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位称王，心狠手辣，手段高超，却被称为千古圣贤

在周灭商的第四年，周武王去世了。据《荀子·儒效》说，因为当时武王之子周成王还是个孩子，太宰周公旦担心天下殷人因此背叛周朝，遂撇开成王自己继承了君位，并称王统治天下（注1）。这引起了周武另外几位兄弟“三监”（三位监视殷人的诸侯）的严重不满。武庚乃趁机挑唆“三监”共同发动叛乱，殷商的东土方国与东南夷人们纷纷响应。

周公旦所处的形势非常严峻，周人反叛势力、商朝复辟势力和东夷扩张势力这三股势力合流，声势浩大，周朝内部人心惶惶，担心、动摇者大有人在，然而面对此等危局，周公旦却非常冷静，他召集周人贵族讲话，刻意淡化周室高层矛盾，强调这主要是商朝残余势力和周朝的较量（《尚书·大诰》）。于是，周朝朝堂团结一心，太傅周公旦、太保召公奭与太师太公尚，三公联手，前后七年，灭国五十（《孟子·滕文公下》），才终于平定了这股反叛势力。武庚与管叔皆战败而死（《史记》言武庚被诛，《逸周书》却称武庚“北奔”），蔡叔被放逐，霍叔废为庶人。另据文献记载，此次东征，进行的非常惨烈，特别是殷人的战象部队，在东夷地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乃至周公率军一路将其驱逐至江南，才将其平定（注2）。远古时期，交通不便，东征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连斧子都不知用坏了多少，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所以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又作歌《诗经·豳风·破斧》曰：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顺便说一下，在平定叛乱的时候，原本位于今山东曲阜的奄国，因为曾是殷王南庚、阳甲、盘庚三代的国都（盘庚时才迁殷），商遗民颇多（注3），所以对周的反抗也最为激烈。周公旦对他们的报复行为也异常血腥，他竟然将奄国大量精壮男丁都施以宫刑贬为奴隶。中国至迟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发现，阉割后的动物不受羁绊的野性可以大为降低而更容易驯养，并熟练掌握了阉割猪、马等牲畜的方法。故殷王也有阉割羌人以降低其野蛮性情与反抗能力，使其为宫中奴隶的做法（注4）。周公旦将奄人施以宫刑，也算是学习殷王好榜样，此后，受此刑的男人就都被称为“奄人”。到了秦汉之时，宫中常用奄人来守门，于是又在“奄”上面加“门”，成“阉”，太监于是又叫“阉人”。还有学者认为，现在山东人喜欢用的“俺、俺们”，成语里的“奄奄一息”，可能也与奄国有关。无独有偶，据希腊历史学者希罗多德说，公元前5世纪时波斯人侵入希腊，俘虏的很多希腊少年，也被阉割充当了波斯王朝的宦官。东西方人喜欢阉割俘虏的历史，倒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当然，周公身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不仅懂得杀鸡儆猴，也懂得恩威并施，东征结束后，他又主导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行动，对周人盟友与殷商遗民，该酬谢的酬谢，该管教的管教，该收编的收编，该安抚的安抚，该拆分的拆分，让周人与殷人混编散居各地，以杜绝殷人再度反叛的可能

首先，周公的幼弟康叔本是封国在康的，现改封于殷墟以南六十公里的朝歌，改称卫国（注5），并赐予殷民七族，包括其直系亲族、分族以及附属奴隶（注6）。为了保持殷地的稳定，周公还谆谆告诫康叔必须吸收“殷先哲王”的成功经验，多向殷商的贤人与长老咨询意见，时刻注意用殷商的政治风俗去执行周朝的法律（注7），以怀柔殷民。但是在刑罚上，则要求康叔必须垄断“刑人杀人”的权力，其他任何人不得擅自做主。

其次，周公的长子伯禽本是封在鲁的，现在打下了奄国，就把他改封在那边，连鲁这个国名也带过去（注8），并赐殷民六族。无论是授予康叔的七族还是伯禽的六族，名称大都和手工业有关，有制陶、冶金、车马器等，应该是赐给鲁卫国君的私人产业，而非当地商人民众。在百工技术上，殷商的水平远高于周人，鲁卫国君想要发展这些产业，就需要依靠这些特殊的殷民技工。

第三，在汉水以西，随州到枣阳处在大洪山与桐柏山中间地带，有一条地势平坦的狭长平原，被称为“随枣走廊”，自古就是战略和交通要道。只要占住这里，不仅可以向东控制淮夷，向南震慑荆蛮，还可以通过涢水连接长江，将鄂东南铜矿区的铜矿资源，以及赣北锡矿资源、赣东铅山的铅矿资源（注9）输送至洛阳，以助力周室青铜冶炼产业链。基于此，周公又将周室重臣南宫适之子封到随州一带的曾国（又称随国），号为“南公”，负责“克狄淮夷”（曾伯粟簋铭文），并保障随枣青铜走廊的通畅。

第四，周公又将其他商王势力所及的地方，如齐和燕，封给吕侯太公尚之子（封地本在吕）与郾侯召公奭（封地本在郾）之子，以酬谢盟友，同时也可监视、防卫箕子朝鲜及环渤海地区之燕山殷遗民（注10）；同时又将淮河上游的北侧支流地区，封给被放逐的蔡叔之子蔡仲（蔡国）、武王女婿陈满（陈国）还有周公的第三子蒋伯龄（蒋国），以监视、防卫下游的淮夷诸国。换言之，这些国家以及后来封的晋，任务就是在各大战略要地武装殖民，震慑殷夷戎狄，为周室扎好篱笆墙（封建亲戚以番屏周）。

第五，对于殷人中较为服从周化的贤士大夫，周室将其迁徙到宗周以北一带（注11），在进行严密监视的同时，也招揽其中一些文化人才。因为相比殷人，周人文化较低，需要吸收殷人的书面文化和行政管理经验。其实，早在周武王时，周室已将不少殷人旧族迁入陕西，陕西各地出土殷器甚多；1976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出土了103件青铜器，有铭者74件，经考证这都是微史家族历代所传之各种礼器。微史家族本是殷商贵族，世代担任殷的史官，归顺周武王后，便举族迁居关中，继续为周室担任史官的职务。由其家族著名的“史墙盘”铭文可知，微史家族不仅被周人置放于其心腹之地周原，并得到采邑、田地，世代受周王恩宠（注12）。另外2014-2015年在周原凤雏建筑旁，考古人员发现了立有石基的庭院，这正是迁徙到周原的殷人氏族的“亳社”（注13）。

注1：见《荀子·儒效》：“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尚书·康诰》中亦提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诰》乃册封周公旦弟弟康叔于卫国之时的诰辞。因此，当“王”说“吾弟”时，“王”显然不可能是周成王，而只能是周公旦。

注2：见《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於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於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注3：2019年，考古人员在曲阜市小雪街道西陈村西陈遗址，发现了大规模中、晚商时期遗存，并发掘出山东地区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商代祭祀遗存。另外，西陈遗址只发现有少量西周早期的遗存，证实在西周早期以后，这里的殷人已被迁走，这里的旧都已遭废隳。

注4：《合集》00525：“庚辰卜，王：“朕阉羌不死？”

注5：《史记·卫康叔世家》《索隐》云：“康，畿内国名。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内之康，不知所在。”《史记·卫康叔世家》又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子均以康称，足见康是国名而非谥法。而卫即殷字，古读殷如衣，郼、韦古音皆如衣，即殷字。

注6：见《左传·定公六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类丑”作“丑类”。其注云：“丑类同义词连用，此谓附属此六族之奴隶。”《诗经·小雅·出车》：“执讯获丑。”“丑”在先秦文献中多含对俘虏、敌人贬称之意。

注7：此即《尚书·康诰》之“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比如，在周公发给康叔的另一封文告《酒诰》中，虽然对周人和殷人都实施禁酒令，但规定周人如有聚众饮酒者，“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而对于殷之“诸臣百工”酗酒的，“勿庸杀之，姑惟教之”。考古人员在山东、洛阳等地的西周殷人氏族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铜爵、铜觚等随葬酒器，而周人墓葬中则都是鼎、簋、豆等食器，酒器非常少。

注8：傅斯年先生《大东小东说》考证说鲁之原封在今河南鲁山县，及周公平奄，乃改封于曲阜。

注9：先秦青铜器乃是铅、锡、铜合金。据2017年北京科技大学研究报告《长江中下游早期矿冶遗址考察研究》，江西北部是最有可能的先秦青铜冶炼中的锡原料产地。而江西铅山位于赣江支流信江流域，这条上古铅矿运输水道应是由信江-赣江-长江-涢水到达随国。

注10：殷商卜辞及《楚辞》《山海经》《竹书》《清华简》等古籍记载，殷人的先祖王亥（约生活于夏王泄时，即公元前1996-前1980年间），赶着牛车贸易至燕山南麓的易水边时，曾被当地有易部落见财起意杀死，牛车牛群都被抢走，他的弟弟王恒也被有易掳去做了“牧夫”。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愤，为报此“杀父辱伯”之仇，遂向河伯部落借兵灭了有易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根据这些记载，认为“殷先国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另据金景芳、苏秉琦、潘其风等考古学家考证，燕山北麓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就是先商之国的文化遗存。综合诸位考古前辈的研究成果与《逸周书》谓武庚失败之后“北奔”的记载，这武庚应是败逃回了殷商人的东北老家。傅斯年《东北史纲》云：“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故燕侯此次远封燕山，则应还有追奔逐北、斩草除根的任务。《逸周书》顾名思义，乃是“散落的周代文献”，其来源非常古，可信度恐怕还在史记之上。

注11：见《逸周书·作雒解》：“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晁注：“献民，士大夫也。”周秉钧易解：“献民，贤民，与顽民相对，指服从周化者。”而所谓“九毕”，大概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封地，位置在今西安市西北咸阳原一带，正是在宗周以北（所谓宗周，大宗宗庙所在也，也就是西周王都镐京）。

注12：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22年，第338-339页。

注13：毫是商汤的都城，所以亳社便是殷人独有的祭祀场所。详情可参阅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2014-2015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