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士兵，为我国送来了10万发子弹

1933年的东北大地，寒雾像一块浸透了悲凉的幕布，低低地压在连绵的山岭和萧瑟的林莽之上。风穿过光秃秃的树梢，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诉说这片土地上正在遭受的苦难。伊田助男坐在军用卡车的副驾驶座上，军靴碾过车厢底板的冰碴，发出细碎的声响，却盖不住他胸腔里那颗剧烈跳动的心。

他本是日本北海道一个靠着北海道渔场讨生活的渔民之子，父亲在一次风暴中葬身海底，母亲独自将他和妹妹拉扯大。两年前被征召入伍时，征兵官拍着他的肩膀说“为天皇尽忠是武士的荣耀”，可当他随部队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些被粉饰的“荣耀”便在漫天的血色中碎成了齑粉。他忘不了第一次进驻村庄时，看到的是被焚烧的草屋冒着黑烟，路边倒着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嗷嗷待哺的婴孩；忘不了军官狞笑着将刺刀捅进孕妇的腹部，鲜血溅在他的军裤上，烫得他几夜无法安睡。那些被灌输的“大东亚共荣”，在他亲眼所见的烧杀抢掠面前，不过是包裹着罪恶的糖衣。每个深夜，他都会躲在营房的角落，用石子在地上画着家乡的渔港，泪水混着悔恨，浸湿了军装的领口。

这一天，部队下达了运送弹药的命令——10万发子弹，要送往临江前线，支援那里正在进行的“围剿”。当伊田助男看到仓库里码得像小山一样的子弹箱时，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这些冰冷的金属，将要射向那些和他父亲一样朴实、和他妹妹一样无辜的中国人。一个念头像火苗般在他心底窜起：不能让这些子弹成为杀人的利器。

清晨出发时，车队共有五辆卡车，伊田助男和另一名士兵负责最后一辆。他故意放慢了车速，让自己的车落在队伍末尾，与前面的车辆拉开了一段距离。副驾驶座上的士兵是个刚入伍的新兵，一路上都在哼着日本的民谣，对伊田助男的异常毫无察觉。当车队驶过一道山梁，进入一段密林环绕的公路时，伊田助男深吸了一口气——就是这里。他猛地从座位下抽出一根早就准备好的木棍，用尽全力砸向副驾驶的后脑勺。新兵哼都没哼一声，软软地倒在了座位上。伊田助男迅速将他拖到后座，然后跳上驾驶座，猛打方向盘。卡车在雪地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弧线，调转方向，朝着与车队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车窗外，树木飞速倒退，他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比发动机的轰鸣还要响亮。

一个小时后，车队抵达中途休整点，日军军官清点车辆时，发现最后一辆不见了。“八嘎！”军官的怒吼划破了寂静，“肯定是伊田那个家伙！快追！”凄厉的警报声在山谷间回荡，三辆卡车立刻掉头，循着轮胎的痕迹追了上来。

后视镜里出现了追赶的车灯，伊田助男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看了一眼路边茂密的原始森林，猛地一打方向盘，卡车冲进了没膝的积雪中，朝着森林深处开去。树枝刮擦着车厢，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是在为他指引方向。他将车开到一片隐蔽的洼地，跳下车，捡起一块巨石，狠狠地砸向发动机。“哐当”一声，机油混着黑烟冒了出来，卡车彻底熄火了。

做完这一切，他靠在冰冷的车厢上，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和半截铅笔。寒风掀起他的衣角，他的手冻得有些僵硬，却一笔一划地写着，每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送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把纸条仔细地折好，放进胸前的口袋里，那里贴着他的心脏，还带着一丝体温。

他抬头望了一眼灰蒙蒙的天空，仿佛看到了家乡的海。然后，他缓缓拔出腰间的手枪，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对不起，母亲。”他用日语轻声说着，“对不起，妹妹。”接着，他闭上眼睛，扣动了扳机。枪声在寂静的森林里响起，惊起了一群飞鸟，盘旋着冲向天际。

三天后，一支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巡逻时发现了这辆卡车。战士们撬开冻住的车门，看到了后座昏迷的日军新兵，也看到了倒在车旁的伊田助男。当从他胸口摸出那封遗书时，队长用冻得通红的手指展开纸条，一字一句地念着。寒风中，战士们都沉默了，有人摘下了帽子，有人抹了抹眼角——这个敌人，却做了比许多同胞还要勇敢的事。

那10万发子弹，成了游击队的“及时雨”。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日军对游击队发动了七次大规模围剿，正是靠着这些弹药，战士们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在弹尽粮绝的边缘活了下来。他们在战斗中总会想起那个陌生的日本士兵，每次扣动扳机，都会在心里默念：“我们在瞄准法西斯，你看，我们做到了。”

岁月流转，72年的时光像长白山的积雪，覆盖了曾经的硝烟。2005年，汪清县在修建烈士陵园时，人们想起了这个特殊的名字。当年的游击队战士早已白发苍苍，却还记得那封遗书上的字迹，记得那辆卡车旁的雪地上，曾有过一滩染红了白雪的血迹。陵园里，一座新的纪念碑立了起来，上面刻着“伊田助男 抗日烈士”，旁边用中日两种文字刻着他的遗言。

如今，每当有人来到纪念碑前，都会看到碑前摆放着的一束束白色的菊花。风穿过陵园，仿佛还在诉说着那个故事——一个普通的日本士兵，用生命撕开了战争的黑暗，用勇气点亮了人性的光芒。他的名字，不该被遗忘，因为他证明了：无论国籍，无论立场，正义与良知，永远是人类共有的勋章。