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霞丨想象的旅行：《穆天子传》所记穆王行程析论

《穆天子传》的文体性质一直存在史、子之争议。书中所记天子周穆王的征行兼具现实纪行色彩与神话传说性质。通过对书中行进方向、日数、里程记述较为完整行程段进行局部分析，可推算出穆王在征行时一般保持日行一百五十里上下的稳定行速。结合书中两次出现穆王驾乘八骏“日行千里”的神奇旅程，可知《穆天子传》的作者应是在战国时期现实地理资料与精密计算的基础上，主观建构出了看似接近真实的穆王行程，这一行程其实是作者基于穆王好远游之史实与穆王神骏之传说创造出的想象旅行。

《穆天子传》；日行里距；文体性质；神话地理

高永旺译注. 穆天子传[M]. 北京：中华书局, 2019.05.

《穆天子传》于西晋初年在汲郡魏墓出土，以排日的方式记述了周穆王征行、巡游的事迹，多被认为由战国中、晚期的魏国文士创作。长期以来，多有学者以《穆天子传》前四卷所记之穆王西征东还行程的翔实与紧凑为依据，认定其来源于西周史官之实录；与此同时，书中亦有登昆仑、访西王母之类神话传说色彩浓重的内容，其真实性因此遭到怀疑，将之视作战国时期小说家言的观点更为文学界所普遍接受。

有关《穆天子传》虚构与否的探讨，视线多集中于其中的神话传说部分。不过对这些内容的辨析虽能证实《穆天子传》中的确存在虚构情节，却无法进一步辨别穆王行程中其他内容的真实性与否，也就难以完全廓清其是“实录”还是“小说”的文体性质。事实上，《穆天子传》叙述的核心内容在于穆王纪行部分，那么探讨其文体性质就理应对行程本身加以关注，对作者记述的穆王行迹进行文本分析和笔法探究。在有效判定行迹叙述虚实的基础上，此书的性质才有望得到正确的理解。

学界关于《穆天子传》行程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穆王征行历日、经行地望等方面，与各类相关研究都密切关联，而关于穆王行进速度的推测又是其中重点。卫聚贤在推算穆王西征东还历日及里程时，以“每日走路作一百里计”为预设前提。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则认为，穆王自洛阳至西王母之邦的行程都保持着日均百里的速度。此后，“穆王日行百里”说受到推崇，后世多有学者将之作为讨论相关问题的重要参照，如温玉春以“日行百里”为地望辨析依据判定书中记述的“穆王弇山铭迹”段行程发生在山东境内，杨义基于小川琢治之说探析《穆天子传》的时间性与文学性，雷晋豪以“日行百里”为据认定穆王由西域返回中原一段存在文句错置，等等。

问题在于，对穆王日行里距的推定要基于《穆天子传》文本，然而竹简《穆天子传》在西晋初年出土时便已“毁落残缺”，虽经荀勖、束皙等人的整理形成“荀勖本”与“束皙本”两个差异较大的古本，却均已散佚，今本《穆天子传》为东晋郭璞以“荀勖本”为底本所注之六卷本。原简残缺加之遭乱散佚，让我们难以从现有《穆天子传》文本出发完整厘清穆王行迹，仅能从历日和地理的记载去推定部分段落中的日行里距。另外，详考小川琢治的论述内容可知，他对《穆天子传》中纪日和征行方向的记述有多处无依据或无考证的更改，这使得他据此提出的“穆王日行百里”说的可信度存疑。由此可见，关于穆王日行里距应结合文本进行更明确的梳理。

丁谦、刘师培、顾实、卫挺生等学者曾对穆王行程进行过梳理，不过既有成果一是多侧重于对完整行程的复原、极少对局部行程进行详细梳理，二是多侧重于参照现实地理分布去考证《穆天子传》文本中的地名所在。这无疑忽视了各段行程在行进和停驻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一概而论取均值，以致对具体日程、行动、方位的判定或排列存在较大偏差。如穆王西行旅程等段落本就取材于神话传说，其时空描述亦不应通过实证的方式去严格对应现实地理中的地名与日程。另外，对距离、方位以及行程速度的判定在地理层面还必须考虑文本记述所参照的尺度。作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穆天子传》关于穆王行程特别是局部行程的详细记载，显然有参照某一尺度标准来对应实际地理空间的迹象。我们只有依据文本记述明晰其中尺度，才有可能将文本记述与现实地理相对应。

更重要的是，对穆王日行里距的推定结果还牵涉对《穆天子传》记述虚构与否的文体性质判定。推定之日行里距若是符合人力旅程的范围与日常经验，则文本记述有可能为基于真实的经验记录，反之则近乎虚构书写。本文尝试从梳理《穆天子传》中相对完整的局部行程记述出发，在文本层面重新推定穆王的日行里距，并结合一般经验和实际的地理空间对行程加以验证，据此探析书中所记穆王行程的真实与否，为探讨《穆天子传》文体性质及其所呈现的中国古代时空观念与历史地理认识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穆王与西王母

一、由“里西土之数”段推算之穆王日行里距

今本《穆天子传》缺文繁多，所记穆王行程因此残缺不全，难以从整体上断定其行迹的具体情况。所幸卷四末的“里西土之数”一段较为完整，其中清晰记述了穆王西征的征行方向、每段行程的首尾地名以及间隔里程。若以该段记述为锚点，与卷一至卷四中相应的行程段落进行对照，择取其中纪日、行动、地名都首尾完整的行程段落推算分析，就能够局部重构穆王行程日谱，并据此明确文本记述中的穆王日行里距。该段记述如下：

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曰：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二万有五千里。

该段记述中包含的穆王西征行程可划分为八段，根据前卷所述可知简文脱落情况：第一段自宗周至阳纡之山段行程中，自宗周洛邑出发至蠲山部分脱落；第二段自阳纡至西夏氏段行程中，积石之南河至西夏氏部分脱落；第三段自西夏至河首段行程全部脱落；第四段自河首襄山至昆仑之丘段行程中，河首襄山至□之所主居部分脱落；第五段自舂山至赤乌氏舂山段行程完整；第六段东北还至群玉之山以及截舂山以北段行程未记里数但首尾完整；第七段自群玉之山至西王母之邦段行程完整；第八段西王母之邦至旷原之野段今本无记。

概览八段行程，可知第五段“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与第七段“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为两个纪日、行动、地名首尾完整的行程段，第六段“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为首尾完整的行程段，据推算其里程数为七百里。那么，我们就可以基于第五、第七两段的记述推算穆王的日行里距，并以第六段的记述作为核验依据。

根据《穆天子传》卷二的记述，第五段行程为“壬申（9），天子西征。甲戌（11），至于赤乌”，即穆王在第一天出发，第三天到达，行进两日，里程三百里，可知每日行进一百五十里上下。根据卷二、卷三的记述，第七段行程为“戊戌（35），天子西征。辛丑（38），至于剞闾氏。天子乃命剞闾氏供食六师之人……壬寅（39），天子祭于铁山……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43），至于鄄韩氏……丁未（44），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师之属休。己酉（46），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庚戌（47），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癸丑（50），天子乃遂西征。丙辰（53），至于苦山……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丁巳（54），天子西征。己未（56），宿于黄鼠之山……癸亥（60），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1），天子宾于西王母”，即穆王共耗时二十六天抵达西王母之邦，其间行程三千里，除去穆王受供食一日、大朝并大飨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三日、休猎一日等活动停顿的八日之外，行进日数为十八日，推算日均行进约一百六十六里。这与第五段行程中日均行进一百五十里基本一致。

再来看第六段行程，卷二的记述“己卯（16），天子北征，赵行□舍。庚辰*（17），济于洋水。辛巳（18），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壬午（19），天子北征。东还。甲申（21），至于黑水……于是降雨七日……辛卯（28），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30），至于群玉之山……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孟秋丁酉（34），天子北征。□之人潜时觞天子于羽陵之上”，即穆王自己卯日北征东还到丁酉日北抵羽陵，历时十八天，行程七百里，除去曹奴觞宴一日、黑水降雨七日、群玉之山休四日、羽陵觞宴一日外，共计行进约五日，推算日均行进一百四十里，与前述两段行程的一百五十里、一百六十六里的日均里程差距不大。

上述三段行程中，穆王日行里距基本保持在一百五十里上下。《穆天子传》一般被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据陈梦家考订，当时通用的“周尺”以及秦商鞅时所定之量尺均为23.1厘米，一里约为415米。考虑到《穆天子传》所记里程大概率为约取之数，且因行程跋山涉水而道路较为曲折，则三段里程日速的浮动并不算大，据此对照其他各段行程里数亦为可行，其中误差应在可控范围内。同时，根据前述三段行程推算之数值，可知穆王日行里距约为63公里（上下偏差5公里）。

不仅如此，据雷晋豪对《穆天子传》卷四穆王自洛阳回南郑段行程的分析可知，该段行程中的穆王日行距离也表现出高度的均值化。该段行程为：乙酉（22）□六师之人于洛水；丁亥（24）北济河至盟门；壬辰（29）至于

山，奏广乐三日；丁酉（34）入于南郑。雷晋豪指出，在该段行程中穆王自丁亥日北渡河至丁酉日入于南郑，共行进七日，行进里程据现实地理空间测定，应为黄河滨至济源市西北约48公里、济源西北至永济西南约252公里、永济西南至风陵渡再至华阴约52公里，据此推算日平均行进50公里（上下偏差2公里）。

二、日行里距与穆王西征行程的虚实之分

既有成果已经揭示出《穆天子传》文本中兼具现实地理与神话地理的要素，顾颉刚、雷晋豪都将卷一所见“积石之南河”认定为《穆天子传》实、虚地理交替的分界点，即自“积石之南河”至西王母之邦乃是想象中的神话空间。但如果将文本内容结合“日行一百五十里”的行距进行重新梳理，则有另一种解释的可能，即穆王一行从进入河宗氏所都居的阳纡地界起就进入了神话地理，也就是说穆王西行之旅的实、虚分界点应是“阳纡之山”。

《穆天子传》中记阳纡之山为“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宋本《山海经·海内北经》云：“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阳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门之山，河出其中。”冰夷即无夷，“阳汙”“阳纡”音形俱近，二者应是同一地点。《海内北经》中后续内容为“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据考证与“有易杀王亥”相关，即《大荒东经》所记“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一段。刘宗迪指出，“亥”“夜”形近而讹，“王子夜”为“王子亥”之误，王亥之尸见于河伯冰夷所居的从极之渊左近，说明《海内北经》中的“阳汙之山”属河伯主理地界；《淮南子·修务训》云禹为治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阳盱即阳汙，禹以身解于阳盱指禹祀于河神以求平复水患，可知阳盱为河神所居之处。

传世文献中明言阳纡（阳汙）之山为河伯主理地界的记载，仅见于《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山海经》中的河伯冰夷为“人面，乘两龙”的河神，《穆天子传》中的河伯无夷为人，其子孙河宗氏以阳纡之山为都居地，以温谷乐都为游居地，可见《穆天子传》所记河伯后裔及其居地，与《山海经》所记内容有一定关联。另外，《穆天子传》记述穆王于阳纡地界的燕然之山祭河，河伯代表天帝为穆王祝祷，并为其敲定行程目的地舂山、昆仑，而舂山、昆仑一般被认为是神话传说中位于西方的山川。它们作为可以抵达的山川地点进入天帝许诺穆王的行程规划中，无疑反映出相关记述本身的非真实性。

一旦将阳纡之山作为穆王西行之路上想象世界的起点，则《穆天子传》所记实、虚地理的分界就变得清晰了起来。上文讨论的三段行程都在穆王西行的神话地理范围内，换言之其间经过的诸多地点或为想象，或带有想象色彩，因此不应视作完全真实存在的地点与现实地理一一对应。对相关行程与日行里距的理解，也应基于文本记述而非现实地理加以推算。笔者基于神话地理段行程推算出的“穆王日行一百五十里”，与雷晋豪基于现实地理段行程推算出的穆王自洛阳入南郑日行里距的数值比较接近，这是否说明《穆天子传》文本记述中对行程日距存在统一设定呢？今本《穆天子传》中记述的现实地理行程中的部分内容，或可作为参照验证。

《穆天子传》卷一穆王北征中如下一段行程地望较为明确，可对应现实地理的空间分布。

戊寅（15），天子北征，乃绝漳水。庚辰（17），至于□，觞天子于盘石之上，天子乃奏广乐。载立不舍，至于钘山之下。癸未(20)，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钘山之队，北循虖沱之阳。

钘山即陉山、井陉山，既有研究中关于钘山和虖沱的位置并无争议，但对穆王绝漳处则存在较大分歧。王贻梁等、卫挺生、顾实均认为穆王于山西长治境内绝漳；郭璞主张穆王于古邺县（今邯郸临漳）绝漳，雷晋豪亦认同此说，认为穆王由洛阳瀍水以西循太行山东麓的交通线北上井陉，至灵寿县虖沱之阳。

从文本记述上看，导致双方发生分歧的关键，其实在于对穆王日行里距理解的差异。该段行程记述中有一处时间不明，即穆王于盘石之上奏广乐所耗天数，以及之后“载立不舍”抵达陉山的日期。《穆天子传》卷一至卷四中共记述穆王奏广乐五次，其中两次明确为“三日而终”，另两次分别是在“五日休”“三月舍”当中奏广乐，无法断言奏乐天数，但此处“奏广乐”后即接“载立不舍”以示行程紧凑，可知穆王应于当日广乐奏罢随即启程；“不舍”表明穆王抵达时已隔夜。因此，该记述应被理解为穆王于癸未（20）日前一日抵达陉山之下。由此观之，本段行程共计六日，除去奏广乐停驻一日外，穆王行经漳水、陉山至于虖沱之阳共行进五日。

王贻梁等人主张穆王戊寅（15）日于山西长治境内绝漳，庚辰（17）日到达平定县盘石关，两日间行距在现实地理中超过200公里，既无真实之可能又不符合前述之文本设定，可以判定此说难以成立。郭璞等人主张穆王戊寅（15）日于古邺县附近绝漳，则其行程应为行四日、于壬午（19）日到达陉山，又行一日、于癸未（20）日绝井陉之队、循虖沱之阳。现实地理中，该段行程沿太行山东麓经临漳县、石家庄西部井陉山区至灵寿县，以现代交通地理测算合计约260公里，结合先秦行程曲折的合理浮动，可换算为战国古里约七百余里，则行进五日抵达较为合理，且契合此前推算之“日行一百五十里”设定。两相比较，穆王绝漳处位于古邺县说更为合理，还同时满足了前述文本记述中共通的穆王日行里距设定，应是作者原意。

《穆天子传》中古本段落历来存在因简牍顺序不明而导致的语句顺序争议，若以各段遵循相同日行里距设定为前提，则有可能对部分内容加以考证。如接续上段“绝漳”行程之后的行程，郭璞注荀勖本记述如下。

乙酉（22），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庚寅（27），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甲午（31），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

据朱渊清《〈穆天子传〉的古本旧注》考证，“庚寅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一句在荀勖本中位于卷一如上处，在束皙本中则位于卷五与“天子筮猎苹泽”相缀合，朱氏指出束皙本存在改易历日的情况，但并未辨明如此改动有何依据，亦未确定原简应为何种排列。从纪日、行停和里程来看，穆王从前段行程中的癸未（20）日北循虖沱之阳起，经两天后的乙酉（22）日北升于□，至甲午（31）日西征绝隃之关隥即山西代县雁门关为止共计十二日。依各卷文例可知，穆王休日一般会明言日数，未言休则当日后应为启程行进，则乙酉（22）日停留觞宴后穆王应是继续行进。

以此为前提，可知两古本语序下穆王行程的差异之所在。荀勖本排定后续顺序为庚寅（27）日因北风雨雪属休，至甲午（31）日西征，停留四日，则穆王自灵寿县行至代县雁门山一段行程共计停留五日、行进七日；束皙本剔除“庚寅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一句后，穆王行进日数则应计为十一日。以现代交通地理测算合计约380公里，同样结合先秦行程曲折的合理浮动，以“日行一百五十里”设定推算，则行进七日抵达较为合理，远不至于花费十一日。由此可见，荀勖本语句顺序更符合《穆天子传》文例，更可能是原简本。

三、穆王行程的均值化与虚构性

通过上文析论的五段行程，即舂山以西至赤乌氏舂山、还至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群玉之山至西王母之邦的三段想象地理行程，和穆王绝漳至虖沱之阳、虖沱之阳至隃之关隥的两段现实地理行程，可知无论是文本记述还是对照现实地理，《穆天子传》所记之穆王行程基本遵循“日行一百五十里”的日速，在明确行程中的行进日与停驻日、文本记述中时间不明的日数以及因原简散佚而错乱的语序之后，各局部行程都符合该日行里距的设定。换言之，《穆天子传》纪行在行程日距上呈现出显著的均值化倾向。如此一来，我们就有理由据此推断，作者是以“日行一百五十里”为前提设定对穆王行程进行了主观层面的构建。

以战国古里换算一百五十里约为63公里，这与西周时期能够实现的行速有所出入。陈絜等考证殷商与西周时期军队的日行里距为40公里左右，在紧急或路况良好的情况下甚至可达44公里。同时，周代已有精心修建的道路即“周道”，太行山东麓的周道开发很早，《诗经·小雅·大东》亦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赞誉周道路况之良好；从西周墓葬出土马车情况来看，其时的马车技术亦能够支持长途快速旅行。《穆天子传》记述穆王驾为八骏之乘，行军队伍亦为精锐，则日行一百五十里即63公里，应属战国时期人们对穆王征行的一种理想化夸大。

《穆天子传》记述的现实地理情况与实际里程亦有依据。雷晋豪以前引穆王自洛阳入南郑段行程与现实地理的对应情况为据，认为作者应是参照战国公牍中的“道里书”之类地理数据资料汇编进行的创作。不过，雷晋豪认为该段行程的精确里程只是孤例，而本文前述析论已表明，卷一至卷四的文本记述中不乏如此精确段落，行进速度的稳定与精确设定绝非孤例或巧合。

问题就在于，《穆天子传》所记之行程的日行里距无论实、虚地理均表现出极高的均值化倾向。考虑到不同地域的地理条件并不一致，穆王一行的自身情况亦存在涉水、打猎等客观变数，则如此高度均值化的记述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说，这种均值化应用于《穆天子传》中的现实地理段落，尚有可能是作者在参照相关地理资料考订穆王行迹的话，那么想象地理段落中同样呈现出这种均值化倾向，则表明作者对穆王行程进行了超越现实的虚构。

不仅行程日距高度均值化，《穆天子传》记述在文法规则等方面同样严谨且各段一致，绝非“支离灭裂，全不可通”。综观卷一至卷四所记穆王行迹可知，从穆王启程征行起，至达于想象地理的终端为止，除脱简不可考的内容外，相应纪日、征行都较为清晰，若非日行里距的高度均值化不符合真实旅行经验，《穆天子传》记述的丰富性几乎与后世如《法显传》《宋云家纪》等纪实性古行记别无二致，均清晰交代了行进方向、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信息。但从记述内容来看，后两者所记自然条件颇多恶劣难行处，旅程亦受各种因素影响而走走停停、难以稳定。相比之下，《穆天子传》中穆王一行既携六师之人又有大量赏赐物和奏乐队伍随行，其旅途理应更难维系书中所表现出的均值化倾向。由此，我们便不难推定《穆天子传》文本记述存在虚构性创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穆天子传》记述中并非只有一种日行里距。其中用于描述穆王行程的词语除常规的“征行”以外，还有“鹜行”“赵行”（各一次）以及“翔行”（两次）。郭璞注云，“鹜，犹驰也”，“赵犹超腾”，可知这两种行程的速度相较于一般行程应是更快。而与“赵行”“鹜行”的寻常快行相比，穆王在东南还归时的两次“翔行”，则到了日行千里、接近奇迹的速度。卷四穆王的两次“东南翔行”段记述如下：

癸酉（10），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右服骅骝而左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义。天子主车，造父为御，

为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踰轮，右骖盗骊而左山子。柏夭主车，三百为御，奔戎为右。天子乃遂东南翔行，驱驰千里，至于巨蒐氏……甲戌（11），巨蒐之

奴觞天子于焚留之山……乙亥（12），天子南征阳纡之东尾……丙寅（3），天子至于钘山之队，东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边。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癸酉（10），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南征翔行，迳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

从纪日来看，第一段行程自癸酉（10）至乙亥（12）间隔不过一日，其中甲戌（11）日还有觞宴、赏赐活动，可知此处的“驱驰千里”为实指之一日千里。第二段穆王于丙寅（3）日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七天之后则驾八骏之乘入于宗周，一日走完了毛班、逢固七天的旅程。若毛、班二人依前文推算日行一百五十里，七日则为千五十里，可知此处穆王同样日行千里。综合两段行程，可知“翔行”之速亦为均值化的日行千里，这种速度显然超越了现实旅行的范畴，进入到想象世界当中。

今本《穆天子传》六卷凡六千六百余字，卷一至卷四合计四千一百余字，其中阳纡之山、昆仑至舂山、西王母之邦等段落的行程着墨最多，段中对穆王言行的描述最为生动具体，记述重点也侧重于对人物和细节的刻画，而不只是对行进与停驻的记录。这些段落文本记述的丰富性，反映出作者创作的主观倾向和《穆天子传》文本的非纪实性。书中对八骏之乘的骏马名、御者名、车右名详书三次，八骏之乘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除上述两段翔行行程外，卷一记“曰柏夭既致河典，乃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以极西土”，是今本《穆天子传》对八骏之乘的初次提及，同卷后文还详尽点数了穆王的骏马、狗、御者。尽管八骏之乘日行千里仅见于今本卷四穆王还归宗周一段，但作者对日行千里这一神奇速度的存在早有铺垫，如卷一记天子于黄之山披图视典时有言“天子之马走千里”。这种铺垫与前后照应，更像是文学叙事的艺术笔法而非对真实事件的如实记述。

两段日行千里的“翔行”有别于其他日行里距的高度均值化，进一步降低了穆王行迹的实录色彩。如果说，《穆天子传》行程速度的均值化是作者为“还原”穆王旅行，结合现实地理空间测量与相应行、停纪日的精确计算结果，其目的尚可归为尽量贴近现实却百密一疏露出了“破绽”的话，那么穆王西行前“天子之马走千里”的铺垫及还归宗周时“一日千里”的记述，则鲜明地反映出作者构建想象旅程的创作意图。

古本《竹书纪年》记周穆王年间“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骝马是生绿耳”，杨宽则注意到《穆天子传》所列八骏之名中骅骝、绿耳、赤冀、盗骊和《史记》所载大体相同，认为这说明《穆天子传》与《史记》的记载“来源一致且真实”。穆王拥有骏马应是战国以来广为人知的传说，但《穆天子传》所记八骏较《竹书纪年》《史记》为详，且御者、车右配备精良，已然是具体精微的故事笔法。今本《穆天子传》记述相对简要，却三次详书八骏及御者、车右，这样重复着墨，甚至两度描述“一日千里”以宣扬八骏之脚力，表明作者对八骏极为着意，亦反映出其创作旨趣之所在。

如此创作旨趣因何而来？顾颉刚曾推断穆王西巡故事为有御马和养马能力的秦、赵之人传播，并指出八骏传说中御马之人正是秦、赵之人的祖先“造父”，认为这是穆王远游传说兴起的原因。《穆天子传》作者着意于八骏，表明《穆天子传》记述以穆王神骏传说为素材，而穆王神骏传说又以历史上穆王好远游的史实为依据。《穆天子传》作者可能是对八骏传说极为着意的秦、赵人士，参照战国时期的现实地理与当时流传的西部神话地理为穆王编排了行程，这导致了穆王日行里距高度均值化的特点，并与八骏神力的刻画共同反映出其文本记述的传奇性与虚构性。

四、结语

《穆天子传》文本虽残缺不全，但传世各段中文法规制统一，所记穆王行程也受文法制约，表现出诸多内在一致性。本文在重视《穆天子传》文法特点的基础上，从记述较为完整的局部行程入手，通过辨析穆王行进与停驻日数、区分虚实地理空间等途径，重构并分段梳理了穆王行程中的部分内容，以此推算出穆王“征行”的一般速度。由此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对《穆天子传》各段记述统而观之，从而更好地考证穆王的日行里距、地理地望以及整体行程等关键问题。

就文体性质而言，《穆天子传》在流传过程中一直徘徊在史与子之间，到了清代，将之归于小说类的看法“已很普遍”。当代学人论述《穆天子传》的虚构性或文学性，多从神话与传说、艺术与审美的角度着眼。这些内容当然重要，不过作者均值化记述穆王行程、宣扬八骏日行千里之奇迹，恐怕才是对《穆天子传》虚构性与文学性的本质表现。正是这种试图贴近现实经验却与之背离的独特笔法，才令《穆天子传》具备了虚实难辨的魅力。《穆天子传》作者高度的创作自觉与兴趣意志于此中显露，他以严谨的文法将知识捏合，创造了一场先秦时期的浪漫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