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等回忆宋时轮在红15军团

交往不多情谊深

郭述申张池明

我们与宋时轮同志初识于1935年10月。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家工作经常变动，时聚时散，来去匆匆。长相识远相知，我们虽然交往不多，但彼此间却建立了难忘的友谊。无论是共事时的工作战斗，还是短聚时的见面交谈，时轮同志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他的音容笑貌总是久久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1935年9月，我们所在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在中共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与陕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红十五军团非常关心，一到陕北就派人送来《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带来了党中央对红十五军团的热情慰问和鼓励。 11月初，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又亲自来到军团部驻地道佐铺，看望军团领导同志。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当面向毛主席请求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来红十五军团工作。毛主席同意这一请求，便先后派来了周士第、宋时轮、王首道、陈奇涵、冯文彬、张纯清、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和毕士梯等一批同志。宋时轮和周士第是最先来到的。当时，我们都在军团部工作，述申同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池明同志任军团部秘书，参与了对他们的接待和安排。

我们现在都还清楚的记得，由于长征路上生活非常困难，到陕北时他们的行装都很简单。时轮同志来时，还是用一头小毛驴驮着很破烂的行李，穿着缀满补钉的军装。他个子不高，又黑又瘦，一双不大的眼睛却很有神，看上去精明强干。陕北11月的天气还是很冷的，但却看不出他有一丝寒意。时轮同志说话声音宏亮，走路快捷有力，一脸笑容，满身热劲儿，有一股潇洒、稳重的军人气质。军团领导同志交代，凡是中央红军派来的干部，军团供给部都要换补被服。当时轮同志穿上新的军服，骑上一头骏马时，更显得整洁威武。他笑着对我们说:“红十五军团很富有啊，这下我可到了个享福的地方啦!”他一边说一边还要我们看看他的服装是否合体。

时轮同志是黄埔军校第5期的学生，参加过中央苏区第2至第5次反“围剿”斗争，当过红军师长、军参谋长等高级指挥员，既有作战经验，又有指挥能力。因此，徐海东军团长和程子华政委对他和其他一些同志来到十五军团工作，都十分高兴。从此，时轮同志便挑起了军团作战科的工作，积极协助军团领导同志，出主意，想办法，指挥部队作战，狠抓部队建设，为红十五军团奉献了他的智慧和才能。

人们常把共产党人比作种子，撤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时轮同志就像一颗种子一样，来到军团部不久，就和大家打成了一片。他性格爽朗，思想活跃，谈吐诙谐，常和军团司令部的一些参谋、科长在一起闲聊，他那幽默的话语不时引起大家的阵阵笑声。

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参加的第一个战役是直罗镇战役。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都亲临前线直接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是第一次并肩作战，又在中央首长直接指挥之下，大家很受鼓舞，斗志十分高昂。军团长徐海东带领各师干部到直罗镇附近看完地形后，周士第、宋时轮立即领导参谋人员制定作战部署，绘制作战要图，时轮同志还亲自动手草拟了一整套战斗文书。作战部门不仅是战前忙，战中忙，战后还要忙。直罗镇战役后，在指战员们欢庆胜利时，时轮同志又立即组织作战科的同志了解部队打扫战场的情况，总结作战经验，布置部队的休整和训练。时轮同志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作风雷厉风行和丝毫不知疲倦的人。他的模范行动，对军团司令部养成良好的机关作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红十五军团的许多同志反映，时轮同志来到军团司令部后，以他丰富的军事知识，很深的学术造诣和杰出的工作才能，带领作战科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历次任务，并较快地带出了一批懂军事、会业务的参谋骨干，为红十五军团的司令部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时轮同志的出色表现，很快受到了军团领导的重视。军团长徐海东经常到作战科与他商讨部队作战和建设问题。红十五军团在东征前的训练和渡河作战的准备中，都有时轮同志的贡献。记得东渡黄河是兵分3路，红一军团组成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组成左路军，向晋南和晋西北发展进攻，以扩大东征的胜利。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保卫黄河渡口和我军占领的地区与后方的通道，配合左右两路军作战。这时，时轮同志受命指挥由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营编成的一个支队，参加中路军行动。自此，便离开了红十五军团。东征结束时，军团领导曾几次向方面军提出，要时轮同志回军团工作，但这时他已担任红三十军军长，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了。

我们和时轮同志在一起工作战斗时间较长的一段是在红十五军团，东征分开后，便再没有在一起长时间共事了。1937年2月，为了支援西渡黄河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的西路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组成援西军，指挥红军第四、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和第二十八军西进增援。当时，述申同志任第三十一军政治委员，时轮同志任第二十八军军长，本以为又有机会在一起共同战斗了，但是当援西军进至镇原、固原以南地区时，西路军已经失败，因此，最后还是未能如愿。1942年后，我们曾一起在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虽不在一个支部，但只要见面，总要唠上几句，时轮同志还是那么乐观诙谐，交谈中总能给人以快感。

但我们见面时谈的最多的还是在红十五军团的那一段共同生活，这大概是留在我们心中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吧!建国后，大家都先后到了北京，但由于工作繁忙，仍很少有长谈的机会。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时轮同志和池明同志编在同一个小组，他很高兴地对池明说:“咱们是老伙计，我俩搭伙，来个联名发言，你来写发言稿怎么样?”池明同志说:“你代表我发言可以，我代表不了你。”他听后大声叫喊起来:“别忘了，我是科长，你是参谋，参谋还写不了科长的发言稿?’’他那诙谐、爽直、热情的性格依然丝毫没有改变。

时轮同志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襟怀坦白、正直无私、嫉恶如仇、敢于斗争、严于律己和清廉简朴的品格。在我们的交往中，无论是在会上的发言，还是在私下的交谈，他对那些不良现象总是恨之入骨，敢讲敢批，有时对高级领导干部，他的批评也很尖锐。他从不以权力谋取私利，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朴，战友间的交往也总是“君子之交”。1986年黄火青同志组织郭述申、宋时轮、王从吾座谈延安整风运动情况，准备联名撰写一篇《回忆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文章。在座谈中，时轮同志不时地针对时弊发表意见，对一些高级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十分担心，他的许多看法和对端正党风的意见，深得几位老同志的赞许，大家对他那种刚正不阿的品格都十分敬佩。述申同志每念及此，总说时轮同志始终保持了在红十五军团时的优良作风，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可贵本色。在这次写文章时，时轮同志曾派人给述申同志送来一本他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这本书浸透着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杰出贡献，也是他最后留给述申同志的一件珍贵礼物。

时轮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同我们一道从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老同志健在的也不多了。每当我们回忆起战争年代的生活时，对逝去的老同志都有一种深深的思念之情，对健在的老同志总要说上几句保重身体的话，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战友情谊吧。我们租时轮同志交往虽不算多，但友谊却是很深的，在此仅回忆一些琐事，以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