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庚成:忆先兄友和与地下工作

引子

＃本文摘自《宝应文史资料》第七辑(1992年12月)，作者朱庚成，原标题《忆先兄友和——党的地下工作侧记》

正文

一九三九年初，运河线上一座孤城——宝应，终为日寇侵占。

我地下党组织为了组成一条隐蔽的战线，以配合正面战场的抗日斗争，曾在洪泽同志领导下，对在伪组织中任职的胞兄朱友和，做争取工作。洪与我素知友和兄的为人。他有过进步思想，目前虽身陷污浊，但并非甘心事敌。经对其分析形势，晓以大义，他表示愿与我们真诚合作。此后，他为掩护地下党的活动与搜集敌方情报，屡冒风险，尽心出力，做了有益于革命的事情。他的这段经历，不少在宝应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该有所知晓。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长期来竟难以说明原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到恢复，多少历史遗留问题，相继解决。因友和兄已于文革中不幸逝去，这段经历，至今尚未能白之于世。而友和兄之所以被争取，实亦出于党的统战政策之伟力。我作为当时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有责任将这段事实，加以忆述，以期有助于后来者对党的统战工作和地下工作多一些了解。

朱友和，原名康成，字希郑，又名抗存。与朱性和订婚后，更名友和。他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宝应。青年时期因家境困难，中途辍学。后自习文史，喜画古装人物，擅行草书，兼及话剧表演。早年与华君实、尹朋杰等有交往，思想上受到影响。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洪流。先在县城“抗日后援会”活动，并组织“抗日话剧研究会”，编排抗日戏剧、歌舞，在城内城隍庙戏台演出（1937-1938年间）。后风云日紧，便与友好数人组成“抗日战地服务团”，请赴前线。为表决心，改名抗存。当时，宝应属第七行政区，军政中心在准阳，遂前往请缨。当局未允所请，而将其编入“抗日青年训练团政训大队”受训。此时，他又接触到一些进步人士，看过一些进步书，还听到运西罗炳辉英勇抗战，保国爱民的新闻，深受鼓舞。因其言行难符队领导之要求，不数月，即自行重返宝应。在抗日浪潮中，有位“苏鲁皖边区游击独立总指挥部”（番号“独总”）的司令韩练臣，正筹组所属的第三支队。支队长尹天民，即以宝应为组建基地。经人介绍，他到该队任政训室主任。其，苏北大部分地区仍控制于韩德勤、李守维之手，非其系统，皆遭扼制。经筹划数月才有几十条枪的第三支队，一夜之间，即为李守维部突袭缴械。

县城沦陷后，乡村仍是八十九军和保安的天下，我母亲与嗣母等因晚住乡间。其生活来源主要靠父亲将变卖衣物所得，交由友和兄送至乡间，由于返城乡，遂为日寇鹰犬所疑而被拘捕。经伪维持会副会长吕怡亭疏通，教育科长潘心如担保，方得释出。但不许离开县城，并须参加维持会工作，他未予同意。在周旋中，适有与潘心如相识的旧西北军军官刘相图，到宝筹组“二黄”部队，经潘介绍到刘处协同筹建，方得释敌寇之疑。刘相图本军阀余孽，性情暴戾。他自觉难以与之长处，遂设法辞离。后转至伪宝应县党部任职（先为执行委员，后任主任委员）。

一九四〇年夏，我初中毕业。这时，农村中兵匪之祸更烈，而不得不随母亲重返县城。原拟去八临中高中就读，因资助无着，未能成行。我弟兄于极度苦闷中，得遇洪泽同志（洪原名朱积诚，是我的堂兄）。经他逐步启示，使我们认识到，即使身处敌占区，也可以进行对敌斗争。他向我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指出地下工作与战争前线的相互作用，为我们打开了敞亮的心扉。不久，我被发展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并按洪指示，继续与友和兄交谈，争取他与我们合作。洪代表新四军组织表示，如友和兄真诚掩护我们并提供情报，待县城解放，一定保护其生命财产，给以生活出路。他诚恳表示，极愿参与此项正义事业。此后对刘相图组织伪军的情况，潘干臣部的动向，韩德勤西进的情报，均陆续提供给我地下党组织。

一九四〇年秋，当他在伪宝应县党部任职时，我经组织同意，由他推荐进入伪党部，担任社会服务处干事、股长之职。有关伪党部内部事务，他对我也不回避，凡属值得注意的事项，我均向组织作了回报。一九四三年初，他又兼任伪宝应日报社社长。次年，伪党部执委卢绳武为争职位而控告他。“把不是国民党员的弟弟塞进来当股长”一事，也列为口实。四四年夏，他即卸去伪党职务，专管报社。当他开始兼任社长时，即委任洪泽同志为编辑科长，我为编辑兼记者。对与洪接近的张笠等人都发给记者身份证和证章，又将洪所关心的刻字工朱鹤卿（现名朱均）安排为印刷部门的领班。为适应革命工作需要，还为来城和过境的地下工作者提供身份证和证章。我们有伪党部和伪报社这个掩体与合法身份，就可以在敌人的心腹地带进行活动。尽管伪党、伪报，并无实力，但凭借它的身份证、证章可出入机关，通过关卡。即敌特机关，也能有意闯入，遭到制止，道歉一声即可了事。四一年中，组织上曾传达上级党委指示：日寇将有调集十万大军扫荡淮南、淮北的行动，要求随时注意敌人的动向，作为定向情报来搞。为此，我们设法接触与日军接近的人员，探听情况。友和兄也参与行动，到处刺探、观察。有时，我们也利用伪组织获取情报或进行合法斗争。如，敌寇“联络官”不定期地召集伪县长、驻军头目、党部主委开会。我们便可从友和兄处得知会议内容，根据线索，再行侦察。一九四二年秋，我们得到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来宝应的消息，即藉机搞了一次合法斗争。经事先对伪党部人员进行动员、安排，当臧卓一行进入新西门时，立即赶在欢迎队伍之前，贴出“请求臧主任拯救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请求解除民众倒悬之苦”等有县党部署名的标语。伪县府如临大敌，匆忙派人覆盖。由于标语内容是揭他们之短，且是“县党部”朱友和领头干的，伪政府和方头目在臧卓面前亦无可奈何。这一行动，加深了群众对日统治的不满情绪。当年伪《泰心日报》上邑人尤爱梅（臧的秘书)所写《随巡记事》中，有专章记述“宝应街头标语后面的标语”一事。一九四二年“七七”之日，我从伪省党部的宣传材料中摘出一篇文稿，作为伪县党部在伪报上的节日专论，标题立的是：《‘七七’是联系中日亲密关系的鸿沟》，有人对“鸿沟”二字有看法，友和兄佯作未闻，将此稿盖章照送。诓过敌宪兵队的审查，竟也照样刊出。在伪日报社时，对日寇“检阅济”（审查机构名称）不予通过的版面，有时我们借口不及补排，让其“开天窗”，以示嘲讽。还利用“检阅济”对副刊不太注意的空子，刊出《中华民国万万税》、《以钱治国》、《休刊杂写》等抨击时势的文稿。其中有些篇章，曾为我方对敌宣传的报刊所转载。友和兄对此类稿件，均开绿灯。伪中宣部还印发大量有关时事的参阅、研究资料给伪报。我们从中有选择地摘出，报送上级组织。

洪泽同志撤离宝应时，友和兄还让他带去一部分伪中宣部的内部资料。

当时，刘文忱（夜烽）同志与友和兄有金兰之契。友和曾告诉我，刘老四（文忱)的哥哥文悌是早期的共产党，他本人也有来历。洪泽也知道友和了解刘的身份，曾拜托他关心和注意刘的安全。友和兄对进步人士总是关心和包容的。

当年，立足日伪统治区，无异是与虎狼共处。伪县政府，警察局对扛着伪中宣部、伪省党部牌子的伪党、伪报，虽是奈何它不得，但日寇驻城机构是不会买这本帐的。三桥勇人、池田胜俊等“联络官”和日寇宪兵队一个化名“汪干记”的宪兵官佐，都曾找过友和兄面询对局势的认识，并问他知道多少关于游击队、共产党的情况。他总是以讲大道理与敌周旋。他冠冕堂皇地说“中国的国共两党，势不两立，个人职责，是受命于中央宣传部，江苏省党部（汪伪）的，应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出力，但在友军与和平军坚强保卫下，尚未发觉什么可以奉告的情况。”有一次，三桥对他剑拔弩张，他随即起坐，手执椅背，准备与之拼搏。三桥见势，才缓和下来。那个“汪干记”竟在节日追到我家，软硬兼施，逼上几个小时，终被他应付过去。当时，他所担风险是可以想象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过：“我维护保国爱民的共产党，是走向光明大道；从私情说，任凭怎样，也不能牺牲自己弟兄（指洪、刘与我）”。

历史证明，在那艰险的环境里，他没有作出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旬，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令盘踞宝应城的马佑铭团，到兴化南面的周定一线驻防，妄图控制高椰、兴化、泰州一线的交通线，实行分割封锁，有进而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意图。友和几经探索，从马佑铭处获悉这项重要情报，立即报知我地下组织。我抗日部队得此情报后，于高邮三垛河一地，布置兵力，一举获得震动苏中的“三垛伏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日群众的斗志。事见《宝应县党史资料第二辑》与《高邮县军事史专辑》有关部分。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重占宝应城，我主力部队北撤，党政机关和地方部队转入农村坚持斗争。此时，友和兄正值重病之后，体质极弱。我公安局布置他在城内继续做秘密工作。后因环境险恶，难以继续立足，又因我在镇江省立民众教育馆工作，遂来镇江，并寄住馆内宿舍。我来镇江，却有一段原委：一九四五年八月宝应解放时，入城部队到我家大肆抄查，又不容解释。后经了解，虽属事出误会。但当时实感委屈难伸。我年轻气盛，一时激愤，竟至拂袖而去。及至目睹反动政权的“劫收”丑剧和腐败现实；又深自追悔。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两度回宝联系归队，并已稍见头绪，但因情况变化未果。一九四八年初夏，有位筹办“儿童刊物”的胡果同志（解放后方知，他是镇江地下党的工委书记）请我担任该刊美术编辑，遂常有交往。至秋，一位与我相熟的私立小学教师郭幼东，和我多次交谈后，我写了一份在宝情况的材料，交给他转报组织。不久，郭转告我：“镇江地下党已决定发展你参加工作。”此时，友和兄对我和郭在工作上多方给予帮助。郭作风粗犷，我兄请其注意，并加保护。四九年初，我接转关系，由镇江地下党工委委员周聪章同志单线领导。经组织决定，要我兄友和协同工作，并由我单线联系。

另一情况是：同年春夏之交，省立镇江民教馆馆长汤祥麟之友吴培元到镇江侯任城防保安第二旅政训处长，亦借住馆内。吴忙于筹组班底，要觅一书能画的工作人员，因约我未成，乃转请我兄。这时，友和兄夫妇与儿女均住我处，三餐难继，因与我斟酌。他认为去吴处，可解决些生活问题，但又不愿辜负我方有关领导人以前之嘱咐。我向和兄表示：如你立足伪城防机构，不作有损共产党之事，我一旦接上关系，即与你联系，以践前约。因此，他接受了吴培元中校衔秘书的任命。

此时，国民党兵败淮海，退守江南，妄图凭借长江天堑，照守半壁江山。镇江被视为京畿重镇，东南屏障的江防要地。

敌三军头目汤恩伯及其它军事要员，相继来镇，视察部署。一时敌军麇集，明碉暗堡密布成网，江口舰艇穿梭，空中飞机盘旋，形势十分紧张。我军为严密部署江战役，急需掌握各地敌军的江防情况。周聪章同志传达了镇江地下党工委的指示，要我去执行侦察并搜取有关机密情报的任务。经过思考，我把控制江防、城防机枢的“镇城防司令部”作为侦察目标。由友和兄与我内外呼应，条件较为有利。其时，经他介绍，我又结识了该部少校参谋王者师，此人是城防副司令王有智之子，为人重江湖义气，平时爱穿着，军服不时更新。我藉口为同事抱不平，打了省民教馆长一事，向他借套军服，说是穿起来，长长威风，以防报复，王满口答应。于是，我身着呢军服，配带伪军衔，进民教馆故作炫耀，更多次出入城防司令部大门，警卫人员看熟了面孔，即是换了便衣，也照样通行。碰巧，王有智要大办联欢招会。布置供大会场，政训处人手不足，经友和兄推荐，我得以参与此项工作。苦干两个昼夜，将会场布置得豪华气派，赢得了王副司令的赞赏，其僚属亦颇加青睐。因此，我得以插足于这一机要之处。

三月初，从敌参谋处会议频繁的表象，料知必有重大的军事活动。经刺探得知，镇江一线江防已布置就绪，正绘制作战用图。我及时向周聪章同本回报了上述情况。后经组织指示，由我兄侦察，俟机搜取。敌司令部头目和参谋人员，经紧张测绘和会议之后，便稍事喘息。我们把握了取图的这一最好时机。一天，敌参谋长与部分官员因事外出，我即主动与该处留守人员攀谈，由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扯到南北朝，始终突出“天堑难越”。他们听了，便自我陶醉，热烈议论起来，机要室内的人员便也出来同凑热闹。友和兄即趁机潜入，找到了《江防设施分布图》，取了一张，扬长而出。我也收敛话锋，转身到政训处，从友和手中接过用署衔信封装好的“江防图”，出城防司令部，便加快步伐，回到住处，拆封展示；江南岸防御工事、交通壕堑、火力网点、舰艇线路，一一呈现眼前。我换装后，至约定地点，将图交给了周聪章同志。以后又在我兄帮助下获得敌城防部队兵员、军械、粮饷清册等重要情报，也是由我地下组织转报给上级党的。对此，原中共镇江（地下）工委委员周聪章同志在所写的《中共镇江（地下）工委策反工作的回顾》一文中有专章记述。

四十多年前，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于对敌斗争中，同志之间，紧密团结，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倍感亲切，而友和兄曾经协同我们战斗过，可惜他已于六八年秋离开人世，思念及此，不胜悲痛。爱记此篇，以寄追念之忱。

《中共镇江（地下）工委策反工作回顾》一文摘抄：

为了深入到国民党镇江城防司令部内部获取情报，我们派朱庚成同志打入到城防司令部江边检查站工作。朱庚成还有一个哥哥朱康成在保二旅城防司令部政训处担任中校衔秘书。

经我地下工委研究确定，由朱庚成和他联系，布置他去做工作。同时，朱庚成还利用他在美术方面的特长，帮助城防司令布置展览室，得到了保二旅长王有智的赏识，朱庚成有时去城防司令部，这位旅长亲自把他送到大门外，这样使司令部内部人员及大门口的警卫对他另眼相待，他进司令部就比较方便。

朱庚成就是利用这些有利的关系，先后从城防司令部等处得到“镇江江防设施分布图”、“镇江城防部队、兵员、军械、粮饷清册”，掌握了省保安司令部组织人员方面的情况。一九四九年三月，他在城防司令部江边检查站内看到一份国民党保密局下达的密电，内容是讲有十七名思想进步的青年，将路过镇江到苏北投奔共产党，命令镇江江防稽查队将这十七人缉获。当我们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报告上级党。

资料来源：

《宝应文史资料》第七辑(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