因为谭某布下的间谍网工作毫无效能，大受日本军部的申斥，关于申斥的文件又有一大包。诸如此类的秘密文件，都是几年来小汪有意拦截下来的。

小汪一面给我看证据，一面又递上他写的控诉状给我看，具呈人赫然是他自己的名字，状词写得很好，把谭某的罪行一条一条写得十分详尽，每一条下面都附有照片证据。

我看着他的控诉状，一面看，一面流汗，真想不到小汪竟然有这种沉着而不动声色的能力，而且还有勇不可当的胆量，亲自具名控告。所以我对他十分钦佩，并且为他的状子修改了几个要点。

我说："谭宏道是一个大汉奸，但是他的儿子却在做我方特务，谭某有儿子掩护，你的控诉恐怕会受到阻碍。你的证据千万不可一次提出，我有一家专门为我拍摄药材标本的照相馆，你可以拿去叫他们拍成六七套，以备日后分向六七个机关控告。待到案子成立时，你才可把正式证据提呈上去。"小汪认为我的话是对的，于是就一面拿去拍照，一面自己缮写状子。第一件状子是投到警备司令部，果然警备司令部把它转到特务机构，整整候了很多时日，竟然石沉大海。可见是谭某的儿子托人把这份控诉状搁置起来。小汪天天等候消息，但连调查的人都没有来过。他气恼得很，于是埋头在一间小房间中，继续缮写控诉状，准备分呈南京最高当局、监察院和上海的监察使、警察局以及上海法院等。正在这时，最高当局飞到上海，要在跑马厅开民众大会，警局为了安全起见，在跑马厅附近的高楼上下，派出军警和便衣警探严密驻守。小汪得到了这个消息，一早就拿了一份准备递呈警察局的控诉状，亲自去见警察局局长，说是威海卫路二号三楼，有一位谭姓藏有两支手枪，同时把证据照片呈阅。警察局局长看到了，大吃一惊，因为最高当局开会完毕之后，必由横门而出，一定经过威海卫路二号，恐怕要闹出事来，所以局长就亲自率领大队警察，直奔我家。我知道事情发作了，小汪引导他们登上三楼谭某住处，当然是扑了一个空，只有谭妻一人，严词逼供，要她供出谭某的行踪，那个妇人只承认谭某以前确有两支枪，但他今已失踪，始终不说出他的住处。这样一来，局长格外着急，迫于无奈，只好叫四个警察留守她的房中，等候谭某归来，而且不准她打出一个电话。

小汪在旁对局长说，我知道谭某住在狄斯威路某号，改名 xxx ，而且他楼上还住着八个日本人，都能说一口中国话，冒充中国人，不曾回国。局长立刻就打电话给国军宪兵队，双方会合，并且拉了小汪做引导去逮捕。这一来，不但谭某父子双双被捕，而且连住在他那里的八个日本人也一起被捉到，搜出手枪几支，还有大批钻石、饰物、美钞和几箱黄金，一部分是他们自己搜刮的，一部分是日本亲友寄存的，价值相当大，局长对小汪大加赞赏说："你这次功劳不小，日后定有嘉奖，但是你要每天守在家中等候随传随到。"后来以军法审判，在提篮桥监狱开庭，证据确凿，谭某父子和八个日本人在狱中全部被执行死刑。

小汪在罪犯被执行死刑的第二天，在我家中痛饮了几杯，举杯高呼"家仇已报，国仇已报，真是痛快！"这天晚上连我也很高兴地说："上海四百万人口，除了汉奸之外，人人口说抗日，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打死一个日本人，甚至连汉奸都不敢碰一碰，而你竟然以一人之力，杀死了两个大汉奸，八个日本特务，你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谭某被枪毙之后，他的妻子也悄悄溜走了，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在军事法庭开审时，法官对小汪说："搜出的无数财宝，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奖励。"小汪说："我只为了报仇，不求财物。"法官听了，当庭对他褒扬。

事情终了，小汪对我说："我要回家扫墓，举行家祭，祷告父母兄长，此仇已报。"我想其志可嘉，要送他一些旅费，他也不肯受，竟向我叩了一个头，只说了一个"谢"字，便告别而去。

这件事当时大小各报似有所顾忌，登得很简略。我后来做过一篇稿子，登在《申报》本港副刊上，现在我觉得有重写的必要，所以详述如上，这是一件难得一见的奇人奇事。

书画古玩 换粮糊口

就在这个时期，经济情况起了恶性的变化，就是通货膨胀，币值一天天地跌，有时早晚市价不同，甚至一日数变，弄到一盒火柴的价格也早晚不同。我渐渐受到经济的压迫，记得那年新春开诊之后，每天收入的钱，除了日常开支之外，囤货已不够资格，只得向外面银元摊上购买银元，每天可以买到二十多枚"大头"。所谓大头，即是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币。

到了五月，每天门诊总有八十号以上，出诊还有十二三家，而换到的银元，只有四五枚，这就说明币制已整个崩溃。本来凭了米票可以按期着人排队领到平价米，但是到了这个时期，白米完全绝迹，只配给杂粮"六谷粉"（即玉蜀黍，俗称粟米，又称苞米或珍珠米）。市民们从未吃过这种东西，但是吵也无用，大家硬生生把这种东西吞下去。我第一天中午吃到六谷粉，觉得难以下咽，黯然搁箸。我母亲虽然也吃不惯这种东西，但仍劝我勉强吃一些，免得饥饿。我说："做人做到这般地步，还有什么趣味可言，况且米铺虽不卖米，但是米铺的后门，还是有高价的黑市米可买，现在样样可省，唯有午晚两餐，我一定要吃米饭，不但我要吃米饭，合家都应该吃米饭，连下面的职员和学生，也应该供给他们米饭，我情愿把老本贴出来买贵米吃。"

当时，我在楼下诊所旁附设一间药铺，有职员四人，连挂号先生、学生、车夫共有八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欢喜。不过我声明："大家要轮流去买黑市米。"从此诊病收入的储备票积了一两天，用麻袋装来换米，而换到的米，不过是半麻袋而已。这个时候电台上的节目，播送出无数的歌曲和弹词，都是骂"米蛀虫"。因为大家实在不喜欢吃六谷粉，而黑市米又贵得厉害，普通人吃不起。这时高级的菜如"新雅"等都用麦片像米一样蒸成饭，已是名贵非凡了。

我家上下人等吃米饭的风声传了出去，大家都很惊奇，料不到我的至亲们，天天都有人来探望我的母亲，事实上不过借故来吃两餐白米饭。还有四个同学都是单身汉，虽然也做医生，但因收入少，自己开不成伙食，都来和我苦苦相商，说是钱不敢向你借，可否供给午晚两餐米饭。我听见他们这般凄惨的要求，本同学之谊，实在无法推却，但是声明："楼下一桌只以十二人为限，再多就不接受。"这样一来，我天天真是要贴老本了。别人如何，本来也不知道，但是有许多向来属于富有阶级的人物，也常常来向我借钱。我可以举出两个人来，一个是哈同花园罗迦陵的儿子罗友兰，拥有南京路房地产十分之七八，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每户房租依照原来租金，已买不到一包香烟，况且所有的收入已归日军管理，每月发给军用票一千元，后来军用票作废改发储备票一千元，真是连一包火柴都买不到了。试想，富可敌国的阔少爷，也要借钱度日，便可知当时的生活情况了。后来，罗友兰每月都会拿一两件古玩来向我换银元若干枚。

苏州桃花坞有名的富翁吴子深，他在苏州的产业不必说，在上海租界拥有梅兰坊、辑五坊两条很大的弄堂，内有石库门大住宅二三百幢，租金早已停止收取，因为收得的钱，连一个收账员都用不起，所以爽性不收。他住在我家左邻，虽也行医为业，但收入不够日常支出，每月都来和我商量。他很会说话，说"现在书画不值钱，越是向来讲风雅的人，现在越是穷得厉害"。我说："大新公司天天有书画展览会，你何不尽出所有，举行一次展览会呢？"他说："初时的展览会都是风雅之士来买，现在他们都变成了穷鬼，如果举行展览会，不要说裱工收不回来，连场地的租金也不会有着落。"于是我和他约定每月来我这里取银元若干，将来随便还我什么都可以。

此外，许多极风雅的人，真是穷得借贷无门，三餐都无着落，我因此想到"雅极必俗"，反过来说，许多目不识丁囤积发财的暴发户，以及一般汉奸，反而"雅"起来了，他们不但把房屋装置得像舞台上的宫殿一般，而且大买其书画，虽然他们不懂得选择，但是画必求唐伯虎，字必求文天祥，因为他们的肚子里只知"三笑"中的主角唐伯虎和话剧中的"文天祥"。但是唐伯虎的画，哪里弄得到真迹，文天祥的字，更是渺不可得，因此有许多书画匠，专门制造假货以供这班人的需要，我因此想到天下事物极必反，真所谓"俗极必雅"了。

市民读报 反面推测

这时上海的报纸，只有清一色的"伪报"，所有的新闻，都是一面倒的日军"胜利"消息，但市民读报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对每段消息，都从反面来推测。譬如说，海军元帅"山本五十六"，久久不见他的名字在报上刊出，大家都推测他已经"阵亡"（后来证实确是事实）。又如日军组织"神风特工队"，这种特工人员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驾了一架小型的神风机，带着炸弹，撞击美国军舰。这种飞机所装的汽油，只供单程飞出去，而没有余油飞回来，报纸上就今天发表击沉美军舰几艘，明天又发表撞沉几艘，市民就从反面推测日本正式战斗机已毁灭殆尽，这时美军军舰已接近日本本土边缘了。

果然，又隔了若干天，有所谓大日本妇女救国会，在东京及其他各地参加掘壕工作，从这段新闻中，大家就推测到美军将攻日本本土，当兵的男子已不敷支配，只得出动妇女来负担这项工作。像这类的反面读报法，事后证实竟是十估九中。

但是由后方重庆来的消息，都是由跑屯溪走单帮的人带过来的，消息越来越可怕，甚至说日军已打过贵州独山，国军和老百姓成百万人由黔桂铁路撤退，火车连车顶上都挤满了人，每过一座桥，必有数百人死亡，许多人，把自己的骨肉都抛在荒野间。他们还带来重庆出的书报，纸张粗糙得比旧时的草纸（厕纸）还薄还黑。有一本书叫做《中国之命运》，大家抢着要看，但是只要四五个人看过后，这本书就会变成纸糜一般，所以看的人必须轻轻地翻阅，到后来用蜡纸糊裱起来，互相传观。在这种情况之下，若干有识之士，抗战必胜和建国必成的信念也不免有些动摇。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