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时期太平书局及《风雨谈》杂志的日本文学翻译活动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强化了对国民意识形态的管控，文坛更是成为重灾区。在政治高压下，不少作家主动迎合军国主义政府的要求，炮制出大量鼓吹侵略战争的“国策文学”；曾是文坛一股清流的无产阶级文学则已走到尽头，众多“普罗”作家转而与当局合作；一些早在明治、大正时期成名的老作家，如永井荷风、志贺直哉等人也被迫停止创作，日本文坛进入万马齐喑的萧索时期。恰在此时，青年作家中岛敦横空出世，为沉闷的文坛带来一股清风。《文学界》杂志1942年2月号登载了中岛敦的处女作《古谭》，包含两篇独立的短篇小说，其中《山月记》取材于中国的唐传奇，《文字祸》则取材于亚述古国的传说。两篇小说的舞台都是异国的古代王朝，显示出作家与现实背道而驰的姿态：他没有以笔墨粉饰军国主义战争的残酷现实，而是选择构筑另一个时空中的文学世界。当年年底中岛敦因病去世，享年33岁。虽然从登上文坛到去世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但除了《古谭》外，中岛敦还留下了《光风梦》《弟子》《名人传》《牛人》《盈虚》等众多力作。1943年7月，中岛敦的遗作《李陵》在《文学界》刊出，被视为其代表作。在战后的日本文学史上，中岛敦因其反战立场被追认为“艺术抵抗派”作家。《山月记》《李陵》长期被收录在各种版本的中学教材中，影响了数代日本人。

中岛敦（1909年5月5日-1942年12月4日）

不过，较少为人所知的是，早在1943年10月，上海沦陷区的杂志《风雨谈》第6期便登载了由卢锡熹翻译的《山月记》，1944年8月太平书局又推出了同样由卢锡熹翻译的小说集《李陵》。从时间上来看，译作与原作的出版时间相差仅一年左右。考虑到沦陷时期上海的物资供应及出版条件，这一译介工作可谓神速。抗战爆发后，国内各大杂志社、报社和出版社几乎都不再刊登或出版日本文学译作，因此，为何《风雨谈》和太平书局会对一个当时几乎无甚名气的日本青年作家抱有如此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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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书局的前世今生

太平书局的前身是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密林顿”，一家由英国人出资开办的小型出版印刷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公司被驻沪日军作为敌国资产接管，并改名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交由从欧洲来到上海的摄影家名取洋之助负责经营。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得到日本军部的强力支持，在业务经营上顺水顺风。军部的目的是要把该公司打造成一个舆论阵地，为日本帝国的文化殖民侵略服务，而初来乍到的名取洋之助在上海文化界没有任何人脉，最终经过多方尝试，他与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顾问的草野心平建立了联系。

1942年年底，名取洋之助从上海前往南京与草野心平会面。诗人出身的草野成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顾问，每月一次自南京去上海，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草野之所以答应名取的请求，是为了活用自己作为“宣传部”官员的身份，为“繁荣沦陷区的出版局面”做出贡献。草野非常清楚一家有着日本军部背景的出版社之于自己的重要性，他认定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就是自己登上时代大舞台的阶梯，要在那里实现自身的“抱负”。

1942年秋，太平出版印刷公司曾进行过一次大的调整，把出版部门从公司独立出来，成立了太平书局，但所有权并未发生改变，经营者也还是名取洋之助。之所以要将此前一体化经营的印刷所和出版社一分为二，目的就是强化出版事业，凸显其作为文化服务机构的功能。太平书局的成立是名取洋之助和草野心平通力合作的产物，他们旨在把该出版社打造成一个全新的舆论阵地，服务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作为策略，太平书局将文学事业选定为突破口，尤其将翻译出版日本文学作品作为重中之重。这一方向调整既是对军部提出的“掌握战地民众的心，用文学来进行宣传工作”的号召的响应，也与当时上海沦陷区文坛和日本文化界之间紧张的角力有直接关系。换言之，翻译，尤其是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在当时已上升到政治策略的高度。

太平书局独立后加紧了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及出版，但受制于战争时局和沦陷区读者市场的萎缩，到1943年上半年为止仅仅出版了一本日本小说，即许竹园（章克标）翻译的北条民雄的《癞院受胎及其他》。在这样的压力下，太平书局开始注重开发当地资源，拉拢更多中国文人，让他们直接来参与书局的经营管理。1944年6月，太平书局进行重组，经营权发生了变化，中国文人柳雨生和陶亢德成为太平书局的所有者。对于这件大事，作为当事人的柳雨生和陶亢德以及杂志《风雨谈》都留有记录。综合陶柳二人的回忆来看，名取洋之助不再具体参与书局的经营管理，但作为出资人在太平书局仍然享有话语权。重组后的太平书局并未洗清日本军部的背景及其作为文化殖民机构的性质，这也是战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惩处陶柳二人的重要依据。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陶柳二人的合作中，柳雨生握有绝对的实权。无论是在文坛上的名气，还是与日本文坛及汪伪政府的特殊关系，陶亢德都无法与柳雨生相提并论。陶亢德是太平书局的经理，主要负责书局的日常事务及销售事宜；而太平书局的出版方针和杂志《风雨谈》的编辑方针则更多体现了柳雨生及其幕后支持者的意图。

到1945年8月，随着日本战败，太平书局解体。由陶柳二人经营的太平书局虽然只存续了短短一年，但依然出版了不少图书，陶亢德曾回忆说：

出版呢，除雨生编辑的期刊《风雨谈》外，前后出了十来种书，不是卖瓜说瓜甜，期刊也好，单行本也好，都不能算是坏书，可惜现在我已经一本也没有了。所出的书，还记得的有周越然的《书书书》、梁式的《何若杂文》、纪果庵的《两都集》、杨光政的《狱中计》、秦瘦鸥的《二舅》、徐一士的《一士谈荟》、瞿兑之和文载道的随笔集、周作人《立春前后》和《苦口甘口》等等。

或许由于某种难言之隐，陶亢德开的这份书单并不齐全，至少柳雨生的《怀乡记》也是1944年在太平书局出版的；此外，陶亢德对太平书局出版的日本文学翻译书籍更是缄口不提。事实上，太平书局在陶柳二人接手后的一年里，至少出版了如下这些日本文学单行本：林房雄《青年》（张庸吾译，1943年7月）、《现代日本小说选集》一、二卷（章克标译，1943年8月、1944年4月）、武者小路实笃《黎明》（张我军译，1944年4月）、中岛敦《李陵》（卢锡熹译，1944年8月），等等。不难看出，日本文学翻译在太平书局的出版物中实际上占了很高的比重，而这一“盛况”正是太平书局的实际掌门人柳雨生的亲日立场及其与日本文坛所结成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网络直接促成的。

1944年6月15日《申报》所刊太平书局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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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亲日派”的柳雨生

柳雨生本名柳存仁，1917年出生于北京，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转入上海光华大学求学。1940年8月，大学毕业后生活无着的柳雨生前往香港，在港英政府担任文化检察官。香港沦陷后他回到上海，于1942年进入汪伪政府宣传部担任编审，兼任“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秘书，并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响应“大东亚战争”的宣言：

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后，一切过去认为是近乎抽象的话，都得到实际上的效果和证明了。爱中国，爱东亚，使东亚诸国相亲相爱的精神，无论如何我们要竭力推动它促进它的实现了。这是一个要求新的精神新的认识的大时代，近卫声明的精神在中国和日本最短期内都同样的会被人普遍的彻底的明瞭了，中日两国的国民性，也会因着精神上的协同一致而获到坦白的真诚的谅解了。这是大亚洲主义的重见曙光的日子，同时，也是东亚各民族积极联合共同奋斗的一个起始。我们要对于大亚洲主义的新的出发表示欢忭和安慰的情绪，我们更要对国父的遗志，及中日两国领袖的高论表示亲切的敬意。

柳雨生

如果说此时柳雨生对日本的认知还停留在观念层面，那么以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为契机，他与众多日本文化界人士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这张无形大网的编织完成，与柳雨生在汪伪政府宣传部的同僚、日本文人草野心平的“帮助”密不可分。正是在草野心平的精心安排下，年轻的柳雨生参加了于1942年11月3至10日在东京举行的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在日期间柳雨生积极奔走，结识了菊池宽、谷崎润一郎、久米正雄、横光利一、林房雄等众多日本文人，并通过菊池宽的引介，结识了杂志《文学界》的主编河上彻太郎。河上彻太郎是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在“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后被推选为评论部干事长，后来又出任审查部部长。与河上的结交对柳雨生后来的人生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促使他在太平书局及其主编的《风雨谈》上强化了对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

1943年8月25日，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召开，《申报年鉴》简明扼要地记录了此次会议的情况：

当时中日满三国代表共一百二十五人在东京共叙一堂，讨论大东亚的文学问题。二十七日，分三分科委员会交换意见。第一分科委员会之议题为：一，中日满电影文学合作社之设立；二，少年文化之沟通；三，创作英美侵略东亚之史实小说；四，编撰共荣圈文学史等。第二分科委员会之议题为：一，设立大东亚文学研究机构；二，设立大东亚艺术学院；三，设置各地文化团体联络机关；四，促进中日满文化协定等。第三分科委员会议题为：一，刊行共同发表之杂志；二，设置翻译委员会；三，创立大东亚翻译馆；四，相互派遣作家及留学生等。

在这次大会上，翻译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被提出，由第三分科委员会进行专门讨论。这次会议也明确了“设置翻译委员会”“创立大东亚翻译馆”等下一步具体任务。为了回应第三分科委员会所讨论的主题，柳雨生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文学刊物的出版现状、日本文学翻译情况、电影界及戏剧界的动向等。在这次会议期间，柳雨生与河上彻太郎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河上曾撰文回忆这次与柳雨生见面的光景，对这个年仅27岁的青年赞赏有加。大会结束后，中方代表团一行于9月1日离开东京，前往名古屋、伊势、大阪、奈良、京都等地观光，7日从下关启程回国。就在中方代表回国之前的9月6日下午，河上彻太郎、林房雄、小林秀雄、草野心平、柳雨生等七人在京都又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商谈设立翻译机构、派遣留日研究生、强化中国出版界以及结成中国文学统一团体等事宜。不难看出，日本文学翻译已成为此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就在大会召开当天，日本著名报纸《每日新闻》刊登了来自上海的参会代表陶亢德的署名文章《期待翻译》，文中呼吁：“依靠日本文学报国会与中日文化协会等国家机构之援助，在中国涌现出复兴日本文学翻译的先锋，期待他们为中国人介绍日本文学尽最大的努力。”柳雨生也通过汪伪政府掌控下的媒体进一步强调：

事变以前我们虽然有许多仇日、排日、抗日的论调，可是我们努力认识日本，希望多知道一点日本的情况的人不可谓少。就专讲文学书籍的翻译，每年也有好几十种。现在呢？我们高喊着同生共死，亲善协力的口号，我们高唱着密切提携的论调，可是关于日本的书籍的数量，比起从前，真是微乎其微。在这些少量出版的书籍里，文学书更是绝无仅有。如此贫乏，如此弱，我们还谈什么文化交流和沟通呢？

1944年11月，在名取洋之助的运作下，太平书局邀请了一批日本文人来华访问。其时太平书局已完成重组，名义上由柳雨生和陶亢德共同拥有。河上彻太郎也在被邀之列，这是河上第二次访华，他明言自己此行目的是要加深与中国文学家的交流，尤其是要促成日本文学在上海的翻译和出版。在此次活动中柳雨生积极配合日方提出的各种要求，认为“中日两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比起其他任何工作都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两个国家之间的认识和了解”。

陶亢德

在日本文人煞费苦心地推动日本文学翻译出版的同时，汪伪政权也积极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径。1943年4月，隶属于汪伪政权的“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中日作家互译古典作品等提案。上海分会也积极响应，于同年10月20日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柳雨生、周化人、陶晶孙等人出席，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译介日本现代文学作品。综上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达到在沦陷区上海推行文化侵略的目的，在日本和汪伪政府的主导下，日本文学作品的汉译已然具有日本“国策”色彩。在此背景下，柳雨生以其把控的太平书局及杂志《风雨谈》为阵地，积极顺应了这一文化侵略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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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之夕《风雨谈》

1943年4月，柳雨生在太平书局创办了大型文学杂志《风雨谈》。关于创办动机，柳雨生在《创刊之辞》中表示：“譬如风雨之夕，好友三五，大家在一块儿，共话桑麻，聚谈往旧，究竟还可以算得是一件有意义有趣味的事。”语气十分冲淡平和，仿佛要把这本杂志办成与时政绝缘的纯文学读物；而在第9期《编后小记》中，他又重申其编撰方针是坚持文学性和原创性，强调“注重创作甚于翻译”。按照这一说法，《风雨谈》似对译介外国文学持消极态度，但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1945年8月停办为止，《风雨谈》共计刊出21期，表面上确实践行了其坚持原创及纯文学方向的宗旨，并未刊登过一篇时政评论，也没有明显的媚日倾向，俨然超越于时局之外。以纯文学为名，柳雨生和陶亢德不仅把沪上当红作家悉数招致麾下，还将周作人这样的文坛名家也拉了进来，渐渐集聚了一批比较固定的撰稿人。周作人、柳雨生等人的散文和苏青、予且、丁谛、谭惟翰等人的小说是维系《风雨谈》命脉的支柱，路易士、南星的诗歌以及谭正璧、罗明的剧本也为其增色。不过总体来看，《风雨谈》最具特色、成就最大的还是散文。为《风雨谈》供稿的散文作家除了前面提及的周、柳二人之外，文载道、纪果庵、周黎庵、周越然等人的实力亦不容小觑。散文占了《风雨谈》一半以上的分量，在这些作品所塑造的花鸟虫鱼的世界里，已听不到时代杀伐的声响，读者也藉此暂时从严苛的现实中逃离出来。大概正是因为这种“纯文学性”，《风雨谈》成了“当时上海乃至整个沦陷区最引人注目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

但《风雨谈》的缺陷又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风雨谈》隶属于太平书局，而太平书局的背后又站着名取洋之助、草野心平和日本军部。就在《风雨谈》创刊前一个月，柳雨生在《古今》杂志上发表了访日见闻《异国心影录》，字里行间皆是赤裸裸的亲日立场，以至于批评者说“《异国心影录》是最贴近大东亚精神的抒情文本”。在这一时期，柳雨生与日本文人频繁交往，是唯一参加过全部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中国文人，且积极参加多个敌伪组织的活动。《风雨谈》创刊后不久，柳雨生即在由“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杂志《文协》上呼吁中国文学界要顺应“大东亚圣战”这一新的时代潮流。到了 1943年年底，他再次公开鼓吹“大东亚共荣”，高呼中日两国要“抛弃私心，真实合作，同生同死”。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加紧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翻译日本文学作品被视为服务文化侵略的良方。根据笔者统计，在全部21期《风雨谈》上跟日本有关的文章共28篇，其中日本文学翻译16篇（含小说、诗歌、评论），中国文人撰写的日本文学评论7篇，其他5篇。以下是具体的目录明细及刊登期号：

中国人翻译的日本作品（16篇）

谷崎润一郎《昨日今朝》（欧阳成节译，第1期）、横光利一《秋》（李吉人译，第1期）、谷崎润一郎《麒麟》（欧阳成译，第2期）、草野心平《黑富士》（柳雨生译，第2期）、片冈铁兵《蝴蝶花和蒲公英》（荻崖译，第3期）、武者小路实笃《关于母亲》（真原译，第3期）、草野心平《云仙普贤》（真原译，第3期）、石川达三《平和的故事》（荻崖译，第5期）、中岛敦《山月记》（卢锡熹译，第6期）、片冈铁兵《五角钱票》（牧之译，第8期）、山本健吉《论〈超克于近代〉》（译者不详，第9期）、伊藤信吉《林房雄论》（路易士译，第10期）、丹羽文雄《日本中坚作家论》（容祺译，第11期）、竹内好《鲁迅底矛盾》（何家燕译，第11期）、石川达三《毒草园》（杨黎明译，第14期）、草野心平《草野心平诗钞》（路易士译，第14期）

中国文人论日本文学（7篇）

《日本女作家群像》（雷真原，第4期）、《岛崎藤村先生》（周作人，第7期）、《草野心平论》（雷真原，第7期）、《日本女人的特性》（巴林，第7期）、《日本文学的流派》（何穆尔，第8期）、《武者小路实笃先生的〈晓〉》（张我军，第11期）、《中国与日本》（辜鸿铭，第12期）

其他（5篇）

《日本现代绘画展特辑》（佚名，第4期）、《东京通讯》（陶亢德，第7期）、《东京通讯之二》（陶亢德，第8期）、《怀和田》（杨之华，第8期）、《日光访书记》（王古鲁，第9期）

1944年8月《风雨谈》出完第14期后，由于纸张供应困难等原因，版面从鼎盛时期的每期170多页骤减至32页，已无法腾出空间登载与日本相关的文章。但在杂志的前14期，此类文章平均每期达到两篇，这个比例绝不算低。诚如论者所言，《风雨谈》对日本文学的译介绝非单纯的文化交流，“它负载了日本法西斯思想以之进行文化渗透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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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中岛敦？

杂志《风雨谈》与太平书局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全部集中在日本近现代文学，没有一篇古典文学作品，这充分显示了柳雨生与陶亢德立足当下的编辑方针。《风雨谈》及太平书局译介过的日本现代作家有谷崎润一郎、岛崎藤村、石川达三、草野心平、中岛敦等十多人，这份名单颇耐人寻味。谷崎润一郎素以唯美派文学家著称，其文学与现实政治无涉，且曾于1918和1926年两度访问中国，与中国文艺界关系密切，在中国读者中享有较高知名度，翻译他的作品可以弱化杂志的政治色彩。岛崎藤村在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同柳雨生相识，在第二次大会召开的数日前去世，柳雨生也曾写过纪念文章，翻译出版其代表作《黎明前》有向这位老作家致敬之意。相比之下，石川达三是文坛新人，但也是话题作家，他于1938年根据从军体验创作了反映日本士兵杀戮中国人的小说《活着的士兵》，该书遭到日本当局查禁，石川被判处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其后他迅速转换立场，写下了《武汉作战》等作品歌颂侵略战争。有了上述作家做铺垫，武者小路实笃、片冈铁兵、草野心平、林房雄、丹羽文雄等鼓吹“大东亚圣战”的文人们的作品就堂而皇之地鱼贯登场了，这也坐实了柳雨生主导的太平书局和《风雨谈》的“汉奸”性质。不过，如果说以上这些作家的作品被选中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那么刚出道的无名作家中岛敦又何以进入了柳雨生等人的法眼？

1942年6月，为了医治常年困扰自己的哮喘，中岛敦辞去教职，远赴帕劳从事“国语”教科书编修工作。出发前中岛带着自己的几篇小说去镰仓拜访了作家深田久弥，虽然未能见面，但其寄放的稿件在半年后被深田推荐给了《文学界》。深田回忆说：

《古谭》由四个短篇构成，取材于中国及近东地区的古老传说。我立刻就坚信这是杰作，将其推荐给了《文学界》。当时，河上彻太郎君是主编，我对他说如果不能同时刊发四篇，就选发一两篇。我按照自己的标准把这四个短篇排了个序。我记得我确实是把《文字祸》排在第一位的。河上君也认可《古谭》的价值，从中抽选出《山月记》和《文字祸》刊登在了《文学界》上。这是中岛敦君的处女作。《古谭》获得了好评。

《文学界》杂志1942年2月号登载的中岛敦处女作《古谭》

其时深田久弥、小林秀雄、河上彻太郎等人都是杂志《文学界》的同仁。《文学界》创刊于1933年，在日本文坛享有极大威望，是新晋作家登龙门的跳板。该杂志从1938年后由文艺春秋社全面负责经营管理，而文艺春秋社的创始人正是“文学报国会”的理事菊池宽。中岛敦的《山月记》和《文字祸》以《古谭》为总标题刊载在1942年2月的《文学界》第2期上，他因此成功跻身文坛；而仅一年多后，《山月记》就出现在1943年10月的《风雨谈》第6期上。当时能直接在《文学界》与《风雨谈》之间搭上线的只有河上彻太郎和草野心平，从时间上来看，这也是柳雨生与河上、草野等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

《山月记》改编自唐代李景亮创作的传奇《人虎传》，在基本的故事情节上与后者保持一致，但体裁和主题大异其趣。《人虎传》是一则短小的“闲谈故事”，《山月记》是现代小说，主人公李徵被定位成“自我意识过剩的现代人”。正如研究者所言，“和文辞芜杂的《人虎传》相比，《山月记》的格调要高雅得多，这是因为中岛敦克服了原作辞藻冗长的毛病、割弃了赘余内容的缘故”。

中岛敦《李陵·山月记》书影

《山月记》的开头部分以第三人称视角简洁地介绍了故事的基本框架，其高迈硬朗的汉文格调十分引人注目。众所周知，在历史上日本借助汉字发展了自己的文字体系，通过独特的对汉文进行训读的方法推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但明治以降，随着语言民族主义的高涨，汉字逐渐受到贬抑，及至明治二十年代，日本通过“言文一致”运动最终完成了对作为国语的“日本语”的改造，汉文体被极大地边缘化。中岛敦的挚友、文艺评论家冰上英广曾指出中岛作品的文体意义：“可以说，他作品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文体，这是具有雄劲、率直的节奏的健康的汉文格调。”

作为失落的汉文体的挽歌，中岛敦的《山月记》再次唤起了日本读者对于汉字或汉文体所抱有的“东亚人难以名状的乡愁”。与此同时，《山月记》所凸显的文体问题也牵惹出传统的汉文“小说”与西方“小说”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古谭》这一标题已反映出中岛敦所抱持的文体意识。“谭”是为正史所排斥的市井街巷的逸闻趣事或民间野史的掌故记录，又称“稗官小说”，在中国可谓渊源有自，上起魏晋，下迄明清，蔚为壮观；而这类汉文小说东传日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在六到八世纪之间成书的《浦岛子传》：“从日本古代小说的形成来说，这是最早的‘小说’——它是用古汉语写成的，类似传奇样式的文学创作……在日本古代小说形成过程中，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自九世纪以来，汉文小说以各种变形样式出现在日本文学史中，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文学的面貌。但是近代以降，以明治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为滥觞，汉文“小说”这一文类逐渐被作为“ Novel”或“ Roman”之译词的“小说”所替代。文艺评论家小森阳一指出：

事实上，作为“Novel”或“Roman”翻译语的“小说”成为——以报纸为中心的印刷媒体的——主流文类的日本现代文学史，也是通过活字印刷而大量扩散的标准语写作对各地的口头传闻、古老故事施行彻底压制的历史。在同样被称作 “小说”的这一词汇中，上演着支配与被支配、特权化与压制的斗争，这一斗争史也正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历史。

坪内逍遥《小说神髓》

也就是说，此“小说”非彼“小说”，在概念的变迁背后潜藏着西方话语对东方的压制；而中岛敦通过《山月记》为曾作为东亚共有文体的汉文“小说”招魂的书写行为，正好与其时甚嚣尘上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剪除鬼畜英美”的话语相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山月记》可谓应时而生。随着日本与英美交恶，早在1941年7月，文部省教学局就颁发了《臣民之道》，要求铲除自由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等欧美思想的弊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社会更是掀起了一股排斥英美文化的风潮。南京汪伪政府为了向日本献媚邀宠，亦于1943年1月9日发布了所谓的《国府宣战布告》，声明“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随后南京新闻界、文化界分别召开座谈会，鼓吹反对英美思想。汪伪政府宣传部于1月12日通令停演美英影片，专映日伪影片。换言之，《山月记》能被《文学界》同仁认可，并被迅速译介到上海沦陷区，也是由于其文体的汉文格调契合了日本和汪伪政府的“国策”需求。

不过，《山月记》的情节内容却未必与这种意识形态诉求合拍。小说塑造了一位性格傲慢、执着于艺术的诗人，他事业受困，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屈从于自己所唾弃的高官，最终精神分裂，变形为虎。作品的叙事具有形而上色彩，指向现代人所蒙受的精神创伤。中岛敦的文学通常被认为是“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他那强烈而又过剩的自我意识”，“用现代感觉表达了对世界之恶的恐怖”。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后，日本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军国主义化的政府日渐禁锢民众的思想与自由，难以言喻的不安感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哲学家三木清在《改造》1933年第6期上推出论文《不安的思想及其超克》，对时代风向做出诊断，力图纾解人们心头的惶惑。也正是在这样的时期，中岛敦沉迷于帕斯卡尔的思想，企图借助这位宗教哲学家的力量，找寻令人窒息的时代的出口。而在《山月记》问世的1942年2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向战略进攻阶段，太平洋战争也在数月前爆发，日本法西斯为了将“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加强了对新闻报道机构及出版社的审查，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在集体噤声的时代，除了一部分体制的追随者之外，多数人被迫选择了沉默，在时代的狂潮里载沉载浮。中岛敦的小说是对这种沉默的曲折抵抗。《山月记》主人公的悲剧固然与其自大而又自卑的矛盾人格有关，但更源于他拒绝与体制合作的刚直个性。他虽然在“帝国” 主导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但又不甘沦为俗吏，一心要做自由的表达者——诗人。最终，作为背离体制的惩罚，李徵异化为虎，在自我分裂中苦苦挣扎。

李徵身上不但有中岛敦的影子，更有时人命运的缩写。主人公那沉痛的述怀，也正是在苦闷现实中作者本人悲怆的呐喊，对同时代的日本读者来说很容易感同身受。中岛敦的夫人回忆道：

丈夫平常从不在我面前谈论他写作的事。一天，他罕见地跑进厨房来，对我说道：“我写了一篇人变成老虎的小说。”我那时只是心想，人变成了老虎，这也太可怕了！但是后来每当我读到《山月记》时，就真的觉得在那只老虎的话里饱含着丈夫的感情，那老虎的叫声听起来简直就是丈夫在吼叫。

为了妻儿衣食而屈节的李徵获得了战时众多日本读者的共鸣，但其苦涩的选择也正好为《风雨谈》的文人们提供了一种自我辩解的借口。柳雨生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落水”作辩解时曾说“为了家庭的负担，只得勉强应允，担任了伪宣传部编审之职”；陶亢德同样声称“为一家老小生活计挂了一个伪组织报刊的空名，却可以被人骂得体无完肤，而且祸延子孙”。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许正是《风雨谈》选择刊登《山月记》译文的一个原因。

中岛敦的遗作《李陵》中译本也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由太平书局出版的。中岛去世后，深田久弥将《李陵》整理出来，发表在1943年7月号的《文学界》上。尽管是在战时，小说仍然在文学圈引起轰动。草野心平回忆说：

我是在昭和十八年（1943年——笔者注）七月号的《文学界》上读到《李陵》的，读后十分激动。我以电光石火般的速度决定由太平书局来出版它。从翻译、印刷到出版，不到一年时间。以当时的太平书局而言可谓神速。尽管有取材于中国的古老故事这一有利因素，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非常优秀，也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我。万幸的是被翻译成中文的《李陵》在一部分人中间受到了好评。

如此看来，正是草野心平一手促成了《李陵》在中国的出版，他的这一发言也再次证实了他在太平书局的地位。太平书局将中岛敦的《李陵》与他的《子路》《斗南先生》《山月记》《狐仙》《文字祸》《木乃伊》等其他六篇小说一起结集为小说集《李陵》出版，译者依然是此前翻译了《山月记》的卢锡熹。卢在该译本的前言中称：“朋友们怂恿我翻译中岛敦底作品，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读了一遍，也觉得很值得介绍，但为了种种原因，我一直踌躇着没有贸然动笔。” 作为译者，卢锡熹也高度认同中岛敦文学的价值，只是他的话颇有些耐人寻味：究竟是什么人“怂恿”他翻译中岛敦的作品？他为何“一直踌躇着没有贸然动笔”？这些都不得而知。总之，这本译集几乎囊括了中岛敦文学的全部精华，不难看出草野等人利用中岛敦的中国题材作品来大做文章的意图。

《李陵》是中岛敦的遗作，主要内容在他去世之前已经完成，但仍处于细节推敲阶段，连标题都还没有，后经深田久弥的整理才得以问世。深田回忆说：“因为草稿上没有题目，我就临时给它定了个名字叫作《李陵》。我想尽量不加入我的主观想法，选择了这样一个平淡的题目，也不知道是否与故人的想法一致。” 由于小说题目并非中岛敦所拟，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作家的本意，也无从确定众多的出场人物中究竟谁才是小说的主人公。评论家荒正人认为“虽然［作品］以李陵、司马迁、苏武为题材，但故事是以李陵为中心来展开的”，但是后来的学界对此观点多持否定意见。比如，渡边一民着眼于“被汉帝国排除”这一共性，认为主人公应该是李陵和司马迁二人；胜又浩则强调“《李陵》的主人公并不是众多出场人物中具体的某位，由他们所编织起来的对比性的关系才是真正的主人公”。《李陵》一作不仅蕴含着“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这样的二元对立结构，同时还叠加了诸如“帝国”“天道”“战争”“历史书写”等重大主题，在此复杂情境下，对于主人公的不同界定势必会导致对小说主题的不同解读。本文也认为在《李陵》中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主人公，读者需要在诸多登场人物的关系中把握其主题。小说中，相对于向来为论者所注重的司马迁，苏武是一个更为关键的人物。对李陵而言，苏武是他面前的一面镜子：

无论说到什么，总是会一件一件想到自己和苏武底过去的对比，虽然不至那么显明地想到，苏武是义士，而自己是卖国贼那个程度，但是在苏武底由于多年森林、旷野、和河川的沉默所锻炼出来的严肃之前，对于为自己底行为辩明的唯一的苦恼，就不得不感到被毫不留情地压倒着。

如论者所言，中岛敦“令人信服地写出了李陵在面对苏武时所尝到的败北感”。为大汉帝国持节十九载的苏武的形象，在汉代以降的中国正史中被屡屡提及，还被演绎成“苏武牧羊”这样的故事代代相传。而投降匈奴的李陵，作为汉民族的背叛者被长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受这种史观的影响，苏武故事作为美谈在日本流传甚广，而李陵则受到忽视。十世纪初成书的《菅家文草》及《和汉朗咏》中便有对李广的赞词，但对李陵却不着一字；《平家物语》中的《苏武卷》历来脍炙人口，然而该书也没有提及骁勇善战的李陵。

结合中岛敦创作《李陵》的1942年前后的时局，不难明白作者的用心：“那是‘不要活着受虏囚之辱’这一战争训诫被普遍视为国民义务的时代。”中岛敦的《李陵》正是针对这般精神风土，基于“革命性的意识”发掘出李陵的形象，“将其抛给战时的国民，向他们发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帝国尽忠已成为国民的绝对义务，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小说里的苏武仿佛作为纯粹忠义之士的化身浮出地表，李陵则成为衬托其纯粹性的反面注脚。但是中岛敦并不认可“纯粹”的苏武，反而对处于分裂状态的李陵寄予无限的同情，将他塑造为有血有肉的焦点人物。在中岛敦看来，对纯粹性的追求恰恰也意味着对某种绝对价值的张目。在“大东亚战争”的背景下，对苏武形象的极度纯化，意味着强化“日本精神”“大和魂”等价值观的绝对性，而《李陵》则试图消解这种绝对性，正因如此它才会被视为“一部反时代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对‘战争’及‘军国体制’的一种隐秘的抵抗”。中岛敦对绝对价值观保持着高度的警觉，自觉地抵抗着此类观念对思想的麻痹，他曾在一篇小品文中呼吁：“文学若要发挥其功效，就要对‘忌讳思考’这种疾病起到防腐剂般的作用。而这种忌讳思考的疾病……或者就隐藏在我们强大的外表之下。”

然而，中岛敦这种与时局相悖的抵抗态度，在柳雨生、陶亢德那里被剥离掉了。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结束后不久，柳雨生便写出了访日游记《异国心影录》，文中对菊池宽的小说《超越恩仇之外》大加赞赏，丝毫不掩饰对日本的好感与憧憬；而他所认同的“超越恩仇之外”的中日关系，并非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的大同模式，在日本步步鲸吞中国的危急时刻，这种认识是以承认日本民族的绝对性为前提的。同时柳雨生又抛出另一篇访日随笔《海客谈瀛录》，谈及他对日本抱有的殷殷乡愁，并公然为“大东亚共荣”张目，声称中国“奋勉兴复”的机会就在此一举。正是在此类话语的包围中，中岛敦《李陵》本身的反战性和批判性遭到了遮蔽，在中日文坛相关人士的合谋下，小说仿佛成了柳雨生等落水文人自我正当化的注脚。

中岛敦《李陵》书影

关于李陵降敌一事，《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有如下记载：“陵军……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者四百余人。”《汉书·李广苏建传》中也有类似内容：“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此外，李陵《答苏武书》一文也提到：“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 这进一步坐实了他主动投降匈奴的事实。然而，中岛敦对于李陵降敌一事进行了大胆的改写：

他重新执起戟，再奔入乱军之中。在灰暗里不辨敌友的乱斗中，李陵底马竟给流矢射中，向前跪了下来。当他正要提起戈向前面的敌人刺去的时候，突然后脑竟先着了从背后袭来的重重的打击，他昏迷了。胡兵们都层层地围拢来，预备把从马上摔下来的他生擒过去。

在中岛敦笔下，李陵是在战斗中失去意识时被匈奴兵活捉，而非主动投降。这就颠覆了李陵作为降将的形象，大有为其正名的意图。然而，《风雨谈》的柳雨生等人却恰好可以从小说对李陵的辩护中，为自己的落水找到开脱的旁证，这或许也是《李陵》能顺利登陆沦陷区文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岛敦去世后，他的好友、评论家中村光夫最早撰文介绍了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在这篇评论中，中村光夫也提及了《风雨谈》翻译介绍《山月记》一事：

听说中岛敦的作品被介绍到上海，博得了好评。对他生前的好友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为他的去世感到惋惜。故人听到这个消息想必也很高兴吧。尤其是在我国文坛，对中岛小说的评价还很难说已有定论，所以，这种意想不到的评价的出现，会给他多么宝贵的自信心和勇气啊！据说，中岛的小说最早被译成中文、且获得好评的是《山月记》，这在各种层面上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针对中村光夫的这一看法，作家武田泰淳提出了异议：

中村光夫氏是中岛敦最好的理解者。他在《批评》杂志上发表的中岛论，我读了三遍，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其中似乎有两三处错误。比如，他认为《山月记》在中国颇受欢迎，这恐怕是弄错了。无论是从出版了中岛敦作品集的上海太平书局的性质来看，还是从我在前面提到的［中岛敦文学的］长处来看，这样的译介都会对中国的读者起到相反的效果。所以，中村的看法是错误的。

武田泰淳于1944年6月到国策机构“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担任编译工作，与草野心平、柳雨生、陶亢德等中日文人多有往来。另外武田与河上彻太郎曾是《批评》杂志的同仁，河上1944年11月来上海时也经常与武田一起活动。如是说来，武田泰淳当然非常清楚太平书局的性质，更清楚那个时代的多数中国读者不会对太平书局和《风雨谈》煞费苦心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抱有任何兴趣。从事后来看，武田泰淳的判断是准确的。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风雨谈》杂志社和太平书局随之烟消云散，那些罔顾民族情感而精心炮制出来的日本文学译作也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中。从那以后，中岛敦作品在中国沉寂了半个多世纪，鲜为人知，再次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则是近二十来年的事。这当然不是中岛敦之过，他只是偶然成了那场文化侵略事业中的译介对象，是由各种势力所交织起来的关系网络中的祭品。

本文旨在厘清上海沦陷时期《风雨谈》杂志及其母体太平书局通过翻译出版日本文学作品来服务于日本文化殖民侵略的事实，也整理了柳雨生等人与汪伪政府及日本文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过，客观地说，尽管《风雨谈》巧妙地输入了不少日本文学译作，但刊载更多的还是中国文人的作品，这些原创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在文化遭受严重破坏的上海沦陷区一定程度上赓续了中国文学的薪火。上海沦陷后，众多新文学家们撤退到大后方，而填补了这一空缺的是传统的通俗文学。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等“鸳蝴派”作家迅速复活，集结在《风雨谈》的周边，谭正璧、苏青、丁谛、谭惟翰、予且等新晋作家也加入其中，联手推进了上海通俗文学的繁荣。尤其是苏青的《结婚十年》、谭惟翰的《夜阑人静》等长篇小说，一经推出便引起了轰动。诚如论者所言：“沦陷区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当推通俗小说的繁荣和进步。”在这一过程中《风雨谈》杂志的确发挥了作用，此外太平书局出版的其他文学书籍也推动过上海沦陷区文学的发展，对这些历史事实应该给予承认。但是，仍然需要反复强调的是，不能因此就片面地夸大《风雨谈》和太平书局的功绩，更不能忽视其服务于日本殖民侵略的根本性质。

《风雨谈》第一期书影

与此同时，在批判性地研究柳雨生、陶亢德等落水文人时也不能简单地预设某种道德制高点，而需要在生动的历史语境中把握问题所在。柳雨生曾一度成为上海沦陷区文坛的风云人物，而他的失足，既有个人伦理缺失的原因，也与时代暗流对个体的强势挤压有关，只有完整呈现这种复杂的过程，才能达成更深刻的批判。有研究者认为，柳雨生之所以创办《风雨谈》，是由于他意识到自己在泥沼中陷得过深，试图脱离政治而在文坛上有所建树。换言之，他试图用文学来建起一道躲避政治的防火墙，实施自我救赎；然而这一企图被历史大潮击得粉碎，他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柳雨生一生敬仰周作人，而关于周氏落水附敌的惨痛经历，有学者这样论述：

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耻和痛，也揭示和牵扯着新旧文化、新旧道德、现代和传统社会转型、国民和个人伦理建设等诸多内容。汉奸如何裁判的问题，从法律层面看有其严格的规定，在政治层面也有其严峻的考虑，在道德层面更是一个涉及伦理和实践的极境判断。

这一论断对柳雨生、陶亢德等人也同样适用。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异文化间的沟通，然而与荒诞的政治联姻的翻译行为必然会遭到历史的唾弃，当事者的立场与灵魂也终将接受后世的拷问。对于这样为意识形态所利用的文学翻译行为，只有秉持客观而全面的立场，才能烛照人性与历史的暗部，呈现出最真实的历史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