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下岗后天天喝酒，老婆含着泪说：别喝了，我出去找活干养你

那年是1997。

哈尔滨的秋天来得特别早，风里已经带了刀子，刮在人脸上，像是在提醒你，好日子到头了。

我的好日子，确实到头了。

红旗机械厂，那块我焊接过无数次铁锈招牌的大门口，贴了张红纸。

红纸上是黑字，密密麻麻的，像一群蚂蚁，看得我眼晕。

我叫林卫东，名字里带个“卫”，带个“东”，那个年代的标配。我在厂里是八级焊工，整个车间，论手里那把焊枪的稳当劲儿，没人敢跟我叫板。

我焊出来的活儿，那焊缝，跟鱼鳞似的，一层码着一层，漂亮得能当艺术品。

厂长见了都得拍我肩膀，说，卫东啊，你这手艺，是咱们厂的宝。

可现在，宝也没用了。

那张红纸上，我的名字，就在第三排，清清楚楚。

下岗。

这两个字，像两根烧红的钢针，一下子扎进了我的眼珠子，疼得我一哆嗦。

身边有人哭，有人骂，有人抄着手，麻木地看着天。

天是灰的，跟厂里没活儿干时，那台停工的老车床一个颜色。

我没哭，也没骂。

我只是觉得，浑身的力气，像是被瞬间抽走了。

那是一种你没法跟人说的空。

前一天，你还是个人人尊敬的林师傅，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女儿嘴里“开大机器”的英雄。

后一天，你什么都不是了。

就是一个被时代甩下来的，没用的废人。

我晃晃悠悠地回到家，两室一厅的老房子，空气里飘着熟悉的饭菜香。

我老婆陈漱正在厨房里忙活，她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围裙上沾着点面粉。

女儿念念在小桌上写作业，看见我，脆生生地喊了声：“爸！”

我“嗯”了一声，喉咙里像是堵了团棉花。

陈漱端着一盘刚炒好的土豆丝出来，看见我，笑了。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正好，菜刚出锅。”

她的笑，还是那么好看，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我看着她的笑，再看看桌上那盘热气腾腾的土豆丝，突然觉得这屋里的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我把那张皱巴巴的通知单，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

陈漱的笑，一点点僵在了脸上。

她拿起那张纸，看了很久。

屋里静得可怕，只听见念念写字时，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啥意思啊？”她问，声音有点抖。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拉开椅子坐下，感觉自己像一滩烂泥。

“让回家……待着？”

“嗯。”

她没再说话，把那张纸叠好，又展开，展开，又叠好。

那晚的饭，谁也没吃好。

从那天起，我开始喝酒。

一开始，只是每天晚上喝二两。白瓷瓶的二锅头，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烧下去，能暂时把心里的那团火给浇灭。

后来，二两不够了，得半斤。

再后来，我从睁开眼就开始喝。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见天日。

曾经那双能稳稳拿住焊枪的手，现在，只拿得稳酒瓶子。

我听见陈漱在外面叹气，听见她压低了声音跟念念说：“别去吵爸爸，他累了。”

累了？

我是废了。

我听见邻居在楼道里议论。

“老林家那个，可惜了，多好一手艺。”

“还不是天天在家喝酒？一个大男人，垮了。”

这些话，像针，一根根扎在我耳朵里。

我把酒喝得更凶了。

只有在醉醺醺的时候，我才感觉自己还是那个林师傅，那个厂里的技术大拿。

这天下午，我又喝多了，躺在床上，天旋地转。

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在轻轻给我擦脸。

是陈漱。

她的动作很轻，毛巾是温的，带着一股淡淡的肥皂香。

我睁开一条缝，看见她红着眼圈。

“卫东……”她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你别喝了，行吗？”

我没说话，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酒伤身子，你这样下去，人就毁了。”

我还是不说话。

心里烦躁得像有一窝蚂蚁在爬。

她在我身后站了很久。

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背上。

良久，我听见她吸了吸鼻子，带着浓重的哭腔。

“别喝了，我出去找活干，我养你。”

我浑身一震，猛地坐了起来。

眼前的陈漱，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有些乱，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

她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掉，砸在她胸前的衣服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那句话，像一把大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天灵盖上。

我养你。

一个女人，一个我明媒正娶回来的，说要让她过好日子的老婆，现在，她含着泪跟我说，她要养我。

我一个七尺高的男人，一个八级焊工，要靠一个女人来养。

那一瞬间，不是感动，不是羞愧。

是铺天盖地的耻辱。

像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我胸口那团被酒精麻痹的火，“腾”地一下烧了起来，烧得我五脏六腑都疼。

“你说什么？”我瞪着她，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说，我出去找活干……”她被我的样子吓到了，往后退了一小步，但还是倔强地看着我。

“你找什么活？你一个女人家，除了在家做饭带孩子，你还会干什么？”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我知道这话有多伤人。陈漱嫁给我之前，也是读过高中的，在街道工厂里当过文员，写得一手好字。

是我，是我说，女人家家的，在外面抛头露面干什么，我能挣钱，你在家把我和孩子照顾好就行。

她信了我的话，就真的安安心心在家，做了这么多年的家庭主妇。

现在，我却用这个来刺她。

她的脸，“唰”地一下白了，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看着她受伤的样子，心里更烦了。

我一把挥开床头柜上的酒瓶。

“砰”的一声，酒瓶摔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

浓烈的酒精味，瞬间充满了整个房间。

“用不着你养！我林卫东还没死呢！”我冲她吼。

吼完，我又跌回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在被子里，听见她小声的啜泣，然后是脚步声，她出去了。

接着，是扫帚扫过地面的声音，玻璃碴子被收进簸箕里的哗啦声。

她把地上的狼藉，收拾得干干净净。

就像这些年，她一直在收拾我生活里所有的烂摊子一样。

那天晚上，她没再跟我说话。

第二天，她起得很早。

我宿醉头疼，翻了个身，听见她在客厅里翻箱倒柜。

过了一会儿，她走进来，身上换了一件的确良的蓝衬衫，是她以前上班时穿的，现在看起来有点小了，紧紧地绷在身上。

“我出去了。”她说。

我没理她。

她站了一会儿，又说：“早饭在锅里，你记得起来吃。念念上学我送了。”

我还是没理她。

门开了，又关上。

屋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块因为漏水而泛黄的印记。

心里，空落落的。

她真的去找活干了。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她刚才穿着那件旧衬衣的样子。

有点可笑，又有点……心酸。

接下来的几天，陈漱每天都早出晚归。

我问她去找什么工作了，她总说：“快了，快了，人家让等消息。”

我知道她在骗我。

这个城市，几十万的下岗工人，都在拼了命地找饭碗，哪有那么容易。

她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眼底是藏不住的疲惫。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会发现她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对着窗外的月光，悄悄地抹眼泪。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攥住了，拧着劲儿地疼。

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试着出去找过工作。

人才市场里，人山人海，全是跟我一样，一脸迷茫的中年男人。

人家一听我是焊工，都摆摆手。

“老师傅，你这手艺是好，可现在哪还有厂子招人啊，都往外裁呢。”

“会电脑吗？会开车吗？会说外语吗？”

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我那把焊枪。

可现在，我的焊枪，连同我的骄傲，都被扔进了时代的垃圾堆里。

我像个斗败了的公鸡，灰溜溜地回家，然后继续用酒精麻醉自己。

我好像只能这样了。

大概一个星期后，陈漱回来得特别晚。

我喝得半醉，坐在沙发上等她，心里没来由地一阵阵发慌。

快十一点了，她才开门进来。

一进门，我就闻到一股……一股很奇怪的味道。

像是剩饭剩菜馊了，又混着一股油烟味。

她看起来累坏了，走路都有点晃。

“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我问，语气不太好。

“没……没什么。”她躲闪着我的眼神，想往厨房走。

我一把拉住她。

“你身上什么味儿？”

她的脸白了白，低着头，“没，没什么味儿。”

我盯着她的手。

那双手，我太熟悉了。以前虽然也做家务，但保养得很好，白净，柔软。

现在，却又红又肿，指甲缝里全是黑乎乎的油污。

我心里“咯噔”一下。

“把手给我看看。”

“不用……”

我没听她的，抓住她的手腕，强行把她的手摊开。

掌心，有几个新磨出来的水泡，亮晶晶的，看着就疼。

还有几道被什么东西划破的口子，已经结了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都在抖。

她拗不过我，终于小声说：“我在……我在第五中学的食堂，找了个活儿。”

第五中学。

离我们家，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

“什么活儿？”

“洗碗……”她的声音更小了，小得像蚊子哼哼。

洗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想象着，我的妻子，陈漱，弯着腰，站在油腻腻的水池边，处理着几百个学生吃剩下的饭菜。

那些粘着米粒和菜叶的盘子，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她要把它们一个个洗干净。

难怪，她身上有那股馊味儿。

难怪，她的手会变成这样。

她见我不说话，急忙解释：“挺好的，管一顿午饭，一个月还能给三百块钱呢！就是……就是下班晚了点。”

三百块。

三百块钱，买断了我老婆的辛苦和体面。

我看着她那双伤痕累累的手，再看看她那张强装笑脸的脸。

心，像是被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

我松开她的手，转身进了卧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没再喝酒。

我靠在门上，听着她唉声叹气地去洗漱，然后轻手轻脚地上了床，生怕吵到我。

黑暗中，我睁着眼睛，一夜没睡。

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她那双手，和她说“我养你”时，那满是泪水的脸。

林卫东啊林卫东，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老婆为了这个家，在外面受苦受累，你就在家里喝酒装死。

你还是个男人吗？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

陈漱已经走了。

桌上，放着一个馒头，一碗稀饭，还有一个咸鸭蛋。

我拿起那个咸鸭蛋，敲开，红油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我吃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了下来，滴进稀饭里。

咸的。

那天，我把家里所有的酒瓶子，都扔了。

然后，我找出我那个用了十几年的工具箱。

打开来，里面的扳手、钳子、螺丝刀，都擦得锃亮。

那是我吃饭的家伙。

我把它们重新擦拭了一遍，像是在擦拭我丢失的尊严。

我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

我得干点什么。

我不能让我的女人，在外面替我扛起这个天。

我骑着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开始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里转悠。

我看那些新开的店铺，看那些忙忙碌碌的人。

世界没为我停下，它还在飞快地转。

我一个下岗的焊工，能干什么呢？

我路过一个修车摊，一个老师傅正在给一辆自行车补胎。

他手脚麻利，几下就搞定了。

车主给了他五毛钱。

我心里一动。

修车……我也会啊。

厂里那些机器，大到车床，小到电扇，哪个坏了我没修过？

这个念头，像一棵小小的火苗，在我心里燃了起来。

虽然微弱，但，是光。

晚上，陈漱回来，看到我没喝酒，而是坐在桌边，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她愣住了。

“卫东，你这是……”

“我想在楼下，支个摊子。”我指着纸上画的草图，“修自行车，修点……小家电什么的。”

她看着我，眼睛里慢慢地，亮起了光。

“真的？”

“真的。”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能再让你一个人撑着了。”

她没说话，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

我能感觉到，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她的眼泪，滴在我的脖子上，是热的。

说干就干。

我把家里那张吃饭的旧桌子搬到楼下，又找了块木板，用红油漆，歪歪扭扭地写了四个大字：

精修家电。

旁边还画了个自行车的图案。

开张第一天，半天没一个客人。

街坊邻居路过，都用一种好奇又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林师傅，改行了？”

我脸上发烧，只能尴尬地点点头。

从前，他们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地喊一声“林师傅”，眼里是尊敬。

现在，我就是一个路边摆摊的。

这落差，像一盆冷水，把我心里的那点火苗，浇得快要灭了。

到了下午，总算来了第一个“客人”。

是对面楼的王大妈，抱着一台不响的收音机。

“小林啊，帮我看看，这个还能修不？”

我接过来，心里直打鼓。

这玩意儿，我以前没弄过。

我打开后盖，看着里面密密麻麻的线路板和零件，有点懵。

我硬着头皮，拿着万用表，一点点地测。

王大妈就站在旁边，看着我。

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怕修不好，丢人。

更怕这第一单生意，就砸了。

我埋着头，脑子里把我所有关于电路的知识都过了一遍。

二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的额头上，汗都下来了。

“小林啊，要是修不好就算了，别费劲了。”王大妈说。

“别，大妈，我再看看，快了。”

我咬着牙，又把线路图看了一遍。

突然，我发现，一个焊点，好像有点虚。

我眼睛一亮。

我拿出我的小烙铁，小心翼翼地，重新焊了一下。

然后，装上电池，打开开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

响了！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哎呀！好了！小林你真行啊！”王大-妈高兴得合不拢嘴。

她非要塞给我两块钱。

我推辞了半天，最后只收了一块。

我拿着那张热乎乎的一块钱，心里，比当年我第一次领工资还激动。

我能行。

我林卫东，还没废。

我的手，还能干活，还能挣钱。

晚上，我把那一块钱，郑重地交到陈漱手里。

“今天开张了。”

她拿着那张钱，看了又看，眼圈红了。

“好，好。”她连说了两个好。

那天晚上，她特意炒了两个菜，还给我温了一小杯酒。

“少喝点，解解乏。”

我端起酒杯，看着她。

灯光下，她的脸上，带着我许久未见的笑容。

我一口把酒喝干，辣味从喉咙一直暖到心里。

我的摊子，慢慢有了生意。

修自行车，换个链条，补个胎。

修收音机，换个电容，接个线。

修电风扇，点点机油，紧紧螺丝。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活儿，挣的钱也不多，一块，两块。

但每一分钱，都是我用自己的手，挣回来的。

我不再整天愁眉苦脸，话也多了起来。

有时候，念念放学，会跑到我的摊子前，趴在桌子上，看我修东西。

“爸，你好厉害啊。”

我听着女儿的夸奖，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我那个八级焊工的爹，又回来了。

虽然，他现在只是个路边摊的修理匠。

陈漱还是在食堂上班。

我跟她说，别干了，太累了，我这儿多少能挣点了。

她摇头。

“多一份收入，家里就多一份保障。再说，我也想有点事干。”

我懂她。

那种重新找到自己价值的感觉，我也懂。

每天晚上，她回来，我都会打好一盆热水，让她泡脚。

她的脚，因为长时间站着，肿得像馒头。

我蹲下身，轻轻地给她捏脚。

她一开始不让，说哪有大男人给女人捏脚的。

我不管，按着她，说：“你给我捏了这么多年，也该轮到我了。”

她就不说话了，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在闪。

日子，就像我摊子前那条被车轮压了无数遍的马路，虽然坑坑洼洼，但总归是朝前走的。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个十几二十块。

我把钱，一张张捋平了，交给陈漱。

她会把钱放进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那是我们家的存钱罐。

每当听到硬币和纸币放进去时，那清脆又踏实的声音，我就觉得，这日子，有盼头。

可老天爷，好像总觉得我们家的苦，还没吃够。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哈尔滨的雪，下起来就没完没了，整个世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我的小摊，没法出去了。

家里的收入，一下子就断了。

只剩下陈漱在食堂那三百块钱的死工资。

偏偏这时候，念念病了。

先是发烧，吃了药也不退。

后来开始咳嗽，咳得小脸通红，整晚整晚地睡不着。

我和陈漱抱着她，跑了社区医院，又跑去大医院。

医生检查完，脸色很凝重。

“肺炎，有点严重，要住院。”

住院。

我和陈漱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慌。

住院要花多少钱？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我们那个铁皮饼干盒里，存的钱，肯定不够。

但孩子的病，不能拖。

我们咬着牙，给念念办了住院手续。

押金，就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

医生开了药，全是些我们听都没听过的名字。

划价，交钱。

看着收费单上一长串的数字，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

陈漱拿着单子，手都在抖。

她转过身，背对着我，我看到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知道，她又哭了。

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背。

“别怕，有我呢。”

我说得很大声，其实，我自己心里也虚得不行。

钱从哪儿来？

我一宿没睡，把能借钱的亲戚朋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可那个年代，家家都难。

谁家都没有余钱。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找了以前厂里的一个老哥们儿。

他家情况比我好点，他爱人没下岗。

我搓着手，话在嘴边，就是说不出口。

他看出了我的窘迫，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二百块钱。

“卫东，哥也就这点能耐了，你先拿着。”

我拿着那二百块钱，感觉有千斤重。

从前，都是别人求我林卫东，我何曾这样低三下四地跟人开过口。

这点钱，远远不够。

我从他家出来，走在风雪里，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该怎么办？

我还能去求谁？

晚上，我回到医院，陈漱正在给念念喂水。

念念烧得迷迷糊糊的，小声地喊：“妈妈，我难受……”

陈漱一边哄她，一边掉眼泪。

看到我，她擦了擦眼睛，问：“怎么样？”

我摇摇头。

她眼里的光，又暗了下去。

我们俩坐在病床边，一夜没说话。

那种绝望和无力感，几乎要把人吞噬。

第二天早上，陈漱跟我说：“卫东，你在这儿看着念念，我出去一趟。”

“你去哪？”

“我……我回趟娘家。”

我心里一沉。

陈漱的娘家，在乡下。她父亲走得早，母亲身体也不好，还有一个弟弟，刚结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知道，她这是要去跟她妈和她弟开口。

“别去了。”我拉住她，“你妈身体不好，你弟刚结婚，别给他们添麻烦了。”

“那怎么办？念念的药不能断啊！”她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看着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林卫东，窝囊。

真的窝囊。

让老婆孩子，跟着我受这种罪。

我松开手，沙哑着嗓子说：“你去吧，早点回来。”

她走了。

我一个人守在病房里。

念念还在睡，小眉头紧紧地皱着，睡得一点也不安稳。

我摸了摸她滚烫的额头，心疼得不行。

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大雪，脑子里，第一次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要不，去把厂里分的这套房子，卖了？

这房子，是我们的根啊。

卖了，我们住哪？

可不卖，念念的救命钱从哪来？

我正天人交战，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是陈漱。

她回来了，比我想象的要快。

她浑身都是雪，头发和眉毛上，都结了白霜。脸和手，冻得通红。

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

“回来了。”我站起来，迎过去。

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她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钱。

有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最大面额的是五十。

零零碎-碎，凑在一起。

“我妈把养老的钱都拿出来了，我弟把他准备盖房子的钱，也拿出来了。”

她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

“他们说，先给孩子看病要紧。”

我看着那沓钱，每一张，都像是带着温度，烫得我手疼。

这些钱，是陈漱她妈的养老钱，是她弟的血汗钱。

是我们这个家，最后的希望。

我把钱接过来，紧紧地攥在手里。

“陈漱，”我看着她，“你放心，这钱，我以后一定加倍还上。”

她点点头，靠在我身上，哭了。

我也想哭。

可我知道，我不能哭。

我是男人，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顶梁柱，不能倒。

有了钱，念念的治疗继续了下来。

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拖下去，就危险了。

我和陈漱轮流在医院守着。

白天，她去食堂上班，我守着。

晚上，她来了，我就回家，给她和念念做点吃的，再送过来。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煲汤。

我把我所有的耐心和细心，都用在了照顾她们娘俩身上。

念念住院半个多月，终于好转了。

出院那天，外面出了太阳。

阳光照在雪地上，明晃晃的，有点刺眼。

我们抱着念念，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踏实。

家里的钱，花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但只要人没事，比什么都强。

回家后，陈漱去上班了。

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和那个空了的铁皮饼干盒，心里沉甸甸的。

不能再等了。

天这么冷，修车的生意是做不成了。

我得想别的办法。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老本行。

焊接。

我这手艺，不能就这么扔了。

可是，上哪儿去找用焊工的活儿呢？

我跑遍了哈尔滨的劳务市场，答案都是一样的。

不需要。

我又不死心，骑着车，在城里到处转。

我看到，很多沿街的店铺，都装了铁的防盗窗，防盗门。

那个年代，治安不太好，这是家家户户的标配。

我心里又是一动。

我能不能……自己做这个？

我懂技术，我知道怎么下料，怎么焊接，怎么安装。

我缺的，是工具，是材料，是启动的本钱。

我把这个想法，跟陈漱说了。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卫东，做这个，得买电焊机，得买切割机，那得不少钱吧？”

“是。”我点点头，心里也没底。

“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知道。”

屋里又陷入了沉寂。

过了一会儿，陈漱突然站起来，走进了卧室。

再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红布包。

她把布包打开，里面，是她陪嫁过来的一对金耳环，还有一个金戒指。

这是她压箱底的东西，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没见她戴过。

“把这个，拿去当了吧。”她把东西推到我面前，眼睛里，没有一丝不舍。

“不行！”我立刻拒绝，“这是你妈给你的，我不能动！”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些。”她把我的手拉过来，把金饰放在我手心，“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你，你能行。”

我看着手心里那几样小小的，却沉甸甸的东西。

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一个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拿着陈漱的首饰，去当铺换了钱。

钱不多，但勉强够买一台二手的电焊机和一台切割机。

我又去废品站，淘了些旧的角铁和钢管。

我的“工厂”，就设在我们家那个小小的，堆满杂物的阳台上。

我怕吵到邻居，就在阳台的墙上，钉了厚厚的旧棉被隔音。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干。

画图纸，量尺寸，切割，焊接。

“滋滋”的电焊声，在深夜里，听起来格外刺耳。

但我顾不上了。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快点挣到钱。

我第一个作品，是给我们家自己做的。

一个简易的铁窗栏。

焊得不怎么好看，因为材料都是些边角料。

但很结实。

我把它装在窗户上，心里，有了一种久违的成就感。

我做了个小牌子，挂在我的摊位上：承接防盗窗、防盗门、铁护栏制作安装。

一开始，还是没人问。

大家还是习惯找那些大店。

直到有一天，我们楼下的张大爷，家里招了贼。

虽然没丢什么大东西，但把一家人吓得不轻。

他找到我，问我做个防盗窗多少钱。

我给他报了个价，比外面的店里，便宜了快三分之一。

“林师傅，你这手艺行不行啊？可别不结实。”张大爷有点不放心。

“大爷，你放心。”我拍着胸脯保证，“我以前是干啥的，你还不知道吗？我焊的东西，要是能被贼弄开，我白送你！”

张大-爷被我打动了。

我给他家，量了尺寸，用了最好的材料。

我熬了两个通宵，给他家的防盗窗赶了出来。

每一个焊点，我都焊得结结实实，打磨得光滑平整。

装上去之后，张大爷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用手使劲晃了晃，纹丝不动。

“行！小林，你这手艺，真没的说！”他当场就把钱给了我，还多给了十块。

“多的，是给你的辛苦钱。”

这是我下岗之后，挣到的第一笔“大钱”。

张大爷家的防盗窗，成了我的活广告。

街坊邻居看到了，都跑来问。

一听价格比店里便宜，质量还好，都动了心。

我的生意，就这么一个介绍一个地，慢慢来了。

我忙得脚不沾地。

白天出去量尺寸，买材料，晚上就在阳台上赶工。

陈漱心疼我，每天晚上都陪着我。

我焊接的时候，她就帮我递个工具，打个下手。

有时候我累得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时，身上总会多一件衣服。

我知道，是她给我盖上的。

那段时间，电焊的弧光，几乎成了我们家晚上唯一的亮光。

我每天闻着刺鼻的铁锈味和焊烟味，眼睛被弧光刺得又红又肿。

可我心里，是亮的。

因为我看到，那个铁皮饼干盒，又一点点地，被填满了。

年底的时候，我算了算账。

除去成本，我挣了三千多块。

我还清了所有的债，还把陈漱的首饰，赎了回来。

我把那个红布包，重新交到她手上。

“收好，以后，再也不许动它了。”

她摩挲着里面的东西，笑着哭了。

“我就知道，你行的。”

那天，是年三十。

我用挣来的钱，买了很多年货，把家里塞得满满当登。

我们一家三口，加上从乡下接过来的岳母和妻弟，围在一起，吃了一顿这么多年来，最丰盛的年夜饭。

电视里，传来零点的钟声。

外面，响起了鞭炮声。

噼里啪啦的，热闹极了。

我看着身边，我爱的家人们，他们都在笑。

我举起酒杯。

“爸，妈，陈漱，小弟，新年好。希望我们家的日子，以后越来越好。”

陈漱也举起杯，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卫东，新年好。”

那之后，我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不再满足于只做防盗窗。

我开始接一些铁艺的活儿，做护栏，做大门，做花架。

我把我的焊接技术，发挥到了极致。

我做的东西，不仅结实，还好看。

我焊出来的花纹，那些老师傅看了都点头。

慢慢地，我在哈尔滨的装修圈里，有了点小名气。

大家都知道，道里区有个林师傅，手艺好，人实在。

我租了个小门面，告别了阳台工厂。

我还收了两个徒弟，都是跟我一样的下岗工人。

我教他们技术，给他们发工资。

我希望他们，也能像我一样，靠自己的手艺，重新站起来。

陈漱辞掉了食堂的工作，来店里帮我。

她管账，管后勤，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们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配合得天衣无缝。

日子，真的就像我们期盼的那样，越来越好了。

我们换了新房子，虽然不大，但是明亮又温暖。

念念也长大了，学习很好，考上了重点高中。

她不再是那个会因为生病没钱治而害怕的小女孩了。

她变得开朗，自信，是我们的骄傲。

有一年，我生日。

陈漱张罗了一桌子菜，还给我买了个大蛋糕。

吃饭的时候，念念突然拿出一个小盒子。

“爸，生日快乐，这是我用奖学金给你买的礼物。”

我打开一看，是一副新的护目镜。

是那种最好的，防弧光，防飞溅的。

比我平时用的，好太多了。

“爸，你焊接的时候，总是不注意，眼睛都熬红了。以后，一定要戴上这个。”女儿说。

我拿着那副护目镜，手有点抖。

我抬头，看看我的女儿，再看看我的妻子。

她们都在对我笑。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过去那些苦，那些难，那些喝大酒、想去死的日子，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如果没有她们，我可能，真的就那么烂在泥里了。

是陈漱那句“我养你”，把我从深渊里，狠狠地拽了上来。

是她那双洗碗洗得又红又肿的手，抽醒了我这个装睡的男人。

吃完饭，陈漱在厨房洗碗。

我走过去，从后面，轻轻地抱住她。

“干嘛呀，一身油烟味。”她笑着说。

“陈漱。”我把下巴，放在她的肩膀上，“谢谢你。”

“谢什么，老夫老妻的。”

“谢谢你，当年没放弃我。”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

她转过身，看着我。

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

但她的眼睛，还像我第一次见她时那么亮。

“傻瓜，”她说，“我什么时候，想过要放弃你啊。”

“我只知道，我的男人，他不是个孬种。他就是……暂时累了，需要歇一歇。”

“歇够了，他就会站起来，比谁都站得直。”

我听着她的话，眼圈一热。

我紧紧地抱着她，像是要把她揉进我的身体里。

是啊。

我不是孬种。

我叫林卫东。

我是一名焊工。

我能用我手里的焊枪，把冰冷的钢铁，焊接成最坚固的模样。

我也能用我的双手，为我的家，焊接出一个温暖又明亮的未来。

窗外，哈尔滨的夜色，灯火璀璨。

我知道，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我只是一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人。

但在这个小小的家里，我是丈夫，是父亲。

我是被我的妻子，用爱和眼泪，从废墟里重新焊接起来的，一根顶天立地的，顶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