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在同学圈发的：毛主席时代的十大名牌，太珍贵了！Luxary

票根、铁皮和花纹：一台缝纫机的夜里

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最常用的是什么，追求什么品牌呢？以下这些，当年你的父母可能拥有过：

全民皆兵

北京牌电视机 （天津产）

灯塔牌肥皂

凤凰牌自行车

海鸥牌相机

工字牌气枪

三角牌烙铁

回力球鞋

上海牌手表

手牌哈喇油

飞人牌缝纫机那时候的名牌产品质量很牢靠，但是当时很难买到，那是买很多东西都要凭票哦。

粮票最常见最缺不得

那天夜里为什么我会记住一辈子？一台黑漆漆的机器，能让一家人心跳像打鼓。紧巴的年月里，快乐有时候低到只要拽一根麻绳就能抵达。你可能不信，但我至今能想起那根绳子勒在手心里的硬。

同学群里有人扔来几张老照片，泛黄的边，折角处像被谁轻咬过。一看，熟得很，像门口风吹来的菜汤味儿，暖，但淡淡的。有人开玩笑说再给我两张粮票我能种出一桌饭来，大家都笑，笑声里其实各自都想起了家里那只黑漆的铁皮箱，里面躺着不同颜色的票——粮票、布票、油票，像一家子的身份证。

那会儿大人总把“正经事儿”交给我们这些小的：手里抓着票和钱，伸着脖子去店门口排队。纸票摸上去起毛，油墨味儿老是沾指头，回家抹在衣服上，洗不干净。队伍像蛇一样拐来拐去，前头有人嘟囔“别挤别挤”，后头有人喘气，冬天呼出来的白气在空中一合，真像一片云。我们小孩唯一的技能就是能站久一点，饿了就含一口凉水，把肚子骗过去。

说起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家家门后歪着的都是大个儿车。28的大轮子，横梁跟我们小腿差不多高。我们就学了一门绝活——掏腿。把腿从车梁底下伸过去，身子侧着，踩上去就出溜，车子晃两晃，稳住了，风一吹，像真会骑似的。没有护具，也没人防着，手肘膝盖常年青一块紫一块。可你问疼不疼？不太疼。自由的风更厉害些。

真正让家里“动土”的，是那台缝纫机。父亲托了个在陕北的熟人，辗转捎带。哪天能到，说不准。那天夜里，门被敲得轻轻的，像怕惊了谁。我们打开门，外面是黑和冷，一只木箱子进来了，外层裹着灰纸，外头缠着麻绳，绳结像一个扣死的心。父亲那会儿不在家，出门了，剩下我们仨女的：我妈，我姐，还有个把小凳子高的我。老话说“女将”，那晚我们就算仨女将。

纸是糙的，手一抹就起屑。绳子越勒越紧，最后拿剪刀去咬，咔嚓一声，箱盖松了口。那一瞬间，灯光落在机头上，黑漆亮亮的，边上那圈金色花纹像湖面一晃，还没通电，就先会勾人眼。我们翻着说明书上的图，指着那一朵一朵的花，说：一样的，一样的。其实谁也不认识多少字，但“像不像”这种事，眼睛最明白。那晚上，院子里犬吠两下，又沉下去；我们在屋里小声地笑，笑声都裹着被子，怕惊到邻居。

你问那算啥？那是我们家的大件。那会儿“大家伙”就那几个：新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前面那几个还得看运气，这个靠托人。第二天父亲回来，看到我们把脚踏板装好了，皮带也绷上了，他脸上那点稀薄的笑很快就藏了起来，装得严肃：“别弄坏了。”他手指头一摸，取下来一看，全是机油，他就知道昨夜里我们三人不知道摸了多少回。

缝纫机后来一直在用，先是给我做小棉袄，再是给姐姐改校服，口袋里多缝个暗袋，装小人书。脚一踩，轮子走，针脚密密，像一串细雨打在檐下。许多年之后，我回去看姐姐，进门就听见某个房间里传来轻轻的“吱哒、吱哒”，门一推开，那台老家伙还吃油，油亮着，听话得很。台面角上还有当年的磕痕，是我小时候站在凳子上被机头碰出来的，疼得我鼻子发酸，但现在摸上去，竟像摸到了小时候的脸。

说到吃，别笑，那是一门大学问。文革那阵子，日子越发紧。我们那条街上，小寨肉店十里八村都认他。听说第二天有肉，消息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传开了。姐姐和隔壁几位大姑娘，一人裹一件棉袄，怀里压着肉票，天一黑就去排。冬夜的灯泡亮得发青，冷风沿着衣领钻进去，脚下的地面冻得硬。她们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笑也小声，怕被后面的人瞪。排到半夜，前头有人在凳子上打盹，肉店后门飘出一点油香，香得人心口痒，但你也分不太清是真香还是幻觉。

天蒙蒙亮，卷帘门拉开，刀起刀落，秤杆滴溜溜一转，叮的一声像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姐姐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包肉，纸已经湿透，底下透出一抹粉红。那是整整一斤，肥瘦相间，像书上那种画得太认真了的云。按理说该夸，妈却拧着眉，说：“闺女家家的，半夜里站那儿，多不安全。”话说得不重，可里头有火。她把肉接过去，转身去厨房，嘴里还嘟囔：“以后别学这个。”我在门帘后头看，肉在案板上躺着，白是白得干净，红是红得沉，胖瘦有秩序，让人不自觉咽口水。那一块肉后来被炖成了一锅汤，屋里起雾，玻璃全是泪。

讲到这里，别说“那代人都苦”这种话，太大了，像笼统的风。我们其实也有小得不得了的快乐——邻家穿新回力，我们眼睛跟着看两眼，心里有点痒，是痒不是酸。别人家换上海牌手表，我们拿过来戴一分钟，再乖乖还回去；走出门就把手插兜里，装作自己也顶着一块。那会儿心口像刚洗过，晾在阳光里，风一吹，干净脆响。

还有一次，爸爸领我去国营商店看电视——北京牌的，后面标着天津产——玻璃屏幕里的人物比我还高。我贴在玻璃上看的时候，店员在后面咳了一声，我吓得往旁边挪，鞋面被柜台脚蹭了道白印。回到家，我蹲在地上用口水抹，越抹越白。妈妈说：“就这样吧，白就白。”那双鞋穿了很久，鞋底磨出一点点斜坡，踩在土路上有自己的路感。你看，这种琐碎的事，现在说起来，竟像个笑话。

我有时会想，我们为什么能在那么多“没有”里长出那么多“有”？可能因为“票”这东西，虽然限制了手，却逼得心学会珍惜。也可能因为家里来一件大东西时，所有人都会围在一块儿，这种靠得很近的感觉，胜过任何品牌。你再看如今，买什么都方便，快递小哥嗒嗒两下敲门，东西到了，撕开，放那儿，转身就去干别的，连“哎呀”都省了，热乎气儿就跑了。

前两天我把抽屉翻乱，翻出两张旧票根。年代久了，纸发脆，一碰就响。我没有把它们夹回塑料袋，随手插进一本书里——我知道，总有一天，书掉在地上，票会飘出来，像一只从过去飞来的小虫。我会把它拾起来，吹吹灰，心里问一句：那时候我们到底在盼什么？是一袋面、一尺布、一口肉，还是某个夜里三个人围着一台机器，小心翼翼地系好那根麻绳？你看，问到这儿，也不用一定要有答案。把灯关了，屋里还有一丝机油味儿，那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