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暗中培养汉奸！郑强教授发出警告：日本天天都想让中国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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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文化全球化、信息高流通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未来不只靠硬核科技和军事主导，更多的时候，是由人心的走向决定的。

尤其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历史恩怨复杂的国家来说，“文化战争”远未停歇，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发表“亲日”言论，一些还公然为日本侵略历史洗白。

郑强教授曾直言不讳：“日本天天都想让中国分裂，他们是在培养汉奸！”

这一番话，如惊雷震醒沉睡者。

日本那些文化渗透的“温柔刀”，我们是否早已麻木于刀下？

2018年，一名获得国家资助前往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参加一次闭门座谈。

他抵达东京的第一天，还没办理完住宿手续，接机的工作人员就递来一张详细的生活指南，里面不光有交通、银行、医院等常规信息，还列出多所“特别推荐”的文化交流机构、语言学校和日中友好协会。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中国学生在赴日留学初期，就获得了异常周到的照顾，不仅有高额奖学金和免费医疗保险。

一些非官方社团还主动提供兼职机会、文化交流活动，甚至包括心理咨询、节日聚会等服务。

郑强教授曾经在公开演讲中提到，自己留学的那段时间，体验了日本人给予的“特殊待遇”。

从高额奖学金到舒适的住宿安排，日本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感受到了外界所说的“文化亲善”，而在一次临别前的谈话中，他才知道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日本其实是想要通过淡化历史冲突、强调和平合作，再辅以日常生活中的体贴安排，逐步在留学生心中建立起一种模糊但稳定的“善意印象”。

在公共事件中，一旦涉及中日关系，部分留学生往往会下意识地回避批评，甚至主动在社交媒体上为日方立场“降温”“解围”。

日本文化输出并不以强制灌输为主要方式，而是以情感培育与价值认同为抓手，塑造一批在未来社会中有影响力、具备亲日情绪的“人脉资产”。

而这些人，将在回国后进入高校、企业、媒体甚至政策研究机构，在舆论形成和知识生产过程中，逐步将这种潜藏的文化偏向外化为现实影响力。

换句话说，被选中的留学生，除了要足够聪明，更需要“通情达理”，也就是在关键时刻立场容易软化。

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投资，短期回报并不明显，但一旦在关键舆论或国际对话中形成话语支持，就可能发挥“润物细无声”的战略效益。

1932年，伪满洲国在日本操控下正式建立，外界普遍关注的是日本在军事、工业上的布局，但实际上，教育领域才是他们最先出手的地方。

日本对东北的占领，表面上是政权更替，实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文化再造行动。

从课本、语言，到礼仪与思维方式，全方位替换原有认知结构，意图清除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根脉。

一进入“满洲国”体系，小学课本就被统一回收，原来的语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被日本当局以“旧思想残留”为由全部销毁。

据档案记载，当时总共清除超过650万册中文教科书，这些书被集中焚烧，取而代之的是全套日文教材。

新的课本中，不再讲孔子孟子，也不讲中华五千年的历史，而是充满“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日本天皇是东方救世主”等内容。

从小学一年级起，所有授课语言改为日语，学生被要求禁止在课堂使用汉语，教师一旦在课间被发现说中文，便会被处分甚至调离岗位。

很多中文教师因此被迫离职，一些试图私下教授中文、古诗文的老师则遭到逮捕或监控，在沈阳、吉林等地，有不少学校因为“违反日语教学命令”被整顿甚至关闭。

学生每天上学前必须面向悬挂在教室中央的天皇画像行鞠躬礼，这不是一种象征，而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服从训练。

从小被灌输“天皇即父亲”理念的孩子，在几年后很难再建立独立的文化认同感。

在许多学校，学生每周还要写“思想周记”或“忠诚日记”，内容围绕“对日本的看法”“有没有民族偏见”等敏感话题进行汇报，实际效果类似思想审查。

这些手段通过剥夺原有文化教育的基础，进而植入一种由日本主导的“替代逻辑”。

在这种教育体系中长大的孩子，往往在成长过程中逐步脱离了对祖国历史、语言、文化的基本认知，更遑论抵抗意识。

到了青年阶段，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主动成为“顺民”或合作者，协助执行殖民政策。

在1936年的“安东学校事件”中，几位教师因在私下教授《论语》和唐诗被认定为“思想犯”，遭到逮捕。

其中一位校长被秘密羁押72小时后死亡，家属只收到一具不许开棺的尸体，这类案件并不少见。

教育，本应是民族传承的命脉，却在殖民统治下变成了最锋利的刀，表面上是教书育人，实则是格式化意识、消除认同，重塑一个“顺服而陌生”的新一代。

日本深知一旦下一代人认同了他们的语言、习惯和历史叙述，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征服”已然完成，枪炮或许能打下土地，但教育与文化，才能长期控制人心。

过去十年，日本在中国投资设厂、开办养老机构、参与公益活动等项目的数量明显上升，按表面看，这是正常的国际合作，但细看其衍生系统，不难发现一些具有战略意味的安排。

在靠近工业园区的城市周边，日本资本出资设立的“国际学校”逐年增多，部分以“适龄员工子女教育”为由，招收本地生源。

这些学校以日式管理、日语课程和双语教学为特色，教师团队中多数为日本派驻人员，学生在这里接受的不再是国内传统教育体系，而是一种“中性化”的教育模板，文化身份被逐步模糊。

在深圳、苏州等城市，有家长为孩子能进入这些学校，主动在企业中争取岗位，只为让子女从小熟悉“先进文化”。

而这些学校每年节日活动、家长会、交流营等安排，都深植于日本文化氛围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判断。

近年，有媒体报道部分日本企业在海外招聘中，偏好聘用与日本人通婚的家庭成员，或主动为“跨国婚姻”提供便利资源，比如签证、住房、教育扶持等配套政策。

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母语可能是日语，认同的传统节日可能是日本的“白色情人节”而不是春节，所接受的教育价值观，也更加倾向日本社会所推崇的“温顺、服从、协和”。

一旦个体在成长、学习和职业发展过程中被持续性地引导和塑形，最终将可能脱离对本国文化的情感依附，形成认知和立场上的转向。

如果一个国家的下一代，在思想、语言、节日、审美和历史认知上，越来越倾向另一个国家所塑造的范式，那在真正面临文化、利益或安全冲突时，这一代人的判断力与立场，将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最大变量。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代际认知争夺战”，日本没有停止过文化输出与认知渗透的布局，只是从明火执仗的课本清洗，转为更温和、更长线的“价值绑定”。

有些年轻人开始主动回避历史、不再关心国家认同，甚至对曾经的侵略者产生依赖与亲近感，这一切不是偶然，更不是个体问题，而是系统性的文化输入所引导的结果。

教育应当是塑造国民精神的堡垒，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警惕，保护我们的文化和历史记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民族不被削弱，才能捍卫我们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